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文化根源

在一般人人眼裡，日本的武士就是腰間佩帶兩把刀，動不動就撥刀相鬥的野蠻戰士。在各種影視作品中，具備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軍人，揮舞武士刀殺人如麻，動不動就切腹自殺，二次大戰中的“神風敢死隊”等等。其實，武士道的本源並不是這樣，不瞭解武士道，就不可能真正瞭解日本人，武士道對日本人的精神文化層面有著深刻的影響。

武士道

1.

武士起源於平安時代，武士階級出現之後，因為其有暴力的特權，所以武士必須嚴格遵守道德和倫理規範，這就是武士道，這也是武士階層必須具備的精神。武士道精神，其實在平安時期末就產生了，到了源平爭權時期初步成形，在鎌倉時代基本定型，直到德川幕府時代基本上沒什麼變化。日本的武士和武士道，也點類似西方的騎士和騎士精神。

武士道精神的基礎其實就是儒家文化，江戶時代的武士是武官，他們是社會的最高統治階層，享有特權，普通的武士的地位也相當高。中國武官地位從宋朝開始就一直處於文官之下，這樣雖然便於皇帝的統治，但也是中國逐漸衰敗的主要原因。日本由於其獨特的歷史傳統，武士處於上流社會，有著重要的支配權，所以武士被要求成為表率，代表國家的最高道德水準。

山鹿素行

武士精神在江戶時代形成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他們大多是儒學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山鹿素行。他把武士的規矩稱為天下萬民必須遵守的人倫，認為農工商整天忙於生濟，未必能夠遵守這些人倫，如果有農工商者違反人倫之道，武士就應該懲罰他，以正人倫，看來武士在當時就是個執法者，所以武士就必須是遵守道德倫理的楷模，執法犯法可不行。

山鹿素行認為武士必須掌握文武道德，必須學習劍術、弓馬等武術，還要掌握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和夫妻之道。樹立正確的義利觀。義是通過內省而知恥，約束自己的行為，利是內心的慾望，需要加以剋制。所以，武士必須清廉，不能接受賄賂，如果沒有清廉之心，就會被小利奪去意志。武士還必須正直公道，必須守義，有錯就要改正。

2.

在論述武士精神的日本人中，新渡戶稻造是最有名的一個，其代表作為《武士道》一書。他從日本文化入手開始介紹，武士道就像櫻花一樣產生於日本的土壤，類似於西方的騎士道，是關於倫理道德、身份、生活方式和態度的規則。他認為武士道的思想來源於神道、佛教和儒教。佛教的啟示是，人要用平等心對待命運，平靜地接受現實，不執著於生，不懼怕死。神道的影響是，對主君的忠誠、對祖先的崇拜和對雙親孝敬，特別是對主君的忠誠要與愛國心緊密聯繫在一起。從儒教裡學到的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關係之道。

印在日元上的新鹿戶稻造

新渡戶稻造為武士道歸納了義、勇氣、仁、禮、誠信、名譽和忠義等具體內容。其中勇氣與義是雙生子，不能伸張正義的勇氣不是美德。仁是對他人憐憫、同情、寬容，這是王者的風範。禮是對他人的尊重，誠信是禮的支撐，武士一言既出，必須堅持遵守。名譽對武士來說比生命還要重要，忠義超過名譽，勝過生命，但並不是違背自己的良心盲目地為主君的荒唐或者妄想而貢獻生命，如果主君行為錯誤，必須向他諫言，這才是真正對主君的忠心，同樣是維護武士名譽的行為。

武士的基本特點是具有尚武精神，是一些以武力進行戰鬥的人群，他們為有財有勢的人提供保護。武士的歷史就是一部戰鬥的歷史，但是，尚武精神必須與儒教的忠誠結合在一起。忠誠的最高境界就是死，作為戰鬥者的武士，必須對死有個理論和道德上的解釋。

山鹿素行認為，對武士來說，有“臣道”和“士道”，“臣道”指君臣上下，君臣關係一旦形成，作為臣下的武士就必須把自己的生死交給主君。他認為生與死只在一瞬之間，為了主君和比自己重要的人而死，應該毫不猶豫，死而無怨。但是，如果比自己重要的人沒有受到危害，則應該自重，不能輕易去死，對待死亡不能絕對化和極端化。

3.

江戶後期的儒學者佐藤一齋也講了死的意義，他首先肯定一切生物都怕死，但他認為人應該找出不怕死的理由。他認為有氣節的武士和貞烈的女人之所以不畏懼死亡，是因為他們意識到死是自我責任。但是，他也明確指出，意氣用事輕視死亡，或者瘋狂草率地死，過渡美化死亡，等於對現實世界的否定，把人生的唯一目的定義為去天國，這其實對社會是非常危險的。對此，山本常朝進一步說道，“人，誰不渴望生？但要生得符合道理，如果離開目標而生，那就是窩囊廢。”此說法看似有道理，緊緊把住目標，但是每當臨死之際，目標反而會迷失，因此，抱定目標的人是靠不住的。死就是死，勿為目標所制，若離開目標而死，或許死得沒有價值，但並不可恥。

日本武士

其實，現實中有很多對戰爭和死亡過渡美化的宣傳，或者為了某個所謂“崇高的理想”，要求人們去奉獻自己的生命，這是對人的生命的藐視，也是反人類的。

武士的死有切腹、復仇和對敵討伐等多種目的和方式。新渡戶稻造認為“切腹”是武士在法律上和立法上的一種制度。用來證明自己無罪，對錯誤道歉，避免恥辱，解救朋友和證明自己的誠實；對敵討伐，並不是無政府狀態的野蠻行為，而是伸張正義，是為了維護某種倫理平衡的審判，不是無意義地去死；真正的名譽就是成就天命，為了保持天命而招致死亡，並不是不名譽的事，相反，如果違背天命的死才是卑怯。可見，新渡戶稻造對死的解釋，與山本常朝時代，不問是非單純追求死亡不同，開始有了理性的成分。

4.

明治時期的武士道的基本含義是忠君愛國，與傳統武士道的忠誠精神一脈相承。武士階級在明治時期雖然被廢除，建立了國家的軍隊，而且這支軍隊是利用西方的技術武裝起來的，但這些都是外在的東西。裝備的現代化確實會提高軍隊的戰鬥力，但是並不是裝備了先進的武器，什麼樣的軍隊都會變強大。軍隊要有精神力量，即所謂的“軍魂”。明治政府的軍隊是由各藩軍隊組合起來的，藩軍是私人軍隊，士兵都是武士，而武士忠於的是主君，這是一種具體的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與道德關係。明治政府的軍隊是國家的軍隊，必須建立一種愛國意識，讓軍人的忠誠由具體的藩主轉向抽象的國家，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就必須把國家人格化，於是天皇就成了國家的象徵。問題是日本經過了近700年的虛君制，日本人對天皇的感覺早就淡薄了，要讓天皇受到萬民的擁戴，還是挺麻煩的。明治政府首先樹立民族主義觀念，把武士道變成了“大和魂”的一部分，武士道的“忠”就移植到對國家的“忠”。於是，僅僅為武士所特有的武士道就成為了全民族的武士道，繼而成為忠君愛國的軍人精神和國民道德，武士道的精神也成了日本民族精神，最終成為日本政府掌控日本人的精神工具，這樣就被軍國主義利用了，其實，這也違背了武士道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