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丨楊宙
最近我常常被人的一種相似的困境所打動。
第一個例子來自陳沖。最新一期的《十三邀》裡，58歲的陳沖天真明亮，談留學生活，談貝託魯奇，談文學電影，談P圖時代年輕人質感的失真。看起來，她是個自由的人，通透又輕盈。這種自由來自閱讀，來自時間，不免令人羨慕。
但隨著訪談繼續，當她談到自己所出生的時代，談到集體主義等記憶對自己的撕扯時，我漸漸發現這種自由並不是那麼輕盈的。陳沖說，過去她也贊同套路式的表演，是個在舞臺上端莊朗誦的人，出國留學給了她很大的衝擊。不只是文化表層的碰撞，更深層地，她重新思考人的存在與意義。在過去的成長與教育的框架裡，人是活在集體之中的。來到美國後，她看到了個體生命力的豐沛與無限的可能。
她舉了第一位飛越大西洋的女飛行員Amelia Earhart的例子，在她的理解裡，Earhart不是為了航空事業去冒險，「她在突破一種東西，並沒有任何實用性，我喜歡那些沒有實用性的激情，就是對人性本身的，對人本身的一種拓展。」
無實用性的，對人類自身的縱深及廣度的探索讓她羨慕，但同時她成長的時代又給她的思維釘上了框架。每一次的探索總伴隨著每一次的碰撞。兩種力量一直在她心中撕扯，持續到現在。因此當許知遠問她，現在平靜一些了嗎？她說，掙扎啊，很多很多掙扎，豐富的掙扎，別人不知道的。
前邊所有的輕盈，讓她的這份掙扎更為動人。
這兩天，還有一則新聞小小地刷了下屏，是77歲的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一則聲明。標題言簡意賅，叫《我說漫威電影不是電影，我來解釋一下》。
「我認為漫威電影不是電影」，是前幾個月斯科塞斯在Empire的採訪中說過的一句話。被媒體單獨拎出來傳播，這句話被理所應當地貼上標籤：斯科塞斯抵制漫威。事情發酵後，斯科塞斯自己親自寫下這篇文章，從自己電影生涯的起點，到什麼是好的電影，一點點地向大家解釋自己說的這句話。
或許在許多人看來，結論都是一樣的，「漫威不值得一看」。但斯科塞斯卻繞了一個大圈來論述。他說如果自己在年輕一些，或者再成熟得晚些，他也會喜歡這樣主題公園式的電影；他知道真正好的電影應該是給人帶來美學、情感和精神上的複雜體驗，而這些是爆米花電影所不具備的；但能說明拍和看爆米花電影的人是低俗和愚蠢的嗎？不是的，他們之中也有很多優秀的人，他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就是一個商業和藝術共存的時代。
我覺得這篇聲明裡，動人之處恰恰在他繞的這個大圈。事實上以他在電影界地位，他本可以指點江山譴責商業電影，看起來非常政治正確。但他沒有。看著英格瑪·伯格曼、戈達爾的電影長大，在希區柯克製造的驚奇與激動中度過人生無數難忘的午夜後，他意識到那樣一個電影藝術的大時代或許早已過去了。而現在大家要做的，是最大限度地維持蹺蹺板兩邊的平衡。
他的情真意切在於，對現實越清醒，對電影的愛就更深。
最後一個例子，我要推薦的是本期雜誌的封面，李安。我印象最深的是，文章中提到李安是一個「溫吞、穩妥，甚至有點兒墨跡」的人。當他在家當了6年「煮夫」，終於憑《推手》和《喜宴》獲得電影投資後，他擔心的卻是題材既不藝術，也不商業，怕「十年練劍，下山第一仗就被砍死了。」反而是侯孝賢寬慰他，有機會拍就拍啊。
換做是一個真正孤注一擲的天才，不會有這樣的糾結。但李安不是，在拍電影的路上，他有太多的顧慮和妥協。他始終是折衷的，見過電影裡藝術的美好的東西，但同時也明白，「通俗是抵達觀眾的最佳方式」。他並不瀟灑，所以他才會說，對於王家衛，不知道是欣賞還是嫉妒。
《雙子殺手》上映後，有人認為這是李安對120幀技術的走火入魔，也有人認為這是他對電影邊界的探索。一切只有時間能做出解答。
但也正是這樣一個人，還在電影這條道路上繼續嘗試新東西——自知無法全然灑脫，自知現實困難重重，卻溫柔地、敏感地、小心翼翼地堅定前行。這讓我想起了本期雜誌裡，我採訪的北大哲學系教授朱良志說的一段話。大意是，人最好的狀態不是飛得多高，也不是躲進洞穴裡，而是在天與地之間乘著氣流飛翔。這就是楚辭裡無可奈何的美：「吾將上下而求索」。
玉嬌龍當然是最天真自由的，所以俞秀蓮嫉妒她，李慕白愛慕她。但能成為她這樣的人很少啊，生活在你腳下，怎麼能說飛下懸崖就飛下懸崖呢。真正的超脫是很難的。不如掙扎著，堅定著，負重前行。我想，這或許也接近羅曼·羅蘭的那句話，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就是認清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熱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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