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入行的05/06年恰逢宏觀大年，彼時全球處於“美國消費—中國製造—資源國提供原材料”的“金色魔環”、中國碰到城鎮化、工業化向上突破的拐點·· ·那幾年，實際GDP可以腰斬、CPI可以年內從8.7%轉負，寒暑輪轉、世事變遷，投資時鐘的框架很好地解釋了當時大類資產和行業輪動。那幾年，人人都是經濟學家，大到宏觀策略、小到強週期的研究員，甚至一些TMT和消費品的行業，都成為行業輪動的配角。那幾年，我們開發各種指標體系和調研指數，希望能提前感知宏觀的冷暖。
漸漸，宏觀的波動開始收斂。2012年後，資產變遷和行業輪動依然劇烈，但已非宏觀所能解釋，關於此點參見本公眾號首篇文章《與投資時鐘無關》。雖然策略分析員還是會慣性地思考宏觀、宏觀分析員還會預測數據，但GDP慢慢下滑、CPI始終在一個狹小區間，爭論6.3還是6.2顯得有點無聊。強週期品越來越不受待見，僅在2017年由於供給側改革有所反覆；穩定類品種漸成主流，被冠以“龍頭”、“核心”之名，行業和週期的界限變得模糊；TMT和科技在期待和失望中劇烈波動。宏觀和自上而下成為一種故去的東西，甚至連我這樣一個“宏觀策略”出身的投資人都多年不看宏觀數據了。而當前大部分2012年後才入行的基金經理更覺得宏觀和自己的組合無關。
歷史無數次告訴我們：除非你擁有一筆無比長期而穩定的資金，否則宏觀和週期是永遠繞不過的檻，而未來一段時間或許又是其大放異彩的時刻。道理很簡單：未來至少兩個季度，我們可能面臨實際GDP破六、CPI高於四的困境，對於資產配置和行業選擇，這將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比外資流入、科技破局、龍頭效應都更加重要。這是一個我們從未碰到的局面，即便是2008年初和2011年上半年的通脹，也只不過是經濟過熱的產物，所以央行的行為變得簡單、股跌債興、行業輪動有條不紊。但現在是“滯”和“脹”並存。
或許有人說“經濟即將企穩”、“通脹只不過是一頭豬”，我認為這種看法過於樂觀。GDP從2018年年初的6.8%到現在的6%，房地產還沒有下滑，這是個巨大的隱患。從03年到08年，出口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大於地產，而經過08年的次貸危機，全球的模式都在調整，過去十年出口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不斷萎縮、反之地產的影響不斷強化。所以一旦地產開始下滑，對經濟的壓力還是很大的。至於通脹，在任何時候都是一種貨幣現象。08年那次是外貿帶來基礎貨幣的飆升、2010年是“四萬億”的結果，而這次很可能是地產下滑的伴隨品。中國向來有“超額貨幣供給之謎”，這麼多年M2超越實際GDP的貨幣超發並沒有引發通貨膨脹。易行長上世紀90年代在美國做研究的時候，將這種“貨幣消失之謎”解釋為中國市場化過程帶來的“貨幣化進程”。（具體參見易行長90年代的一些論文）而過去20年，這些超額貨幣依然沒有引發通脹、也沒有導致股市整體上漲，這其中房地產對貨幣窖藏作用無疑很大。所以，一旦房地產擺脫二十年的向上週期，一方面會帶來經濟的“滯”，同時多年窖藏貨幣的流串也可能會帶來“脹”。
事實上，美國當年也發生過這種情況。大家津津樂道的70年代滯脹，當然和兩次石油危機有關，但其根本原因也是“主導產業缺失”的結果。美國在50年代以後受益於全球戰後復甦和“馬歇爾計劃”，股市主流品種也是“四個輪子”和工業品種。但是到了70年代，這種戰後紅利開始消退，經濟開始下滑，但同時貨幣開始流串、無處吸納、形成通脹。後來保羅·沃爾克強力加息、嚴控貨幣供給，雖然導致通脹迅速下滑，但通脹壓力始終存在，直到80年代美國找到新的主導產業。而股市先於實體探索經濟轉型的方向，60年代末的“電子科技泡沫”和70年代初的“漂亮50”就是明證。但最終都破滅了，直到1982年時隔16年再次突破1000點才步入歷史長牛。
關於美股這段時間的經濟、貨幣政策額股市變化，非常值得研究，因為這可能就是中國的未來。共同基金和對沖基金自此也分道揚鑣，在這之前，共同基金多有明顯經理，此後越來越產品化。對沖基金眾生百態，各有應對。曾經風光無限的曼哈頓基金（蔡志勇）解散；芒格和惠勒的基金在1973和1974各跌30%後於1976年解散；巴菲特解散了合夥人公司，躲過了1969年電子股泡沫破滅，但1972年以“伯克希爾·哈撒維”入市，承受了“漂亮50”的破滅，但以其獨特的商業模式撐過了整個熊市，在80年代一躍成神；索羅斯1973年和羅傑斯合作靠做空“漂亮50”賺了第一桶金，後面參與“佈雷頓森林體系”破裂帶來的宏觀對沖機會和軍工股機會；達里奧在1982年下注滯脹，賭要嗎滯（持有債券）、要嗎脹（持有黃金）的組合，最終美國以無通脹的形式復甦，達里奧幾近破產，最終促使橋水的轉變，而這個案例至此他仍津津樂道。
這是一個偉大時代的序曲，充滿變數，需要我們有更大的視野！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我們會擁有一切、我們也可能一無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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