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史的维度看丝绸之路

2013年9月我国正式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由此中国开始试图以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丝绸之路沿线邻国和我国自身的共同繁荣。北京时间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确定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文化遗产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一带一路战略和申遗成功使这条连接东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为世人所关注，正是因为这条道路古老悠久的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开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们对丝绸之路究竟了解多少呢？

严格意义上丝绸之路并非只有一条：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通常狭义的丝绸之路就是单指从中国大西北通向中西亚乃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传统的观点认为张骞的凿空西域之行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交往历史，不过随着考古学界不断涌现的新发现逐渐证明：事实上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文明就曾遥远的西方文明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行着贸易和文化交流。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要道，可不知道大家是否思考过为何在河西走廊上没有“丝门”而有“玉门”？事实上早在文献记述丝绸之路之前2000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线路已经开通，但它不是为出口丝绸，而是为进口和田玉。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发现有出自新疆地区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区的海贝，这就足以证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区乃至印度洋地区有着一定的商品交换。事实上中国丝绸的西传也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早：早在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之前的公元前5世纪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命运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产于中国的丝绸，近年来在新疆、南西伯利亚、克里米亚的考古发掘已为我们大体勾画出完整的中国丝绸西传路线图，其中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丝绸遗物是战国时代的遗物，也就是说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之间就已经诞生了丝绸贸易。甚至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猜测：后世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部落都有明确文字记载证明其有过大规模西迁的举动，那么在更早的年代呢？我们知道秦国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和西戎蛮族的战斗过程中，问题是那些被秦国打败的西戎蛮族去了哪里呢？当然有一部分被秦国同化，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但也有不少戎狄部落选择了向西迁徙，至于这些部落迁徙到了何方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不排除可能这些部落向西一直进入新疆、中亚乃至印度、西亚等地。甚至有传说认为：中国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老子在西行出函谷关后更是一路向西越过中亚地区的浩瀚沙漠一直到达印度并被印度人奉为圣人，由此开创了印度佛教。这就是中华道教和汉传佛教中所谓的“老子化胡”说，这一说法认为其实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其实就是西行的道家老子。还有的说法更进一步认为：佛教其实在战国时代就已传入中国，只因与秦法不能兼容而在焚书坑儒过程中消亡，直到汉武帝遣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后佛教才重新流传到中国。

这一阶段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草原游牧民族为中介进行的，所以称这条古老的道路为草原丝绸之路。其实这条道路上交易的主要商品不是丝绸而是玉石，所以这条道路又被称之为玉石之路。斯基泰人是活跃于这条道路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公元前9世纪以前斯基泰人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以东。公元前8世纪中叶周宣王征伐猃狁、西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又和西戎部族长期交锋，于是一波波西戎部族不断向西迁徙并逐渐和斯基泰人既融合又斗争。原本生活在今天新疆阿尔泰山一带的斯基泰人逐渐迁徙到高加索和黑海北岸，驱赶那里的西米里安人西逃，大部分定居下来。另一部分继续西迁至多瑙河流域定居。还有一部分跟踪西米里安人南下，到达小亚细亚和伊朗高原西北部。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曾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以及亚述帝国大举入侵，威胁西亚近七十年，其骑兵驰骋于卡帕多细亚到米底、高加索到叙利亚之间，寻找掠夺物。约公元前630年斯基泰人的版图从波斯边境经库班一直伸延到整个南俄草原。斯基泰王帕尔塔图亚和马底耶斯父子还统治过乌拉尔图。斯基泰人凭借强盛的武力控制了从高加索一直延伸到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然而因为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导致斯基泰人其实一直无能成功构建起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而始终是以松散的部落联盟形式存在，而部落之间的纠纷冲突又使草原丝绸之路时断时续飘忽不定。直到亚欧大陆出现幅员辽阔的统一帝国后丝绸之路才有可能走向正规化、常态化。

第一个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做出重大贡献的大帝国是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前550~前330），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在大流士一世时代（前522~前486）帝国领土东至印度河，北到中亚，西到爱琴海以及北非的埃及。波斯帝国修筑了四通八达的商道并建立了完备的驿站制度——从爱琴海东岸的以弗所到国都苏撒之间建立了举世闻名的波斯御道，每隔25公里设置驿站，全长2000多公里，大流士可以在国都吃到从爱琴海捕捞的鲜鱼。在帝国东部沿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米底之路，进而经巴克特里亚抵达印度构成了一条交通干线。此时从东地中海到兴都库什山的丝绸之路西段已初具雏形。公元前336年马其顿王国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国王腓力二世在女儿的婚宴上遇刺身亡，王子亚历山大迅速镇压了政变，随即又平定了希腊各城邦的反马其顿运动。两年后亚历山大指挥马其顿军团向东进入亚洲，先后征服小亚细亚、叙利亚，然后南下埃及，又向东进入两河流域，彻底灭亡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亚历山大的兵锋一直向东抵达锡尔河、阿姆河、印度河一线。亚历山大帝国比波斯帝国还大上一圈：从地中海到印度河，从黑海、里海、咸海到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几乎全被马其顿囊括在铁蹄之下。虽然亚历山大英年早逝后帝国迅速被几个部将瓜分，但由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形成的希腊马其顿王国、叙利亚塞琉古王国、埃及托勒密王国都延续了兴起于爱琴海的希腊文明，由此中西亚地区进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希腊化时代，原本斯基泰等游牧民族聚居的地区迅速城市化，丝绸之路西端已完全连成一片。在亚历山大死后一百多年东方的秦国统一了华夏，尽管秦王朝二世而亡，但其所奠定的大一统政体被新生的汉帝国继承。汉武帝继位后汉帝国对周边的辐射力逐渐加强，此时丝绸之路的完全贯通就差帕米尔高原到河西走廊这一段了。

公元前138年在距离当时的汉帝国都城长安西北120公里处的甘泉宫内一个即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使团整装待发——28岁的张骞从16岁的汉武帝刘彻手中接过象征大汉帝国威严的汉使符节，随即踏上了出使西域的漫漫征途。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为联合西域的大月氏国夹击匈奴。这是一段危险的历程：一方面之前从未有人到过如此遥远的地方，一路上不知有多少艰难险阻在等着使团；另一方面此行还必须穿越匈奴的领土，也许使团还没找到月氏部族就会被匈奴人杀死。被艰险吓倒的人应该不少，这时28岁的郎官张骞自告奋勇应募出征。就这样张骞带着一百多名下属从陇西离开汉境，穿越河西走廊一步步踏上未知的旅程。那时没有手机，也没有卫星定位，从他离开陇西那天起他和汉朝政府之间就失去了联系，今后的一切都要靠他自行处理解决。果然张骞使团毫不意外地与匈奴人遭遇了。一百多人的使团自然无法和匈奴大军抗衡，他们毫无悬念地成为匈奴的俘虏。对于汉朝使节越过匈奴国土去出使月氏是去干什么的这件事匈奴单于即使用脚趾头也能想明白，于是他说道：“月氏在我北面，汉朝怎能派使节越过我的国土前去呢？我要是派使节去南越，你们汉朝能同意吗？”（单于所说的方位是错的，月氏在匈奴的西偏南，而不是北方）。尽管单于对汉朝这次出使行动极其愤怒，但对张骞本人却倒有几分敬佩之意。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 而匈奴又是一个崇拜强者的民族，面对敢于孤身犯险的张骞其实匈奴方面多少是有些敬佩的。正因为如此张骞不仅没被杀，反而在单于的亲自撮合下娶了匈奴女子，生了孩子。匈奴人面对这个长期生活在自己中间的汉人渐渐放松了警惕，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张骞从没忘记过自己的使命，滞留匈奴期间他更是近距离观察获得了许多关于匈奴的第一手情报。终于有一天张骞忽然带着自己的部下堂邑父脱离了匈奴人的监管。张骞辗转来到大宛国——大宛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也就是说张骞此行是从今天的内蒙古一直走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在张骞之前的大约两百年前亚历山大大帝也曾东征至此并在这里建立了一座“绝域亚历山大里亚城”，东西方两位伟大的探险者的足迹在此交汇。遗憾的是亚历山大死后其帝国迅速解体——从马其顿到大宛之间的万里疆域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希腊化国家。如果张骞的西域之行提前三十多年就会遇到大宛的希腊统治者。然而此时北方的塞种人入侵，希腊化王国被颠覆，因此西域地区尽管是华夏文明和希腊文明交汇之地，但就因为这三十年的时间差东西方两大伟大文明失去了直接接触的历史时机，然而历史不容假设——两大文明的失之交臂就此成为人类历史的缺憾之美。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返回汉朝，一定奏明汉皇，送他很多财物，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未能实现。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动心，于是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康居王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月氏被匈奴击败后西迁的月氏部族被称为大月氏，留在祁连山一带归顺了匈奴统治的称之为小月氏）。不料这时的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串富，况且由于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改变了态度。当张骞向他们提出建议时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加之他们又以为汉朝离月氏太远，如果联合攻击匈奴，遇到危险恐难以相助。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在此期间张骞曾越过妫水南下，抵达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张骞动身返国。在回程路上张骞没按原路返回，而是向南穿越羌人聚居区，试图以此避开匈奴人的拦截。问题是在那个年代张骞根本无法掌握最新的国际动态，于是当他穿越羌人聚居区时才得知：原来此时羌人也已归附匈奴。就这样张骞被交给了匈奴人，不过不幸之中也有大幸：在匈奴营地他重新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年多后匈奴单于去世，随即匈奴国内爆发了争夺单于之位的内战，张骞和堂邑父抓住这个机会逃回了汉朝，这次张骞带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公元前126年张骞终于返回长安，此时距离他出发已过去13年。一百多人的使团只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两人，当然又多出了张骞的妻子和孩子。也许正是在妻子和孩子的陪伴下张骞的软禁囚徒生活不再孤单，可当张骞回到汉朝后他们作为在背后默默支持这位英雄的人物被正史所遗忘，一年后张骞的匈奴妻子患病去世。

从出使的最初目的来看：张骞并没能完成和大月氏结盟的目的，所以单纯只就这次出使的目的而言是一次失败的行动。然而从这次行动对后世历史的影响来看：这是一次伟大的出使，因为张骞把一个名词带到了汉武帝面前——这个词叫天下。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天下观，正是在这一天下观的指引下大秦帝国一统华夏——就当时而言秦始皇嬴政足以自豪地以为自己统一的是整个天下——南方的百越俯首称臣；北方的匈奴也被彻底击败；至于西方的情况那时的中国人还知之甚少。张骞这次出使让汉武帝知道了：在汉帝国的西面还有辽阔的世界，自己作为受命于天的天子必须将这一辽阔世界纳入以自己为核心的天下体系。不仅汉武帝这样想，张骞也是这么向他建议的：他向汉武帝提供了关于西域的第一手资料并力劝汉武帝开拓西域——联合乌孙、大宛、安息等国共同对付匈奴。如果说这还仅仅只是针对匈奴的外交战略，那么接下来张骞的建议就真的是放眼天下了：他建议汉武帝同时开拓西南，打通前往印度的通道，全面打开西方的大门。从长安到费尔干纳，到药杀水，到咸海，到印度，甚至一直远到波斯和罗马“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五年后汉军发起河西之战，从匈奴手中夺取河西走廊，西域的大门至此彻底对汉朝开放。张骞带着三百多名随员和数量巨大的财物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再也没匈奴人能抓捕他了。此行的目的一是招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东归故地，以断匈奴右臂；二是宣扬国威，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使之成为汉王朝之外臣。张骞到达乌孙时恰逢乌孙内乱，没有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不过张骞的副使则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张骞一行偕乌孙使者数十人于元鼎二年（前115年）返抵长安。张骞因两次出使西域之功被封为博望侯，此后博望侯就几乎成为出使西域的汉使的固定爵位，一时间博望侯之名响彻西域大地。自此之后无数使节、士兵、商旅、僧侣沿着张骞当年开拓的道路东来西往：西域的苜蓿、石榴、葡萄、香菜、大蒜等物品通过这条道路进入中原，而中原的丝绸、茶叶、火药、造纸术、印刷术也通过这条道路传播到西方，这些物品的传播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与物品传播相伴随的是军事行动和思想的传播：这条路见证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豪音；这条路见证了法显、玄奘历经千难万险的求法历程；这条路见证了盛唐的边塞诗歌。尽管这条路起源于汉帝国的国防外交政策，然而直到汉帝国与匈奴以及作为丝绸之路贸易最大客户的罗马帝国都崩溃之后这条路依然活跃着。

说起丝绸之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从中国古代的长安通往中西亚地区乃至欧洲的古道，而我们常常忽略了其实在中国的大西南还有一条丝绸之路，为了和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区别通常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总长有大约200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它以成都为起点，经雅安、芦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我国的四川地区在古代称之为蜀地，蜀地是丝绸的重要产地之一。西汉扬雄《蜀都赋》曾这样描绘蜀地丝绸之精美：“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古蜀国曾一度号称蚕丛之国，这里的桑蚕丝绸业起源最早，是中国丝绸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事实上蜀地和印度等地的贸易交流可能远远早于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史——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而印度人自己推测湿婆神出现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我国商代。到了张骞出使大月氏时曾在相当于今天阿富汗喀布尔一带见到蜀地的丝绸，在询问当地人后得知此物系从南方的身毒国（秦汉时期对古印度的称呼）传来，张骞据此推测：在中国的大西南有一条从蜀地通往身毒的道路。事实上早在张骞通使西域开辟北方丝绸之路前西南先民们就已打通了一条从四川成都至云南滇东一带的“五尺道”——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后派遣将军常頞率军筑路而成：“五尺道”从四川出发往东南行，经僰道（宜宾）、南广（盐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宁一带）、味县（曲靖），至滇池（昆明），继续向西至叶榆（大理）。道虽只宽五尺，但却和贯通全国各地的大秦直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草原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都是沟通东西方的古代交通大动脉，而与之相对的还有一条海上交通线——海上丝绸之路：战国时代楚威王杀死了越王无疆，到楚怀王时代越国已彻底陷入内乱之中无法自拔，早已不复勾践时代的霸主的形象。楚怀王乘机攻灭越国，设郡江东。随着越国的覆灭，楚国疆域由长江中游的两湖、安徽、江西等地拓境至江东地区，获得了长江出海口。楚国利用这一地缘优势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与西亚、南亚的一些国家进行经济交流，这从侧面印证了“世界第一大国”之说。楚王为了便于商贸，楚国特地为商队铸造了用于免税的金节，只要出示金节，一律免征关税。节用青铜铸成，上有铭文曰：“得其金节则勿征”，“不得金节则征”。从享受国家免税的优待看，楚国已牢牢把商业控制在官府手中了。这是中国历史是最早利用海上丝绸之路同中西亚国家交往的记载。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了一种迹象：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可能比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时间更早——现代海洋漂流学说已经证明：用一个比较大的木筏装上足够的食品和淡水可以漂流一年以上，漂流的地区可以由中国东南沿海一直到达南美、北美。澳大利亚、非洲以及整个太平洋各群岛。菲律宾、北婆罗洲、夏威夷、新西兰、厄瓜多尔......世界各地陆陆续续有十三个地区发现了源自中国的有段石錛。部分史学家根据考古研究推测：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也有学者推测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在胶东半岛也开辟了一条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

公元前219年已成功灭亡六国从而一统中原的秦始皇嬴政派屠睢率领五十多万大军分五路南下攻击闽浙与岭南，出兵当年就攻下闽浙随即在此地设置了闽中郡，攻岭南遭到两广军袭击而大败。这次挫败并未阻止秦始皇将岭南纳入版图的决心，于是公元前214年秦军在任嚣和赵佗的率领下攻击岭南，这次秦军成功占据了岭南，随即再次设置南海郡，修筑番禺城（今广州城），此后广州就一直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朝二世而亡，随即又经历了楚汉相争，赵佗趁中原战乱之机向南岭各关口的军队传达了据险防守的指令并借机杀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们，换上自己的亲信。公元前204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建立南越国，号称“南越武王”。1974年底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宫署遗址之下又发现了秦代造船遗址，从出土文物判断：这是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厂遗址。1983年在广州象岗发现的西汉南越文帝的墓葬品中可以看到产自非洲的大象牙、洪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风格的圆形银盒、创始于两河流域的金花泡饰以及燃烧东南亚龙脑香的熏炉，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的广州已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汉武帝之后西汉的商人经常出海贸易，中国典籍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明确的文字记载日益清晰起来：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并开始发展。西汉时期南方的南越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路已经开通。公元前112年夏季汉武帝刘彻出兵10万发动对南越国的战争，并于公元前112年冬季灭亡南越国。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这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

在此后的两千余年间广州一直是中国南方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已和阿拉伯地区展开贸易，这点我们可以从阿拉伯史学家撰写的《编年史》中得到证明，同时在广州也出土了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这也间接证明当时中国同中东地区是存在贸易往来的。到了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描述了当时全长1.4万公里的广州通海夷道：商船从广州起航，向南行驶至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折向西南方向经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到达如今越南东南部海面，再从这里越过马来半岛进入印度洋，最终抵达当时阿拉伯帝国的都城巴格达。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主持修筑了梅关古道上的大庾岭驿道，此后前来中国贸易的外商可以从广州经由陆路更为便捷地直抵长安、洛阳。除了由广州通往印度洋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外另一条东北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唐代进入到繁盛局面：中国丝绸进入东北亚可追溯到中国历史上汉魏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265年）——在《三国志•魏志•夫余传》中清晰记载了位于东北地区的夫余国与中原存在商业贸易，在如今的龙潭山和东团山之间均出土了大量汉代五铢钱、汉代白铜镜残片以及印有王莽货泉花纹的陶片。到了唐代东北地区已形成一条陆路丝绸之路和一条海上丝绸之路：陆路从上京忽汗城西渡辽河至营州而入幽州境，然后一路西行至长安；海路从上京忽汗城取道辽东半岛，渡渤海而入青州境之登州。这条道路使唐朝得以沟通东北地区的渤海国、朝鲜半岛的新罗、孤悬海外的日本，最远甚至与位于今天俄罗斯勘察加半岛的流鬼国取得了联系。宋朝由于在军事上的弱势地位失去了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因此更注重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宋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完成的。此时中国人早已在汉代丝绸之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向西越过印度洋到达了东非海岸。宋人笔下已记载有今天的索马里、桑给巴尔、埃及、摩洛哥等地，宋朝海商至少已掌握了4条中国到非洲的航线。1898年德国考古学家在非洲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挖掘到一些古铜钱，从钱币上的文字来看：这些古钱出自中国宋朝。事实上这已不是第一次在非洲发现宋钱了：1888年英国人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发现宋钱。进入20世纪后类似的发现进一步增加：1916年马菲亚岛出土3枚宋钱；1945年桑给巴尔一次性挖掘出176枚古钱币——其中北宋钱币108枚，南宋56枚；坦桑尼亚的基尔瓦港口与肯尼亚境内的哥迪遗址也先后发现“熙宁通宝”、“政和通宝”、“庆元通宝”等宋朝铜钱。其实宋钱并不是只出现在非洲，在今天的新加坡、爪哇、波斯湾、印度、越南、日本、朝鲜半岛等地以及中国境内的辽、金、西夏统治区都曾出土过宋钱，可以说宋钱就是那个年代的国际通用货币。

事实上丝绸之路并非只是一条单纯用于丝绸交易的商路，同时也肩负着政治军事和文化传播的职能，即使是在贸易方面同样不是单纯交易丝绸，因此有时丝绸之路也会被称为瓷器之路、茶叶之路，直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名著《中国》一书中首次将联系古代东西方之间的陆路通道称为丝绸之路，此后德国汉学家赫尔曼进一步将丝绸之路的外延扩大并提出“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概念，最终他们二人的观念被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于是丝绸之路的名字就此确定下来。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就曾有过如下规划：修建一条从中国境内出发沿丝绸之路抵达中西亚地区的公路，对此他设想人们可以驾驶汽车从上海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到喀什，然后经过整个中西地区到达亚欧交界地区的伊斯坦布尔，如果可能再详细一直延伸到欧洲大西洋海岸边，沿途人们可以欣赏风景各异的草原、戈壁、荒漠、绿洲等自然景观，也可以领略楼兰、撒马尔罕、布哈拉、伊斯坦布尔等古城的气息，不同的种族和民族进行着各种商品和文化的交流。他的这一设想引起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兴趣并根据他这一设想在丝绸之路古道的基础上修筑了兰新公路。没过多久抗战全面爆发，兰新公路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一条重要的物资运输生命线，然而打造从中国通往中西亚地区交通网的设想也被战争打断。事实证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无法支撑起如此宏大的设想，然而今日今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这一设想正日益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