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般的常識，勵精圖治的總是那些聖明的帝王，如唐宗宋祖，秦皇漢武，康熙乾隆；而亡國之君，不用說，那自然要麼昏庸、要麼殘暴、要麼糊塗－－要麼竟然是兼具三種特色的扶不起的劉阿斗式的人物。因此，將崇禎定位於勵精圖治的亡國之君，就好像說某人是個奸詐的好人，某人勤奮地偷懶，某人辛苦地享受一樣不合邏輯。但歷史本身並不一定非要依照邏輯來行走，更不一定與我們的常識相吻合。歷史所幹出的勾當常常令人啼笑皆非，無法表情。
說崇禎勵精圖治，這在早些年姚雪垠同志奉了御命寫《李自成》的年代自然是荒唐之論，少不了要被扣上為封建地主階級歌功頌德的帽子的。但是，即便是奪了大明帝國江山的滿人，在他們作為勝者來編撰的《明史》中，也給予了崇禎這位亡國之君相當高的評價：
“崇禎繼承神宗和熹宗，慨然而有所作為。在他即位之初，他精明果斷地剷除了魏忠賢這個奸臣，天下都希望他能帶來承平。但可惜的是當時明朝大勢已去，積重難返。朝廷里黨派紛爭，戰場上兵疲將驕。四面戰爭不已，流寇四處蔓延，天下潰爛得不可救藥，可謂是不幸之極。然而崇禎在位十七年間，不溺於聲色犬馬之中，而是勤勉辛勞，勵精圖治，在面對臣子時常感嘆，希望能得到非常之材，但卻沒能如願，以至導致了他所用非人，使時局更加艱難。到後來他重又信任宦官，將他們派到各個重要崗位上，這一舉措非常地不合適。後來江山移人，他也自殺身死，難道不是氣數使之然嗎？”
“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當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朝廷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覆信任宦官，佈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
崇禎的另一個大敵李自成，在他向全國發布的徹底摧毀明王朝的檄文中也認為“君非甚暗。”至於大明的遺民們，更是將他認定為一代聖君，其中嶺南派詩人屈大鈞在詩中寫道：
“先帝宵衣久，憂勤為萬方；
御袍留血詔，哀痛何能忘？”
這哪裡是一位亡國之君？這分明是一位勵精圖治，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聖明天子啊。遺民歌頌前朝，裡面帶了不少感情因素，不免有誇大之辭。但考察歷史，我們同樣會發現，崇禎在位期間，的確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業業，他本身的素質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屬上智之人，與他那個二十多年不上朝不與大臣見面的祖父和他那個縱情酒色，不會治理天下，卻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禎之“敬業”，簡直可以評為帝王中的勞模。但是，正是這麼一位希望能夠中興帝國－－並且為了這一希望而身體力行的青年才俊，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執著和夢想，最後換來的不但不
是帝國的中興，反而是帝國的覆亡，他本人也將在一個寒冷的春夜裡走投無路，只得殺妻殺子再自殺。這樣的前因與後果，委實讓人捉摸不透歷史老人究竟是何種心態。一個人命運的悲劇其實就是他性格的悲劇。如果這一論斷沒錯的話，那麼，以崇禎的人生悲劇而言，這人生悲劇的確來源於他的性格悲劇。崇禎名朱由檢，生於１６１０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後來的明光宗）之子，崇禎五年即喪母，雖然貴為太子之子，但當時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並不穩定，長年蒙在萬曆欲廢其而立鄭貴妃之子的陰影之中，再加上萬歷是一個絕情於親情的人－－事實上歷代帝王因為子孫眾多，往往其中的親情平淡如水，幾乎從來沒有過平民家庭那種天倫之樂。萬曆既不喜歡崇禎的父親，當然也就更不喜歡木訥內向的崇禎。後來，他的生父雖然歷盡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卻在即位的當年就因縱慾過度而病死了，皇位傳到崇禎的哥哥朱由校身上。
朱由校對於酒色可謂是秉燭夜遊，夜以繼日。這個年輕的皇帝對治理天下基本沒有興趣，將它一股腦兒地交給了太監魏忠賢。在這個皇帝眼裡，連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關心，何況是崇禎這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禎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完全沒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愛，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親歷了紅丸案和移宮案等駭人聽聞的政治陰謀。
崇禎少年時所經歷的這些政治陰謀和他長年的與世隔絕而又親情寡淡的深宮生活無疑是一條條噬心的小蛇，它們撕咬著崇禎，並使崇禎在這種命運的無常與超乎尋常的冷漠中，漸漸養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身為位尊爵重的親王，自可以呼奴喚僕，形成了他性格中嚴急而刻薄、既對手下人薄情寡義而又自以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從小的孤獨寂寞和難於主宰自己命運的無奈處境又讓他敏感、多疑，從而因內心深處的過分軟弱和自戀造成極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後來，他在重大關頭常常首鼠兩端，既怨天尤人又懷疑自我，最後則是毫無主見地把一切交給命運安排。這種性格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也將是災難性的，何況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崇禎和他的祖父萬曆一樣，生性吝嗇，他小時候用仿影的方式練字，如果紙張較大而範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範本，寫完後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儘管身為帝王，他無法隨意出入於民間，但為了節約起見，他卻常派人到宮外去從民間採買物品，然後仔細地詢問價格。這種平民生活方式當然也可看作是節儉和樸素，甚至可以如同我們在歌頌某位大人物只吃紅燒肉時那樣，把它看作是崇禎皇帝美德的象徵，尤其是在奢侈成風的帝王族裡，這種節儉大約只有那位嗜好穿補丁衣服的咸豐皇帝差可比擬。但令人沮喪的是，就像咸豐皇帝常常從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補丁衣服這一些微細節上來斷定他是否清廉稱職，是否予以提拔，從而導致北京城裡出現了舊官服比新官服更貴的荒唐結果一樣，崇禎這種近乎於守財奴式的節儉，對於他的中興帝國之夢，也是致命的一擊。或者說，這種節儉有如一劑慢性毒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浸入了崇禎和整個大明帝國的血脈中，並最終引發了一場災難性和毀滅性的不治之症。
１６４５年二月十二日，這時的“流賊”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農民政權，他的百萬大軍懷著必得天下之志從西安出發，此後又從軍事要地宣府、大同進逼北京，並相繼攻陷了平陽和太原，大明帝國的心臟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勢可以說已到了火燒眉毛的窘狀。
無計可施的崇禎特地召見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和戶部、兵部的官員們，討論放棄寧遠，調吳三桂軍隊緊急入衛北京。但吳襄卻提出，如果讓吳三桂進衛北京，大約需要１００萬兩銀子的軍需。１００萬銀子在畢生儉樸的崇禎眼裡，是一筆龐大得令他肉痛的數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這麼多的銀子，為此，崇禎只得放棄了這一原本還算不錯的計劃，然後坐困城中。
為了堅守京師，籌餉是一個大事。從召見吳襄之後，崇禎就多次向戶部提出要解決這一問題，但此時的大明王朝已是油盡燈滅，國庫裡的存儲竟然僅有區區４０萬兩。戶部的官員面對崇禎嚴峻的責罵也仍然無計可施，而與此同時，崇禎個人的財產卻豐厚無比。為此，大臣們反覆上疏懇請，希望崇禎能拿出屬於他個人的內帑以充軍餉。但這無疑像是要崇禎的命，他向大臣哭窮說“內帑業已用盡。”左都御史李邦華大概著急了，也顧不得是否當眾頂撞聖上了，他說社稷已危，皇上還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附焉？
話已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崇禎卻顧左右而言它，始終不肯拿出一分一釐來保衛他的江山。到了李自成攻佔北京，從他的宮內搜出的白銀即多達３７００多萬兩，黃金和其他珠寶還不在其中。為了節省１００萬而丟掉了３７００萬，乃至整個無法估價的萬里江山，這本是一筆再簡單不過的帳，但自幼聰明好學的崇禎皇帝卻到死也沒有算清楚。國庫中沒有錢，皇帝有錢卻不想出，想再殺雞取卵或是竭澤而魚地從百姓頭上搜刮也已既沒有充足的時間，且沒有充足的地盤了。這時，崇禎皇帝萬般無奈，只得要求文武百官無償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對拿錢來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樂意，又有幾個官員肯拿出他們手裡的錢呢？崇禎無奈，只得密令他的岳父周奎，要求他捐１０萬兩，以便起個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歲雖大了些，可對自己的口袋一點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錢，哪裡又該我們這些當臣子的出呢？只是這話他敢說出來，而是一個勁地哭窮，聲稱即使勒緊褲帶也只能捐１萬兩。崇禎認為１萬兩委實太少了些，你至少得２萬才夠意思吧。周奎不敢再討價還價，卻暗地裡進宮去向女兒求援，於是周皇后揹著崇禎給了他５千兩，可就是這本身出自崇禎內帑的５千兩銀子，周奎也只捐了３千兩，餘下的２千兩反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後臺不如周奎那麼硬的大臣們，儘管個個富可敵國，卻紛紛裝窮，甚至在自家的大門上貼上“此房急售”的字樣，表示他們家裡已窮得只能賣房子過日子了。自天子到大臣的集體哭窮，這大約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後一幕鬧劇。鬧劇的導演自然是天子崇禎。
崇禎初年，為了節省帝國開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驛站，因為他認為驛站的存在，既使來往的官員揩了國家的油，同時還得養大量的驛卒。裁撤的結果是導致大批因失業而無法生存的驛卒紛紛加入了農民起義的行列，在這些默默無聞的驛卒中，有一個就是後來聞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禎裁撤驛站，據統計，所節約的開支僅僅為３０萬兩銀子，大約相當於皇宮一個月的支出。
其實，崇禎的“節儉”美德不僅是在帝國將亡之時才雪上加霜，從他即位之初到帝國滅亡－－也就是他坐在龍椅上的十七年裡，他的節儉品德一直像一把無形的劍，將他的帝國砍得鮮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們始終無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關係，很大程度上便和這有關。
眾所周知，明朝官員薪水之低是歷朝罕見的，一個知縣的月薪是７．５石，約折價１０兩銀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書，也只不過區區６１石，還不到１００兩銀子，但一個官員要想維持正常的開支－－遠遠不是花天酒地，窮奢極欲，這點薪水連杯水車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禎早幾十年的萬曆年間，他為其母作壽時，只能買兩斤豬肉而已，連總督胡憲宗聽了也覺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東山再起，被任命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時，為了置辦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變賣家產。
在這種超級低薪的前提下，官員們如果不集體貪汙受賄，絕對無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似乎對一定程度的受賄是默許的－－如地方官員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員出差時成了慣例的打秋風等等均被視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個州縣在徵收上交國家的正稅以外還得向百姓多徵多少錢糧，一個下級地方官每年應該向上司進幾次貢，每次的數額大約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慣例可循，這本身也已成為明代官僚體制的一部份。但崇禎除了是個節儉主義者外，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本身擁有豐厚的內帑，然後可以大談節儉，同時也要求所有官員不但要節儉，而且要廉潔，這本來是一個明君的確該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者的錯誤往往是無視現實的可能性而急於求成，急於求完美，崇禎即是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禎本人不清楚帝國裡這種集體受賄的深層因由，卻簡單地企圖用儒家道德來約束和要求大臣，屢屢宣講“文官不愛錢”的古訓。這不但毫無作用，反而顯得聖上如同腐儒一樣不解世事，迂闊可笑。反過來，崇禎則自覺有充足的理由認定手下的官員都他媽是一幫酒囊飯袋，蛀蟲敗類。君臣關係之緊張，歷朝歷代大致無過於崇禎年間。
崇禎元年七月，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在上疏給崇禎時指出，當今世上，幹什麼事不用錢？哪個官員又不愛錢？做官是花錢買來的，因此這些官員上任後，為了收回成本當然就得貪汙受賄。因此，說到害民，就將這歸咎於知府和知縣等地方官的不廉潔上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些人沒法廉潔。他們薪水極低，而上司卻想方設法要勒索，過往官紳要打秋豐，進京朝覲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銀子，這些錢又不能從天而降，叫他們如何廉潔呢？韓一良舉證說，州縣的官員進京，京城的御史和給事中們號稱開市，是一個撈錢的好機會。他本人兩個月以來拒收的贈金就有５００兩。末了，韓一良認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議，只有嚴懲少數罪大惡極的貪汙受賄者，讓大臣們把錢當作禍水，才有可能出現廉潔愛民的情況。
崇禎對韓一良的說法深以為然，專門為這一奏摺開了一次現場會，他讓韓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搖頭晃腦地朗讀了這一奏摺，然後又讓大臣們互相傳閱，並決定要破格提拔此人，當場就要任命他為右僉都御史。負責官員升遷的吏部尚書一面連連稱善，一面卻別有用心地說：韓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請皇上命他挑出最嚴重的貪汙受賄案例來，以便以此為例進行重處。
這明明是給韓一良過不去，韓一良本來不過是要在崇禎面前表明他的忠心與幹練，又哪裡敢真正舉出哪個官員貪汙哪個官員受賄呢？他只得支吾著說折中所言俱是風聞，並沒有一個準確的事實。這下崇禎不高興了：“難道連一個貪汙受賄者你也不知道，就寫了這個奏摺嗎？限五日內奏明。”五天後，韓一良只得糾彈了幾個已被打倒了的閹黨死老虎交差，崇禎看出他在打馬虎眼，再次令他當著眾臣朗讀那本奏摺，當韓讀到他兩個月收到贈金５００兩時，崇禎立即打斷他，厲聲追問這５００兩銀子到底是誰送的？韓一良推說記不清了。崇禎龍顏大怒，韓一良的右都僉御史沒做成不說，還差點丟了命。
韓一良事件的結果是，崇禎越來越對整個帝國的文官系統感到不滿，對大臣們的從政能力和品德人格都持懷疑態度，此後，他在用人上總是頗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已一個人去幹。就像一個勤快的笨蛋總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幹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樣，一個自以為是而又事必躬親的專制君主給這個千瘡百孔的帝國造成的傷害，遠遠要大過一個平庸、惰怠、無所事事的皇帝。
同時，縱觀崇禎一生，他的內心內心深處肯定懷著一種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會對他人的評價特別敏感，有時候簡直就是一種病態。這病態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對於身邊所有人都懷著一種深刻的懷疑和猜忌。皇帝的這種病態心理在他統治後期尤其明顯，往往使得朝臣們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不能自己：如果大臣們表現得平庸無能，這當然會讓自以為高明的皇帝十二萬分地看不起，其結果肯定無法得到皇帝的歡心；而表現得精明能幹卻又頗易遭到神經過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於讓他懷疑大臣們是在看不起他，那樣的後果將更為嚴重。
在崇禎朝的１７年裡，崇禎一共任用過５０位內閣大學士，不論是在明代還是歷朝歷代，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最高記錄，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長更換也同樣頻繁，走馬燈似的令人眼花繚亂：他共用過吏部尚書１３人，戶部尚書８人，兵部尚書１７人，刑部尚書１６人，工部尚書１３人，都察院左都御史１３２人。結果換來換去，仍然沒有換出任何一個讓崇禎滿意的官員來。真不知是大明氣數已盡，老天故意不讓賢臣生在當世，還是崇禎皇帝自己的腦袋出了問題。
朝中大臣走馬燈似的換，也許還有些說詞，但崇禎對於前線領兵作戰的高級將領，同樣是懷疑加猜忌，不能不說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後用過袁崇煥、楊嗣昌、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熊文燦、陳新甲等人率兵分別同後金以及農民起義軍作戰，但這些人卻幾乎沒有一個得到了善終。不是被崇禎處死就是孤軍被圍而無人過問，最後只得坐守孤城被敵生俘；或者是被逼倉促上陣戰死。一代名將袁崇煥因為擅自殺了總兵毛文龍，於是被崇禎所疑忌，皇太極僅用了一個從《三國演義》中學來的拙劣的反間計，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禎相信袁真的與後金有密約，立即將其逮捕下獄並凌遲處死。崇禎的失誤還在於他在位之際，總是企圖用空洞的儒家道德來約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時期，士大夫雖然滿口仁義道德，道德水準卻驚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聞遐邇的理學大師。即便是為後人所稱道的東林黨人，事實上也不是我們曾經認定的那樣光明磊落，相反，卻往往打著光明磊落的旗號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島詩中所說的那樣：以太陽的名義，黑暗在公開地掠奪。整個社會對於享樂的貪圖，拜金主義的風行，官員的貪婪，軍隊的低能，政治的黑暗與經濟的凋蔽，使整個晚明時期呈現出一幅犬儒主義的百醜圖。大批高級官員為了保證頭上的烏紗，不惜拜宦官魏忠賢為乾爹，將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稱頌其為九千歲，這些事件都深深地說明了我們這個帝國的執政者們到底有多無恥和下作。
- 當崇禎的道德濟世的理念無法實施，而內憂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時，他認定“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對亡國之臣有何客氣呢？因此崇禎晚年便帶著一種說不出的陰損刻薄來看待手下的臣子們，“在崇禎執政的最後一兩年裡，他一直處在對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對自己懷疑、自責兩種情緒中。兩種情緒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現為一時對朝臣痛下毒手，一時態度又相當溫和謙虛。這種雙重人格交替呈現的情況不但使得群臣摸不著頭腦，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報復引起進一步的自責，自責刺傷了自尊心，又導致更刻毒的報復。惡性循環，他的心中永無寧日。”（引自著《崇禎帝》）
崇禎在位期間，死於他手下的高級官員共計有：輔臣（相當於總理）１人、尚書４人、總督、督師７人、巡撫１１人，侍郎以下的官員則難以計數。到了崇禎後期，一向渴望仕途通達的官員們甚至也認為出相入閣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為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因某一件事情得罪這位喜怒越來越無常的天子，轉瞬之間從位極人臣到腦袋搬家。
１６４４年，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軍將北京圍得水洩不通，李自成派人告訴崇禎，如果他宣佈退位，尚可保住身家性命。但這對心性甚高的崇禎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為此，他在這一天下了最後一道聖旨，一方面痛罵諸臣誤國，一方面輕描淡寫地作了自我批評。最後卻無異於痴人說夢似地宣佈，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農民起義人員，而如果有誰能將李自成生擒或殺死，則封萬戶侯。
當天，崇禎還想照例召開御前會議，但已沒有大臣到會了。晚上，他知道大限將至，命太監為他和其家人準備了最後的晚餐，酒至微醺，這位風華正茂的皇帝拔出劍來，當場殺死了妻子，在殺女兒時，他長嘆道：誰讓你生在帝王家呢？然後，他帶著一個老太監登上了煤山，從煤山山頂，可以看到北京城外李自成軍隊的營帳裡燈火通明，宵鼓陣陣。明天，他們就要攻城了。崇禎嘆了口氣，他用衣帶草草地寫好遺書，遺書中，他再次強調他不是亡國之君，只因他的臣子們皆是亡國之臣。凌晨時分，崇禎恨恨地上吊自殺。
想來，崇禎在臨死之時一定會不甘心地發問：為什麼我的勵精圖治換來的卻是亡國之以崇禎的個人素質和勵精圖治的志氣，如果生在和平時期，未嘗不是一位可以忝例於明君之側的帝王，因為在和平的年代裡，崇禎個人的性格雖然有著各種弱點，但卻不會是致命的；但他顯然生錯了時代，在那樣一個即將大廈將傾的季世，他的悲劇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勵精圖治只會加快王朝的滅亡。崇禎事實上成了他的祖父萬曆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儘管他比這兩位親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卻可以在宮中花天酒地過一生，他雖說旰食宵衣，卻免不了背上亡國者的恥辱。
看來，在獨裁和專制的鐵幕體制下，如果一個君主本身性格有著各種致命的弱點，那麼我們真的不希望他再去勵精圖治，幻想在他手裡天下承平，他哪怕是作一個花天酒地，窮奢極欲的昏君，也要比妄圖作聖君的後果強得多。一個不理朝政的昏君大不了耗點民脂民膏，而努力想要有所作為的庸君，雖然不近女色，事事節儉，但他帶來的也許是亡國之總之，在君主一人家天下的時代裡，崇禎的悲劇其實是從這種體制上就決定了的，不管他是勵精圖治也好還是宵衣旰食也罷，最後無論如何也是逃不脫亡命亡國的可悲下場。只不過，這一悲劇的源頭並不在崇禎身上，而是應由他上溯到三百年前，當那個作過和尚的朱元璋在遙遠的南京城裡登基時，悲劇的種子就已經埋下了。它的苦果在三百年後成熟，並由這位下種的開國之君的子孫後代來品嚐。
歷史的無情沒法不令人扼腕長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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