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陳佳靖
11月4日，美國政府正式通知聯合國啟動《巴黎協定》退出程序。這意味著，在一年後，美國將不再為全球氣候惡化擔負國際責任。
《巴黎協定》從2015年12月通過到2016年11月正式生效以來，已有近200個締約方國家簽署加入。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和最主要的氣候汙染國，中美兩方曾是這項氣候協議的主要推手。然而，隨著2017年特朗普上臺，《巴黎協定》便被美國官方視為“不公平的經濟負擔”。特朗普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對這項環保計劃的不滿，認為它“束縛了美國，使美國貧困，並使美國商界處於不利地位”。2017年6月，美國宣佈退出《巴黎協定》，並重啟化石燃料開採計劃。
兩年來，特朗普的一系列反環保行動不斷招致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的批評。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前不久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16歲的瑞典氣候活動家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聲音哽咽，斥責各國政府消極應對氣候變化危機，迷戀“經濟永遠增長的童話”。在看到特朗普時，她更是怒目圓睜，難掩憤恨之意。有趣的是，公眾對於桑伯格的環保理念也並非一致認同。有人認為，桑伯格的言論缺乏科學依據，甚至有可能是西方發達國家企圖以遏制碳排放為由，對第三世界國家發展進行操控的手段。俄羅斯總統普京認為她忽視了世界上不同國家在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差異和複雜性，對於許多欠發達國家而言，落實環保行動的代價太過高昂。
這些言論似乎證實了，在氣候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的今天，人們的態度依然存在分歧。當科學家聲稱北極熊將在一個世紀內消失、格陵蘭冰蓋經歷了創紀錄的融化時，也有同樣多的言論指出全球變暖的主張是一個騙局。究竟哪些才是具有科學依據的事實？假如全球變暖是真的，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有多大？特別是，當很多國家仍需面對失業、公共債務、戰爭等現實困境時，我們應該在解決全球變暖問題上投入多少關注？
2013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寫下《氣候賭場》一書，旨在為公眾解答以上問題。諾德豪斯是全球研究氣候變化經濟學的頂級分析師，也是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對於全球變暖，他的結論很簡單——全球變暖是對人類與自然界的一個主要威脅，他將目前的風險比作“氣候賭場”，意思是，經濟增長正在引起氣候與地球系統不合意且危險的變化，這些變化將導致意想不到的後果。
《氣候賭場》日前由東方出版中心譯介出版，在新書分享會上，諾德豪斯透過視頻與讀者分享了他對當今氣候問題的觀察，並從自然科學、經濟學和政治學方面給出了應對的辦法。此外，本書的譯者、經濟學家梁小民也在現場的講座上針對書中的觀點展開了探討。
全球變暖是一個經濟問題，它是經濟發展的副產品
氣候問題並不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早在1896年，瑞典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斯萬特·阿倫尼斯就證實了空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升高帶來的“溫室效應”，但直到20世紀60、70年代，這一問題才引起公眾的注意，並漸漸形成了體系完備的氣候經濟學。諾德豪斯就是這一領域的奠基者之一。
之所以將氣候與經濟聯繫在一起，是因為氣候問題源於人類經濟增長。梁小民解釋道，儘管人類的生存一定會給地球帶來汙染，但在工業革命以前，人類所造成的汙染並不嚴重，依靠自然界本身的調節能力就能得到有效解決。然而，工業革命帶來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以煤、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為基礎的工業經濟的迅速發展，另一個則是工業革命時期出生率高、死亡率低造成的人口急速增長，這兩者勢必會對自然環境造成高強度的汙染。當自然無法自行吸收過量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溫室氣體時，全球變暖問題就出現了。因此，從本質上講，全球變暖是一個經濟問題，它是經濟發展的副產品。
除了全球變暖之外，碳排放量的增加還將進一步導致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冰蓋融化、颶風加劇、野生動物與物種喪失、威脅農業生產和人類健康。通過減少碳排放來緩解氣候變化，是目前最為可行的辦法，但這並不意味著要完全放棄經濟發展。梁小民認為，像格蕾塔·桑伯格這種反對發展，試圖倒退回古代生活的極端環保主義者屬於“環境保存派”，而諾德豪斯則屬於“環境保護派”，他並不是抽象的反對發展，而是要在發展中解決環境問題。只有全球合作，才能夠有效遏止全球變暖，這也是為什麼諾德豪斯不主張以確定一個“硬指標”的方式執行氣候政策；相反，他建議通過平衡成本與收益來選擇合適的指標，以吸引各國最大程度地參與其中。
諷刺的是，人們最初燃燒化石燃料時，並不需要為排放溫室氣體支付額外的費用，而如今，各國不得不為長期以來零價格的“外部危害”付出高昂的代價——通過實施對獲准排放量的受管制的可交易限制（“總量管制與交易”）或者對碳排放徵稅（“碳稅”）。諾德豪斯強調，為碳定價是解決氣候問題的關鍵。“我們需要定價，這樣當人們在燃燒化石燃料，將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到大氣中時，其成本就會體現在商品的價格和服務上。現在的價格是零，所以人們不會關注，但如果價格上漲，人們就會開始關注。”他認為提高碳排放價格將引導消費者購買和使用低碳產品，引導生產者投入低碳產品的生產，並激勵企業開發和引入低碳技術。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碳定價”優於其他管制手段，它是讓全球碳排放市場進入長期良性運轉的最簡便、最有效的方式。然而現實狀況是，公眾對提高能源商品和服務價格的牴觸情緒仍然廣泛存在，人們擔心徵收碳稅將導致收入下降、失業、影響醫療，這一點在美國尤其凸顯。在《氣候賭場》中，諾德豪斯指出，這種看法實際上源於人們對碳稅的經濟學原理缺乏瞭解。事實上，歐洲國家已經發現，他們可以徵收能源稅，減少對勞動的稅收，從而在不傷害工作和儲蓄激勵的前提下改善整體經濟表現。
對於諾德豪斯而言，改善當前公眾教育和交流匱乏的現狀正是他寫作《氣候賭場》的原因之一。“像這樣的政策是高昂的、複雜的，是需要公眾努力理解的，如果我們國家的人民不瞭解基礎知識，就不會了解氣候變化會給國家帶來什麼後果，那麼這些政策也將無果而終。”諾德豪斯表示。
聽信氣候科學反對者的勸告是一場危險的賭博
在2009年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不應超過工業化前水平以上低於2℃之內”的科學觀點首次成為各國共識，2015年達成的《巴黎協定》進一步將氣溫升幅目標定為1.5℃以內。而諾德豪斯的研究表明，如果考慮到各國在治理氣候問題方面的成本、收益和參與度，避免早期條約（如《京都議定書》）中因缺乏激勵機制而出現的“搭便車”現象，政策應該將氣溫限定在比工業化前水平高2℃-3℃之間。儘管在氣溫“臨界點”的確定上，科學界仍存在爭議，但過去的大量研究足以說明一個科學共識：全球變暖真實存在，且情況十分緊迫。正如諾德豪斯在《氣候賭場》中所言：“全球變暖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決定性的問題。作為形成人類與自然在無限未來的輪廓的一種力量，全球變暖應該與暴力衝突和經濟蕭條等同視之。”
通常，氣候科學的反對者會說，既然現在所有的預測都存在不確定性，那就應該在收集更多信息的同時推遲任何高成本的減排措施。但從真正的科學角度上看，不對任何一種結論做出百分百的確定性判斷才是合理的。在書中，諾德豪斯也提醒人們警惕反對者所設下的陷阱，在樹立威信時，他們往往會使用模糊的數據或異常的變化趨勢來質疑科學，勸人們不用考慮“氣候賭場”的危險。在諾德豪斯看來，聽信這種勸告是一場危險的賭博。真正科學的做法不是在“氣候賭場”中等待，而是採取措施來避免轉動“氣候賭場”的輪盤。
拋開科學上的難度，解決全球氣候問題仍然困難重重，其中，政治可能是最大的絆腳石。梁小民認為，在民主機制下，減緩全球變暖的政策最終必須依靠公眾的支持，而這恰恰成為美國難以實行有效的氣候政策的原因。由於當選代表需要通過利益和價值觀的競爭來爭奪選票，自然會反對不利於他們的選民或資金捐助者的措施。長期以來，美國公眾輿論中關於氣候變化的分歧日益嚴峻，並在兩個政黨間呈現出鮮明的分化。在政治精英的引導下，保守派接受了全球變暖是壞科學和壞政治的信息，而自由派則堅定地支持氣候變化科學和減排政策。
美國政治學家戴維·維克多（David Victor）深刻地指出，全球變暖政策一再陷入僵局，是政治史學、經濟學、短視和民族主義在其中相互配合的結果。諾德豪斯在《氣候賭場》中對此表示認同。他認為，一方面，民族主義很容易引發“搭便車”行為，一些沒有參與全球減排協議的國家不公平地免費享用了他國的資源，還有一些國家唱高調，但根本沒有行動。另一方面，由於今天減排的大部分收益很可能要在半個世紀後產生，人們會更傾向把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推給子孫後代，造成代際“搭便車”的情況。與此同時，利益集團通過提供誤導性的氣候科學與經濟成本分析而把水搞渾，擴大了這種雙重“搭便車”的困難。
諾德豪斯強調，全球變暖不是一個國家性的課題，而是一個統一的知識體系。因此，全球一致的參與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事實上，自2015年簽署《巴黎協定》後，中國已為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做出了積極貢獻。截至2017年底，中國碳強度下降46%，提前3年實現了《巴黎協定》中40%-45%的上限目標。而來自美國宇航局衛星的最新數據表明，2000年以來，全球新增綠化面積中約四分之一是中國的貢獻。
近年來，隨著世界各國的不斷加入，《巴黎協定》似乎讓人們看到了改善未來全球環境的希望，而美國的退出無疑為即將到來的聯合國氣候大會蒙上一層陰影。諾德豪斯表示，若想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有所突破，中美之間的政治同盟至關重要。“在某種意義上，美國和中國是最重要的兩個國家，無論是造成它還是受到它的影響……在解決或者至少是採取措施減緩氣候變化方面，美國和中國必須攜手成為這一陣營的核心，共同採取行動。”諾德豪斯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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