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肖豬說起——《亥日人君》引言

葉舒憲

市面上的生肖類讀物很是不少。尤其每逢歲末年初，大小書攤上大紅封面的屬相書同各種年曆、賀歲卡、春聯條幅等相互映襯又相互呼應，好不熱鬧，給人一種鋪天蓋地而來的感覺，在寒冷而灰暗的冬季自然景觀中增添出民俗文化多彩而熱火的氣氛。自幼受到科學思想薰陶的我，對這一類文化產品總是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或將其視為遠古巫祝習俗的遺風。事先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也會“湊熱鬧”加入屬相書的製造者行列中來。更沒有想到（熟悉一些的親朋好友們也不會想到），屬馬的本人卻為屬豬的人們撰成此書。

不過，稍微瀏覽一下目錄便能看出，本書雖然從分類意義上只好歸入屬相之書，但其內容和寫法卻和流行的屬相書大異其趣，基本上還算是較為嚴肅的學術研究。確切地說，這是一部從人類學和文化史角度探討豬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意義和作用的書。

一個畢業於中文專業的人，怎麼會想起寫這樣的題目呢?其實，文學研究中和人類學家的著作中都經常碰到有關豬的問題。自己進學過程中剛好對這兩方面都有興趣，積累了一些認識和相關資料。

上大學時聽趙光勇老師講《詩經·七月》一篇，其中有“言私其豵，獻豜於公”一句，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古人不僅可以用具體可感的物體形象來表示抽象的公私之別，而且在他們的感知中似乎是具體的豬比抽象的豬概念更為通行。《毛傳》說：“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再翻看《說文解字》，發現今人所說的“豬”在上古原有十多種叫法。這種語言現象是否可以說明，在我們這個以農業為本的文化傳統中豬這種家畜曾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呢?

後來從神話學角度研究女神信仰的起源，再次與豬相遇了。遼寧牛河梁出土的女神像和豬頭像並存，內蒙古出土的玉龍像也被稱為“豬龍”。這些史前證據足以說明豬在中華初民心目中曾佔據怎樣顯赫的位置。我在撰寫《高唐神女和維納斯》一書時，結合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家韋斯頓·拉·巴爾（Weston La Barre）的見解，對此做了初步探討。1993年到海南大學任教後，開設了文化人類學課程。在講授文化唯物主義理論時，特別注意到美國人類學家馬文·哈里斯從環境與文化的互動關係來解說有關豬的習俗和禁忌之起源的觀點。1996年在加拿大訪學時，碰巧在蒙特利爾一家舊書店買到哈里斯的《母牛·豬·戰爭·妖巫》（Cows，Pigs，Wars and Witches）一書，對此一問題有了較深入的瞭解。1997年3月應海南省作協之邀，在瓊海的萬泉河賓館講人類學的文化觀，又提到飲食文化中有關豬的問題，引起在座者的很大興趣。而自己曾進行的《山海經》研究課題中，豬形神怪也佔有相當可觀的比重。正是在上述背景中，我希望藉此機會將這方面的一些思考梳理出一些線索，也算做一個小結。

中國的生肖文化源遠流長，複雜多樣。本書中僅僅從一種生肖動物著眼，略有涉及，淺嘗輒止。不妥和不足之處，還望專家和廣大讀者明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