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路口大爺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崛起與失落，重構與新生，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正在上演一場經濟版圖的史詩級變遷。
人在猶豫去留，錢在尋找出路，每一個微小的選擇匯聚起來，會成為改寫區域格局的洪流。
然而，今日有多少人在遙望遼闊的北方大地之時卻生出遲疑——
闖關東的熱情，早化成了燃燒後的歷史灰燼，共和國長子大東北成為了今日中國最失落的“鐵鏽帶”。
西北的高光時刻，更是渙散在歷史長河之中，這片土地無比渴望迴歸大唐盛世的輝煌，但又深知前路艱難。
最有希望的華北，近年來沉浸在棚改席捲而起的浪潮中，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期卻踟躕不前，恰在此時，龍頭北京突然不再提“發展首都經濟”。
九州大地風雨滄桑70年，這一次歷史似乎站在了南方這邊。
而北方的經濟格局會如何演變，卻是懸念重重。
北方經濟面臨的第一大懸念，是南北差距是否有可能縮小。
年初智谷趨勢曾選用36個主要中心城市的GDP數據作出對比，發現東部陣營的GDP佔比與西部陣營的差距從2006年26個百分點收縮至2018年的16個百分點。
反觀南北，兩者之間的差距，已經從入世之初的12個百分點擴大到了18個百分點，南方全面碾壓北方。即便同是西部，西南的表現強過西北，同是東部，東南就吊打東北。
最新的經濟數據顯示，南強北弱的趨勢還在繼續強化。
31省市三季度GDP排位出現了非常值得關注的變化——安徽反超北京，貴州碾壓黑吉，福建與河北、廣西與內蒙古、雲南與山西的戰況膠著。
安徽出現了本世紀以來的最大變化。其實從2017年開始，安徽前三季度GDP已經實現對北京的趕超，但是北京的盤子更大，因此年末排位還是在安徽前面，安徽所能做的就是努力縮小與北京的差距。現在，回報來了——如果四季度安徽能繼續保持領先北京1.5個百分點的增速差距，2019年安徽極有可能超過北京。
上一次安徽年度GDP超過北京，還是在1999年。這一次，除了安徽強省會戰略的成功，實際也有北京本身淡化經濟色彩的原因。
西南的增速吊打西北，華南的福建增速強勁，極大可能在後年趕超華北的河北，而南方最落後的貴州，經濟總量反超東北二虎黑龍江、吉林。
財經公眾號“三土城市筆記”提出：“這一輪起始於2015年的南方省份對於北方省份的經濟絕殺，將以四川、湖北、湖南、福建等“南方四小龍”在經濟總量上全部超越作為“北方三哥”的河北，後者的排名從第6一路下滑至第10而宣告大獲全勝。”
只有河南，成為了北方省市裡為數不多的亮點 。其經濟增量（3518.24億元）反超浙江（3402.9億元），證明了河南做大做強省會的戰略成效。鄭州的GDP增速取得了7.2%的成績，增速超過了浙江的雙子城杭州和寧波，這兩個城市的增速分別為6.7%和6.5%。
但鄭州未嘗是高枕無憂的，一個龍頭產業命系富士康一家、靠大拆大建拉動經濟的城市，風險之高不言而喻，在中部崛起的龍頭之爭中，更是極難超越汽車裝備製造業、電子信息製造業量質更優的武漢。
為什麼北方會在這一輪經濟發展中被南方不斷拉開差距？
除了地理因素、天氣原因掣肘了北方的發展，南北差距也和國家的轉型道路、政策選擇有莫大的聯繫。
歷史上的北方，做出了不可抹去的巨大貢獻。計劃經濟初期，中國選擇走重工業道路，北方城市根正苗紅，承接了諸多重點項目。東北為共和國打造鋼鐵軀幹，西北守住邊疆的咽喉，山西則源源不斷地為全國輸送黑色血液，支撐起中國經濟的半邊天。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視野變得前所未有地廣闊。南方的步子邁得最大，民營經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江蘇有蘇南模式，廣東有深圳模式，浙江有溫州模式。而成都、重慶、武漢、合肥等內陸地區，
也藉著長江這條黃金水道，藉著上海這個中國第一大城市的跳板，與全球經濟發生關聯。如今新舊動能轉換，北方地區國有經濟佔比較大，經濟發展就顯得有點步履緩慢了。
我們還可以來看一組有趣的數據。
在2007年到2012年之間，南北省份的差距其實一直維持在0.5個百分點以內。而從2013年開始，就出現了南強北弱、南快北慢的新趨勢，到2016年南方GDP已經超過北方2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南北差距其實只是在近五年才拉開。
2013年是一個關鍵轉折點，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導致南北差距加速拉大。
1.國家的投資大週期變了
2008年之後開啟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到2013年的刺激效果已經式微，而一直以來依靠投資拉動、國企改革緩慢、民營經濟又較弱的北方也逐漸出現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的問題。
2.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
這可能是對南北差距拉大的最直接影響。
2013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產能過剩問題嚴重，大宗商品出現了一輪超預期的持續性下跌。從2012年到2016年期間，中國的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連續6年走低，其中2013年到2016年期間，黑色金屬、煤炭、石油等出廠價下跌均超過30%。
而大宗商品的生產恰恰都分佈在北方。有研究指出，如果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下跌50%，可以拉低被北方GDP總量0.4個百分點，同時拉低工業利潤，對後期工業擴大投資帶來極為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從2014年之後北方的投資增速也進一步和南方拉開差距。
北方不是因為資源豐富才面臨資源詛咒，而是北方過度依賴資源，導致經濟缺乏韌性，在原材料大跌時抵抗力太低。另一方面，南方卻受益於上一輪大宗商品的大跌，南方有92%的原油依賴外購，油價下跌反而使南方為此年均節約近2700億美元的能源成本，對處於轉型中的南方製造業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
3.行政干預的色彩加重
到了2015年，中央決定要進行供給側改革，淘汰市場上的落後產能。這個思維是對的，能夠加快推動北方的經濟轉型，但執行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用環保政策等行政手段清出大量的民營中小企業，最後終於拉高了原材料價格，利好了上游的巨頭，但終端議價能力高，導致產業鏈中游企業的利潤被兩頭壓縮。
這種調節手段，不是運用市場，那麼就出現了一個悖論：本來是想讓北方轉型，結果反而加重了這裡的行政干預色彩，對市場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北方經濟失速的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
南北分化的趨勢仍在進一步強化，且目前沒有看到任何扭轉苗頭。
第二大懸念，當北京不再提“發展首都經濟”，誰將是北方經濟龍頭？
北京，虹吸了全國資源的中國首都，一度想要在經濟上與上海形成抗衡的局面，經歷40年不懈奮鬥，北京的經濟規模也大有趕超上海的勢頭。1980年，北京GDP僅相當於上海的44.6%，到了2018年，這個數值已經攀升到了 92.78%，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
但就在這個關頭上，北京突然打算不追了，它開始剝離經濟色彩，強化首都功能。
去年北京發生了一系列轟轟烈烈的疏散運動：停辦農民工子弟學校，騰退批發市場，以每天幾千個足球場面積的速度拆除違建，給予貨幣補償讓直管公房退租，京津冀地區醫保通用以鼓勵北京居民到外地養老……
這一場非首都功能疏解，不分階層，不分等級。整治“拆牆打洞”清理的是外來人口，建設通州城市副中心疏解的是公務員，規劃雄安新區遷移的是各類事業單位的知識分子。
關於北京更具體的分析，可以看看我的老朋友旺角黃局長寫的北京系列文章，比如其中一篇已經找不到了，叫《北京離上海越來越遠，離中央越來越近》，現在我們已經準備出版成書。
這些事情的背後，是北京的定位發生了變化。北京打算做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在城市總體規劃中再也沒有提“發展首都經濟”，更加沒有說要成為“經濟中心”。
這場義無反顧的騰退運動，是北京打算治理大城市病，讓它不再受貧民窟、城市擁堵等問題的困擾。這是一個離市場越來越遠，離權力中樞越來越近的北京，所以，經濟增長也必然要做出犧牲。
以後，北京的GDP排位不斷下滑，也是必然趨勢，而這裡可能也會成為中國唯一一個不用考核GDP的城市。
北京是可以任性撒撒嬌的，比如出現財政壓力時，可以公開喊窮，但北方的其他城市卻不一樣，所以，北方經濟的火車頭以後會在哪？這是一個懸念。
北京和上海、深圳、廣州這些一線城市的不同，除了權力等級，還有一點就是經濟的輻射能力。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都能夠形成一體化格局，一榮俱榮，而京津冀卻出現了著名的“環北京貧困帶”，這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看看這是三大城市群的NASA 2016年夜晚燈光圖，這是反映城市群協同發展情況的最好情報。
長三角
珠三角
京津翼
北京和天津周圍出現大片灰暗，這是非常尷尬的經濟凹陷地帶。
現在北京的疏解，對周邊城市還沒產生直接的經濟帶動作用。
我們再看其他北方城市，在前三季度中排名前20中的北方城市還有天津、青島、鄭州、濟南。
天津，北方的強二線、另一個直轄市。
在過去十年，天津得到了政策的傾斜，整個濱海新區，有近百家央企，對政策帶來的投資、對國企的依賴很大。但過於依賴政策的地區，經濟週期也會受到政治週期的影響。現在的天津已經告別了上一輪政治週期裡的大利好，國家戰略重心轉移，有長三角，有粵港澳，有雄安，還有中部的強省會，天津的競爭對手一下子增多了。
天津搶人這件事，多少還是能看出天津的緊迫感，但遠遠不夠，天津亟待激活民間實體的活力。如果未來還出現央企分流到雄安的局面，天津的GDP排位會被進一步挑戰。而直轄市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天津改革的動力，因為不敢試錯。
青島和濟南，北方經濟第一大省山東的雙子星城。
濟南吞併萊蕪，是山東強省會的第一步，但不管是青島還是濟南，可以說整個山東最大的問題是行政主導了這裡的經濟，地方的政治生態不利於市場經濟的健康培育。
民間調侃，山東什麼產業鏈最牛呢？造官產業鏈，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員來自山東，可能在山東，哪個縣在上面沒幾個人。這是山東的優勢，能給山東帶來資源、計劃的傾斜，帶來資金、項目。
但權力是一把雙刃劍，政治優勢也會成為山東經濟的絆腳石，導致這裡過度依賴政策、依賴計劃，忽視對市場的培育。山東年輕人熱衷當公務員，從中也可以一窺這裡的社會風氣。
這不是山東的錯，應該說，在中國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做事之前，牽橋搭線很重要。所以，
這何嘗不是山東的另一種“資源詛咒”呢，只不過它不是礦產資源，而是行政資源。其實山東的領導同志是看得很清楚的，比如山東省政府網站上發表的那篇精彩的自揭短板文章：《山東究竟該向南方學習什麼？——濰坊市委書記南方考察歸來的“發展之問”》。山東的危機感還不夠強，新舊動能轉換的口號喊得很響，但怎麼落實，怎麼推動，要繼續觀察。
放眼北方，誰能在經濟上挑得起大梁？
第三個懸念，也是最大的懸念，雄安會如何破局。
2017年，對於北方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年份。
這一年，雄安新區“千年大計”橫空出世，中央大手筆投資，定位比肩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北方已經很久沒有這麼興奮了。
這一年，高層在視察山東時首次提及“南北差距”，“現在中國經濟出現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走勢分化的情況從‘東西差距’變成了以黃河為界的‘南北差距’。”
也是這一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正式出臺，北京定位發生大變。
中央意識到了南北差距，但在北京定位大調整是必然之事，如果北方其他城市遲遲難以打破利益舊格局，那麼北方經濟的破局者就應該交給後來者——雄安。
雄安是一張白紙，一塊國家試驗田，將來要怎麼搞，要怎麼顛覆遊戲規則，開創出一個什麼樣的新局面，給周邊其他城市制造多大的危機感和機遇，是一個必須高度
關注的大懸念。而現在的雄安，依然靜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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