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塔斯社報道，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艾略特·恩格爾10月7日表示，美國政府正在研究退出《開放天空條約》的可能性。如屬實，這將是美在撕毀《中導條約》後的再次“退群”。

按照美國人“功利主義至上”的傳統習慣，其有選擇性地“退群”並不奇怪。如今準備退出這個《開放天空條約》，更是早晚的事兒。為啥？因為從一開始，該條約就像一個童話版的國際寓言。締結條約的各方，也不過是“穿新鞋走老路”，註定了其命運多舛。

套用凱恩斯“節約悖論”的套路，就是：增加條約意味著約束行為，迫使軍火商減產，工人失業，最終儲蓄下降，造成投資不足，阻礙經濟發展，政府被迫“另謀出路”，轉移矛盾，“逼宮”條約解散。

看上去很美

風起於青蘋之末。“開放天空”的主意，最早是由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1955年7月召開的美、蘇、英、法四國日內瓦高峰會談期間向蘇聯提出的。

艾氏說，為了消除大規模突然襲擊的可能性（你好我好大家好），咱們（美蘇）應相互“關照”點兒，比如交換關於軍隊實力、指揮體系、兵力配置、武器裝備、軍事設施位置等資料，然後雙方互相“檢查作業”——

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

要知道，那時“檢查作業”的手段相當low，連偵察衛星都沒有。可以說，只有飛機是窺探他國境內軍事部署和活動的唯一途徑。不料這項提議卻被蘇聯當局大手一揮，毫無紳士風度地PASS了。其理由很簡單，“將使間諜活動合法化”。

其實誰都知道，所謂的“間諜合法”只是表面因素——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以蘇聯的戰略核力量為例，這是蘇聯當時少有可與美國抗衡的軍事力量。蘇聯及現在的俄羅斯，均視其為保證國家和軍事安全的最強力支柱，是國家地位和軍事實力的最重要體現。如此敏感似內褲的東東，怎可能隨隨便便置於敵方視野、暴露於眾目睽睽之下呢！

因此，艾氏之主張，看上去很美，但無異於與虎謀皮。退一萬步講，搞個所謂的“開放天空”條約，其實根本看不到、防不住，既自欺，又欺人，何必折騰呢！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85年，美蘇關係回緩。四年後，美國總統老布什再次舊事重提——建議北約、華約集團相互開放領空。

這一回，美國人把自己整得相當“高大上”，其理由也很“充要”：各國普遍希望在歐洲建立信任與安全關係，在歐洲提高透明度將降低軍事衝突的危險，“開放天空”將是建立歐洲新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利於推進和鞏固業已形成的國際開放趨勢。

也許是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老布什政府甚至將“開放天空”視為檢驗蘇美合作誠意的“試金石”。消息甫一傳出，一些東西歐國家立馬來了勁——只要“開放天空”，他們就可以不必花費鉅額經費建立自己的偵察和防禦系統。對於美國而言，“開放天空”也便於對華約集團的裁軍進行核查。

一石三鳥，可以說，美國人的這一手，跟當年蔣介石政府一手策劃的“重慶和談”頗為類似。

萬物有利有弊。對當時的蘇聯而言，“開放天空”也有必要——可實現包括對美國和加拿大進行空中監督之目的。

“交集”既已找到，“一拍即合”很快達成。1992年3月24日，歐安組織27個成員國在赫爾辛基簽署了《開放天空條約》。俄聯邦政府於2001年5月26日批准該條約。經所有締約國議會批准，該條約於2002年1月1日正式生效。

“非理性繁榮”

1996年12月，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華盛頓的例行演講中，用了個新詞——“非理性繁榮”，來形容股票投資客的行為。其實在我看來，這個“非理性繁榮”同樣適用於《開放天空條約》後的歐美加俄關係。

何出此言？首先，《開放天空條約》是第一個包括歐洲、美國、加拿大和俄羅斯亞洲部分的重大信任與安全措施的條約，其覆蓋範圍涵蓋了自加拿大溫哥華向東至符拉迪沃斯託克的廣闊空域。

根據條約，各締約國有權在其它締約國全部領空進行監視飛行。各締約國每年有義務接受的跨國界飛行次數為“被動配額”，飛越其他締約國領土的飛行次數為“主動配額”。

每個締約國有權決定在別的締約國上空飛行的次數，與別國在該國上空飛行的次數相等。即便一國無意按規定次數飛越另一國領空，後者仍可按規定次數飛越前者領空。

如果他國對飛越其領空不感興趣的話，只要徵得被飛越國家的同意，一國可將其“主動配額”中的部分轉讓給其他國家。不過在實際執行中，空中視察活動次數通常少於配額。畢竟，只有美俄兩國是“頭部玩家”，每年可檢2~4次，其他國家只要求1次OK。

簡言之，只要你有“金剛鑽”，那麼你就可以多“攬瓷器活兒”。如果沒有，要麼你轉讓，要麼你乾瞪眼，對著人家飛來飛去的飛機“睜隻眼閉隻眼”。

看看，這像不像一個童話版的國際寓言？

更搞笑的是，條約還煞有介事地規定，觀察飛機只能是固定翼飛機，且只能裝載4類傳感設備：地面分辨率30釐米的光學全景式和框幅式照相機、地面分辨率30釐米的實時顯示攝像機、地面分辨率60釐米的紅外單條掃描裝置及地面分辨率300釐米的合成孔徑雷達。

另外，進行觀察飛行的締約國在制定飛行計劃時，還須確定飛行高度。這樣規定的目的，就是使觀察飛行中所獲得圖像的清晰程度僅能識別軍事裝備，並不足以詳察裝備的技術信息和型號。此外，觀察飛行中不得蒐集對方的電磁波電子信號。被觀察國還可派兩名觀察員、1名測量員、1名翻譯搭乘飛機進行監督。

“上有上策，下有對策”，於是乎，當觀察飛機飛來時，相關地區的軍事基地就會保持無線電靜默，地面基地和軍事設施也會“喬裝打扮”一番。必要時，還會採取煙霧釋放和反紅外保護措施進行秘密干擾，甚至直接把軍事裝備撤走，等“老師”飛走了，再把真正的“作業本”鋪開。

如此規定和檢查，就好比某些領導下去視察一樣，路線固定，“群眾演員”配合好，大家“轟轟烈烈走過場，紮紮實實搞形式”，有嘛用！

不過，對於缺乏相關裝備或比較“高冷”的弱國來說，這樣的規定形同空氣——“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歡迎來拍，我啥都沒有，你開心就好。但對心懷鬼胎且有“硬貨”的美俄來說，這些規定必須這樣制定——“千呼萬喚看不見，猶抱琵琶半遮面”，要的就是這種“距離感”，這種“朦朧美”。

開放天空易，開放心胸難

“不患寡而患不均”，近年來，隨著美俄關係的持續緊張，俄偵察機在美國境內的飛行行動早已被美方視為心腹大患，如芒在背。

2016年，時任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的文森特·斯圖爾特表示，“從我的角度來看，這給了俄羅斯一個顯著的優勢。”2019財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提出，準備凍結與俄羅斯在《開放天空條約》框架內的合作，在美國總統向國會相關委員會提交證明以前，2019財年任何基金不得為《開放天空條約》框架內的發展和試驗提供資金。這進一步暴露了美國政客患得患失的心態。

10月8日，美國參議院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再次聯名呼籲，俄羅斯多年來“小動作”頻頻，一直在違反《開放天空條約》，從美國上空的監視飛行中獲益巨大，所以美國應立即“退群”。

科頓沒有明說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美國人已擁有無與倫比的天基偵察能力。也就是說，天空開不開放，“世界警察”照樣一覽無餘，根本沒有必要再花錢去別國領空進行效率低下的飛機偵察了。

那麼，美國人究竟強大到哪種程度了？以太空資源為例。事實上，對美國而言，問題早就不再集中於“太空是否是戰爭疆域”，而是“如何應戰”問題。特朗普成立太空司令部之舉，無疑扯下了“太空非軍事化”最後一層遮羞布。

在進攻性的“器”方面，典型代表如天地往返可重複使用的空天飛行器X-37B，正是美國未來太空作戰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技術的日臻成熟，已吹響了新一輪太空軍備競賽的號角，使得本應安寧平靜的太空變得不再太平。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確實已經不稀罕再在《開放天空條約》上燒錢了。我甚至想，如果搞個《開放太空條約》，也許山姆大叔會有點兒興趣。

如果說偵查能力是美國人的“矛”，那麼“蹺蹺板玩家”的另一方俄羅斯就一直在埋頭造“盾”。因此從這點看，自然天空開放容易，但心胸“天空”開放太難。以俄為例，儘管其國家安全戰略在總體上是防禦性的，但在自身及其盟友面臨的侵略威脅難以避免的情況下，俄羅斯不排除使用核力量進行預防式打擊以消除威脅。依靠戰略核力量實現非對稱制衡，達成“止戰”的戰略目標，這對於俄羅斯而言，可謂更現實、更高效的選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實現這一點，俄羅斯不僅要做到自己的“器”“能用、好用”，而且要使對手相信俄羅斯“敢用”，最終才能實現“管用”。

2000年，耶魯大學經濟系教授羅伯特·J·席勒把自己的一部新著起名為《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Exuberance）。他預言，美股正處在“非理性繁榮”的高點，股價很可能會出現拐點。如今，在《開放天空條約》締造的“非理性繁榮”中，作為這個“蹺蹺板條約”的兩頭，拐點已經出現：一個想走，一個專心操持“副業”，確實“隊伍不好帶了”。

如何“回正”

如今，在美國和北約不斷加大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力度、持續加強在俄羅斯西部和南部邊境附近的兵力部署和軍事基礎設施建設及羅馬尼亞、波蘭的陸基導彈防禦系統部署基本完成，歐洲導彈防禦體系日趨嚴密之時，不可否認，美國如果執意退出《開放天空條約》，不僅將進一步損害“盟主”形象，而且勢必大大疏遠對俄關係。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艾略特·恩格爾在給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賴恩的信中還指出，美國退出該條約不僅損害自身安全利益，還將對盟國造成傷害。

事實勝於雄辯。8月2日，美國正式退出作為核軍控條約基石的《中導條約》，俄羅斯隨即跟進退出。在這樣的安全環境中，儘管俄羅斯正受西方制裁、經濟增長乏力，但俄戰略核力量建設仍得到了較為充分的經費保障。

今年2月，普京在國情諮文中展示了7種超級武器，除“佩列斯韋特”車載激光系統，其他均可歸屬或可視為戰略核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薩爾馬特”井基重型洲際彈道導彈和“先鋒”陸基高超聲速導彈已開始量產，“海燕”核動力巡航導彈試驗成功，“波塞冬”核動力水下航行器已下水試航，“鋯石”高超聲速反艦導彈上艦裝備，“匕首”空射高超聲速導彈已實現戰備值班。按照蘇/俄製式武器設計傳統，“先鋒”“海燕”“鋯石”“匕首”導彈均為核常兼備型，可執行戰略級任務。

尤需警惕的是，長期以來，俄軍方將核武器視為一種“特殊”武器，“但武器就是用來使用的，這一點和其他的武器並無不同”。因此，在這種邏輯下，俄軍在“東方”“西方”“中部”“南方”等系列的大規模軍演中，戰略核力量都參加演習並實射了導彈。

2019年10月17日，俄羅斯舉行“雷霆—2019”大規模戰略核力量演習，實施了洲際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的實彈發射

目前，俄美於2010年簽署的《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為兩國之間目前唯一存在的軍控條約，但該“剎車”將於2021年到期，而且特朗普政府多次表示無意續約。屆時，俄美兩國關係將何去何從，如何“回正”發人深思。　　

天體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對人工智能充滿期待，同時也對其開發應用滿懷擔憂：“有益的人工智能可以擴大人類的能力和可能性，但失控的人工智能很難被阻止。所以，在開發人工智能時必須保證符合道德倫理與安全措施的要求。”若把人工智能換成人類戰爭，那就是“失控的人類戰爭很難被阻止”。

10月31日，美國國防創新委員會率先推出《人工智能原則：國防部人工智能應用倫理的若干建議》，這是對軍事人工智能應用所導致倫理問題的首次回應。這份報告為美國國防部在戰鬥和非戰鬥場景中設計、開發和應用人工智能技術，提出了“負責、公平、可追蹤、可靠、可控”五大原則。我覺得，這五大原則也可為人類戰爭特別是隱患極大的美俄關係提供借鑑。

“負責”原則的主要含義是，人是能動的、具有個人價值觀和情感好惡的責任主體，他們理所當然應為自己的決定和行為造成的結果負責。在軍事行動中，因為造成的後果可能具有毀滅性，所以“負責”應為第一原則。

“公平”原則是指，人人生而平等，約束性的條約也不例外。經濟學家席勒認為，應設立一個包含各種風險信息並能及時處理突發意外的數據庫系統，構成金融新秩序的物質基礎。在這個“超級大腦”的幫助下，可反映所有風險，並從此創造出新型金融工具。對國際關係來說，人類社會已經建成了這樣一個“超級大腦”——聯合國。但尷尬的是，美國政府是目前拖欠聯合國會費最多的國家。

至於“可追蹤”、“可靠”、“可控”原則，已無須一一贅述。

總之，我非常認可諾貝爾獎獲得者尤金·F·法瑪（Eugene F. Fama）在1970年提出的一個觀點。他認為，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競爭充分的股票市場，一切有價值的信息已經及時、準確、充分地反映在股價走勢當中。除非存在市場操縱，否則投資者不可能通過分析以往價格獲得高於市場平均水平的超額利潤。

地球是人類文明目前唯一可存續的載體，只有早日建成“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競爭充分”的國際新秩序，才可能構築永久性的人類和平。否則，當局部衝突熱度越來越高之時，恐懼就會日積月累，就容易造成區域性動盪。但在意外爆發之前，沒有人能夠定義意外。

悲劇往往在喜劇的高潮時刻出現，反之亦然。

作者 | 蔡運磊

排版 | 烏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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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退群 天空 艾薩克·阿西莫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