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是一個“詩的國度”。這既源於它的自然山水之美，又得益於歷代貶謫知識分子和旅行者們對它的探索發現。自屈原以降，無數華章誕生於此，並由此形成獨特的“瀟湘美學風格”。追尋他們的足跡，用詩歌來重新解讀湖南的人文地理，是《湖南，如詩說》這一系列文章的初心所在。
和大多數傳統知識分子一樣，唐代詩人劉禹錫也是一位充滿政治熱情的人。
“永貞革新”就是他在二王（王叔文、王伾）政治集團領導下，參與的一場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這場以加強中央集權為目的運動的矛頭直指當時的三大政治勢力：宦官集團、藩鎮軍事集團和朝廷內的朋黨集團。可以說，把當時能招惹的人全都惹了一遍。因此是一場註定輸得很慘的鬥爭。公元805年，短暫的永貞革新失敗。劉禹錫先是被貶連州，途中又被貶朗州。曾經意氣風發的他，自此開始了人生一次又一次的貶謫生涯。
一路走一路思考，一路感慨，中國的詩人和哲人大都“在路上”。劉禹錫在湖南的足跡，也是他尋找自我的過程。
◀位於常德武陵區的劉禹錫雕像及司馬樓。
古代交通中心洞庭湖：一個經過六次的地方，當然很難忘
作為從長安南下的必經之路，洞庭湖簡直就是劉禹錫的夢魘。
二十年間，據文獻可考的就有六次之多。第一次經過洞庭是公元805年的第一次貶謫。永貞革新剛剛經歷慘敗，他的心情非常恐慌。路途的艱辛也讓人崩潰。貶謫不是旅遊。唐代的法律規定“應流貶之人，皆負譴罪……”情況稍微嚴重的，要求“日馳十驛以上赴任”。唐代一驛三十里，十驛三百里，拖家帶口的貶謫官員們，可以說是“被驅不異犬與雞”。這種境遇下，大多數人心情可以說是糟糕透了。韓愈就曾寫下“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的悽苦詩句。
此時的劉禹錫，心情同樣不好。在路經君山島時，他寫下了《君山懷古》：
屬車八十一，此地阻長風。千載威靈盡，赭山寒水中。
這應該是他在湖南的第一次訪古，只是過程很不愉快，詩裡透出一股頹敗無奈的心情。
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年）夏，劉禹錫從貶謫地夔州（重慶奉節）調任和州（今安徽和縣）刺史，又一次經過洞庭湖。他自述為“長慶四年八月，予自夔州刺史轉歷陽（和州），浮岷江，觀洞庭，歷夏口，涉潯陽而東”。這個切換貶謫地的倒黴秋天，卻是一個難得好風景的季節，之前他路經洞庭都不是秋天，欣賞“洞庭秋月”的美景一直是他內心的期待。願望既遂，於是他寫下了《望洞庭》一首，以作紀念：
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裡一青螺。
劉禹錫此時的心情，比寫《君山懷古》時顯然已經平靜了許多。
洞庭湖是一個重要的地理分界。即使是在經濟文化都很發達的唐代，洞庭湖以南的湖南區域，依然被視作蠻荒之地。煙波浩渺的洞庭，也就成了繁華與荒蕪的分界。古代都走水路，洞庭湖一時成了貶謫官員們的集散之地，於是被寄託了諸多哀愁。加之先賢屈原在洞庭湖流落時的哀嘆，更讓這湖水泛起無數的哀愁。幾乎所有路過洞庭湖的詩人都在此留下詩篇。
唐宋時期洞庭湖水域向西拓展，達到方圓七八百里，是洞庭湖最深的時期。“八百里洞庭”開始頻頻出現於這一時期的詩文中。彼時的洞庭湖，連接湖南的四水及汨羅江，由此上溯，可達湖南四大流域，覆蓋湖南全境。作為湖南當時的水路交通中心，洞庭湖對於劉禹錫而言，是一個難以忘懷的地理座標。
劉禹錫說：漢壽這地方未來會變成交通要道
劉禹錫從洞庭湖進入常德後，開始了他的貶謫歲月，一待就是十年。他是那種閒不住的性格，貶謫帶給他一個四處訪古幽思的機會。漢壽離常德城很近，他在這裡寫下了那首著名的《漢壽城春望》：
漢壽城邊野草春，荒祠古墓對荊榛。
田中牧豎燒芻狗，陌上行人看石麟。
華表半空經霹靂，碑文才見滿埃塵。
不知何日東瀛變，此地還成要路津。
這是一首充滿了廢墟審美意識的詩歌。《唐詩鼓吹箋註》說：“只‘野草春’三字，已具無限蒼涼，無限感慨。”劉禹錫似乎很擅長寫這類題材，“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也是他的名句。
漢壽城在漢代是交通要道，隋朝時已荒廢。劉禹錫所感，正在於此。荒祠古墓，據說指的是伍子胥廟和楚平王墓。作者在詩題下自注：“古荊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廟兼楚王故墳。”荊州，東漢時荊州治所在漢壽縣，故址在今湖南省常德市東北。治亭，修建亭子。關於楚地是否有伍子胥廟的問題，歷史上學界有爭論，但大多持肯定態度。
漢壽這個地方，春秋戰國時期屬於楚國，後因沅澧水下游地區，正是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流放、行吟和“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之求索之地，故稱索地。而劉禹錫筆下的這個漢壽城，正是秦黔中郡和東漢武陵郡的索縣縣城。因城內建有香火旺盛的“崆峒觀”又名崆峒城。也同樣是在東漢順帝劉保陽嘉三年（134年）分索縣而新設立漢壽縣的縣城，同時還將荊州治所由江陵移至這裡，直到公元196年劉表任荊州刺史時才移至襄陽，後又移回江陵。
據說漢壽的得名源於漢王朝的一個願景。“陽嘉”是漢順帝的年號，“漢”是指當時的王朝，“壽”是指長久之意。漢順帝在位時，外戚梁氏擅權，漢室漸衰，把新設的縣叫漢壽，其意義是頌禱漢代江山之長久。當時的漢壽城（崆峒城）城址在今鼎城區韓公渡鎮城址村。分大小二城，大城（老）平面長方形，城牆均為夯土層。大小二城分別為古索城和荊州治所的遺址。
劉禹錫的確很有遠見。他的預測沒錯，漢壽如今真的成了“要路津”。長常高速、石長鐵路都在此經過，漢壽的太子廟也成為湖南交通中重要的樞紐。
常德與劉禹錫被貶的朗州，真是同一個地方嗎？
常德武陵區的柳葉湖邊，現今有一座司馬樓，仿的唐代風格。司馬樓前的湖邊，即是劉禹錫塑像。雕像面朝煙波浩渺的湖水，深沉凝重。
朗州（常德）十年，是劉禹錫人生最重要的轉折。那時的常德，叫朗州。劉禹錫在朗州整整待了十年。十年間，他幾乎跑遍了朗州鄉土，瞭解風土人情，遍訪歷史勝蹟。貶謫可以讓一個人沉淪，也可以讓一個人深思。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秋詞二首》之一）以及“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這些詩歌，表達了一種在苦難中的樂觀心境。劉禹錫在常德，也經歷了一個從消沉到達觀的轉變。
劉禹錫被貶謫的官職為朗州司馬。朗州和現在的常德，是同一個地方嗎？
常德乃湘西北重鎮，歷史名城。《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漢置臨沅縣，先後有臨沅、監沅、武陵、嵩州、朗州、鼎州、常德等名稱；歷為縣治及郡、州、府、路、行署駐所。據考證，始稱常德在宋朝。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在鼎州設常德軍，後升州為常德府。
朗州是常德的一個歷史地名，之前的名字是嵩州。
隋開皇十六年（596年）改嵩州為朗州，治所在武陵（今常德市）。隋煬帝（楊廣）時為武陵郡，轄武陵、龍陽（今漢壽）二縣。轄境相當於今武陵區、鼎城區、桃源縣、漢壽縣；唐代轄區相當於今桃源以東的沅江流域。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改為鼎州。
隋開皇十六年(596年)改嵩州置，治所在武陵縣(今湖南常德市)，大業初改武陵郡，唐初復為朗州，天寶初又改為武陵郡，乾元初復為朗州。轄境相當於今湖南常德市及漢壽、桃源縣地。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改為鼎州。
可見歷史上的常德遠不如現在廣闊，朗州也只能說是如今的常德市區及周邊縣市，現在的常德增加了石門、澧縣、臨澧、安鄉、津市這些地方。
朗州這個地名又是從何而來？
《武陵縣誌》記：“沅水經青泥灣與馬面溪合，折東十里，經縣治南，為朗水。”可見朗水即沅水，自青泥灣流經市治前德山的一段，它以其清朗的特徵而得名。故隋、唐時改武陵郡為朗州，後又稱武陵城為朗江，而在德山所建書院也稱“朗江書院”。
朗州的十年，對於劉禹錫而言，是一段極為重要的人生時期。他在這裡經歷了最為苦難的貶謫生涯，也經歷了最為深刻的人生思考。十年間，他遍訪朗州的山水古蹟，在行走中體悟人生。他的文風、他的人格都在這裡變得日漸成熟起來。
沿著沅水找到馬援戰死的壺頭山
劉禹錫喜歡訪古，訪古之時，多有懷古的感慨。無論是貶謫途中，還是貶謫所在的任內，他都喜歡尋訪那些湮沒於荒草中的古蹟，可以說是一個地道的訪古愛好者。
當時武陵縣所轄，有一座壺頭山。壺頭山為古山名，在今湖南省懷化市沅陵縣東北沅江沿岸，接桃源縣界。《武陵記》：“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遊集，因名壺頭山。”為什麼懷化的山，跑到了常德境內？其實沅陵與常德的桃源縣是鄰縣。唐時沅陵屬辰州，壺頭山一帶臨近桃源，完全有可能被劃入了朗州的所轄範圍。因此，劉禹錫並沒有離開他的任職地範圍。
這座偏遠小山之所以有名，是因為漢代伏波將軍馬援。“馬革裹屍”這個詞的出處就是馬援。對於伏波將軍馬援的崇拜，在沅水流域乃至整個嶺南地區，自古就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
劉禹錫特意跑到壺頭山，找到伏波神祠。並寫《經伏波神祠》以紀念。
濛濛篁竹下，有路上壺頭。漢壘麏鼯鬥，蠻溪霧雨愁。懷人敬遺像，閱世指東流。自負霸王略，安知恩澤侯。鄉園辭石柱，筋力盡炎洲。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遊。
馬援在湖南做了什麼，以至於可以引發如此隆重的紀念？《後漢書·馬援列傳》記載：東漢建武二十五年(49年)，馬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
次年夏，“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馬援最後病死於湖南的壺頭山。
關於壺頭山的歷史記載，歷史上同樣很多。《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水經·沅水注》亦載：“夷山東接壺頭山，山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山下水際有新息侯馬援徵武溪蠻仃軍處。”
病死後的馬援成了人們心中的神，伏波廟在廣東、廣西及湖南分佈廣泛。
但嶺南的伏波廟，祭祀的多是另一位伏波將軍路博德，馬援為配祀。湖南境內的伏波廟則專為祭祀馬援而建，與路博德幾乎毫無關係。原因與兩人的不同經歷有關。路博德南征時並沒有經過湖南，而馬援則在晚年徵武陵的戰爭中死於辰州壺頭山。
馬援是一個失敗的英雄。對於失敗者的崇拜，在我們的文化傳統裡比較少見。
對於馬援的崇拜，成為湘西、湘中、湘西北地區具有重要影響的民間信仰之一。湖南境內對馬援的崇拜主要分佈在沅水、澧水流域。至遲在唐代，常德已經出現了專祀馬援的伏波廟，並形成與此相關的服飾文化特徵，當地“婦人皆用方素蒙面，屈兩角系腦後，云為伏波將軍持服。鼎澧之民率皆如此”。
關於馬援的崇拜在歷史上延續多年。
清代康熙年間，徐炯奉命巡視雲南，路經湖南，“自入武陵境，村裡每立馬伏波廟”，其原因是“馬援徵五溪蠻於此，故民皆祠之”。澧州（今澧縣）城東五十里有馬援城，相傳“漢新息侯馬援所築”。沅水中上游地區是五溪蠻故地，對馬援的崇拜更加普遍，“祖每尊盤瓠，祠皆祀伏波”成為當地民俗的主要標誌。到了明代，明朝皇帝“大秩群神，公廟之在辰者獨登秩典”。馬援廟被納入官方正統祀典，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對於馬援的崇拜，反映出中原政治、軍事力量向南方推進的歷史進程。而劉禹錫在沅水中游寫下的詩歌，則從文學的角度印證了湘西、湘西北一帶對於馬援的神化崇拜，為民間對馬援的崇拜歷史提供了佐證。
撰文/瀟湘晨報記者常立軍 顧問：陳先樞（湖南文史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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