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幗不讓鬚眉,冒名參軍為革命——1949貴州解放親歷者孔文娟口述實錄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暨貴州解放70週年。11月15日起,動靜貴州連續三天推出系列推文,從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貴州省黨的建設研究會編著的《解放記憶——1949貴州解放親歷者實錄》一書中精選三篇實錄,深切紀念和緬懷為貴州解放事業奉獻青春、熱血甚至寶貴生命的革命前輩。今天,由貴州廣播電視臺主播黃麗玫和你一起分享孔文娟講述的故事。

孔文娟

巾幗不讓鬚眉,冒名參軍為革命——1949貴州解放親歷者孔文娟口述實錄

原名葛芸,女,1929年4月生,江蘇南京人,1949年5月參加工作,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7年至1986年,先後在平壩縣委宣傳部、婦聯、財貿部、政協等部門工作;

1986年3月離休,享受副縣級待遇。

貴州廣播電視臺融媒體中心主播,主持《道德星空》《星期天報道》等欄目。

黃麗玫

巾幗不讓鬚眉,冒名參軍為革命——1949貴州解放親歷者孔文娟口述實錄

巾幗不讓鬚眉,冒名參軍為革命——1949貴州解放親歷者孔文娟口述實錄

貴州解放親歷者孔文娟的故事來自動靜貴州00:0006:58

點擊音頻,聽黃麗玫再現貴州解放親歷者口述的故事

孔文娟口述

我叫孔文娟,原名葛芸,1929年4月7日出生在南京,當時我家是住在城南夫子廟那邊。參軍前,我在南京三野的職業技術學校讀書,讀的是會計。

1949年4月23號,南京解放。5月份我就參軍了,當時我母親反對我參軍,是我哥哥參軍後回來叫我也去參軍。我利用買菜的機會就跑到二野軍大(就是現在的理工大學的位置)去報名,但是我沒有經過考試不行。這時,我有一個叫孔文娟的同學,已經考上了,但是她的家人不准她去。於是,她就叫我頂替她的名字。從1949年參軍的時候開始,我就一直使用這個名字了。

巾幗不讓鬚眉,冒名參軍為革命——1949貴州解放親歷者孔文娟口述實錄

當時二野軍大招收的是12000多人,其中女同志大概有1200多人,女同志專門有一個大隊,叫8大隊,我在二野8大隊3中隊。

當兵以後,在部隊在那個地方軍訓大概3個多月,到10月份,中央發出了命令,說是要解放全中國,解放大西南。當時我們組團有4個團,1個團是四川,1個團是貴州,1個團是雲南,還有1個團是西康。我們2團是到貴州。在路上的時候,曾經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飛機的騷擾襲擊,路上就犧牲了好幾個。

我們路上大概經過6個省,經過的浙江、江蘇、江西、湖北、湖南,然後到貴州。行軍的時候,開始一天只走三四十里路,到最後貴州要解放的時候,到11月份吧,中央通知,要趕快加步去接管,那個時候我們就辛苦了。一天要走將近120里路。早上三點鐘起床,天還沒亮,要把揹包,綁腿綁好,綁好以後,背上揹包以後行軍,行軍到40裡吃早飯,然後再走40裡吃中午飯,再走40裡宿營,那段時間每天大概最高要走120裡。下雨的時候,我們還要背兩個柴火,那個木材背2根在身上,還要帶一個6斤重的米袋乾糧,以防在路上沒有吃的。那時候女同志一個班12個人,帶2個盆,都是我們的班長、副班長揹著。這2個盆除了打飯打菜,洗臉洗腳全是它,這2個盆我們路上用的全是它。

巾幗不讓鬚眉,冒名參軍為革命——1949貴州解放親歷者孔文娟口述實錄

湖南雪峰山

路上大概走了3個多月。我們路上最艱苦的是在湖南爬雪峰山,有60裡,上山30裡,下山30裡。那時候我身體不好,到了山頂,空氣稀薄,身體受不了,差不多活不過來了。還好,經過衛生員搶救,活過來了。聽我們領導講,打前站的1個排就在雪峰山犧牲了。到湖南芷江休整了一下,一路上沒有地方洗澡。從湖南到貴州的時間,一直都下雨,渾身都長蝨子,那時我們叫它“革命蟲”。

女同志最困難的是例假期,出發時每人發了一套棉衣,就用衣服上的棉花。到了貴州以後,衣服上的棉花都在路上扯用完了,當時我們都是小知識分子,參軍前沒離開過南京,第一次離開家。

到了1949年年底快要過元旦了,我們才到了貴陽。我們到貴陽以後,是住在一個學校。好像靠著花溪那一段,有個學校,我們部隊直接到那個學校去宿營。

到了貴陽,省委的領導都來歡迎我們,還有老百姓,滿街站的全是人,歡迎我們。那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揹著揹包進城了,進貴陽市了。

巾幗不讓鬚眉,冒名參軍為革命——1949貴州解放親歷者孔文娟口述實錄

貴陽各族群眾夾道歡迎解放軍入城

到了玉屏,部隊開始分配人,分到平壩的12人。

我是分在安順專區,我們就直接走到安順,過完元旦到安順。到了安順以後,平壩的人到安順去接人,我這個時候就被分到平壩縣,這個時候大概是1950年的元月份。

平壩當時太苦了,總的一個印象,貴州太苦了。我要沒有到貴州,我不知道我們國家有這麼艱苦的地方。不要講農村了,在縣城,有的人家一家都沒有幾件衣服,到了農村更困難,有的一家人都是用苞谷外面的殼做的衣服。貴州當時的情況,老百姓太苦了,簡直就沒有什麼吃的,沒有什麼穿的。平壩他們都是用土豆在火灰裡燒熟當飯吃,就這樣子生活。

我們當時住的地方好像一個土坯房子裡面。1949年到1950年那一段時間非常艱苦的,我記得我們有一天,我們的口令一天換了六七個,因為出門進門都要帶口令,不帶口令生命就非常危險,隨時都會遭到土匪。1950年,我們就看到路上的汽車被土匪截掉,一個一個空的汽車在路上,當時進軍路上看到情況是這樣子的,還看到老百姓背的鹽。當時我們不知道,我們說這些老百姓好笨,怎麼背個大石頭,實際上就是塊鹽。那時候貴州的鹽很金貴,鬥米斤鹽,一斗米才換一斤鹽。我們到貴州的時候,那個鹽相當的貴,有的人家沒有鹽吃,頭髮就會長出白髮。後來我們到一個老百姓家,他媽媽用一個線捆著石頭,在鍋裡面晃盪,晃盪了以後,告訴他,這就是塊鹽,實際上就是個石頭。這小孩一看,吃起來怎麼沒有鹽味呢,哎呀,就是這樣,這樣的情況太困難了。

解放以後,因為陸陸續續都需要人,我們到了平壩。那時候需要整理檔案,首先是我到了縣政府,整理國民黨那些亂七八糟的檔案,然後對外面要隨時準備土匪的威脅。那時候最危險的是土匪的威脅,在那裡土匪是國民黨一些殘餘部隊隱瞞下來的,在那個地方,很危險。

因為我學會計的,後來就把我分在財務這個系統,當時我屬於財貿組,財貿這一個組實際上就是供銷社的前身。財貿組裡面有什麼呢?有銀行,有糧食,有財政,有商店,大概這五個方面。

1957年我調到縣委宣傳部,1961年又調到婦聯,當婦聯主任,1964年,調到財貿部當財貿部的副部長,1984年當了副縣長,後來到1985年,要成立政協,我就到政協去當政協副主席,1986年3月份離休。


特別支持: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