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劉古愚，

蘭州一中創辦往事

百餘年前，風雲激盪，在東西方大潮的交流碰撞中，甘肅高等學堂掀開了甘肅現代學校教育的大幕。

甘肅高等學堂是甘肅現代學校教育的第一所新式學校——蘭州一中的前身。百餘年間，從這所學校走出了無數人才，也留下了許多故事。

1.1902年，甘肅開啟現代學校教育

追尋蘭州一中校史、搶救性挖掘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是我多年堅持不懈的追求。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蘭州一中校史也漸漸清晰明瞭了起來。我們的故事，就從一中創建說起。

現在，說起蘭州一中，很多人都很熟悉，但知道一中創建的艱難過程,特別是她的開拓者、奠基人及其卓著貢獻的人卻不多。

蘭州一中的前身“甘肅文高等學堂”，創建於1902年11月26日（清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落成於1903年7月（光緒二十九年夏季）。甘肅文高等學堂由陝甘總督崧蕃創辦，並選派楊增新任學堂總辦，負責學校的籌辦事務。

這兩人在中國近代史上，也鼎鼎有名。我們先說說崧蕃（1837年-1905年）。崧蕃字錫侯，瓜爾佳氏，滿洲鑲藍旗人。曾任雲貴總督，後調任陝甘總督。《清史稿·崧蕃傳》中寫道：“於城南建立大學堂，分兩齋，東齋考文，西齋講武。充實完善蘭州機器局。修濬寧夏七星渠，灌田六萬餘畝。”光緒三十一年，調閩浙總督，未到任就病故了。楊增新，字鼎臣，雲南蒙自人，長期在甘肅新疆兩地任職，由甘肅天水縣知事、而河州知州、而陸軍學堂總辦，1912年被民國北京政府任命為新疆督軍、省長，在擊敗沙俄侵略軍、維護新疆和平統一大業中功垂青史。

學堂籌建，初名甘肅大學堂，定名甘肅高等學堂，改名甘肅文高等學堂，俗稱“文高堂”。籌建工作一切都在按照計劃進行，但總教習一職的人選，使崧蕃頗費考量，他最終延聘了劉光蕡。

劉光蕡，字煥堂，號古愚，以號行世，陝西咸陽天閣村人。作為一代哲人，雖身處內地，但在傳播維新思想和自然科學的實學等方面，卻遠在康梁之前。1895年先生率門生等55人響應康梁變法，簽名“公車上書”。先生與康梁相與書札、門生交互，過往至密。劉光蕡有著中西方視野、學問過人、德高望重的學者，完全符合人們對甘肅高等學堂總教習的期待。

2.正月二十，劉古愚趕到了蘭州

劉古愚先生畢生從事教育事業，為我國公認的近代著名愛國教育家、西北偉大思想家和先行者、陝西維新變法領袖。康有為稱先生為“海內耆儒，為時領袖”，梁啟超譽先生為“關學後鎮”。

當時，陝甘總督崧蕃親自給他下聘書，當聘書和程儀送到他老家的煙霞草堂時，雖剛過年節，古愚先生還是謝辭先聘請他的四川總督，不顧學子力勸他到條件更好的成都任教，義無反顧起身，於1903年正月二十（2月27日）趕到了蘭州。

陝甘總督崧蕃親自主持了熱烈的歡迎儀式，對古愚先生禮敬有加。先生和大學堂提調楊增新商議決定，一面建校，一面開學。其時，甘肅高等學堂尚無立錐之地，而是暫借蘭州城西北角海家灘的甘肅貢院，俗稱舉院（今蘭大二院）大門以南的外供給所及外官庭兩小院為校址開學，舉行了大學堂成立儀式，二月底即大學堂誕辰時刻。

緊接著派遣教習易抱一前往日本聘請專業教習、選購儀器、標本，在上海購置教學用書。

這樣學堂逐漸成型了。根據“標坊”記載：學堂，即位於省城通遠門外暢家巷的“一區三院”，在1903年季夏，即農曆夏天最後一個月六月，基本建成。學堂竣工後，古愚先生率領甘肅大學堂師生遷入新校。

“大學堂”始成為甘肅新式學堂的發端，第一任總教習劉古愚先生就是甘肅高等學堂——蘭州一中的開山師祖。

3.首次提出德智體全面發展

隨著年代的推移，許多往事被歲月所湮沒。多年來，我們為發掘蘭州一中校史，四處尋找相關資料、走訪知情人、在網絡上地毯式搜索，收穫頗豐。

2012年7月初，意外傳來一則極其重要的信息：西北民族大學圖書館，珍存有甘肅高等學堂第一屆總教習劉古愚老先生的遺稿手抄本，這自然是個絕好的喜訊。

我去西北民族大學圖書館，小心翼翼手捧《劉古愚遺稿》，發現內容竟全是先生1903年總教甘肅高等學堂時所寫規劃、辦學理念、講稿、課件等。這真是無價之寶。在館方熱忱幫助下，進行了翻拍，而後影印出版了《劉古愚遺稿》 和《劉古愚甘肅高等學堂文集》等校史著作。這無疑更深刻印證和豐富了治學泰斗劉古愚先生在甘肅高等學堂時的辦學思想、方略、理念、踐行成果及其所締造的蘭州一中優良教育教學傳統的淵源，彌足珍貴。

先生在校時間雖短，但他的愛國教育思想進一步昇華，及至巔峰。具目前所知：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是先生第一個提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觀點，並就德智體的內涵、三者之間的關係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這不僅是蘭州一中的驕傲，也是甘肅現代學校教育的驕傲。

古愚先生任甘肅高等學堂總教習，不足8個月，積勞成疾殉職，享年61歲。先生蒞臨學堂後，嘔心瀝血，統籌全局，革故鼎新，通過變革教育與學風，培養通今達變之人才，以擔當富國強兵之重任。依據清政府頒佈的新式高等學堂章程，擘畫學堂一切具體事宜，制定規章制度，擬定教學和新課程開設計劃等。先生教授國學，每日登臺講授兩小時，晚則徹夜批改作業，毫無倦容；算學雖有專門教師，他也參與批閱作業、輔導學生學習；為了掌握情況，每至下堂後，常常召集成績優異的學生一起談論教學，聽取意見；教育學生注重理解應用，切忌死記硬背，常說解其意不記則記；還鼓勵學生涉獵群書，互教互學，不迷信師長，並諄諄告誡：益人之學問，得之師者少，得之友者多；要求士子每日寫日記、心得，定期審閱不怠；各地慕名來訪者絡繹不絕，有時談至半夜方息。“未月而學風丕變”，並逐漸形成了良好的校風、教風和學風。

學子曰：“先生之疾也以憂勞，而其行道濟時之心，雖疾革不少懈，昏瞀中恆語學堂事。至易簀時猶喃喃不已，是先生終其身為斯民也。今先生歿二年矣，凡我同仁微有進步，每與之言及有泣者，使先生在，其效更何如也，然不可復得矣！” 其人格魅力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獻身精神，具有的深遠影響和巨大的感召力，是後世治學者、從教者學習的光輝典範。

先生去世後，甘肅後學者秦安人周文炳、會寧人彭懷智、甘谷人姚守謙，包括知名學子趙元貞、水梓、鄧宗等28人，於1905年8月在省城東門外樹立“教思碑”，紀念他為甘肅地方教育盡瘁終身之勳，並表異鄉人民的敬仰之心。這在蘭州一中歷史中絕無僅有。

​講述人： 張啟明 原蘭州一中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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