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中午,31歲的王思聰再次衝上微博熱搜榜首,起因是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法院對他發佈限制消費令。有人調侃,這是“國民老公”變身“國民老賴”。
這個名人“老賴”榜單還有長長的一串,例如錘子科技的羅永浩、蔚來汽車的李斌和樂視網的賈躍亭。他們或被貼上“2019年最慘男人”的標籤,有的已是貨真價實的“老賴”。
王思聰當然不會“欠錢還不起”。日前公佈的富豪榜上,其父王健林仍有八百多億的資產,隨便“一個小目標”就是一個億。他榮登熱搜榜首的最大意義,其實是沖刷著人們的認知:只要不履行生效判決的義務,就會受到限制,不還錢就會被叫“老賴”。
“老賴”?
其實王思聰還算不上“老賴”。失信被執行人(俗稱“老賴”)和限制高消費人群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王思聰屬於後者。
11月6日,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資料顯示,北京普思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思聰列入被執行人名單,執行法院為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立案時間為2019年11月4日,執行標的約為1.51億元。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表示,“王思聰確有在我院作為被執行人的執行案件,於11月4日剛剛立案執行。經我院核實,暫未對王思聰本人採取限制高消費以及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等強制措施。”
“被執行人”是指在法定的上訴期滿後,或終審判決作出後,拒不履行法院判決或仲裁裁決的當事人。在法院對於民事訴訟判決原告勝訴後,被告在賠償問題上的法定時間內未完成判決書上所規定的賠償金額而被法院強制執行賠償,則稱該被告為本次強制執行的被執行人。簡單來說,王思聰由於未償還或支付判決書中要求的約1.51億,被列為被執行人,但只要主動履行還款,便不會被列入失信人名單。
時隔3天,11月9日,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資料顯示,嘉定區人民法院對王思聰擔任董事長的上海熊貓互娛文化有限公司發出限制消費令,原因是熊貓互娛未按執行通知書指定的期間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給付義務。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的若干規定》第一條、第三條的規定,對公司採取限制消費措施,限制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實際控制人)王思聰不得實施高消費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費行為。
還有一條信息,前不久,另一家由王思聰擔任董事長並持股100%的北京普思投資有限公司的股權遭到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凍結,具體凍結數額不祥,凍結日期自2019年10月15日起至2022年10月14日。王思聰擔任高管或股東的多家公司股權也遭到了凍結。
那麼,王思聰被限制高消費的內容包括什麼?“限高令”的覆蓋範圍較廣,包括不得選擇飛機、列車軟臥、輪船二等以上艙位,不得在星級以上賓館、酒店、夜總會、高爾夫球場等場所進行高消費,不得乘坐G字頭動車組列車全部座位、其他動車組列車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費行為等。甚至有網友調侃,期待在硬座車廂偶遇王思聰。
有網友說,私人飛機不在現有的限制高消費中,那王思聰可以乘飛機出行啊!可能沒那麼簡單——根據現有案件的情況看,王思聰名下的財產可能被司法查封和凍結。
無奈
不過,更值得關注的,其實不是“老賴”,而是該被給付、卻被“老賴”們遲遲拖欠著的一方。
我一個朋友阿武的故事就是一例。阿武部隊復員後在河南老家做服裝生意,苦苦奮鬥十多年小有積蓄,一天一位遼寧籍戰友介紹了一個糧食生意的商機。出於對戰友的信任,阿武將所有積蓄壓上又高息抵押借款湊了700萬元,到遼寧某縣投資糧食生意。不想,與他合作的當地王姓商人巧取豪奪,投資項目不僅沒能賺錢,對方還盜賣機器設備與庫存糧食。後來,阿武打官司勝訴,法院判決王某歸還本金700萬元及利息。本以為有理有據的阿武,卻遭遇了傳說中的“執行難”。
阿武交了保全費用,一次又一次輾轉於老家與遼寧之間,直到有一天他發現王某擅自撕開法院封條,將封存的糧食設備全部偷賣。如今,王某被判刑兩年半,卻託人放出話來,“我就是坐牢,也不會還你一分錢!”事實的確如此,幾年過去了,當地公安局一直在追查糧食下落,可遲遲沒有結論,難度似乎堪比世紀大案。阿武空有一紙勝訴判決,仍然沒拿到一分錢,而他現在的生活就是努力還債,往日富足的生活恍然如夢。
再說一個例子。還記得“教科書式老賴”黃淑芬吧?2015年10月,拿到駕照不久的黃淑芬,逆行撞了騎車過馬路的趙勇父親趙香斌。醫院對趙勇父親的鑑傷結果:特重型顱腦損傷。趙勇的父親因為這次車禍,在開顱手術後,成了植物人。趙勇整個家庭也從此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照顧父親,以及不斷幫父親籌錢,趙勇丟掉了工作,也丟掉了本來光明的前途。
肇事者黃淑芬和自己的女兒劉明月想方設法逃避賠償,幾年來陸續轉移了自己的所有財產,還在醫院公開打電話表示要“耗死受害者”,期間,甚至還闔家歡樂的出國遊玩。在“教科書式耍賴”視頻引爆了網絡輿論後,黃淑芬被司法拘留,隨後被拉入失信人黑名單。幾天過後,在病床上昏迷兩年多的趙香斌搶救無效死亡,黃淑芬被判刑八個月。他問親戚朋友借了不少錢,至今還欠20萬沒有還。
這場四年前的交通事故糾紛如今陷入了死衚衕——黃淑芬已經刑滿出獄,但她丟掉了工作,沒了收入,無法償債,而趙勇也拿不到賠償。至今,黃淑芬還欠趙家74.6萬元。黃淑芬覺得,這應該不是趙勇想要看到的結果。趙勇卻認為,黃是在裝可憐,混淆自己也是受害者,這是對真正受害者最大的侮辱。
“這並不是雙輸局面,這是遲到的正義被埋沒,便會助長老賴囂張,這是一場用時間逼受害者認倒黴的勸退大會。”趙勇說。一晃四年過去了,自今年2月起,他開始調整精力,迴歸正常生活,也希望別人在這事情上有一個借鑑,“不要像我一樣耗在這裡很多年。”
不難讀到他們的無奈。這些被拖欠者的生活,由於一個個“老賴”而陡然破碎。
而在這樣的個案上,司法常常顯得無能為力。
“執行難”
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今年全國兩會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說,三年來,人民法院全力攻堅,共受理執行案件2043.5萬件,執結1936.1萬件,執行到位金額4.4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98.5%、105.1%和71.2%,解決了一批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基本形成中國特色執行制度、機制和模式,促進了法治建設和社會誠信建設,“基本解決執行難”這一階段性目標如期實現。
“我們辦的不僅是案子,更是別人的人生。”每一個冰冷的數字背後都是一起案件,案件涉及的是活生生的人、家庭或企業家,當你走近一個個案件的當事人,你會體味到他們的悲歡喜樂。如果不是走投無路,許多人不會選擇到法院起訴,而立案、審判、執行,一道流程下來,執行恰是最後一道關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執行就是這道防線上的最後一道閘口。
我們讚賞執行法官們的努力,三年來黑龍江高院執行局局長侯鐵男等46名幹警犧牲在執行崗位上。通過“基本解決執行難”這場硬仗,鍛鍊了隊伍,提高了能力,攻克了一道道難題,有效維護了人民群眾合法權益。
更可喜的是全社會對“老賴”喊打的氛圍日益濃厚,找人查物的網絡日益完善。例如,法院與公安部、自然資源部等16家單位和390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聯網,覆蓋存款、車輛、證券、不動產、網絡資金等16類25項信息,對被執行人主要財產形式“一網打盡”;會同國家發改委等60家單位推進失信懲戒機制建設,採取11類150項懲戒措施……
常規的手段之外外,大數據、區塊鏈這樣的新武器也已投用,併發揮了巨大威力。近日,北京互聯網法院首次採用區塊鏈智能合約技術實現執行“一鍵立案”,有利於打破信息孤島,進一步釋放司法紅利,鞏固並深化“基本解決執行難”成果。雖然我還沒看懂,但直覺告訴我這是個好事。
法網漸密,但並非密不透風。正如周強所言,“我們深知,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與黨中央提出的‘切實解決執行難’目標和人民群眾期待相比還有差距。‘基本解決執行難’雖然實現預期目標,但在有些方面、有些地區,執行難問題仍然存在甚至還較為突出。”
王思聰不大會成為“老賴”。而治理黃淑芬這樣的“老賴”,卻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這又該從何處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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