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與美國實現核平衡的考慮，赫魯曉夫從根本上否定繼續建造大型水面艦艇的必要性，在他看來，海軍的主要功用是充當彈道導彈的機動載具，尤其要把洲際核導彈與長續航力的核潛艇結合起來，與來自挪威海-地中海方向的“北約”核力量形成對沖。1956年，6艘611型（Z級）柴電潛艇開始接受改裝，以攜帶2枚水面發射的R-11FM戰術彈道導彈；1959年，蘇聯第一艘可搭載3枚R-13潛射彈道導彈的658型核潛艇（H級）也告下水，導彈射程為600公里。而核時代初期的蘇聯海軍戰略在思想領域的體現，則是1955年7月沙夫索夫大校（D.Shavtsov）在《軍事思想》上發表的題為“論制海權”的文章。該文開宗明義地宣稱，“在現代戰爭條件下，大型水面艦艇已成為核打擊的最佳目標”，有鑑於此，新建造的水面艦艇應以驅逐艦等級的中小船隻為主，它們與對方常規力量的差距可以由核武器填補。在制海權問題上，沙夫索夫贊同蘇維埃學派關於制海權必要性的陳述，但他認為這種狀態不具有長期性，只有在需要達成根本戰略目標時才須獲致；他也懷疑建立有限制海的可能性，因為畢竟“海只有一個”。
為了修正主要是在核時代之前形成的蘇維埃制海權觀念，沙夫索夫提出了一種三分法：最高層者為“戰略性制海”，相當於米蘭·維戈筆下的絕對制海，它的適用範圍為整個海上戰場，基礎為空中優勢；中層者為“作戰性制海”，相當於美國概念中的有效制海，目標不在於摧毀對方全部兵力，而是使其在戰區範圍內無法完成既定任務；最基礎者為“戰術性制海”相當於美國概念中的爭奪制海（蘇聯海軍不承認爭奪制海是一種穩定形態，故這一術語很少在論文中被提及），主要由岸防力量配合一定規模的快速分隊來完成。這種劃分和阿拉富佐夫的同心圓式三層分區具有本質差異，因為不同戰區在整體軍事戰略中的權重顯然差異極大，並且一個戰區的挫敗未必能以另一戰區的進取來彌補。沙夫索夫相信，戰略性制海作為一種總體目標應當是蘇聯海軍的長期追求，並且需要和陸軍、空軍相配合。
到這時為止，後來成為戈爾什科夫時代蘇聯海上戰略指導的理論性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唯一的問題在於，沙夫索夫在1955年倡導的是一種理論和實際脫節的觀念，他的中型艦艇對追求戰略性制海意義甚微，但赫魯曉夫喜愛這種論調。堅持建造大型艦艇的庫茲涅佐夫已經在1955年5月被迫退居二線，並於次年再度被降級為中將，隨後強制退役。30艘“斯維爾德洛夫”級巡洋艦中的17艘在1954年後停工或取消建造，取而代之的是裝有巨大SS-N-1反艦導彈發射架的“卡寧”級和“克魯普尼”級導彈驅逐艦，它們的噸位、續航力和造價都比前者小得多。潛艇生產的規模和速度則明顯上升，658型到1961年底為止已經有8艘開工，後期的幾艘安裝的是射程1300公里的R-21導彈；攻擊型核潛艇627型（“十一月”級）到1962年為止開工了10艘，承擔摧毀美國航母戰鬥群任務的巡航導彈核潛艇659型（“回聲”I級）也有5艘下水，並開始建造安裝發射SS-N-3A反艦導彈的675型（“回聲”II級）。1957年秋，蘇聯巡洋艦和驅逐艦還抵達敘利亞，聲援該國政府驅逐美國外交官的舉動：這是莫斯科的第一次“炮艦外交”嘗試。
資料圖：蘇聯時期的核武器
即便如此，赫魯曉夫對美蘇兩國在洲際導彈方面的驚人數量差距依然惴惴不安：由於美國在海基核力量方面擁有驚人的優勢，1962年華盛頓可用於攻擊蘇聯的洲際導彈總數達到了170枚，相當於蘇聯的五倍以上。為了填補新型潛射洲際導彈服役前的危險期，也為了在西柏林問題上增加籌碼，赫魯曉夫決定把R-12中程導彈秘密部署到古巴，但被美國偵察機發現。1962年10月下旬，在肯尼迪總統親自命令下，6艘美國航母、1艘加拿大航母以及大批水面艦艇在加勒比海實施了“隔離”（Quarantine）行動，阻止蘇聯向古巴繼續運輸導彈和轟炸機；其中4艘反潛航母組成的TF136負責攔截蘇聯貨船、迫使其遠離古巴海岸，3艘超級航母組成的TF135隨時準備發動空襲。
抵達加勒比海的唯一一批蘇聯艦艇是4艘641型（K級）柴電潛艇，它們每艘都攜帶有一枚安裝1.5萬噸當量核彈頭的特殊魚雷，並得到了在遭受攻擊時可自行使用的命令。當潛艇自水下駛近封鎖線時，遭到美軍驅逐艦投下的深彈警告，B-59艇長馬斯倫尼科夫準備發射核魚雷，但被支隊長阿爾希波夫（VasiliArkhipov）阻攔，一場核戰爭的導火索勉強被消弭。隨後十幾個小時裡，4艘潛艇始終為美國反潛航母艦載機和驅逐艦組成的攔截網糾纏住，其中3艘在耗盡空氣後被迫上浮，而赫魯曉夫也不得不懸崖勒馬，在與美國討價還價後同意撤出在古巴的導彈和轟炸機。
古巴導彈危機暴露出了蘇聯海軍建設方針的結構性缺陷：潛艇雖然是爭奪制海以及投射戰略武器的優良平臺，但它本身不足以承擔建立和遂行制海權的任務；核平衡雖然是抵消美國戰略威懾能力的必要條件，但因核戰爭的殺傷力和政治風險之大，它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反而不會發生，而彈道導彈核潛艇是無法執行常規任務的。事實上，1930年代“新青年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國海軍中將卡斯特早就提出過一個概念“水面控制”（Mastery of the Surface），他認為：潛艇和飛機的出現雖然使得水面艦艇建立全面制海的能力遭受削弱，甚至退化為水面控制，但這種控制依然具有基礎地位；若不能建立水面控制，壓制空中和水下的威脅也就成為空談。而蘇聯海軍缺乏的恰恰就是水面控制能力。
這種背景下，接替庫茲涅佐夫擔任海軍司令員的謝爾蓋·戈爾什科夫（Sergey Gorshkov）開始探索以水面控制方式對抗美國水下核力量的可能性，首當其衝的便是排除“北極星”潛艇進入挪威海的可能性。由於蘇聯在該地區缺乏前進基地，最便捷的方法是建造一種能搭載一個分隊直升機的反潛巡洋艦。它們可以前出到美國核潛艇活動的邊緣地帶，對其進行搜索和長期接觸，一旦戰爭爆發、立即實施攻擊；在本方水面艦艇出航時，反潛巡洋艦也可以提供必要的掩護和支援，水面艦艇則以反艦導彈保護反潛艦。這就是1123型反潛巡洋艦的由來，後來演變為蘇聯第一型航母“莫斯科”級，首艦於1962年底開工。為了彌補攻擊力方面的缺陷，新建造的巡洋艦大多裝備了SS-N-3反艦導彈。
古巴導彈危機暴露出了蘇聯海軍建設方針的結構性缺陷
正當赫魯曉夫對海軍建設方針的調整步入正軌之際，1964年，他被一場內部政變趕下了臺。他在1954-1961年的激進試驗對蘇聯海軍追求戰略性制海的道路造成了不小的波折，並導致古巴導彈危機的挫敗。但從1962年起，激進路線已經讓位於更務實的發展，而這種發展的掌舵人戈爾什科夫從1956年起掌舵蘇聯海軍直至1985年，沒有因赫魯曉夫的倒臺半途而廢，終於使海軍穩定地發展至世界級規模，成為美國海上統治權的挑戰者。
戈爾什科夫的“平衡艦隊”
作為蘇維埃學派的衣缽傳人，戈爾什科夫在他1976年出版的理論著作《國家海上力量》中對從貝里到沙夫索夫的主要思想家做了總結，他指出：“蘇聯海軍軍事學一貫認為獲取海上優勢本身並非目的，而只是一種條件，最終是要利用艦隊的兵力和資源、在限定時間內于海洋戰場的特定地區順利達成其特殊任務。”“1940年代末期，‘海上優勢’指的是這樣一種情況：它能夠促進艦隊的正規海戰和陸戰隊的登陸行動，為其順利遂行創造條件。在海上優勢當中，最有意義的是（海上）戰略優勢，它指的是敵人在整個戰區內都無法阻撓我方作戰行動的進行。”“而假如在海洋戰區內未能獲得戰略優勢，那麼要保證海上作戰繼續進行，至少應取得戰術優勢，也就是在主要打擊方向上的兵力和資源優勢……如果說戰略優勢是為了達成從事戰爭的目的，那麼戰術優勢就是為了達成遂行作戰的目的。”上述字句與阿拉富佐夫和沙夫索夫的觀點多有重合，顯然是總結整理的結果。而戈爾什科夫對艦隊準備與運用的思路，也和沙夫索夫的遺教毫無二致：“爭取海上優勢、從而創造有利的（戰略）態勢通常需要較長時間，是故國家從和平時代起就必須做好準備。準備措施包括整備必要的兵力和資源以供作戰之需，編組部隊並將其部署於戰區內、確保在態勢上壓倒敵人，同時對海洋戰場加以經營，一切以有助於達成爭奪海上優勢之目的為導向……海上優勢的獲得實為確保部隊順利達成其主要任務的因素之一，一旦艦隊達成這些認為，又可進一步確保其海上優勢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延展。”
在艦隊建設方針上，戈爾什科夫傾向於發展一種“平衡艦隊”（Balanced Fleet），但這一思路具有靈活性。他指出：“所謂均衡發展，指的是在某一特定時期內，應當優先發展能夠最有效地達成艦隊面臨之主要任務的某些兵種……隨著時間推移，構成艦隊作戰能力和後勤保障的一切因素都會因需求變化得到兼顧，最終形成一種有利的組合。”這種表述實際上是春秋筆法，目的是對“新青年學派”進行迂迴反擊——雖然核潛艇在一定時期內雖有重要性，但不應超越或取代其他部分；鑑於和美國對抗的重心以及空間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海軍的其他部分也應獲得重點發展的資金和機會。在《國家海上力量》中，戈氏還直白地批評了德國在“二戰”中的海軍戰略，他認為雷德爾在戰爭之初忽視了潛艇和航空兵的作用，把艦隊浪費在無謂的通商襲擊戰中；鄧尼茨在戰爭後半期則讓潛艇陷入了單打獨鬥，最後勢必被優勢反潛兵力摧毀。至於潛艇戰本身，“雖其對戰爭的全面進展影響相當大，但終究不具有決定性意義”。
戈爾什科夫提出了均衡海軍的思想，將蘇聯海軍發展成為具有強大遠洋作戰能力的海軍，並完成著作《國家海權》。
戈爾什科夫的算盤是把彈道導彈核潛艇變成一種“存在艦隊”，其含義為：只要蘇聯始終保有足夠數量的潛射彈道導彈，並以海軍航空兵和水面艦艇對其加以保護，則“北約”考慮到無法徹底摧毀蘇聯的核報復能力，也就不敢主動發起戰爭。1976年之後，隨著裝備射程770公里的R-29洲際導彈的667B型（“德爾塔”I級）核潛艇投入使用，蘇聯海基核力量在不進入大西洋或太平洋的情況下就可以威脅到美國本土，這意味著“核存在艦隊”的第一階段建設目標已經達成。此後彈道導彈核潛艇方面的進步主要在於累積彈頭數量，包括繼續發展667B型的多種改進版本，以及在1980年代建成6艘巨大的941型（“颱風”級），後者搭載有射程8300公里的R-39導彈，數量達20枚之多！
對潛射核力量的保護是與發展核潛艇同步進行的，代表產物為1143型反潛巡洋艦，即“基輔”級重型載機巡洋艦。這種“雜交”航母的初始設計用途是掩護667B型潛艇突破GIUK封鎖線、使美國本土進入其導彈射程。為對抗“北約”在GIUK線部署的巡邏機和水面艦艇，“基輔”級在前甲板安裝有4座雙聯裝SS-N-12反艦導彈發射架（射程550公里），並能搭載一箇中隊雅克-38M“鐵匠”A垂直/短距起降戰鬥機；19架反潛直升機可以用於搜索和攻擊附近的敵方潛艇，防空則由大量艦空導彈來承擔。考慮到艦隊活動範圍越大、遭受美國航母戰鬥群襲擊的風險就越高，1975年起蘇聯還開始建造專門發射反艦導彈的949型（“奧斯卡”I級）核潛艇，包括改進型在內最終建成13艘。
發展大型航空母艦則經歷了更曲折的歷程：1972年，第17中央設計局（TsKB-17）開始了與美國“尼米茲”級相仿的大甲板彈射器航母設計，但因為主管國防工業的中央書記烏斯季諾夫（Dmitriy Ustinov）的反對，修改多次後仍告流產。1977年重新開始設計的1143.5工程採用了比較保守的常規動力方案，設計排水量5.5萬噸、載機量50架，飛機利用滑躍甲板起飛，最終獲得通過。1982年首艦“里加”號（後更名為“勃烈日涅夫”號，下水後再度更名為“第比利斯”號）在尼古拉耶夫船廠動工，三年後戈爾什科夫退休，結束了由他主導的“平衡艦隊”時代。
作為一位名副其實的改革家，信奉“‘更優’以‘上佳’為敵”的戈爾什科夫在他主導蘇聯海軍建設的29年裡完成了高山仰止的業績。蘇聯海軍從持續近半個世紀的二流水準進步到了世界第二的位次，且這種突進從未遭致與提爾皮茨的“風險艦隊”相同的毀滅性後果；最終導致海軍衰敗的是國家本身，而非其海上戰略。不僅如此，蘇聯海軍在整個1970年代表現出的進攻姿態使其國際影響力達到驚人程度，從1969年到1980年，蘇聯艦艇完成了20次帶有“炮艦外交”性質的海外遠航，給美國造成巨大壓力。1980年代初美國海軍的復興，就是對東方壓力的直接回應。
蘇聯海軍80年代的強大與戈爾什科夫是分不開的
但戈爾什科夫的“平衡艦隊”也從來沒能實現他預想的獲取全球戰略性制海權的目標。應當承認，即使是在核潛艇部隊已經得到充分擴充、保護手段也日趨健全（用“莫斯科”級、“基輔”級這樣的反潛巡洋艦以及攻擊型核潛艇來保護彈道導彈核潛艇）的情況下，1980年代初的蘇聯海軍也僅僅是一支加大號的“存在艦隊”。潛艇兵力佔據份額過大使其無法建立大範圍的水面控制，因之與美國海軍相比一直處在守勢；海洋地理對北方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的限制則從來沒能徹底消除，是故蘇聯雖能在地中海、印度洋和加勒比海獲得若干分散基地，但可靠性依賴於政治形勢的份額太大，對根本的戰略制約也沒有幫助。以“平衡艦隊”為目標的蘇聯海軍，實際上遠遠沒能達到平衡的程度，這也是今天的俄羅斯海軍遲遲無法復興的原因——蘇聯艦隊給它留下了可觀的物質基礎，但大部分裝備是基於核威懾和核戰爭背景設計的，無法經濟、有效地適用於21世紀的海洋；蘇聯海軍戰略思想從1930年代到1980年代的發展又具有相當大的政治性，以至於俄羅斯無法以歷史為鑑確定自己真正“需要”的海軍建設思路。
由於多種原因，蘇聯在航母建設上一直不成功
而在上述諸種缺陷中，最顯著的一點在於：由於缺乏以航母戰鬥群為核心的水面主力艦，特別是脫離了航母所能提供的區域制空權，蘇聯海軍那些巨大的巡洋艦依然無法進入公海作戰；它既有的兵力最多能對能使鄰接大洋的邊緣海進入爭奪制海狀態，還遠遠談不上獲得制海權。之所以1980年代的蘇聯海軍沒有像四十多年前的德國那樣陷於崩潰，多少是因為核武器的威懾作用——爆發核戰爭的成本太高，以至於只要不對美國構成壓倒性威脅，華盛頓寧可容忍戈爾什科夫那上限可見的海上擴張。而這種擴張的實際威脅，也的的確確從來沒有達到過1914年時德國對英國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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