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與陳逸飛

陳丹青與陳逸飛的淵源，可以追溯到35年前，那一年，陳丹青18歲，而25歲的陳逸飛已經是上海美專公認的三大才子之一，“誰都想認識他。”“文革”初成立的上海油畫雕塑創作室成了上海油畫的惟一中心，當時上海美專畫油畫的青年才俊前三名：夏葆元、魏景山、陳逸飛。“陳逸飛當時在三個人中排老三，不是最優秀的，但是他很努力，後來居上。”

陳丹青特意想法子結識陳逸飛身邊的人，通過劉躍真的引薦，兩人得以見面，並很快成為朋友。

記者：你跟陳逸飛初次見面的時候，對他印象如何？

陳丹青：當時他是標準的好青年，戴副眼鏡，要求進步，正在最瘋狂地做著油畫夢，而且雄心大志地想畫大題材。他那時才25歲，畫油畫在這個年齡就嶄露頭角，是不可想象的。

記者：這些年來，他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否依然如此？

陳丹青：應該說，像我和逸飛這樣後來又出國的人，對自己都已經有個重新塑造的過程，他中後期的形象，就是一個“上海人”。人們一直認為上海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男人，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陳逸飛祖籍寧波，寧波人在上海的這一支，都是非常潑辣苦幹的。你看歷史上的浙江人，像蔣介石、竺可楨、魯迅，都是一不做、二不休的，陳逸飛身上也有這樣的特性。

記者：你曾經說過，陳逸飛是你的老師，他對你的影響大嗎？

陳丹青：大！你想想看，當時我20歲，他比我大七八歲，而且已經在這個圈子裡取得了成功，是個榜樣。整天在一塊，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他給我很多幫助，不說別的，如果不是他，我怎麼可能在“文革”的時候就看到世界名畫冊？當時只有專業的單位裡才可以有這樣的畫冊，陳逸飛常常找關係，他人頭廣，把我帶到油畫雕塑室的圖書館，跟我說：“你就坐在這兒看吧。”

每次陳丹青從鄉下一回上海，就跑到陳逸飛所在的“油雕室”。他自己後來回憶跟夏葆元、魏景山、陳逸飛等人的交往，“回想起來很有意思，那時沒電話，都是騎自行車找來找去，不在家，就等著，聚一堆人臭聊，互相傳看最近的畫。我現在還懷念那種生活，太單純了，沒有誘惑，沒人知道畫能賣錢。我們最最興奮的就是技巧。”

記者：你如何評價陳逸飛的藝術成就？

陳丹青：他們這一代人，跟建國以後的第一批油畫家不同，他們是“文革”後起來的一代，都有一種革命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陳逸飛的成名作《黃河頌》，折射了蘇聯現實主義的影響。“文革”中的青年才俊，廣東有一批，陝西一批，上海一批，可能有同行相嫉的原因，也可能各地對海派有成見，逸飛的作品雖然很出名，但是沒有被最主流、最頂端的圈子接納。當時普遍覺得海派油畫太講究技法，追求瀟灑、漂亮，不是純革命的。

現在已經很難恢復當時的美學語境了，“文革”的大背景下，題材肯定是革命的，技法裡也會有矯揉造作和姿態化的東西。

陳逸飛最好的作品，是《蔣家王朝的覆滅》，這是1975-1976年畫的，當時他才29歲左右，在這個年齡就畫出這樣宏大的作品，是無法想象的。

天有不測風雲。1983年的一天，一場並不因為兩人之間誰對誰錯的誤會，讓這對亦師亦友的海派畫家，在美國紐約陡然翻臉成仇。因為這一場誤會，兩個人之間差不多有整整15年沒見上一面，即使偶然見到了，也從不說話，非常尷尬。這件事至今讓陳丹青想起來就難受，也不再願意道出其中的原委。

陳丹青：從1983年到現在的22年中，其實大家都有機會坐下來開始一次新的溝通，但是一直沒能進行。我至今都很遺憾。

我記得一個故事，塞尚和左拉兩個人都是普羅旺斯鎮的中學同學，一個喜好文學，一個喜好畫畫，後來一起到了巴黎，他們倆的交情十分地好。在印象派鬧事的時候，左拉還仗義執言幫塞尚說話。可是到了兩人中老年的時候，左拉寫了一本小說，以塞尚為原形，暗示他是一個失敗的天才。塞尚大怒，覺得受了老朋友的曲解和侮辱，於是兩個人絕交了。沒過多久，左拉死了。到他死的時候塞尚才發現，自己原來非常非常捨不得左拉，左拉的離去，帶走了他整個青少年時代，以及對藝術的回憶。當然，我不是塞尚，陳逸飛也不是左拉。青少年時候的朋友，特別是亦師亦友的那種關係，是不可替代的。我想這是很難說出來的一種感覺，尤其是，他這麼快就去世了。

從1983年起，陳丹青跟陳逸飛的來往漸漸少了。這中間的22年裡，兩人各自出國，再後來，作為文化名人，他們會在一些活動上碰面。“雖然已經很少往來，但是當年的友誼還在，每次看見，覺得很親，就會想到年輕的時候。”最後一次見面，在紫禁城國際攝影展上，兩人都是嘉賓，合影留念。“陳逸飛胖了，講話慢了。”

記者：是否當時就隱約有病兆？

陳丹青：這倒未必。其實你看逸飛的長相，人中、下巴都長，眉毛很濃，一笑起來，很富態的樣子，他應該是長壽之相啊。在我們這個年齡，間或聽說我們的某個相識已經走了，也屬正常，但我怎麼也沒想到是他。

我愕然，痛惜。但是想想，好像也不該驚訝，他一直是這樣一個人。我記得以前我們一起畫畫的時候，很累，他給我看他畫的肖像，中間他跑到廁所好幾次，用冷水衝頭。他做事特別拼，會咬牙，他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出來。

記者：他的一個朋友在說，如果陳逸飛不去理會《理髮師》、不去理會拍電影，他興許不會死，你覺得呢？

陳丹青：也許這就是求仁得仁。陳逸飛一直想拍電影，還是在“文革”的時候他就跟我說過，想自己拍電影，當時我想，這怎麼可能呢。沒想到他真的拍成了，他是個大膽的行動者，而且，他可以好幾攤事情同時做。

我也想拍電影，但是我知道自己不會去做，我缺乏行動，但是陳逸飛不同。我看過他的第一部電影《海上舊夢》，這是他的初作，雖然電影裡的一些元素他還不知道怎麼把握，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拍成了。對一個半路出家的人來說，很不容易。

後來拍的《人約黃昏》，我覺得，比陳凱歌、張藝謀成功多了。電影的劇本是老劇本，但是他表現出了舊上海的質感，這一點，遠比《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和《風月》成功，看張藝謀那部片子的時候我在紐約，當時我就想：一個陝北的漢子，怎麼可能懂舊上海呢？

記者：你說陳逸飛常常好幾攤事情同時做，確實這些年，他涉足了很多領域，比如雜誌、建築、電影、服裝、模特行業等等，似乎都幹得有聲有色，你怎麼看待這個事兒？

陳丹青：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事情，這樣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當然社會上有一些議論，說畫家跑去當商人了。我在美國呆過，在美國，藝術家很多都有自己的公司，我們都知道，美國的一個演員當上了總統，還有一個演員，去當了州長。這是人的自由，人可以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逸飛的性格、活動能力，可以在多個領域長袖善舞，美術界很難找到第二個人，在社會轉型的這個階段，需要這樣的人。只是，他走了，沒有人可以替代他，從此上海少了一個話題。我不相信，中國的藝術界可以有人取代這個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