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號”，也即做記號，可能是在文字發明之前，上古結繩記事演變來的，屬古之遺風。最熟悉的是《水滸》中的楊志賣刀，他落魄時盤纏都用光了，想到別處再找機會，但身上沒錢，只好把祖傳的寶刀賣掉。楊志不好意思吆喝，就在刀鞘上插了個草標兒，別人就知道這刀是要賣了。插這個草標兒，就是做個讓人識別的記號。
舊時，潮州女子若已定親待嫁，別人就說她已被“抹紅”。何謂抹紅？原來，抹紅就是做記號。典故出自買賣小豬。一頭母豬生了一群小豬，在小豬還在吃奶時，鄰里想買小豬的人，根據自己要養母豬或肉豬的打算，就會提前來選好小豬，用胭脂在小豬身上顯眼的特定部位塗抹做記號。若甲選中的小豬已在後背上做記號，乙可能就在選中的小豬額頭做記號，以示區別。等到小豬斷奶後，即來買走選定的那頭小豬。
因潮州人把賣豬說成嫁豬，故借用到待嫁女子身上。說她已被婆家“抹紅”做記號，表明名花有主，婚事已定。這個比喻十分生動有趣！
以前，潮州鄉村榨糖建立的糖寮，大多是制烏糖（紅糖）的，也兼製作“糖漏白”白糖。這種糖略帶赤色，沒有現在的白糖那麼晶瑩潔白（現代的機制白糖在潮州原稱“火車白”）。糖漏白煮糖火候應比烏糖較嫩，起鼎後稍待蔗汁凝固即倒入“嘀禾”（喇叭）形陶製糖漏斗，在將近凝固的蔗汁（糖漿）上面糊上泥漿。由於泥漿的壓力，赤色的“三甘水”就從漏斗下方的小孔流到承放漏斗的“糖漏堝”裡。約過半個月，泥漿幹後自行脫裂，除去後就可先刮頂層的糖，刮到見赤色糖再糊上泥漿重瀝去三甘水，刮出的糖打碎曬乾即可。
因製作“糖漏白”白糖是一批接一批的，為了記住順序，掌握出糖時間，每一個糖漏都要做記號。有以先後批次打圓圈或打鉤等做區別記號的。也有按每日不同批次做日期記號的。更普遍的是使用一種在潮州稱為“糖漏碼”的數字來標序號。糖漏碼的正式名稱叫做蘇州碼子，也叫草碼，花碼、商碼等，是中國早期民間的“商業數字”，很適應舊時豎寫賬本的記賬方式。它脫胎於中國文化歷史上的算籌，也是唯一還在被使用的算籌系統。它既不太像漢字數字，也不像羅馬數字，更不像阿拉伯數字，在工具書上可查得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糖漏碼是：〡〢〣〤〥〦〧 〨〩十。另外，20為兩個漢字“十”組成“卄”；30則為三個漢字“十”組成“卅”；40則為四個漢字“十”組成“卌”。
昔日，以農耕為主的潮州廣大鄉村，視農家肥為寶。我高小輟學後在潮州後隴村放牛，早晚都要“叫牛尿”，晚上牛進牛間和早晨牛要放牧或勞役時，都要盡力讓它拉屎拉尿，收集起來作為肥料。若牛外出拉屎，別人見了，假如他沒帶撿牛屎的糞箕，就會在路邊撿根草花或小棍子之類，插在牛屎上，表示他已做記號，等一會來撿這牛屎。別人見牛屎已有記號，一般都不會撿走的。若是放牛的人是成年人，他多半挑有糞箕，牛屎未落地已用糞箕接住啦！
改革開放前，有一些用腳踏車搭客的人，在公路邊的上落站，每當客車剛停穩，到站的旅客一下車，幾個搭客的腳踏車兄就圍上去，搶先定客：“我號阿老”，“我號阿姆”，“我哩號阿妹”。等他們下車後，誰若要搭腳車，誰號的客就歸誰，不能搶客啦。後來改為摩托車搭客，此種現象仍有。
鄉村廟會，神前的供品很多，尤其是像我們後隴之類的特大村落，二月初一感天大帝廟會，神前供品更多。除三牲、粿品外，就是著名的大糖獅及糖獅仔。大糖獅一般一個神前只供一兩對，糖獅仔則數量比較多，造型也比較簡單，容易混淆。因糖獅仔有公家、私人供奉兩種。公家（住宅區或宗族房界）供奉的，等神祇起回廟後即開標給私人，中標人認為是好意頭。私人供奉的，自己請人做糖獅仔，拜後各自帶回。人多糖獅仔也多，混亂是難以避免的。三牲、粿品及糖獅仔都可做記號，除簡單的塗抹胭脂外，舊時還有粘貼剪紙小圖案。使禮品或供品更加出彩，也附帶記號的功能。
一次，我在潮安一個地方的山頂尋奇石，見一處山坡，有幾處只做簡單培土的小土堆，旁邊釘有一竹籤，上面用紅油漆寫有手機號碼。我詢問何故？朋友說這是風水先生做的記號。承包山林的人，與風水先生私下賣墳墓穴位。竹籤上的手機號碼，就是風水先生的。別人若打電話給他，他就把那個穴位說成風水寶地，寅葬卯發，添丁、發財、出官等等，期望賣得好價錢。這種用培土做的記號有別於傳統葬俗的“做生基”，即為在世的老人提前建造墳墓並立石碑，石刻碑文字用綠色油漆描寫，以區別於過世先人的紅色碑文。
潮州做記號的事還不少。如農民常在鐮刀把、鋤頭柄等小農具上刻個專有的記號。因為，那位置不便寫字，或寫字容易掉色，刻個記號既省事又容易辨認，甚至不用眼睛看，手一觸摸便知道。這些日常生活的小事，蒐集起來便已是趣聞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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