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领导太不“自由”了

在国企工作,是什么感受?

网上有各种回答,有说安稳的,也有说压力大的。有说晋升空间小的,也有说35岁正是事业起步期的。有人干了几年就辞职,要去外面看看大大的世界。也有人坚守一个岗位几十年,成了骨干、专家。

其实不同的国企,差异不小,没法标签化。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国企做管理人员,越来越不“自由”了。

这个“自由”专门指:出差头等舱随便坐,好酒店随便住,烟酒茶随便买,接待随便超规格,奖金福利随便发,报销单子随便填;领导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办公室想要多大就搞多大,用人一句话、用钱一支笔,靠什么山就吃什么山。管党治党可以松一些,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可以搞个例外,但个人待遇必须对标民企老板,富得朴实无华,且枯燥。

国企领导太不“自由”了

醒醒吧,不可能的,以后越来越不可能。

云南城投集团部分领导和员工曾追求过这种“自由”,结果这几天他们董事长被“双开”,从总裁到中层、基层,几十人被纪委监委连续三天点名曝光。

再看看今年查处的国企老虎,都因为哪些问题栽了:南方电网原董事长李庆奎,长期对家属失管失教;中信集团原执行董事赵景文,擅自改变出国考察行程、借机公款旅游;工商银行重庆分行原副行长谢明,插手、干预信贷项目审批,违法发放贷款;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把企业经营管理权当作个人和家族谋取私利的工具……

所谓“自由的代价”。

这几年,国企反腐不停,巡视、巡察也一轮轮“光临”国企。揭出问题很痛,但两千年前的扁鹊就已经告诉了我们不能讳疾忌医的道理。

相比被国企蛀虫祸害死,宁愿被揪出毒瘤,坚决走在整改的路上,走向新生。

但更好的剧本,应该是最初就做好监督,不让毒瘤长起来。

首先,要把国企老总们给监督起来。

云南城投集团这么大的企业为啥这样婶儿了,和他们当时的党委书记、董事长许雷脱不开干系。带头搞特权,4年里违规乘坐头等舱222次,这都不算什么。据云南省纪委监委通报,许雷千方百计攀附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利用职权徇私干预正常的纪检监察工作,甚至威胁纪检干部,他还收受礼品、礼金,卖公营私,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大肆敛财,极度奢靡,肆无忌惮追求享乐,腐化堕落,大搞权色、钱色交易。

这样的一把手,把集团政治生态整个污染了,还能指望下面的管理者和员工,虔诚守护纪律和规矩?

监督的方式,包括巡视巡察把一把手作为重点,用好民主生活会、“三重一大”决策机制的监督作用。还有一些地方建立完善国企一把手廉政档案,上级一把手要定期约谈下级一把手。

重点盯住关键少数的同时,也别忽视企业其他管理人员,他们也手握经营管理权,不能是监督盲区。

监察法把国企管理人员纳入监察范围,就算你不是党员,就算你是聘用人员,都可能是监察对象。

当监察对象,是什么感觉?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公交三公司经理黄某说:“我以前觉得自己只是一名国企员工,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官员,吃点老酒、拿点香烟不算什么。但监察体制改革后,我们成了监察对象,有专门的纪检监察组来管,平时盯得很紧,监督检查、教育提醒、廉政谈话、专项督察,就连‘8小时外’也有特邀监督员在监督,这让我深切感受到纪委监委就在身边。”

谁来监督?

这要从深化派驻机构改革说起。今年,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列入中央管理的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中管企业设立企业纪检监察组或者监察专员办公室;15家中管金融企业原来内设的纪检机构,这回改设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领导。在各省区市,监察办公室、纪检监察组都在国企安排起来,像福建规定,省纪委监委直接任命国企纪委书记为监察专员。

规格高高的,责任重重的。

但是,在企业派驻这么多纪检监察组,不是光来查大案打老虎的。企业纪检监察组最主要的职责,是日常监督。

全天候盯着企业,有没有贯彻落实中央的经济政策,有没有违反规定吃过拿过玩过,有没有领导干部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发现问题,立即批评教育、提醒谈话、诫勉谈话或者纪律处分,把问题扼杀于萌芽。

纪检监察组另一个作用,就是督促国企党组织“打起精神来”,扛起一岗双责,把自己的党员干部管好。

对国企领导来说,不要拒绝监督。像威胁纪检干部这种事,更别干。组织想拉你一把,何苦自己往悬崖下跳。

全面从严治党,没有谁能例外。

监督在上,国企没那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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