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年來印度學和內亞語文學等學科的發展，我們得以更加清晰的認識到歷史上中國和整個歐亞大陸文學文化的相互影響和聯繫。為了能夠從跨文化的比較框架下進一步探討中國文學文化如何影響、塑造以及轉變整個印度洋沿岸和內亞地區的文學文化，來自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的三位學者們籌備、組織了以“橫跨歐亞大陸的文學文化”(Literary Culture Across Eurasia) 為主題的研討會。此次會議共分為兩部分——“歷史上的中國及其近鄰”(China & Its Neighbors) 以及“全球的中國，全球的希臘”(Global China, Global Greece)——分別定於2019年秋季和2020年春季舉行。
本次研討會的首場會議於10月18至20日在芝加哥大學斯蒂瓦諾維奇知識形成研究所(Stevanovich Institute on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順利舉辦。此次會議由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前會長、美國科學院院士、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系校級教授 (University Professor) 蘇源熙 (Haun Saussy)、哈佛大學南亞學系博士生曲洋、芝加哥大學古代史博士生何彥霄一同組織，並獲得了美國學術協會理事會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比較視角下的中國文化與社會”(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項目的資助。
18日晚，與會者們抵達蘇源熙教授家中享用晚餐並就會議主題進行討論。次日，蘇源熙教授為芝加哥大學人文學日 (Humanities Day) 做了題為“當中國位於文學世界的中心” 的講座。蘇源熙教授回顧了從歌德到當代比較文學學者對於“世界文學”這一概念的不同詮釋和爭論，並從“漢字文化圈”的視角出發，認為關於世界文學的理論雖起源於歐洲，但可以作為理解歷史上的中國及其周邊不同文學文化和傳統相互影響和關聯的重要理論工具。康奈爾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包達理 (Daniel Boucher) 也於本日下午做了題為“早期中國佛教譯本的原文：根據新發現對‘犍陀羅假說’的重新評估”的報告。包達理教授的報告主要分析了約翰·布勞(John Brough)在1960年代提出的論點，即幾乎所有在公元五百年前傳入中國的印度佛教寫本都以犍陀羅文，而非梵文書寫而成。包達理教授分別考察了譯經過程中出現的混淆錯譯等內部證據及竺法護所譯《出三藏記集》末頁 (colophons) 對於源文本和翻譯過程的描述等外部證據。根據這些數據，包達理教授認為實際情況比約翰·布勞提出的觀點複雜很多：雖然新發現的犍陀羅文書證實了這些文獻曾經非常多，但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許多語言轉換(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s)也在同時進行著，而其中最顯著的即是佛教徒們積極參與的文本梵語化過程。
蘇源熙教授講座中，講座題為“當中國位於文學世界的中心”
20日一早，研討會的主體部分正式開始。曲洋首先回顧了此次會議組織的緣起，並提到不同時期的文學批評學者如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和大衛·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等人雖均曾指出歐洲中心文學觀的侷限性，但非歐洲的亞洲文學傳統，尤其是南亞與東南亞文學，卻常被排除在建構世界文學的討論之外；希望通過不同視角的討論，此次研討會可以讓與會者們對歷史上中國和周邊地區的文學傳統及其文化有更深刻的認識。
第一組會議以“中韓和中日文學文化”為主題，由蘇源熙教授主持。來自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UIUC）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的助理教授吉安·皮埃羅·佩爾西阿尼 (Gian-Piero Persiani)首先發表了題為“作為白話化因素的體裁和性別：作為‘女性白話神學’的《発心和歌集》”的報告。在這一講座中，佩爾西阿尼教授主要關注性別與體裁是如何成為俗語化的因素，並以在佛經影響下的11世紀選子內親王寫作的《発心和歌集》為例來探討這一過程。佩爾西阿尼教授認為，創作此類宗教詩歌的意義並不在於忠實原典而在於凸顯作者所選擇的體裁：選子內親王希望藉此來建立一種新的宗教話語，並通過這一話語的建立使得她這樣的女性可以更加積極的參與到宗教文學的創作之中。
康奈爾大學亞洲學系助理教授孫修暎(Suyoung Son)的報告主題為“作為參考技術的印刷：木製活字印刷品及錢謙益著作在19世紀朝鮮王朝的重塑”。孫修暎教授的演講探討了通過書籍的物質性，在跨語言閱讀漢字文本時，如何實現共享的語言和文本傳統。以18世紀晚期朝鮮王朝學者南公轍的著作為例, 孫修暎教授探討了書籍的物質性是如何作為參照性(referentiality)的一種形式，以及南公轍的書籍如何成為各種重疊抄本(palimpsests)相互競爭的場所，以及不同漢字文本如何通過相互的重讀和重寫變得關聯起來。
劍橋大學東亞學系榮休教授彼得·科尼基(Peter Kornicki)的報告主題為“在江戶時代的日本讀《棠蔭比事》”。科尼基教授回顧了《棠蔭比事》這一元朝時期法律文本的不同漢文印本及其時代背景，其次對韓文和日文的寫本的進行了考證以及十七世紀印本印刷術對林羅山所製作寫本對漢文原本的影響進行了探究。科尼基教授指出，這一文本是於16世紀末傳播到日本，伴隨豐成秀吉入侵朝鮮半島，包括《棠蔭比事》在內的大量漢文文獻從朝鮮傳播到日本。科尼基教授進一步探討了該文獻在日本語境下取得的全新意義。
第二組會議題為“中印文學文化”，由芝加哥大學南亞語言與文明系副教授惠特尼·考克斯 (Whitney Cox) 主持。芝加哥大學南亞系助理教授安德魯·奧萊特(Andrew Ollett)首先做了題為“梵文在東南亞的傳播”的報告。奧萊特教授首先回顧了喬治·賽代斯(George Cœdès)、赫爾曼·庫爾克(Hermann Kulke)和約翰尼斯·德·卡斯帕里斯(J.G.de Casparis)等學者對於東南亞印度化(Indianization)的詮釋，其次奧萊特教授結合謝爾頓·波洛克(Sheldon Pollock)的理論從“物質印度化”和“文學印度化”兩種角度考察了學界近年來對於文學、碑銘及考古材料的發現和研究，並邀請與會者們對“印度化”中“印度”的定義進行思考。在結合梵文、古爪哇文及中文史料與越南出土的梵文-古佔文 (Old Cham) 銘刻進行比較分析後，奧萊特教授認為東南亞的梵文銘刻屬於南亞的文本生態系統(textual ecosystem)的一部分，並且在宗教文本的傳播上與地方語言進行了緊密的結合。
哈佛大學南亞學系博士生曲洋的報告主題為“古爪哇文《羅摩衍那》對梵文美學中‘情’ 的詮釋”。曲洋首先通過對梵文，古泰米爾文和古爪哇文詩學文本的比較閱讀探究了“味”(rasa)這一印度古典美學理論的演變及多種詮釋。其次，通過對古爪哇文《羅摩衍那》部分段落的細讀，曲洋認為其創作源頭或並不侷限於檀丁(Daṇḍin)，跋底(Bhaṭṭi)和婆摩訶(Bhāmaha)等人的論著；相反，古爪哇文《羅摩衍那》作者對於美學表達的創新理解和應用更與後世梵文詩學家如檀那闍耶(Dhanañjaya)及羅摩月(Rāmacandra)等人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處。曲洋指出，迦迦雲(kakavin)文學傳統對梵文詩歌和文學理論的跨語際創作和適應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不僅體現了古爪哇詩人的在地天資(local genius)，也為“寰宇-俗傳”(cosmopolitan-vernacular)敘事模式的重新概念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來自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弗朗西斯·奧爾西尼(Francesca Orsini)教授做了題為“透過波斯稜鏡：印度想象中的中國”的報告。奧爾西尼教授首先結合同時期的細密畫傳統對波斯地理學者阿米·拉濟(Amin Ahmad Razi)十六世紀末作品中對於中國的地域想象進行了考察。其次，奧爾西尼教授對尼扎米所著《七美人》(Haft Paykar)及阿米爾·庫斯洛《八重天宮》(Hasht Behesht)等作品中對中國公主的描寫及文學想象和二十世紀烏爾都語詩人米拉吉(Miraji) 對於中國近代詩歌傳統的描寫進行了比較分析。
與會者們聆聽講座內容；左起：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候選人孔令偉、哈佛大學博士生曲洋、芝加哥大學博士生莫卡敏 (Carmine Morrow)
第三組會議題為“漢藏文學文化”，由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副教授柏崗(Paul Copp)主持。來自波蘭波茲南大學烏爾裡希·蒂姆·克拉格(Ulrich Timme Kragh)教授的報告主題為“示眾與問答：中世紀中國和藏族文學中相應的寫作風格”。克拉格教授認為，在吐蕃帝國崩潰後，藏傳佛教將源頭追到印度並嘗試否認漢傳佛教對其的影響。但通過對“語錄”這一文學類型的比較閱讀和分析，克拉格教授探究了漢傳佛教文學對於藏傳文本的潛在影響。
哈佛大學內亞與阿爾泰委員會博士生馬洲洋的報告主題為“在漢藏的十字路口：佛典翻譯中的西夏之道”。馬洲洋指出，在12到13世紀漢藏佛教系統形成的過程中，西夏文的佛典翻譯扮演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西夏語從語言學分類上看屬於藏緬語族，但是在文字的創制上卻仿造了漢字，從而擁有了與漢字表意對應的可能。最晚至12世紀開始，西夏已經開始大量翻譯藏文佛教文獻，這其中的產生的諸多獨特的譯語和表述方式隨後進一步滲透到了漢譯夏的過程中，從而最終幫助建立了一套後世有據可循的漢譯藏模式。根據屬於夏漢翻譯系統的《華嚴經》、《心經》、《金剛經》和屬於夏藏翻譯系統的《二諦論》、《功德寶偈集》、《口合本續》等文獻語料，馬洲洋探討了西夏文在漢藏佛典翻譯中的這種媒介作用，並認為西夏的佛典翻譯作為媒介，推進了中古之後漢藏佛教翻譯系統的形成。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暨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孔令偉的報告主題為“十八世紀拉達克、西藏與清廷間的跨語種網絡”。孔令偉討論了清代中央政府、西藏地方以及拉達克之間，如何經由藏文、蒙古文、滿文的跨語文轉譯實踐以及文書傳遞過程的制度化，最終形成一超越文化差異與地理距離的歐亞情報信息網。通過活躍於中央歐亞的朝聖者、商團、間諜等社群所蒐集之情報，清廷得以與西藏以及拉達克共同維持此一情報網之運作，進而促成十八世紀清代中國對莫臥兒印度、薩法維伊朗與沙皇俄羅斯等周邊政權的發展動態有著較過去相對清晰的認識，從而影響了十八世紀中央歐亞地緣政治的歷史進程。通過比較新見藏文、蒙古文以及滿文等多語種文書的實證基礎，孔令偉進一步檢視清廷處理跨語種文獻之權力機制與統制思維，並與全球史(global history)以及比較帝國研究(comparative imperialism)思潮進行對話。
短暫的茶歇之後，在蘇源熙教授的帶領下，與會者們對會議內容進行了回顧和總結。蘇源熙教授展望了定於2020年春季舉行的第二部分研討會，並邀請與會者們參與其主持的“比較視角下的亞洲文學”研究項目及出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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