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開林在《雙面繡》裡的一段話：美女命運多舛，通常是因為那些將她們牢牢攥在手心、拴在褲腰帶上的男人夠壞，夠狠，夠風流，夠有名，夠有錢，夠有地位，卻獨獨缺乏起碼的德行、根本的智慧和足夠的悲憫情懷。
在舊上海繁華奢靡的浮光掠影中，有一個香肩窄窄，惹人憐的女子。與她糾葛一生的三個男子皆如王開林所言，致使她的生命在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里戛然而止。她短暫的一生如煙花般繁華也悽苦，喧囂也寂寞。
1992年電影《阮玲玉》在香港上映，這位傳奇的女子再次走進觀眾的心中。影片中，歷史與現時交錯，訪談與藝術相容，色彩的畫面與黑白的鏡頭交錯，恍惚我們觀看的不是張玉曼所扮演的阮玲玉，而就是她本人又一次走到鏡頭前來。
然而，影片短短的兩個半小時只是剪輯了她人生的幾個片段，並不足以將她一生的繁華與悲涼道盡。倘若觀影之前，你不曾瞭解阮玲玉的遭遇，很可能無法更好地去體會她悲涼的一生。
童年的不幸。
1901年，阮玲玉出生在上海祥安裡一個陰暗、擁擠的小屋裡，父親阮榮將她視為珍寶。對於童年的阮玲玉而言，最快樂的事便是坐在門檻上等父親下班回家。
然而一切應了幾米的那句話：快樂才剛剛開始，悲傷早已潛伏而來。
阮玲玉六歲那年，夜間回家的阮榮摔倒在積水裡，從此再也沒能站起來看一眼他可愛的女兒。而他手裡緊緊地握著他買給女兒的彩珠耳環。在阮玲玉還不懂得悲歡時，命運卻將生離死別的痛苦強加在她的身上，這是她人生悲劇的開始。
後來，阮玲玉在拍攝《城市之夜》時，導演費穆將她的這一經歷拍攝在電影中。如同我們在影片中看到的：大雨中她一遍又一遍要求重拍這個鏡頭。或許，並非是她覺得自己演繹的不完美，只是她也會分不清戲裡戲外，想要再多呼喚幾聲父親而已。
這也是《阮玲玉》這部電影的又一特色——戲中戲，影片中有多個阮玲玉拍戲的片段。
她與張達民的主僕之戀。
父親去世後，迫於生計的母親帶著小小的阮玲玉給大戶人家做幫傭。16歲那年，張家的四公子張達民對出落得俏麗動人她一見傾心。情竇初開但卻並未學會分辨什麼樣的男子才是值得託付一生的阮玲玉，對這位面容白淨，風度翩然的公子哥又有幾分抗拒的能力。
只是，她不會想到，這個給了她最美初戀的男子，也是與她糾纏一生，一手將她推向死亡的人。
兩人的戀情很快被封建守舊的張母發現，她憤怒地將阮玲玉母女趕出張家。當時西方文化大量地湧入中國，受新思潮影響的張達民帶著阮玲玉母女二人住進了鴻慶坊的一個宅院。
一開始，張達民用家裡的零花錢悉心照料過這母女二人的生活。但這樣平靜安穩的日子很短暫。張達民雖然沒有門第觀念，但是卻有著少爺的作風和惡習，慢慢地他就開始了夜夜笙歌，花天酒地的生活。
日子捉襟見肘，恰逢卜萬蒼導演正在為《掛名的夫妻》尋找女主角，她在張達民的哥哥張慧衝的鼓勵下，參加了應試，並且成功獲得了導演的喜歡。
這是她人生一個新的開端，但是這樣的開端並沒有讓她的生活變得幸福一點，日漸成名的她卻變成了張達民的搖錢樹。
一個人一旦沾上賭博，對金錢的貪和人性的惡便會一點一點地顯露出來，張達民便是如此，他為了錢不惜一切。
為了分得父親的遺產，張達民逼迫阮玲玉在父親的靈堂前舉辦婚禮，他因此分到了一筆豐厚的遺產。
然而，當阮玲玉在北平拍攝《故都春夢》回家後，她記賬時才發現，張達民不僅將所有的遺產敗光，還將她積攢的一萬多元錢全部揮霍一空。這才有了影片中阮玲玉獨坐鏡子前，對著賬本無可奈何的一幕。
這樣的張達民讓阮玲玉的演藝事業蒸蒸日上的同時，生活也更加的水深火熱。張達民懂得她的軟肋，但卻不心疼她，他一次又一次逼著阮玲玉給他還賭債，阮玲玉抗拒時，他便藉著1931年轟動上海的“蝶雪解約案”威脅她。
他跟阮玲玉說：“蝴蝶的情變風波已經原原本本地上了報紙，那才叫絕呢，不過你十六歲就和我上床的故事完全可以和她比個高下，要不要我將詳細經過講給那些黃色小報的記者，我保證你的這段情史準能賣個辣價錢。”何其的卑鄙無賴。
阮玲玉愛惜自己的顏面，她怕自己背上“主僕私通”的罪名，她又一次妥協了。但這樣的妥協有一次就有無數次。
在與張達民的這段戀情裡，阮玲玉始終沒有擺脫二人身份的給自卑感。就算她被無數人追捧，但除卻明星的光環，她依然是張家的丫鬟，是卑微到塵埃裡的人。而縱使張達民不學無術，無賴下流，但他仍舊是張家四公子，是阮玲玉的主子。
在生活的重壓下，阮玲玉不斷地成長，從青澀懵懂的少女變成了煙視媚行的女人。而張達民卻毫無長進，像是一個巨嬰。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不對等的成長，會使兩個人一個心態失衡，一個心裡不平衡，往往都是以悲劇收場。
她苦不堪言，但卻不知如何才能擺脫猶如水蛭般的張達民。這時，她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二個男子——唐季珊。
若張達民是不值得愛的人，而唐季珊則不該愛。
30年代的舊上海，戰火與風花雪月並行。為了躲避戰亂，阮玲玉帶著張達民去了香港。在香港浮華如夢的歌舞廳裡，她遇見了茶葉富商唐季珊。
身邊從來都不缺少各種類型女人的唐季珊，依然被舞池中婀娜多姿的阮玲玉所吸引。影片將她的這段感情呈現地比較詳細。
淳子曾說：一個男人他不是愛女人，他只是懂女人，那麼哪個女人遇到這樣的男人，這個男人絕對是她的毒藥。
比起張達民，事業有成，成熟老練的唐季珊的確更適合悽苦的阮玲玉。
但正如淳子所說，他懂阮玲玉，但卻不愛她。張達民是吸血的水蛭，唐季珊是要命的毒藥。
舊時的女子大都擺脫不了一種命運——再往前，遇到的也無非是男人而已，阮玲玉亦是如此。
成功將阮玲玉據為己有的唐季珊給阮玲玉買了一棟小洋樓，這是如浮萍般漂泊了多年的阮玲玉夢寐以求的歸宿。她當他是丈夫，而他只當她是情婦
從香港歸來的張達民發現阮玲玉拋棄了自己，他氣急敗壞，揚言要和她對簿公堂，此時的阮玲玉仍然選擇了退讓。在唐季珊的幫助下最終以為期兩年、每個月向張達民支付100元為代價，結束了和張達民的婚姻，換回了自由身。那一年，是她一生中少有的幸福安穩的時光，她的事業也達到巔峰。
張達民看著和唐季珊一起的阮玲玉的生活越來越好時，落魄的他心態失衡了。於是他控告阮玲玉竊取財務贈與他人，緊接著控訴阮玲玉與唐季珊通姦。一時流言四起，她醜聞纏身。
面對張達民的控告，唐季珊並沒有保護阮玲玉，而是第一時間讓她登報申明，他們二人同居期間經濟獨立。且因為這件事對他名譽有損，讓他極為惱怒，時不時對阮玲玉拳腳相加。
面對她曾經戀人的誣陷，和當下戀人的無情，她心力交瘁！然而更讓她意想不到的是，唐季珊又有了新歡，不是別人，正是她的朋友梁賽珍。她絕望了！
其實，唐季珊和阮玲玉的悲劇是可預見的。早在兩人交往時，張織雲就勸告過阮玲玉，但是苦了太久的她只是貪了點兒依賴， 貪一點兒愛。
在阮玲玉眼裡，唐季珊是值得她託付一生的男人。但在唐季珊眼裡，她不過是獵物而已。之前所有的看似用心的付出，也只是他征服女人的一貫把戲，在唐季珊的心裡只有他自己。
事業的巔峰之時，她人生悲劇的也達到了巔峰。
阮玲玉從來都沒有做對不起張達民的事，但她沒有站在法庭上的勇氣。案件第一次審理時，她稱病沒有到庭。影片中，無助的她找張達民讓其撤訴。
她說，這件事關乎我生死，你賭少賭一場馬不會死。
可見，這時的她已經萌生了赴死的念頭，但張達民拒絕了。無助的她又去找蔡楚生，那是她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
蔡楚生是《新女性》的導演，她在這部影片中所扮演的角色恰如自己，以至於她拍完戲還依然沉浸在其中，躲在被子裡不斷哭泣。
蔡楚生支開其他工作人員，獨自留下來陪阮玲玉。他們兩人都是廣東人，都是平民百姓家的兒女。這讓他們二人惺惺相惜，她向蔡楚生傾訴她所有的遭遇，兩人漸生情愫。
她求蔡楚生：“你能不能帶我走，只要你捨得同居的舞女和鄉下的老婆。”
蔡楚生說：“我在這裡還有事情要做。”
阮玲玉起身走了，她沒有回頭，沒有遲疑。蔡楚生不會想到，這一轉身就是永別。
回到家中，萬念俱灰的她坐在鏡子前翻賬本，想必她已經做好了赴死的準備。唐季珊依然強迫她出庭。她說，我不會去的。
唐季珊無視她的態度站起來說：“我穿黑西裝，打條墨綠色的領帶，襯你得那件新作的旗袍。他媽的。我就是要給上海人看看，我們是對高貴的姦夫淫婦，怎麼樣？”
她轉頭說：“我們是姦夫淫婦？你在廣州有老婆，又跟張織雲，又和我，你是姦夫。我明知道你有老婆，我要跟你，我就是淫婦。”
唐季珊一個巴掌。
她揚起頭，繼續說道，如果你我不分開，就算我們告贏了張達民，我們還是姦夫淫婦。（這是她面對不公最無力的反抗。）
又一個巴掌落在她的臉上，閉嘴。那是婦女節的前一天，她人生最後的一個白晝。
接著她和唐季珊一同去參加了《新女性》的慶功晚宴。晚宴上她笑靨如花，像是微醉般地舉著酒杯親吻每一位朋友的臉頰。
當晚深夜，在唐季珊酣睡時，她換上父親買給她的彩珠耳環，吞下安眠藥。被發現後，因唐季珊的不及時施救最終在1935年3月8日離開人世。她不用再害怕，再擔心，再傷心，再尋尋覓覓，再被感情所累。
她畏懼的何止眾口鑠金，還有所愛之人的無情
我無法將她悲慘的一生歸咎於她性格的軟弱和對男人的依附。
面對壓迫和傷害，她也試圖反抗，試圖改變自己。但是在阮玲玉成長的過程中，她不斷地被暗示：她的力量太過薄弱，反抗是沒有用的，這讓她產生了一種行為——習得性無助。
她六歲喪父，守舊的母親給她傳遞的理念同樣腐朽。面對女兒對自己身份所產生的自卑感，她只是一再叮囑女兒要隱瞞。面對女兒遭受挫折，她說“這都是命”。
演藝生涯初期，她一直扮演一些悽苦，備受壓迫的風塵女子後來命運不濟，結局悲慘。她戲裡戲外都逃不過命運的捉弄。後來，她主動要求改變自己的戲路，開始演具有反抗精神的進步女性。1933年，在拍攝《三個摩登女性》時，她去找導演卜萬蒼要求扮演周貞珍這個角色。
卜萬蒼說：“阿阮，你雖然有高貴的氣質，但你不適合的，周淑貞是個剛強、樸實敢於反抗的女性，她代表革命。”
阮玲玉脫掉大衣，擦掉口紅，仰起頭，她說：“我能演得好。”
但她所扮演的這一些進步女性，雖然有反抗的精神，但結局都逃不過一個“死”字。
1934年，她在拍攝《神女》時，導演吳永剛教她這般反抗：“阿阮，你坐到桌子上是反抗，你抽菸也是反抗，你整個姿態都是反抗，不過這力量太薄弱了，你清楚的。”
在《新女性》的拍攝中，她呼喊著“救救我，我要活。”這不是演戲，這是來自她內心的呼喊。可是，她在戲中扮演的角色發出這樣的聲音後，含恨而終，像是她在臨死前，對自己的結局進行的彩排。
拍攝完這部劇，她哭道：“我多麼想成為像她一樣的新女性，能夠擺脫命運的新女性，可我沒有她堅強，我太軟弱了。”
可一個戲裡戲外，都在不斷被灌輸這樣理念的女子，你讓她拿什麼堅強？她的一生除了父親，誰人真心疼愛過她？
阮玲玉在最後的那一場聚會中，她笑著問吳永剛：“喝酒算不算反抗？”去世後，吳永剛坐在她的遺體旁，無限悔恨地說：“起來抽菸吧，起來喝酒吧，只是姿態。”當他們意識到時，一切都太晚。
她也想要像胡蝶一樣勇敢和張達民、唐季珊對簿公堂，但她缺少是胡蝶父親那樣一雙可以一直牽著她的雙手。她想要從五千年男人的歷史中站起來，可是她勢單力薄，太孤單了。
她一直把重生的希望寄託在心愛之人的身上，奈何她卻總是遇人不淑。當她醒悟生命中的三個男人，一個無賴，一個無情，一個無義之時，她人生的悲劇便達到了高峰。
所以，將她推向深淵的，何止可畏的人言，更令她可畏的是愛人的心。倘若唐季珊能跟她說一句：“別怕，有我在。”或是蔡楚生堅定地帶她走，她或許就不會死。
可惜，一切的假設都毫無意義。玲玉安息吧！
自古以來，女子都容易為情所困，但願這樣的悲劇不會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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