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蘇晶
“預計到2030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將高達70%,城鎮化增速將進一步趨緩，東部地區將快速提升，中部地區也將逐步趕上，東北地區城市化水平第二的地位將會被中部地區取代。”11月15日，在第四屆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政策·實踐論壇上，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國平如是說。
以上預測是李國平根據1949年之後中國的城鎮化發展曲線進行模擬得出的結論。同時，對比世界其他國家城鎮化發展經驗，他認為，當城鎮化水平達到70%之後，城鄉差距將慢慢縮小，東部、東北、中部和西部四個區域的城鎮化水平也將在達到70%至80%時收斂，即趨於平衡。
與世界上先行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城鎮化經歷了一個及其快速擴張階段——1978年，中國城鎮化率僅為17.92%，1995年達到29.04%，2018年為59.28%，增速最快的90年代初，年增速波動高達9.46%。目前，8億多中國人在城市生活，中國完成了迄今為止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
發展速度快，遺留的問題也多。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專家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昌智在上述論壇的致辭中指出，快速發展所積累的人群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城市發展不平衡、城鄉要素的流動不充分等問題仍將長期存在，“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的城鎮化進程遠未結束”。
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尹稚進一步解釋，中國城鎮化是一個獨特的議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步一個臺階串聯式發展起來的，先搞工業化，伴隨著城市化進程，城市化進行到後半程開始反哺農村，之後加入信息化等。 這些國家在每一個特定歷史時期可以集中資源和精力，就幹一件事。而“中國沒有這麼好的機會”，1949年之後，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並聯式前進，面對的問題和矛盾的複雜度高於一般國家。
決策層也意識到了問題所在，十九大以來，中國城鎮化工作開始進入追求以人為本、規模和質量並重的新階段。
特別是今年以來 ，縱深推進城鎮化建設的政策頻出：戶籍改革持續推進，城區人口5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政策放寬，中小城市落戶基本實現零門檻。同時，城市群作為新型城鎮化主體形態的輪廓更加清晰，國家發改委發佈《關於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促進市場要素自由流通的都市圈建設步伐加快。特別是，8月底，國務院批准浙江蒼南縣的龍港鎮設市，特大鎮設市取得突破。
可以發現，在新型城鎮化建設階段，中國政府正在一步步拆除制約城市內部、城市間、城鄉和區域發展的藩籬。
如同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在上述論壇上所說：“說到底，城鎮化就是一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
與此同時，尹稚認為，中國城鎮化雖然已進入下半場，速度放緩，但是基數依然很大，“還有兩三億的人口要轉變，相當於全美國的城市化人口”，市場前景依然非常巨大。
將有更多的“龍港”誕生
龍港設市是中國撤鎮建市的第一例。
2016年，陳昌智赴龍港調研發現，龍港鎮的經濟發展遠遠超過了很多縣級市的水平，2015年，當地人口超過44萬，全年地區生產總值達到227億元，財政收入也高達20.2億元。受限於鎮在管理權限、管理方式上的侷限，當地經濟增長潛力得不到有效釋放。
根據調研結果，陳昌智當時就提出鎮改市，並在中央召集的一次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發言指出鎮改市的必要。
根據陳昌智2016年收集的數據顯示，城市整體數量偏少，中小城市嚴重不足。美國城市化率從20%提高到50%期間，城市由392個增長到2722個，日本的城市化率從38%提到70%期間，城市從166個增長到652個，而中國，城鎮化率從31.91%提高到54.77%期間，城市卻從668個下降為654個，2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數量佔比僅為18%。
“和發達國家城市化的發展是離向的——城市化率越來越高，城市應該越來越多，我們反而在減少。”陳昌智說。
與此同時，中國超過10萬人的鎮有235個，超過5萬人的有882個（2016年統計的數據），特大鎮發展被束縛。
國務院批准龍港撤鎮設市，開了一箇中國曆史的先河，陳昌智認為，這預示著今後鎮建市會得到一定的發展。除了人口超過40萬這樣的特大鎮設市之外 ，在各方條件成熟的地方，一個特大鎮和兩三個鎮可以合併，設立縣級市。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主戰場，也是我國最大的內需潛力和發展動能所在。”陳昌智在上述論壇上說。
根本上是公共治理的挑戰
在薛瀾看來，撤鎮建市涉及到的不僅是優化區域設置，還有公共治理的問題。他認為城鎮化涉及三個核心詞，即理念、資源、治理。
理念是本質，城鎮化最重要的是人的全面現代化，不光是物質生活的改善，還包括思想觀念、價值追求、生活方式和知識結構的改變。
資源是城市發展的核心因素，城鎮化的過程是資源開發和優化的過程，包括物質資源、歷史文化、自然資源、人口和社會等。
當一個地方發展成為一個大城市之後，政府要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優化公共資源配置，必須有一個高效的公共治理。據此，薛瀾認為，中國城鎮化面臨的問題本質上是公共治理的挑戰。
目前，第四次工業革命來臨，中國處於新舊動能轉化期，在城鎮化治理過程中，知識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發展來說尤其重要。
薛瀾認為，技術的發展會導致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加速區域不平衡，導致人才資源和財富創造更快地向一線城市聚集，另一種可能是促進區域均衡合理發展，地方人才能夠將本地特有資源與全球流行的技術相結合發展。
問題的關鍵是地方能否聚集創新資源。不過，薛瀾研究發現，中國的知識基礎設施分佈極其不平衡。以知識型基礎設施最核心的高校為例，中國高校分佈東西差異並不大，但是在一個省級行政區域內，不同地區分佈差異大，超過50%的高校集中在直轄市和省會城市。
“中國很多二三線人口達到幾百萬的城市，沒有像樣的綜合性學校，這會影響第四次工業革命創新資源的傳播。”薛瀾說，目前，很多中小城市有師範院校和衛生院校，但是綜合性的院校基本沒有。他呼籲，國家需要關注沒有高等教育機構，或者高等教育比較薄弱的中小城市的高校建設。
實際上，目前，得益於信息基礎設施的普及，中國出現了一個新現象，即知識青年返鄉創業，相關數據顯示，2018年的返鄉回來的創業創新人員達780萬。
尹稚認為，這個數字跟“漂”在外面的好幾億農民工相比，能量並不大，但是是一個非常好的勢頭。
“城市規模越大，創新能力就是越強，達不到一定的人口密度，不可能產生創新的有效行為。” 尹稚說，但是，數字經濟不僅僅推動城市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推動中西部的高質量發展，特別是助推農村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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