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史記》中的三種用人模式

治國之要,用人為本。要想國家強盛,關鍵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史記》處處體現了舉賢任能、尊賢敬能的用人思想。

齊桓公:“化敵為友”

齊桓公是春秋時齊國的國君,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時第一個霸主。他之所以能成就霸業,與傑出的政治家管仲的輔佐分不開。但先前管仲曾是齊桓公的競爭對手公子糾的心腹,在一次偷襲中,他射中了齊桓公的腰帶,險些要了齊桓公的命。

齊桓公即位以後,要封鮑叔牙為相,鮑叔牙卻向齊桓公極力推薦管仲。他對齊桓公說:“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齊桓公也知道管仲是曠世奇才,又見鮑叔牙竭誠推薦,於是決定摒棄前嫌,重用管仲。

為了能讓管仲回國,齊桓公派人對魯國國君說,殺掉公子糾,縛送管仲回國,以報一箭之仇。若不應允,即興兵伐魯。魯國弱小,只得照辦,殺了公子糾,把管仲捆綁起來,裝入囚車,送回齊國。管仲自以為必死無疑,哪知當他被押進宮廷時,齊桓公快步走下座位,親自為他鬆綁,當即拜他為宰相。齊桓公的這一舉動使管仲深受感動,從此他盡心輔佐齊桓公,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後來齊國大治,國力大增。管仲又建議齊桓公打出“尊王攘夷”旗號,存邢救衛,九合諸侯,最後終於稱霸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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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莊王:“懲惡揚善”

楚莊王,春秋時期楚國的國君,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楚莊王之前,楚國一直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之外。楚莊王稱霸中原,不僅使楚國威名遠揚,也為華夏的統一、民族精神的形成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楚莊王初即位,大權旁落,為了自保,莊王佯裝沉迷酒色,同時暗中觀察。

《史記·楚世家》記載:“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楚莊王聽政伊始,便能殺數百惡人,進數百善人,顯示了他對善惡賢愚的明察和勵精圖治、大展宏圖的魄力。

“懲惡揚善”的用人模式,更多地出現在朝代更替時。新的政權為了穩住政局,鞏固新生政權,大多要對前一朝進行清算,特別是對那些民憤大、臭名昭著的貪官汙吏進行清理。與此同時,也晉升一些民望好、品行端正的清正之士擔任官職,以充實新生政權的隊伍。

觀《史記》中的三種用人模式

燕昭王:“引進人才”

燕昭王,戰國時燕國的國君,公元前311年至前279年在位,在位32年。燕國在戰國七雄中最弱,屢次敗於齊國。燕昭王對他的手下郭隗說:“齊國趁著我的國家動亂襲擊攻破燕國,我深知燕國國小力少,不足以報復齊國。但如果能得到賢能的人才一同治理國家,洗雪先王的恥辱,這是我的心願。先生見到這樣的人才,我願意親身侍奉他。”郭隗說:“大王如果一定要招攬人才,就先從我開始吧。那些比我賢能的人,一定會不遠千里來投奔您的。”

《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燕昭王招攬各國才俊,樂毅來自魏國,鄒衍來自齊國,劇辛來自趙國,各國有用人才紛紛來到燕國,在短短28年間,燕國便由弱變強,攻陷齊國七十餘城,足見“引進人才”的威力。

“引進人才”的用人模式,在歷朝歷代都得到了很好的應用。這種開放地包容地不拘一格地吸納各國各地人才,使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為一個政權源源不斷地輸入新鮮血液,集思廣益,群策群力,能夠在較長的時間裡保持強盛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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