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穆天子傳》引發的“崑崙-河首”考（上）

方家皆知，在歷史地理學領域，“崑崙”乃先秦文獻中一個極為重要又極為疑難的謎團。其準確地理位置從漢武帝將於闐南山即先秦出玉之“崑山”認定為《山海經》及《禹本紀》所言河源所在的“崑崙”以來，就一直存在著爭議，然而難有定論，遂成中國乃至世界歷史地理學上的一大難題至今2000餘年。而漢人未見之《穆天子傳》，所述穆王西征路線上最為疑難關鍵者亦“崑崙”一地，此地位置對於整條路線之確定堪稱牽一髮而動全身，也是解答“崑崙謎題”一個重要參考甚至答案。然而就原書內容解讀，往往使人墜入五里雲霧之中。參之《禹貢》“道河積石”、《山海經》等古代地理文獻所言“河出崑崙”等看似矛盾之語，則更左右為難，陷入混沌。歷來研究者各抒己見，莫衷一是。至今形成如鄭傑文《穆天子傳通解》一書介紹的七種流行觀點，

第一，今崑崙山脈，《史記•大宛列傳》；

第二，今祁連山脈，《漢書•地理志下》、《太平御覽》卷三十八引崔鴻《十六國春秋》；

第三，今岡底斯山脈，《水經•河水（一）注》引《釋氏西域記》；

第四，今喜馬拉雅山脈，鄒代君《西征紀程》：《初學記•卷六》引《關令內傳》；

第五，今瑪沁雪山（即阿尼瑪卿山），《新唐書•吐蕃傳》、《元史•地理志》；

第六，今巴顏喀喇山脈，蔣廷錫《尚書地理新解》（見《四庫全書•經部•書類》）；

第七，今蔥嶺（即喀喇崑崙山脈），魏源《海國圖志•釋崑崙》。

對於穆王西征去程初段和歸程末段即中原地區路線，其實各家意見基本一致。爭議最大的就是最關鍵地點的“崑崙丘”。“崑崙山說”，在具體行程推導過程中遇到“崑崙”諸地理概念，並未對原書相應文句進行深入解讀嚴密論證，而是援引《山海經》的相關內容進行推論，殊不知即便對《山海經》的“崑崙”解讀正確，亦未必就代表正確解讀了《穆天子傳》書中所述之“崑崙”。因為迄今未見有論證此二書所言之“崑崙”為一地的結論。所以被其書視為理所當然的今之“崑崙山”，因為缺少與原書之裡數、方位等進行最起碼的邏輯推斷，故而這種說法中的崑崙、西王母之邦、西北大曠原等地理位置與原書內容多所不合。而王書與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戰國時期全圖》意見一致，主張“祁連山說”。並且援引眾多證據說明當今崑崙山在先秦被稱為“崑山”而非“崑崙”，誠為可貴。但祁連山東西長達上千千米南北寬度約三百千米，包含十幾條山脈，山峰則有數百座，書中並不能確認並予以指明，因而導致對西王母之邦及西北大曠原等其它地點位置的確定產生極大誤差。同時也並未深究“崑崙”被叫做“祁連山”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因而仍然只能停留在假說階段。

本書通過傳世古文獻研究與近現代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法，確證包括《穆天子傳》在內的先秦古籍所說的“崑崙”並非今天新疆西藏交界處的崑崙山，其廣義上指當今地理概念祁連山，並且確定其中關鍵點“崑崙丘”的現實地理位置及名稱。證明《穆天子傳》一書所載三千年前周穆王在河伯傳人的嚮導下登崑崙丘、見西王母、到達西北大曠原等等內容，是完全真實可信的歷史，不是歷來認為的小說神話。

先秦以及兩漢的文學作品裡，以《楚辭》中屈原的作品為代表，以“漢賦”中司馬相如的作品為代表，多言及“崑崙”及其傳說。《離騷》就有“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的句子。《楚辭•九歌•河伯》：屈原想象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司馬相如《大人賦》則是“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然而正如屈原在《天問》裡表達出的疑惑，“崑崙懸圃，其居安在？”這些文學作品雖然對崑崙缺乏理性的深入分析，甚至混淆了一些概念，比如懸圃在舂山之上並未在崑崙，但是其流傳之廣泛深遠，甚至超過歷史地理文獻，以致在後世文人不斷演繹之下，崑崙、西王母、河伯這些穆王西征中完全現實存在的地名和人名，都越來越神乎其神了。所以世人對崑崙的認識，很多都是來自文學作品的描述，就此簡單交待一下。

附：蘇雪林“中國境內之崑崙”

第一，在青海西寧

《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臨羌者漢置臨羌縣，趙充國曾於此屯田。

王充《論衡·恢國》：“孝平元始四年（公元四年）金城塞外羌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以為西海郡。”鄭玄注《禹貢》之織皮崑崙，謂為西方之戎人，馬融則謂崑崙在臨羌西，蓋為種族之名。漢志僅言西王母、弱水、崑崙祠，而未嘗言其地有何山足稱為崑崙。然境內既有弱水，則亦必有一小山名為崑崙者在，西王母石室當即建此山上，故漢志名之曰“山祠。”

《史記•夏本紀》集解、正義雲“王肅曰‘崑崙在臨羌西’”。【今按：金城臨羌縣有崑崙祠，敦煌廣至縣有崑崙障。廣至縣今為敦煌瓜州縣廣至鄉，另外有廣至縣破城子村遺址。】

臨羌縣如今是青海湟源縣。臨羌城位於青海省湟源縣，為湟源縣城關鎮尕莊村的南古城。尕莊原名沙嶺子，地處藥水湟水三角地帶。古城東西250米、南北245米，近於正方形，夯土築，基寬12米、殘高15米。上部有加築痕跡，南北各開一門。此城與《水經注》記載的漢臨羌縣故城地理位置相同，學者多認為此城是漢臨羌縣故城址。實際調查中也曾發現青銅器時代卡約文化遺物。據考證，神爵元年(前61年)後將軍趙充國進軍湟水流域，同年在今湟源縣東設臨羌縣並築此城。《西寧府新志·地理·古蹟》中記載：臨羌故城在縣治西(今西寧市)，漢置，屬金城郡。晉屬西平郡。《水經注》：“湟水東經臨羌縣古城北。”後魏縣廢。隋大業四年(609年)吐谷渾為鐵勒所破，走入西平界求救，詔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臨羌，吐谷渾遁。即此。以上是說臨羌縣在今西寧市西面，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今南古城在西寧縣治西，湟水經入戎峽，此城在南，水在城北，十分吻恰。臨羌城為青海第一古城。古代羌人所居地區的一段黃河。《尚書・禹貢》稱為“析支”。《後漢書・西羌傳》：“濱於賜支，至乎河首。”在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內。又名“賜支河曲”，“賜支”可能是羌人對黃河的稱呼。

第二，在甘肅敦煌

《漢書·地理志》：“敦煌郡廣至，有崑崙障。”塞外險要之處，可築防禦工事者，皆以障名。《史記》“築亭障以逐戎人。”《漢書》“又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置城障，列亭”可證。必山嶽丘陵乃足稱為險要，故敦煌之崑崙障，料亦必築于山陵之上。此山即名為崑崙者是也。

第三，在甘肅酒泉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在此山。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史記集解》及《太平御覽》引）。另有史冊記述，公元345年，酒泉太守馬岌對前涼張俊說："酒泉南山即崑崙，昔日周穆王西征崑崙，會西王母於此山，西王母虎身豹尾，人面虎齒，全身皆白，居雪山洞中，此山系古崑崙支脈，宜立西王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得到了張俊的同意，就立王母祠於崗什卡山上，命名"崑崙"。唐穆宗長慶年間（公元807-821年），遣使臣劉元鼎至吐蕃和議時登上了此山。其山日光映雪，霧呈紫色，又名"紫山"。

第四，即阿尼馬卿山（瑪沁雪山）

所謂“唐人探河源，至積石山而止”。《禹貢》：“道河積石”，蓋本之《山海經·海內西經》：“河水出東北隅……入禹所導積石山。”

按，其餘七種說法，崑崙山、岡底斯山、喜馬拉雅山、巴顏喀拉山、喀喇崑崙山都在新疆甚至西藏境內。還有海外之崑崙，最遠的竟然到了非洲。

而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戰國時期全圖》將“崑崙”定在祁連山中，並無文字解釋。另外王貽樑《穆天子傳匯校集釋》亦持祁連說，惜乎關鍵概念沒有釐清，加之論證不足，故而只能停留在假說階段。本研究報告支持該假說，從歷史氣候變化及先秦秦漢文化嬗變等方面來充分論證該假說的成立，強調先秦“崑崙”概念的廣義、中義、狹義三個層面的具體含義，進而完整清楚地還原穆王西征路線，否定其它一切假說的可能性。

一， 當今“崑崙山”與《穆天子傳》、《山海經》均不相符

一是方位不合。自西夏氏向西渡河後，從未南行，一直往西往北，最終西至西王母之邦，又北至西北大曠原。不可能在西南方向的今崑崙山處。以鄭傑文《穆天子傳通解》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將第四卷“裡西土之數”一節的“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於舂山、珠澤、崑崙之丘，七百里”，斷為“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於舂山、珠澤、崑崙之丘，七百里”，將本來向北的行程解釋為向南，然而第二卷行程明確顯示，珠澤在崑崙之丘以北，舂山更在珠澤以北，說明舂山在崑崙之丘以北，而不是以南。而且“襄山”應從《括地誌》“水駕山上者皆呼為襄”這個解釋，也就是“懷山襄陵”的襄這個用法，襄與懷義近，是漫衍懷抱的意思。《康熙字典》解釋為“上”，常言道水往低處流，說水能上山，恐怕是比較費解的。也不是一些人認為是專有名稱，具體指一座山叫“襄山”。固然有山叫襄山，但並未有“河出襄山”之說，然而《穆天子傳》這裡說的山，就是“崑崙山”。只是第二卷具體行程中恰好在闕文處，而第四卷“裡數”一節又沒有完整表達，而是用了簡略的表達方式，把“河首襄崑崙山以西南”這句話中的“崑崙”省略了而敘述為“河首襄山以西南”而已。

二是里程不合。去程八段，以宗周（實為洛邑王城）瀍水以西到陽紆（今烏拉山）3400裡為最長一段，換算為現在的單位大約相當於1200千米；從“河首”到“崑崙丘”為700裡，按比例換算不到300千米，而且這個“河首”顯然不是現代才弄清楚的約古列宗曲或卡日曲，連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一帶都遑論，即便《禹貢》提到了西傾山，但也說“導河積石”，說明戰國時候人們對黃河源頭的認識最遠到幹流的西傾山一帶，也有人據此認為西傾山黃河對岸的瑪沁雪山（即阿尼瑪卿山）就是《禹貢》說的“積石”，不是甘青交界處的積石峽，前者也被稱為大積石，後者也被稱為小積石。就算此說成立，戰國時人們對黃河源頭的認識也就到阿尼瑪卿山為止。這樣的解釋具備相當的合理性，因為阿尼瑪卿山是青藏高原的東北角，距離中原最近，中原人要溯流而上探尋河源，到了阿尼瑪卿山山麓的黃河河谷，就會遇到古人視為瘴氣做怪的人畜高山反應，就知難而退了。從西夏氏到河首1500裡，換算約600千米。無論如何都到不了于闐的“河源”、崑崙山。

三是“崑崙山”與“崑崙之丘”相隔數百里，並非同一個概念。

《穆天子傳》所言之“河首襄山以西南”與《山海經》所言之“河出崑崙”正合。“河首”所“襄”之“山”，正是崑崙無疑。而穆王在此觀看河源之後，還視察了河水之陽的膜晝，還登上疇某氏的某山。“崑崙”與“崑崙之丘”之間還有“赤水之陽”的“崑崙之阿”。“阿”是山坳，在赤水北岸，也證明了其地勢相對較低。而崑崙山作為河源，加之《山海經》所言是眾河之源，而且“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可以確證崑崙是高聳入雲冰川廣佈風雪瀰漫的雪山無疑。穆王從崑崙山到崑崙之阿，再登上崑崙之丘，中間距離相當長。這些都不是當今的崑崙山所具備的。

綜上，既然現在名叫崑崙山的山脈與《穆天子傳》所記的位置與特徵不符，那我們就要來回顧一下這座山得名“崑崙”的經過，看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至於與《山海經》等其他先秦文獻內容矛盾之處詳見本章第四節。

二，一個“武斷”的結論：錯把“崑山”稱“崑崙”

中原地區一直是華夏民族生息繁衍的地方，地名雖然也會因為時代變遷而變化，但是大部分不會因為更名而迷失，比如太原不管是叫唐、晉陽還是北京，大家知道它就在那裡。河、華、嵩高、泰山這些基本的參照系和分界線也是十分明確的，長安、洛陽曆經數千年間多次政權更迭也不至於消失在歷史長河裡。然而河西與西域這塊東周550間長期被視為域外的地區就與中原大不相同。從漢朝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張騫是第一個打通中原與河西西域聯繫的人，稱其有“鑿空”之功，從而將先秦文獻對於河西與西域的記述看作是證據不足的傳說甚至是道聽途說向壁虛構的小說神話。

西北地區的地理概念，以崑崙最為重要，不說整個天下，至少是西北地理座標原點，其它的地方均以它為參照來定位。因為先秦中原人認為崑崙是黃河發源的地方，自然成為黃河流域民族文化尋根的歸宿和自然探險的終極目標。崑崙已經成為中原人文化潛意識裡的心結，所以當張騫到了西域之後，必然要去尋找河源，尋找崑崙，解開心結。

王貽樑在其書的“整理前言”說，言“崑山”者，大多與玉相關，如《史記•趙世家》、《史記•李斯列傳》、《淮南子•詮言訓》、《鹽鐵論•通有》、《新序•雜事》等。其實《戰國策•趙策》提及“崑山玉”這個問題時代上應該更早。而《穆傳》、《山經》等先秦文獻中的“崑崙”都應指祁連山，詳見下文論述。通西域後，漢武帝據張騫等到過西域使臣報告改“于闐南山”為“崑崙”。

1，漢武帝根據漢使關於“河源”的報告，從而將先秦“崑山”定名“崑崙山”

我們現在主要依據司馬遷的《史記》中的記錄對張騫的活動進行分析，畢竟司馬遷與張騫處於同一時代，而且都在朝廷共事，肯定是見過面的。而東漢班固的《漢書》對張騫活動雖然也有記錄，可能內容還更豐富，畢竟時代上相隔兩百多年，班固只能依靠文字材料進行整理，所以可信度與《史記》相比還是要打個折扣。當兩種史書對張騫的敘述出現不相符合的情況，還是傾向於相信《史記》。當然《史記》對張騫通西域這麼重要的事情，敘述太過簡略。所以《漢書》成了很好的補充，讓我們得以瞭解那些被司馬遷忽略掉的事實。作為以撰寫第一部通史（他沒有見過《竹書紀年》）自命的司馬遷，可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在海量吸收文獻資料的同時也很重視實地考察，他年輕時曾走遍大江南北，最西到過崆峒雞頭。司馬遷是能做到實事求是的歷史學家，我們透過司馬遷對崑崙及河源的綜合研究，就可以窺知當時社會對這一問題的最終定論。

張騫第一次出使歸來報告，在《史記•大宛列傳》中這樣記載：“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於闐，其山多玉石、採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雲“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張騫這裡說的“其南”的“其”，顯然是指于闐而不是鹽澤，就是說于闐以南的山上是黃河發源之地，而且山上還出產玉石。而張騫所謂的這個河源其實就是今天的和田河，發源于于闐南山，是塔里木河南部的一條支流，然而和田河乃至塔里木河最終並未“注中國”。這裡張騫的報告是主觀臆斷的說法，因為只有他真正到過當地，也就擁有了獨家的解釋權，當時其他人不可能對這種說法提出任何質疑。

《史記•大宛列傳》結尾，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也。

司馬遷當時不可能知道戰國乃至商周時期的歷史地理與漢代的差異，雖然他對於“河出崑崙”的說法表示懷疑，然而百思不得其解。就是說將於闐南山（崑山）確定為“崑崙”，是漢武帝根據張騫等人錯誤報告而“武斷”決定的。而漢武帝所根據的“古圖書”應該是司馬遷說的當時的材料《禹本紀》和《山海經》及其附圖。“河出崑崙”顯然是《禹本紀》的說法，《山海經》還進一步說河出崑崙之東北隅。這些古圖書裡顯然並沒有包括《禹貢》。因為《禹貢》裡說的是“導河積石”，與“河出崑崙”似乎是矛盾的。司馬遷還是認為《禹貢》更符合實際情況，而《禹本紀》和《山海經》所說的“河出崑崙”，司馬遷持保留態度。《禹貢》裡的“崑崙”顯然是部族名稱，當然山以族名也是有可能的。結合《山海經》、《莊子》等書的內容，崑崙這個部族原來就生活在崑崙之陽（筆者認為在今祁連山南麓青海德令哈一帶），其首領叫葆江也作祖江，後來被河西走廊張掖一帶善於駕馭馬拉戰車的欽坯（堪壞）和鼓部族襲殺，黃帝懲罰了這兩個兇手，把他們殺死在鐘山即今山丹大黃山也即歷史上著名的焉支山的東麓一個叫做瑤崖的地方。莊子說堪壞得了道才能夠襲擊崑崙，這個“得道”具體就是指掌握了向南越過崑崙之丘通往崑崙部族並發動襲擊的道路與方法。崑崙丘是當時河西走廊通往青海山南諸羌再到河湟流域甚至繞道中原的唯一山嶺埡口，是控制著西域與中原交通的咽喉要道。

概言之，因為張騫等漢使錯誤地認為河源在於闐南山，漢武帝根據張騫等漢使的錯誤報告，將和田河確定為河源，進而錯上加錯地將於闐南山（先秦的崑山）認為是先秦文獻中的“崑崙”，一直流傳至今成為“崑崙山脈”。

2，《漢書》、《水經注》以訛傳訛，與“武斷”一起構成阻礙認識真相的“三座大山”

到了東漢，班固更進一步闡發了崑崙山與河源的關係。《漢書•西域傳》：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此處應脫“千”字）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雲。

《史記》裡司馬遷只是說羅布泊（鹽澤）潛行地下，至於行到哪裡沒有說。而且明確表示于闐南山的和田河是黃河源頭，而鹽澤與黃河沒有任何關係。然而《漢書》上述說法，顯然曲解了司馬遷的原文，將原本指于闐南山的“其南則河源所出焉”中的“其”解釋成鹽澤，結果就得出了鹽澤“潛行地下”，竟然“南出於積石”，成了中原人稱為的黃河。

酈道元在《水經注》裡更是錯上加錯，千方百計地證明班固“鹽澤潛行”的說法，他自己也覺得似乎有些牽強，故而又和司馬遷的于闐河為河源的說法相調和，形成了“伏流重源”說。

《水經注•卷一•河水》：“餘考群書，鹹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於蒲昌，出乎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謂此矣，經積石而為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宏壯，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記》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不此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山海經》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者也。東去玉門關千三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為隱淪之脈。當其澴流之上，飛禽奮翮於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矣。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間關入塞之始。自此《經》當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禹貢》所謂‘導河積石’也。……河出崑崙，崑崙即阿耨達山也。”

然而酈道元他自己也覺得迷惘。總覺得這些文獻的說法不一致，積石好像還不是指同一個地方，思來想去最終把積石定在阿耨達山即崑崙山脈。這就是將錯就錯，錯上加錯。潛行這種說法毫無根據卻也拿它沒辦法，只能說如果潛行講得通，那為什麼長江不能像黃河一樣從崑崙潛行至虎跳峽或者岷山冒出來呢？所以我們不得不說，中國古人的思辯能力自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種思想鉗制之後就每況愈下，班固、酈道元他們難道不曾想過潛行之後再湧出，原來的鹹水怎麼就變成淡水了？自然界中只見過淡水變成鹹水，沒見過鹹水還能再變淡水的，這恐怕是古人沒有考慮到的一層邏輯。另外，羅布泊海拔高度只有780米，而積石峽一帶黃河河道海拔高度達到1800多米，水固然能潛行地下千里，終不能自己爬高千米，這又是不懂海拔高度的古人不可能明白的一個道理。而於闐南山即先秦所謂出玉之“崑山”並非河源所出的崑崙山，崑山流出的是塔里木河的南支流於闐河今名和田河，以及東邊的阿耨達大水又名且末河即今車爾臣河，都屬於塔里木內流區，最終匯入羅布泊一帶湖泊，皆非黃河源頭。

漢武帝武斷定案，班固按部就班地加固，酈道元除了附會班固也沒有道出其中的原委。這三大權威觀點在我們正確認識河源及崑崙的位置這個問題上，千百年來成了認識真相道路上不折不扣的三座大山。

3，杜佑《通典》徹底推翻“伏流說”，實現“清源”，仍未“正本”

河源在後漢時候即受到懷疑，當時人就有“賜支河首”的概念，根據《後漢書》與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東漢時期全圖》，可知已經到了鄂陵湖一帶，距離真正的河源十分接近。

假如沒有西晉時期《穆天子傳》和《竹書紀年》等等這些埋藏在魏襄王墳墓裡580年的文獻出土，我們不會發現漢代人學問的諸多嚴重問題。太史公本人對漢武帝的這一認識結果頗不以為然，然而聖意難違。他在《史記》裡詳細記錄了這一錯誤認識得來的過程，目的很明顯，留給後人評說。晉人雖然未能利用這批出土文獻提供的有關崑崙與河源的信息發現漢人的錯誤，卻將穆王西征的故事從此流傳下來。

漢魏時期對河西西域一直維持著管轄，西晉滅亡之後北方陷入五胡亂華的十六國混亂時期，河西西域一帶先後有五涼（前涼、後涼、北涼、南涼、西涼）地方政權。北魏時期除了河西還奄有西域東部，到了西魏和北周時期，基本上只是擁有河西而已。

實地考察方面，漢武帝雖然命名了崑崙山、祁連山、天山。但他本人只是到過隴西，西登空桐。漢隴西郡，今臨洮。空桐，在今平涼。所以漢武終不過河西。漢代張騫、霍去病皆曾過大斗拔谷、到焉支山。張騫、霍去病究竟是經今312國道（即過烏鞘嶺武威到的張掖），還是今227國道線（即從青海進入甘肅經扁都口到的民樂和張掖），支持後者的說法居多。

到了唐朝，侯君集、李道宗已經率軍到過星宿海，文成公主入藏松贊干布於河源迎親。晚唐劉元鼎更是對河源進行深入考察，《舊唐書》、《新唐書》的“吐蕃傳”都有記述。杜佑在《通典•州郡典•卷174•古雍州》一節徹底否定漢武帝、班固、酈道元相繼傳承發展的“伏流重源說”，堅決否定蒲昌海（今羅布泊）與積石之間有伏流相通，而主張河源在析支。即與真正的河源已經極其接近了，但是仍然不能解釋漢人的觀念與《禹貢》、《山海經》甚至《穆天子傳》、《竹書紀年》這些古代文獻記載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因而仍然沒有取得整個社會的認可，所以雖然取得了原則上正確的河源此一階段性成果，然而“崑崙問題”還是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因為從此之後，人們基本上已經不相信蒲昌海伏流說，而基本倒向《禹貢》“導河積石”這一說法，而積石則在青海甘肅交界的積石峽、積石山一帶，這裡顯然是黃河的幹流，但並非黃河的真正源頭，真正源頭則經歷了唐、元、明、清，直到近現代才逐漸弄清楚。但是唐朝人已經知道至少是在星宿海這一帶了，然而對於崑崙，杜佑在澄清河源問題的同時，卻沒有繼續探究本該一起解決的連帶問題，或者說探究過卻不了了之。

當然，找對了河源，並不是說崑崙就可以很容易地確定了。因為我們現在認為正確的河源，畢竟與先秦古人所說的河源，可能甚至肯定並不一致，因而不能根據現在的河源去相應地尋找先秦的崑崙。如果這樣做了，就會犯刻舟求劍的錯誤，因為時移世易，概念名稱也隨之在變，這樣的例子就不用再多舉。各種崑崙猜想中的“巴顏喀拉山說”就是根據現在的河源認定先秦崑崙指巴顏喀拉山，但是他們根本忽略了先秦中原人從來沒有認為河源在巴顏喀拉山這一帶。因為包括巴顏喀拉山這一帶，整個青藏高原，在先秦，中原人都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說並沒有形成什麼系統的明確認識，是“混沌”而不是“崑崙”。《後漢書•西羌傳》始有“徼外”之稱。另外，就算以近現代才認識到的河源來反推巴顏喀拉山，雖然簡單滿足了“河出崑崙”的基本條件，事實上並不符合《山海經》等古代文獻對崑崙的描述，崑崙一山是河水、黑水、赤水、洋水、青水等多條河流的發源地，更不用說還要滿足舂山、崑崙南淵這些旁證。

所以先秦崑崙山必須滿足多水之源這個條件，而且這些河流雖然在歷史上名稱不定，相互舛訛，但是畢竟有一些可靠的信息，根據一兩條河流的可靠信息溯源，再看是否合乎整個條件。如果不符合，可能是由於什麼原因，能否解釋得通。如果用當今科學的認識和觀念把這種名稱上的“不通”解釋通了，也就找到了這些問題的答案。

三，漢武帝犯的“時代的錯誤”： 漢代西北地理概念的系統性錯誤

漢武帝這個錯誤不單單是個人的錯誤，更是時代的錯誤，因為那是一個文化復興又錯雜的時代。作為文化政策的制定者，漢武帝給時代留下深深烙印的同時也被時代給他自己留下深深烙印，所以他將崑崙的“張冠”錯誤地“李戴”給於闐南山（即出玉的崑山），從詞彙角度接納了來自匈奴語的祁連山、焉支山而遺失了崑崙、舂山、崑山等這些先秦地理概念，造成的後果就是先秦文獻中的謎團重重，陷阱處處，原來邏輯嚴密系統純正的華夏文化侵入了落後的不知所云（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匈奴文化。匈奴人失去的是地盤，漢人得到了地盤卻丟失了祖先對這些地區的地理認識、概念和名稱。

我們都知道匈奴人丟失河西之後的哀歌，“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殊不知得到這些地區之後也給漢文化帶來了一些副作用，那就是“得到祁連山，使我‘崑崙’成謎團；得到焉支山，使我‘懸圃’成懸案。”

正如王書所指出的，漢武帝命名為“崑崙”的這座出玉的山脈，在先秦明明白白叫“崑山”。比如，《戰國策•趙策一》“趙收天下且以伐齊”一章雲，“今逾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逆，此代馬胡狗不東，而崐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戰國策》一書雖然為西漢晚期劉向編輯整理，但其所據原始材料很多已經被西漢中期的司馬遷所見並採用，以上內容在《史記•趙世家》中被這樣轉述：（趙惠文王十六年）：“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史記•李斯列傳》也收錄了李斯“諫逐客疏”一文，其中列舉了包括“崑山之玉”在內的“數寶”。

《管子·國蓄》稱“玉起於禺氏”；《管子·輕重甲》：禺氏（月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墟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可見禺氏關乎和田白玉，崑崙之墟關乎河西走廊彩石。言玉稱崑山，而不是崑崙。周室東遷，關中故地已然拋棄，更遑論河西西域的經營。所以春秋戰國時代月氏填補了原來西周的權力真空，控制了西域至敦煌一帶廣大地方，這裡是西玉東輸的必經之地，禺氏這裡只是關乎白玉，而崑崙之墟則關乎璆琳琅玕這些彩石。這裡說的里程，禺氏距離齊八千里，而下文又說七千八百里，說明這裡的八千里是約數，而崑崙之墟距齊國八千里。則又說明禺氏較崑崙之墟近二百里。禺氏出玉之地在今甘肅金昌山丹一帶龍首山東麓，崑崙之墟在今甘青之間的祁連山扁都口-峨博嶺埡口，兩地皆經河套、山西到達齊都臨淄路程大致都是當時所謂的八千里。而實際裡數，龍首山東麓的禺氏較崑崙之墟近二百里。

《管子·揆度》：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策，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穢）發、朝鮮之文皮，一策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策也；江陽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策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結合其上下文，共言“七策”，即七種價值昂貴的難得之貨，可見“策府”的含義就是寶庫，《穆天子傳》稱群玉之山為寶庫（策府），是因為其多出玉的原因。其實《管子》下文還有“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云云”等語。不光強調了上文內容的可信度，而且更具體指出其地距離齊國為七千八百里。可見春秋戰國這個時候，隨著周室的衰微，西膜之諸侯、與國、附庸已經被月氏盡數滅亡或者吞併，《穆天子傳》裡的容成氏之地已經為禺氏所據，這裡的禺知即月氏，“邊山”根據復原《穆天子傳》的走河套入中原的路線及里程，陽紆至洛陽三千四百里，陽紆至群玉之山即便走穿越巴丹吉林騰格裡沙漠的雅布賴道，少說也要兩千多里，而從陽紆到齊國，少說也有三千里，與七千八百里合。則此“禺氏邊山”即指“群玉之山”特指龍首山東麓一帶無疑，其地之玉或即今金昌大鎳礦礦脈在當時已被發現利用，而不可能指更在萬里之外的于闐南山（即今所謂崑崙山）。

司馬遷曾西至崆峒進行考察。可惜他並不知道崑崙之丘的位置。整個漢朝的人，不要說司馬遷、漢武帝這些沒有到過崑崙丘的人，就連曾經到過崑崙丘的張騫、霍去病及後來多批漢使，後世直到當今世人，也根本不知道先秦所說的“崑崙丘”就是他們腳下曾經走過的一段路程。唐人胡曾的詩說“武皇無路及昆丘，幾煩龍駕到涇州”，較為形象地表現了那個時代的困惑與尷尬。其實並非無路，只是“無緣對面不能識”而已。可見戰國後期，崑山（即漢代以來所謂的崑崙山）之玉來中原的路線仍然要翻越雁門關和恆山一帶。因為路途極其遙遠且玉石極重，推測其路線比較依賴黃河水運，因為壺口瀑布是不能行船的，故而在壺口以上晉西北地區的黃河東岸渡口必須轉為陸運，再由趙國轉輸中原各國。或在壺口以下再轉入黃河水運系統，通往當時絕大部分的諸侯國。

東周550年間，中原與河西西域基本隔絕，秦帝國西界也不過在臨夏河東，還未過上游河西，所以漢朝人才認為張騫通西域是開天闢地頭一回的“鑿空”。然而在此期間，中原與河西西域之間並未徹底斷絕，漢人可見的當時傳世文獻中的零星材料也是有的，比較重要的是齊桓公西伐。

齊桓公西伐與“大夏”

《管子·小匡》：（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於石沈，懸車束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谿，拘泰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

《管子·封禪》：“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按，對於此事《國語·齊語》“桓公曰吾欲南伐”一節與此略同。此“西吳”應在流沙西，否則不用提及流沙，而流沙以西應該在黃河上游河西。餘太山《古族新考》一書即認為“卑（闢）耳山”就是《漢書 地理志下》北地郡之“卑移山”即今賀蘭山。】

《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沉於大夏。”【按，此實沉疑即上文《管子》之“石沈”，為高辛氏季子。杜預以為大夏即太原，另有說法認為在晉南。】

《呂氏春秋·為欲》言及“四極”為“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

《呂氏春秋·古樂》：“伶倫自大夏西，乃至阮隃之陰。”

《呂氏春秋·本味》以伊尹之口言天下七種美食一段，有“和之美者，大夏之鹽”。

餘太山等人認為此出美鹽之大夏是山西運城解州鹽池，但此地之鹽並談不上美味。而且距離山西的“大夏”（太原或者臨汾）似乎有些遙遠，或以為在安邑，則近鹽池。

有關桓公西伐大夏事在《史記》裡也有提及，《史記·封禪書》言“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史記·齊太公世家》則有桓公自稱其曾“西伐大夏，涉流沙”。

以上所言“大夏”，除《左傳》中指晉中南外，其餘應在流沙西，位置也應在河西。

據公開資料：在中國內蒙古阿拉善左旗中部吉蘭泰鎮境內，烏蘭布和沙漠西側。唐代稱溫池，蒙古語叫察汗布魯克池。海拔1031.8米，面積約120平方千米。“吉蘭泰”系蒙古語，意為六十。鹽湖總面積120平方公里，鹽層覆蓋面積60平方公里，整個鹽湖呈橢圓形盆地，鹽層平均厚度3-5米，最厚達5.94米，總儲量一億一千四百多萬噸，這裡出產的食鹽，通稱“吉鹽”，以顆粒大、雜質少、味道濃等特點聞名遐邇。因表層混有淡紅色鹽砂，俗稱紅鹽，又稱吉鹽。開發歷史悠久，清代以前所產之鹽除供當地需要外 ，還暢銷於陝、甘 及晉北一帶。乾隆初年，紅鹽開始運銷內地。湖底鹽厚5～6米，原鹽總儲量達1.1億噸，是中國內陸大型鹽湖之一。【按：這些特徵與《呂氏春秋》上文所說“大夏之鹽”頗合，所以作者甚疑大夏即在包括吉蘭泰鹽池的今內蒙古阿拉善左旗甚至包括寧夏平原一帶。後來與北宋對峙的西夏政權即自稱“大夏”，或許其自有所本。】

秦琅琊刻石言及秦帝國之四至，其中西北為“西至流沙，北過大夏”。 《史記·秦始皇本紀》言秦帝國四至亦曰“東有東海，北過大夏”。可見“大夏”的大致方向只能在關中之北，但又應在陰山以南。參考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秦代》可知，秦朝版圖的西北角，即今寧夏平原及河套平原。而吉蘭泰鹽池雖處烏蘭布和沙漠這個“流沙”之中，卻距寧夏平原不遠。當是秦代所說的大夏之地。

綜上，除了《左傳》大夏指晉中南一帶，其餘所言大夏應在今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吉蘭泰鹽池乃至寧夏平原一帶，亦即後來與宋朝對立的西夏政權之地。桓公所涉之“流沙”即烏蘭布和沙漠。齊桓公涉流沙西伐西吳一事，可以說也是一個歷史之謎。

公開資料“党項族”條說：西夏亡國之後，夏國的拓拔貴族帶領部分民眾遷徙到了現在西藏（按，原文如此，應為四川或此處有頓號）甘孜一帶的藏區木雅（即弭藥），重新建立了西吳王國。這個歷史上的西吳王國，有專家考證出就是西夏王國的延續。至今，西藏甘孜地區仍流傳著西吳王的傳說。

如果此說成立，則西夏党項後裔自稱“西吳”必有來由，與中原王朝稱作“西夏”的元昊“大夏”政權一樣，必有來由。基本上可以推斷出，當時的元昊認為他的地盤就是歷史上的“大夏”一帶，遷居甘孜一帶的党項後裔自稱是歷史上的“西吳”後裔。很可能先秦文獻所言的“大夏”、“西吳”即在今寧夏、阿拉善、鄂爾多斯及陝北一帶。

根據《中國自然地理圖集》188頁所示，可知西周春秋時期，鄂爾多斯還是森林廣佈的地區，今天的毛烏素沙漠和庫布齊沙漠遠未形成。距離中原最近的“流沙”，就是河西的烏蘭布和、亞瑪雷克沙漠、騰格裡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則西吳的位置大致在河西走廊武威甚至再往西的張掖、酒泉、居延一帶。或即《穆天子傳》中所述張掖一帶的赤烏氏。

而《山海經 海內東經》【按：其實這一段顯然應屬於《海內西經》】則說：“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繇、月支之國”。注：郭璞雲：大夏國城方二三百里，分為十國，地溫和，宜五穀。

【按，郭璞這裡說的大夏是張騫通西域之後，將蔥嶺以西的今阿富汗一帶的中亞國家稱為大夏，顯然不能與先秦文獻中的大夏混為一談。】

《逸周書·王會篇》：“大夏茲白牛”。篇末“伊尹四方獻令”則有“正北大夏”。

《呂氏春秋·古樂》：“（黃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

【按，自大夏即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吉蘭泰鹽池一帶到崑崙之陰即今甘肅張掖一帶，中間經過雅布賴到達容成氏今龍首山南麓金昌及張掖市山丹縣一帶，路程並不遠。看來此條材料的現實可能性還是不小。這說明黃帝時代已經有了穿越“流沙”即從烏蘭布和沙漠中的吉蘭泰沿雅布賴山東麓麻黃灘一路經過西邊的巴丹吉林沙漠和東邊的騰格裡沙漠的道路。後來的桓公西伐，很可能也是沿著這條穿越流沙的道路。

而鄭傑文《穆天子傳通解》“西夏氏”條下引顧實註解說，“西夏當亦在大夏之西，故曰西夏……今甘肅蘭州府河州有漢大夏故城，及大夏河。”此“西夏”得名，或因其在豫西晉南的“中夏”之西，未必是因為在大夏之西，顧實此言證據不足。漢之大夏故城，其實即《穆天子傳》及《逸周書》所謂的“西夏氏”，在今甘肅臨夏一帶。而先秦所謂的“大夏”則如上文所言在烏蘭布和沙漠深處的流沙之中。豎沙即宿沙、夙沙，《說文解字》十二：“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此海當為內陸鹽湖，海鹽即今所謂池鹽，並非海濱所出之海鹽。張騫通西域後，《史記·大宛列傳》把今天阿富汗一帶稱為“大夏”，郭璞誤引以為《山海經》大夏之注。“居繇”疑即《穆天子傳》卷四開頭提到的“濁繇氏”，其地在今新疆哈密西北七角井一帶。

上述兩個大夏之外，張騫通西域之後，又有了第三個“大夏”。《史記·大宛列傳》：“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裴松之注《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引《魏略》雲：“大秦西有海水……西王母西有修流沙，修流沙西有大夏國，……所傳聞西之極也”。當然，上述不同時代的“大夏”未必指同一國家或部族，大秦是東羅馬帝國，其西的海水是阿拉伯灣或者紅海，則該西王母指埃及女王，而修流沙就是指非洲撒哈拉沙漠。當然，與中國不同，西方古代女王當國的部族國家很多，直到今天西歐還有很多國家依然有女王，按照古漢語的習慣也可以說是“西王母”。所以“西王母”在不同時代所指不同也不足為奇。當然，《穆天子傳》中的“西王母之邦”，其位置則在新疆羅布泊北濱。詳見本書第二部分關於西王母一章。】

祁連山與焉支山

漢武帝錯誤定名崑崙只是其一，祁連山和焉支山的命名也很輕率，甚至都不能稱為命名，而是被動接受。歷來說“祁連”是匈奴人呼“天”，但沒有說明是匈奴語的“天”還是匈奴人說漢語“天”的不純正發音，總之意思就是說匈奴人把這山讀這個音，因而用漢字記錄為“祁連”，所以漢人也接受了這種叫法，可是又把天山東段的博格達山叫“天山” （據“譚圖集”當時把中段叫北山，因其在塔里木盆地北緣，而盆地南緣的崑崙山本來被叫做南山），如此一來“天山”與“祁連山”在字面上雖然有所區別然而在含義上就有了衝突。兩個山脈的意思都是“天山”，只是一個來自對匈奴語的音譯一個是漢語自己直接命名，這在邏輯上是相當不倫不類的，其背後的事實就是命名錯誤張冠李戴。

對此研究者王雪樵指出，“祁連”並非匈奴語的“天”，匈奴語說天是“攩黎”，即後代蒙古語“騰格里”，匈奴語說的“天山”是“汗騰格里峰”，是天山第二高峰，與最高峰托木爾峰高度相差不大，都在天山西段。在沒有精確的海拔高度測量，僅靠目測直觀估計山峰高度的古代，古人將汗騰格里峰誤認為是天山山脈的主峰是很正常的。而“祁連”是匈奴人對漢語詞彙“天”的緩讀發音而已。就是說“匈奴人呼‘天’為‘祁連’”，這個“天”應該加上引號，因為古代沒有標點符號，所以就產生了一個兩千年的誤會。這真是幸福來得太突然，漢朝人軍事上的速勝而文化上沒來得及搞明白其地其名的來龍去脈，就順口接納了一組匈奴地理名稱，從而失去了破解先秦傳統地理概念的機會。其實，匈奴人口中的這個“祁連”並非是他們的原創，匈奴人對這一帶的控制歷史只有幾十年，之前長期是月氏人，月氏人之前史書中便沒有了交待。當然，如果本研究報告《穆王西征新解新證》可以成立，則河西西域穆王時期的方國部族就不再是空白或者傳說了。根據《穆天子傳》書中的記述，筆者對其西征路線進行還原，發現書中的“剞閭氏”其地即在今酒泉一帶，而酒泉南邊的山，無論從山脈還是山峰講，都叫“祁連山”。可見，匈奴語的“祁連”，真正的來源是這裡之前的居民“剞閭”，也不是什麼匈奴語“天”或者匈奴人對漢字“天”的緩讀。 《淮南子·墜形訓》：“西王母在流沙之濱，樂民、拏閭在崑崙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湍池在崑崙。”這裡的“拏閭”當是“挈閭”形近之誤，當即《穆天子傳》中的“剞閭”，漢及匈奴稱“祁連”，都是對此地部族及山的稱謂。

西北歷史地理的另外幾個相關問題

《左傳·襄公十四年》，晉惠公對姜戎說“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左傳·昭公九年》又云“故允姓之奸居於瓜州”。【按，大部分人認為此瓜州即在敦煌，而顧頡剛先生則謂在隴東秦嶺一帶，並未逾河到河西走廊。既然是秦人逼迫姜戎離開，一定是秦人對其地垂涎，故而其地必近秦，秦人可以吞併控制，就後來秦長城西起臨洮，秦始皇在今臨夏境內黃河東岸修築長城來看，上游河西並非秦人所控制，所以秦當時不可能捨近求遠遠征敦煌一帶的瓜州，顯然顧說合理。而且瓜州取名，必因為其地特產瓜類，然而特產瓜類的地方不止一處。以當今情況看，河洮一帶也特產瓜類，新疆哈密吐魯番一帶也特產瓜類，中原多地也以產瓜聞名。敦煌瓜州固然也特產瓜類，瓜這種常見的農作物，很多地方都盛產。所以，不能因為這樣一個名稱就判定其位置。除非其特產真是舉世無雙的，方可根據其名稱來反推其位置。】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陽甲（王國維認為是百餘年後之祖甲）三年，西征丹山戎。

而《古本竹書紀年》亦引《山海經 大荒北經》郭璞注錄有此事：和甲西征，得一丹山。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則指出王國維的這個做法錯誤，“按和甲之稱，與《呂氏春秋》稱河亶甲為整甲這詞例同，非後人能杜撰，此可證今本《紀年》陽甲名和之說可信。王靜安略無證據，謂郭注和甲為祖甲之誤，疑撰今本《紀年》者據誤字造為陽甲名和之說，徑以西征得丹山之事屬之祖甲，武斷甚矣。”【按：“丹山”應為丹霞地貌，而西北丹霞地貌之著者有二處，皆在今甘肅張掖境，一在張掖市臨澤縣，一在張掖市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此二地與伶倫所至之崑崙之陰皆不算遠。可知商時陽甲大軍遠征張掖一帶西戎，其路線應與此前黃帝登臨崑崙之丘、伶倫到崑崙之陰（北坡）大類。很可能與穆王一樣先至於河套之陽紆，再從狼山一帶分路，往西南入流沙則為大夏，再往西南到龍首山（群玉之山）的容成氏，再往南即崑崙之陰（即後代所稱“河西走廊”一段），往西則為一南一北相距不遠的二“丹山”（丹霞地貌）之一。從狼山往南經今寧夏到甘肅臨夏一帶的西夏氏，則是穆王西征的路線。何以知道穆王沒有從狼山往西南去崑崙，因為《穆天子傳》中記有“自陽紆西，至於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這個里程決定了只能接近直線一直往南行，沿其它方向這個里程均不能到達西夏氏。而且穆王是先到崑崙河源，再由南往北上崑崙丘進入河西走廊的，因而排除其從北向南經流沙到崑崙之陰的可能。據以上材料可知西征河西之先王，商代即有陽甲。之前後稷、黃帝也都曾到達這一帶，然而是否是“西征”，仍需進一步研究。不過根據《山海經》所述黃帝能誅滅襲殺崑崙葆（祖）江的欽坯（堪壞）及鼓二人於鐘山之東的瑤崖以維護天下公義，其一定也有強大軍事實力作為背景的，或許也是“西征”甚至“西伐”。】

處於“西陲”的秦與西戎接壤，與大肆北拓南吞東進相比，往西進展十分有限，基本上採用“和諸戎”的政策。秦孝公用商鞅變法，國家很快富強起來。據《史記·六國年表》：前344年，秦會諸侯於周。前343年，周致伯秦孝公。據《後漢書·西羌傳》所言，前342年，秦孝公派太子駟率西戎九十二國朝見周顯王，可見當時西戎之盛。秦穆公時曾向西北方向擴地千里，並國十二，其地即後來的隴西、北地二郡，今天甘肅東部，往西止於洮河流域，就是後來秦長城西端起點臨洮（今岷縣），秦始皇時候稍稍往西到臨夏黃河西岸止，至秦之亡，始終並未越過黃河到達上游河西。所以漢人說西戎是“河關之西南羌”。

以上這些有關東周時期中原與河西乃至西域的交往，漢朝人是知道的。當然這些交往不是連續性的，影響也有限，所以以司馬遷為代表的漢朝人認為張騫是“鑿空”。這個觀念直到今天仍然是社會基本的共識。其實漢人的學問是很有些馬虎的，這一點唐人都已經覺察到了（顏師古說“姬，周姓。漢初取為嬪嬙之號，已可笑”。見《康熙字典》“姬”字條）。當然出現這種情況也是有其來由的，如《論語·八佾》概言之，“周監乎二代，鬱郁乎文哉”。周公制禮作樂，西周的文化繁榮有《詩》、《書》等經典和大量的金文為證。西周滅亡對文化的打擊很大，東遷之後那個曾經強大的中央王朝江河日下，實力相當於一箇中小諸侯國，諸侯國枝強於幹成了鐵的事實。五霸代興，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也開始衝擊破壞之前的正統文化，所以出現了春秋禮崩樂壞的局面。文化不再是貴族的專利，而是下移向平民階層普及，出現孔子、少正卯等人興辦私學就是證明。戰國思想文化領域百家爭鳴，眾多學派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私著大量出現，這些立場不同，對歷史和現實的解釋不同，對社會未來發展持有不同解決方案的思想家、文化學者開始對傳統文化進行別有用心的篡改和包裝，文化方面出現亂流侵奪改易等現象，就是原本大一統的文化開始主動地體現諸侯國的地方特色，極端表現為東方六國各自創制了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文化體系等一套意識形態及上層建築。秦統一全國後，就開始著手進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全面深入的統一，實行中央集權的全國郡縣制，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限制言論統一思想，以吏為師統一文化教育，後來發展為焚書坑儒，再加上項羽又焚燒了秦保存在國家圖書檔案館的歷代典籍，這樣就將輝煌燦爛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進行了野蠻腰斬。所以很多文化自秦火楚燹之後就失傳了，斷絕了。漢承秦制，初期還繼續實行文化鉗制的“挾書之律”，後來才逐漸取消，甚至開始執行有獎獻書的鼓勵政策。這項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出現大量偽書是當局者所始料不及的，這種人為的文化摻假危害性很大，就像病毒傳播，會讓很多文化資源受到侵染。

根據偽書錯誤的說法搞錯一個概念，而這個概念屬於另外一個系統，進而整個系統都會出問題，而系統內的很多要素又與另外的系統存在著這樣那樣的聯繫，所以就會引發整個文化系統的混亂甚至崩潰。比如漢人說的崑崙不是先秦真正的崑崙，影響的不是崑崙一座山峰一條山脈，而是西北地理系統很多都受到影響，“河出崑崙”，如果崑崙搞錯了，黃河源頭跟著也會被進行錯誤地理解、推斷、尋找，最後都被誤導。

在焚書之前埋藏的文獻就顯得格外寶貴。比如《穆天子傳》等汲冢竹書，孔壁藏書，甲骨卜辭，商周青銅器，以及近現代考古發現的眾多簡帛，近年的“上博簡”以及“清華簡”等，對於進一步探究先秦西北歷史地理等諸多問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參考價值。其實這些簡帛，古人未嘗沒有發掘出來過，只是沒有現代科學手段加以研究保護而已。甚至甲骨，在漢唐時一定也出土過，因為安陽殷墟以及朝歌這些地方，一直為世人所知。而且這一帶在中原地區，歷代人煙繁庶，有一些戰爭也發生在這一帶，修築工事免不了挖土掘地，可惜當時人對於老祖宗的文字“無緣對面不能識”。甲骨文被發現之前，安陽當地農民祖傳的“刀劍藥”即是將甲骨磨粉而來，也被當作中藥材料“龍骨”，有刻畫痕跡的反倒不值錢，所以農民挖出來有刻畫痕跡的都要刮掉才賣出，當然後來知道那是文字，便在空白的甲骨上進行偽刻。所以大部分中國人對待自己老祖宗的文化的態度，那是相當可笑與可悲的。要不是漢宣帝時的張敞辨認出了尸臣鼎上的銘文，此前漢人包括司馬遷所處的武帝時期，都一直把這些出土青銅器當作“天賜寶鼎”。因為自秦始皇破壞文化“愚黔首”以來百餘年間，再沒有人能辨認出上面的文字內容，甚至不認為其為文字，由此可見秦火對文化摧殘的為害之烈貽禍之劇，所以漢朝文化雖然在恢復，但是其中歷史的錯誤，時代的侷限還是相當嚴重的。這一點作為今人，我們必須保持一個客觀的態度。不能不假思索地將漢人的說法全盤接受，必須進行全面徹底的考察求證。

所以說，河西西域長期以來被視為漢代才“鑿空”的“域外”，又不能無視先秦文獻記載的地名系統，故而漢代以來西北地理概念的名稱就是一團亂麻，甚至是一屏亂碼。要解碼，必須知道其錯誤的根源。要根據先秦文獻儘可能復原出當時的地理概念體系，並且能與秦漢乃至當今地名進行系統對照。如果離開系統，單獨說一兩個地點，似乎哪裡都對。其實這也是幾何學上的一個基本原理，一個點就什麼也不能確定，兩個點就能確定一條直線，三個不在一條線上的點就能確定一個面，而這個面就是我們面對的地圖，先秦歷史地圖與當今地圖關鍵點上的相互對照，整體上的吻合，才是真正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