——談古論今話管理之八十二
蘇洵少年時好玩，青年時發憤讀書，進入汴京後，其文章轟動朝野，名聞天下。
宋代時，四川眉山了三位大文豪，皆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而這三位大文豪出自一家，是父子，即蘇洵、蘇軾和蘇轍，合稱“三蘇”。
蘇洵畫像
蘇洵是蘇軾和蘇轍的父親，相傳，蘇洵在年少時並不喜歡讀書，或許是因為家庭條件優越，衣食無憂，他又是三兄弟中最小的，比較喜歡玩，遊山玩水是他最喜歡做的事，直到二十七歲時，蘇洵才開始發憤讀書。而且，他一勤奮起來，便非常刻苦，他閉門苦讀十多年，讀書時的專注超乎常人。據說有一次他在讀書時，他夫人進了書房，拿來了粽子和糖要給他吃，粽子和糖放在他書桌上，蘇洵一邊讀著書，一邊拿著粽子沾沾著硯臺裡的墨汁吃了，後來，他夫人進書房來，便發現了蘇洵嘴唇上全是墨汁，蘇洵讀書讀得太入迷了，墨汁被他當成了糖。
蘇洵之所以能在二十七歲時突然發憤讀書，這與他的夫人程氏對他的勸諫有關，他夫人是大家閨秀，熟知詩書，在蘇洵樂於遊玩時，家裡都是由他夫人在教育孩子，程氏屢勸蘇洵要勤讀詩書。後來，蘇洵的母親去世了，蘇洵的二哥針對蘇洵喜歡遊山玩水的特點，讓蘇洵寫文章讚美山水勝景，蘇洵要動筆時才發現自己文筆很難將遊山玩水的感受清楚地表達出來，這促使他開始認真讀書；之後，蘇洵的二哥又讓蘇洵編寫家譜，蘇洵發現了蘇氏祖輩們的賢達和輝煌，才深切感到自己不讀書是愧對祖先。這激發了他讀書的決心，於是，蘇洵開始發憤苦讀。
蘇洵畫像
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蘇洵帶著兩位兒子蘇軾、蘇轍進入汴京，在汴京他們拜訪了翰林學士歐陽修，蘇洵把自己所著的《權書》《衡論》《幾策》等文著拿給給歐陽修看，歐陽修在讀了他的文章之後，大加讚揚，認為蘇洵之才略可與賈誼、劉向等相媲美，於是，歐陽修便向朝廷隆中推薦了蘇洵。因為歐陽修在當時文壇的地位十分顯赫，他對蘇洵的讚揚一經傳出，一時轟動京師，當時公卿士大夫爭相傳誦，蘇洵立即名聞都城。
嘉佑三年（1058年），仁宗召蘇洵到舍人院參加考試，蘇洵或許擔心失敗，推託生病，不肯應詔。嘉佑五年（1060年），蘇洵經宰相韓琦的奏請，被任為秘書省校書郎，開始邁向仕途。
蘇洵不僅熟讀詩書，而且頗有政治抱負，他對政治時事高度關注。他著書立說不僅僅是為了顯示其文學才華，而是富有創見地提出自己的治政策略，他積極“言當世之要”，將他總結歷史經驗所得出的策略“施之於今”。
蘇洵寫過《上皇帝書》，寫過《衡論》等直接論述當時政治主題的爭論文章，積極提出他的政治革新主張。
他提出了各種治政策略和建議，比如，在國家治理方面，他強調必須“審勢”，必須“定所尚”，主張順應發展趨勢採取政治策略，不要守舊而固封；再如，在治政策略方面，他主張“尚威”，強調要加強吏治，破苟且之心，去怠惰之氣，以激發天下人之進取心，促使王朝振興。
蘇洵雕像
蘇洵有敏銳的政治眼光，深知當時的社會現實，並且，他善於從歷史過程中去總結經驗，借鑑歷史上的政治得失，並用之於他的策略建議之中。在蘇洵的政論文中，包含有深刻的政治、軍事謀略，有些觀點切中了當時的時弊，震耳發聵；有些觀點非常深刻，具有持久的影響力。
蘇洵是古代政論文的頂級高手，他的文章論題集中，推論嚴密，極具說服力；他的文章語言鋒利，縱橫恣肆，雄辯滔滔，十分氣派。大文豪歐陽修贊蘇洵的政論文“博辯宏偉”，稱蘇洵的文章“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大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評論蘇洵的文章是“指事析理，引物託喻”，“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蘇明允哀詞》）。蘇洵對自己的文章也很自信，他在《上田樞密書》中自贊其文章為兼得“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
細讀蘇洵的文章，確實能感受到其語言古樸簡勁、凝鍊雋永，同時，又善於鋪陳排比，精於妙用趣喻。能感受到其文章風格氣勢恢宏，同時又富有變化，能以其富有氣勢的魅力來征服讀者。
關於作文主張方面，蘇洵反對浮豔怪澀的時文，提倡向古文學習，他強調文章要“得乎吾心”，抒發“胸中之言”，主張文章應“有為而作”，能“言必中當世之過”。萎靡不振，或驚豔浮誇，皆是他所討厭的，他屬於那種勇於抒發豁達胸襟的有作為的大文豪。
蘇洵的《權書》是宋代謀略方面的重要代表作，是大文豪的深刻謀略書。
蘇洵對科舉考試並不是那麼熱衷，有十多年時間他託病拒考，而這一段時間是他撰寫重要的爭論文的時候，他寫了《幾策》《權書》《衡論》《六經論》《洪範論》《史論》等一系列重要的著作，這些著作使他成為蜀中蜚聲遐邇的學者，也成了古代著名的散文家。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蘇洵呈送給歐陽修看的文章有二十二篇，其中，包括《幾策》二篇，《權書》十篇和《衡論》十篇，而這些文章很快在都城傳誦，引起了朝野士人和官宦的重視。
《權書》在蘇洵的著作中佔有重要地位，它集政治謀略、兵學韜略和歷史治鑑於一體，全書分十篇，其觀點迥異於古人、超絕於時俗，十分新穎。能看得出，蘇洵的政論文敏銳而深刻。
蘇洵在《權書》的序言中，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即講仁義與論兵法的問題。他認為，信奉儒家學說的人常常拒絕討論兵法，因為在這些儒者看來，仁愛、正義的軍隊是靠仁義道德來取勝的，而不是靠軍事韜略和戰略戰術來取勝。
蘇洵認為，如果信奉儒家學說的人不討論兵法，如果仁愛、正義的軍隊不重視戰略戰術就能取得勝利，那麼，周武王為什麼要用姜大公的計謀？而且，周武王率領著仁義之師，在牧野之戰中至少是經過了七次戰鬥才取得勝利勝，這是為什麼？顯然，兵法是起作用重要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對於獲勝具有重要意義。
蘇洵是一位學者，是一位政論家，雖然他沒有帶過兵，但是，他對於兵學的研究是很深入的，在《權書•孫武篇》中，他仔細地將孫武與吳起作了比較，在他看來，孫武的書“語言精煉而意思詳盡”，天下所有的兵法均可在其中找到淵源，但是，在實戰中，孫武也不是每戰必勝的，最後，他經歷了失敗；相比來說，吳起在兵學、兵書上顯然不及孫武，但是，吳起則是常勝將軍，在吳起的軍事生涯中，幾乎沒有打過敗仗，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兵學理論也不能全信，兵學必須在實戰中靈活運用，方能有助於指揮戰爭的將軍取得勝利。
《權書》當然不只是討論軍事韜略，同時，《權書》還闡述了為官的權變策略，講官場的應變之術；此外，《權書》還討論政壇的新策略，提出如何在官場上進行求新應變，革舊鼎新；還有，《權書》非常重視對歷史上的政治軍事經驗進行總結，並把總結的理論應用於對時政的建議中。簡而言之，《權書》討論的是官場的權謀，戰場上的韜略和處世的謀略，它集用權、用兵和用謀於一體。
《權書》包含著豐富謀略思想：
比如，在修心方面，強調“為將之道，先治其心”，主張將領要剛柔相濟，修心八德，外圓內方，立志勵己等。
在權變方面，建議為官者要善於恪守中庸、明強服眾、仁義勤謙，能妥善處事，通達為人。
在知人方面，強調要因材用人，用其所長；對人才，疑了便不用，用了便不疑，只有信任人才，才能得到人才的信任。
在求賢方面，強調要注意觀骨察深，要辨識其雅正，要德才並重。求賢，德不可忽視，才更不可忽略。
在納士方面，強調廣納賢良、禮賢下士，強調要量才授官。
在將兵方面，強調要善於用術馭將，要樹威嚴令，更要誠待士卒。
在攻守方面，強調要隨機應變、知己知彼，要見機行事、因地制宜。
在民本方面，強調以仁治世、心憂天下，強調要採言納諫，並能以“民本”的理念來治國。
在法令方面，強調要定規約法，要以法治世，並要體恤民情，堅持法必順民的原則。
在除弊方面，強調要揚善去惡、察考政績，要正官避財、去除惡習。
《權書》中的《六國論》是古代政論文中的頂級名篇，是對歷史經驗的極為可貴的總結，其中，包含著至今仍值得借鑑的極為重要的劃交謀略。
六國論
蘇洵在《六國論》中，提出了六國滅亡“弊在賂秦”的精闢論點，並對這一論點進行了極有說服力的周密論證。文章所論的戰國的歷史，而所諷刺和批評的是宋王朝的對外政策，
作者借古諷蘇洵時的“今”，抨擊宋王朝對遼和西夏的屈辱政策，嚴厲告誡北宋統治者要吸取六國滅亡的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六國存亡是宋代倍受關注的政治話題，“三蘇”父子皆有文章論述六國存亡的問題，相比之下，蘇洵論六國與秦的存亡關係時，其論點比他的兩個兒子蘇軾、蘇轍的論文更具有當時的現實意義。
蘇軾的《六國論》主要是把六國久存而秦速亡作了對比分析，強調了“士”在重要性，認為秦初期變強是因為重視客卿，而吞併天下之後，認為客卿無用，對客卿不重視了，所以速亡。相反，六國諸侯卿相都爭相養“士”，這成了六國久存的原因。因為六國把“士”養起來，百姓想造反沒有帶頭人，國家就安定了。
蘇轍的《六國論》則主要是針對六國不免於滅亡的史實，指出其相繼滅亡的原因是不能團結一致，沒有共同抗敵，六國的滅亡是自己造成的。
顯然，蘇氏兄弟在探討六國與秦的存亡關係時，主要是從辨析歷史、澄清史實的角度去論述的，而蘇洵的論文大不一樣，論史只是手段，論宋朝的現實政治問題才是目的。蘇洵不喜歡停留在就史論史上，而是喜歡藉助於對歷史的分析來評論宋代的政治，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來闡述自己對於治政的建議。
蘇洵以賈誼自比，對於治政的建議才是他最喜歡做的事，他對於借古論“今”並不隱瞞，他說：“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跡。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好一個“施之於今，無所不可”（《上韓樞密(琦)書》），這顯然是借對於歷史的討論來抨擊當時的現實。
文章一開篇，蘇洵就亮出了論點：“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即是說，六國的滅亡，不是這些國家武器不鋒利，也不是仗打得不好，其根本弊端就在於一直用土地來賄賂秦國。
為什麼“賂秦”必敗呢？蘇洵認為：“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拿土地賄賂秦國虧損了自己的力量，這便是導致六國滅亡的根本原因。
而且，“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這就是說，不以土地來賄賂秦國的國家，因為有賄賂秦國的國家而滅亡了，其原因是不賄賂秦國的國家失掉了強有力的外援，很難獨立自保。所以說，其滅亡的原因亦在於賄賂秦國。
從秦國這方面來看，“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即是說，秦國除了用戰爭來奪取土地以外，還能得到諸侯國的土地賄賂，小的獲取邑鎮，大的獲取城池。因賄賂所得的土地比因戰爭獲得的土地要多出百倍。
所以說，“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顯然，秦國最大的欲求與與六國諸侯的最大的憂患，都不在於戰爭方面，六國祖輩們冒著寒霜雨露，披荊斬棘才得來了一些土地。其子孫們卻對之不愛惜，全都用來賄賂給他國了，就像扔掉小草一般，今日割掉五城，明日割掉十城，才睡了一夜的安穩覺，而明早一看，秦軍又來了。
這是非常可怕的：“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慾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諸侯的土地有限，而強暴的秦國的欲求永遠不會滿足，諸侯國賄賂的土地越多，秦國的侵犯就越急迫，這哪有完結的時候。
所以，經過分析之後，蘇洵得出結論：“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之下矣。”
即是說，六國和秦國都是諸侯國，六國的勢力雖然比秦國弱，但仍有不賄賂秦國而戰勝秦國的優勢，只是，六國沒有這麼做，所以滅亡了。倘若一個大國，不抗爭、不敢與敵作戰，而是跟六國一樣，一味賄賂強國，那就連六國都不如了。
這一結論是非常嚴厲的警示，其實，是很有針對性地在抨擊蘇洵所處的北宋王朝統治者，當時北宋王朝統治者與蘇洵所分析的六國諸侯像極了，也是一味求和、賄賂土地。六國“賂秦”，而北宋王朝對遼和西夏也是採取屈辱政策，蘇洵論六國敗亡，就是在嚴厲告誡北宋統治者要吸取六國滅亡的教訓。
明代著名學者何景明在談蘇洵的文章時說：“論六國賂秦，其實借論宋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謂深謀先見之識矣。”何景明的這一觀點是很正確的，蘇洵確實是在抨擊北宋王朝統治者“賂契丹”而導致國敗亡之事。
當時北宋統治者的政策就是屈辱的政策，宋太宗趙光義曾說過：“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推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為可懼。帝王合當用心於此。”（《續資治通鑑長編》，“淳化二年八月”條，引宋太宗趙光義語）這種視外憂為小事，而把內憂看成大患的治國策略，其實就是投降、屈辱的政策，是註定要失敗的。
蘇洵非常敏銳地看到了北宋王朝統治者屈辱求安的心思，知道這不但不能止住外患，而且也會加深內患。所以，他非常明確地提出：“天下之計不如勿賂！”（《機策·審敵》）
北宋王朝統治者確實如蘇洵所說的，“苟以天下之大，下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雖然說蘇洵所看到的不一定說是六國滅亡的主要原因，因為現實的歷史狀況是：六國滅亡不要的並非“賂秦”，而是保守而不變革，是不能堅持“合縱”，沒有能有效地抵抗秦國的“連橫”，敗於秦國的遠交近攻策略。
但是，蘇洵的《六國論》對於“賂秦”的揭露和分析，深刻得指出了以土地賄賂強國的巨大弊端以及必敗的事實，他說的雖然是戰國時六國與秦國的故事，但蘇洵並非就事論事，並非就史論史，而是借題發揮，借古諷“今”（北宋王朝），蘇洵的根本目的不在於總結六國滅亡的教訓，而在於通過論六國“賂秦”而亡的事實來嚴厲警告宋朝統治者，勿蹈六國滅亡之覆轍。在蘇洵看來，賄賂是沒有用的，永遠無法填滿秦國無休止的慾望，面對強敵，最需要的是硬懟與抗爭，蘇洵在警示北宋王朝統治者，一味屈辱，國必亡。
蘇洵《六國論》所提出的這一觀點，至今仍值得重視和借鑑的，對於貪婪的敵人，賄賂是沒有用的，只有硬懟，才是取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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