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醫生,在我得了癌症之後,我該如何對待治療?

導讀

毫無希望的搶救,這是一種生者的表演,你不是在為這個病人著想的,因為病人沒有這個感覺了,你是在表演你的孝順。

作為一名醫生,在我得了癌症之後,我該如何對待治療?

作為一名醫生,在我得了癌症之後,我該如何對待治療?

圖源 | @藍莓醫生

這是@藍莓醫生分享的一個醫生的故事。他從一個醫生的角度,冷峻客觀地告訴了我們一個道理:科技發展到今天,醫生面對最大的問題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不得“好死”,這可能是現在最容易被我們忽略的幸福難題。如果治療只是延續痛苦,重症監護還有何意義?

這位醫生的“另類”臨終做法,其實正是國外許多醫生的選擇。

2011年,美國南加州大學副教授穆尤睿,發表了一篇轟動美國的文章《醫生選擇如何離開人間?和我們普通人不一樣,但那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方式》。

文章指出,很多美國醫生遭遇絕症後都作出瞭如上面醫生類似的選擇。醫生們不遺餘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當醫生自己身患絕症時,他們選擇的不是最昂貴的藥和最先進的手術,而是選擇了最少的治療。他們在人生的最後關頭,集體選擇了生活品質!

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裡說過,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

尼采也說過: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

至今我們都沒學會謝幕。“哪怕有1%的希望,也要用100%的努力。”這是醫生與家屬主流的意願。

就像電視劇,每一集演完,都告訴我們,不要走開,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後一集我們才知道,儘管主角很想活,可還是死了。病人不但受盡了罪,還花了很多冤枉錢。

有數據顯示,中國人一生75%的醫療費用,花在了最後的無效治療上。明知結局,卻不願接受,過度治療,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仍在接受創傷性治療。

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認為:“把死亡的權利還給本人,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要死得漂亮點兒,不那麼難堪;不希望在ICU,赤條條的,插滿管子,像臺吞幣機器一樣,每天吞下幾千元,最後‘工業化’地死去。”於是,她攜手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創辦了中國首個提倡“尊嚴死”的公益網站——選擇與尊嚴

。所謂尊嚴死,就是指在治療無望的情況下,放棄人工維持生命的手段,讓患者自然而有尊嚴地離開人世,最大限度地減輕病人的痛苦。

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一番搶救後,終於保住生命。但鼻子裡從此插上了胃管,進食通過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裡。胃管至少兩個月就得換一次。“長長的管子從鼻子裡直通到胃,每次換管子時他都被嗆得滿臉通紅。”長期插管,嘴合不攏,巴金下巴脫了臼。只好把氣管切開,用呼吸機維持呼吸。

巴金想放棄這種生不如死的治療,可是他沒有了選擇的權利,因為家屬和領導都不同意。每一個愛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哪怕是昏迷著,哪怕是靠呼吸機,但只要機器上顯示還有心跳就好。

就這樣,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他說:長壽是對我的折磨。

原上海瑞金醫院院長、中國抗癌協會常務理事朱正綱,2015年起開始,他在不同學術場合央求醫生們說,“不要輕易給晚期胃癌患者開刀。”

“現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醫院,首選就是開刀,然後再進行化療放療。就是先把腫瘤主體那座大山搬掉,再用化療放療把周圍小土塊清理掉。”朱院長說,“這種治療觀念已深植於全國大小醫院。其實開刀不但沒用,還會起反作用。晚期腫瘤擴散廣,轉移灶往往開不乾淨,結果在手術打擊之下,腫瘤自帶的免疫系統受到刺激,導致它們啟動更強烈地反撲,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術後很多幾乎都活不過一年。而現在歐美髮達國家很多都採用轉化治療,就是對晚期腫瘤患者一般不採取切除手術,而是儘量把病灶控制好,讓其縮小或慢擴散。因為動手術不但會讓患者死得更快,而且餘下日子都將在病床上度過,幾乎沒有任何生活質量可言。”

所以,朱正綱現在稱自己是“腫瘤醫生”。原因是外科醫生關注的是這次開刀漂不漂亮,腫瘤醫生則關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這有本質的區別。”朱正綱說。

2017年3月12號,即將步入80歲高齡的瓊瑤有感而發,於臉書上公開一封寫給兒子和兒媳的信。瓊瑤在信中這樣囑咐後輩:

第一,不論我生了什麼重病,不動大手術,讓我死得快最重要。在我能作主時讓我作主,萬一我不能作主時,照我的叮囑去做!

第二,不要把我送進加護病房。

第三,不論什麼情況下,絕對不能插鼻胃管。因為如果我失去了吞嚥的能力,等於也失去了吃的快樂。我不要那樣活著!

第四,同上一條,不論什麼情況,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種維生的管子。尿管、呼吸管、各種我不知道名字的管子都不行!

第五,我已經聲明過,最後的急救措施:氣切、電擊、葉克膜……這些,全部不要!幫助我沒有痛苦地死去,比千方百計讓我痛苦的活著,意義更重大。千萬不要被生死的迷思給困惑住!

這是一個生如火花的女作家對自己死亡的最終追求。梁文道這樣評價:“她對人的定義就是有能力,有智慧,有情感,能愛懂愛,要具備這些,他才是個人,失去這些,就只是個軀殼,那活不活著都無所謂了。”

瓊瑤之所以寫這封公開信,是因為在臺灣,擁有世界第一的加護病床密度、長期靠呼吸器維生人數。這樣的病人曾是美國的五至八倍。醫療科技日益突破,不斷挑戰大家對壽終正寢的想象,模糊生冥兩界,求生不能,求死也不得。腎臟衰竭,就洗腎;肝臟壞了,就洗肝;不能吃,就用鼻胃管灌食或從靜脈注射打營養針;不能呼吸就插管、氣切,再接上呼吸器;心跳停止,情況危急還可用ECMO。調查發現,逾五成醫師為避免醫療糾紛,實施無效醫療,加護病房的臨終前無效醫療,一年耗費35.8億元。平均每個長期依賴呼吸器患者一年的醫療費用,是一般國人醫療花費的二十九倍,需由三十四個民眾所繳的健保費來支付。當醫療變得商業化,生命尊嚴往往不如金錢實際。

就在瓊瑤公開信發佈兩年之後,臺灣通過了《病人自主權利法》,並已於今年1月6日開始實施。

根據《病人自主權利法》規定,具完全行為能力的意願人(20歲以上或已婚)可以透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的程序,與親友和醫療機構討論、溝通自己的善終意願,並簽署預立醫療決定,選擇自己在法定的五種臨床條件下是否接受、或如何接受醫療行為;同時也可以指定自己信任的人擔任醫療委任代理人,確保自己的善終意願在意識不清時仍能被貫徹。

卡曾斯說:死並不是人生最大的損失,雖生猶死才是。有不少業內人士,也期盼或呼籲,大陸也能儘快出臺《病人自主權利法》,允許我們尊重親人最終的選擇。

正如梁文道所言:毫無希望的搶救,這是一種生者的表演,你不是在為這個病人著想的,因為病人沒有這個感覺了,你是在表演你的孝順。不得“好死”,這可能是不容易被放上臺面來講的生死觀念問題。把死亡的權利還給本人,或許這才是真正愛他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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