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賓柏樹溪中學憶往
桑宜川
金沙江水從青藏高原流淌下來，穿越了無數的川滇高山峽谷，雲遮霧障的暗礁險灘，終於奔湧到了一塊略見平坦的河灘地上。依傍那裡的江岸，早年有一個靜謐安閒的川南小鎮，名叫柏樹溪，當地人簡稱為柏溪，若穿“城”而過，從這頭走到那頭，最多不過煸完一泡葉子菸絲的工夫，是1949年以後宜賓縣府所在地，許是民國延續下來的格局。80年代以前，鄉鎮上的大部分街道依然很窄，路面多用紅沙石或青石板鋪就，流年的磨蝕，已是凹凸不平。櫛比鱗次的門板房，如今在不遠的李莊街巷裡還能尋訪到它們的歷史遺韻，是典型的川南民居風格。當年你若倘佯其中，間或也能看到幾個大院落，那定有不同尋常的故事。其中的楊家祠，曾是民國時期的鄉公所，50年代以後用作縣府機關的辦公場所。
我敘述的往事，如今年輕一代人可能感到很是陌生，匪夷所思。那個年代，小鎮上的民生十分困頓，物質供應匱乏，過年買布做新衣服的布票面額小到有幾寸的，連購買鹽巴、火柴等日用品都需憑票證，月伙食費8至9元是常態，幾乎不沾葷腥，若能達到12元左右，已算相當不錯，每週都可打一次“牙祭”，比如吃二兩回鍋肉，景況與全國各地差不多，鎮上自行車都很少經過。街頭有一家三層樓的新華書店，青磚瓦房，約莫三層高，算是鎮上最體面的高大建築，彷彿只有從那裡才可呼吸到外面世界的空氣，是我常去走動的地方，裡面擺滿了馬恩列斯著作和《毛澤東選集》，牆上也掛滿了毛澤東主席的宣傳畫像，文學類書籍不多，但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豔陽天》等。當年推崇的就只有“八個樣板戲”和一個作家，這人就是浩然。那年月，浩然的小說發行量逾千萬冊，無疑創造了中國文壇上的“奇蹟”。
我的學校
上世紀“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就是在那樣一種金沙江邊的文化氛圍裡，在那裡的一所由民國鄉紳創辦的柏樹溪中學念過高中。學校圖書室裡，藏有不少“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文史書籍，或許是遠離“階級鬥爭”的喧囂鬧市，太過於偏僻，被紅衛兵造反派們遺忘，這些書籍竟然逃過了被查抄和焚燬的厄運，安然得以保存下來。
記得有一部李六如先生所著的長篇傳記小說《六十年的變遷》，以作者自己的經歷為脈絡，描寫了晚清至1949年期間六十年的歷史變遷、既有豐富的歷史內涵，又有文學的精彩描述，展現了那個風雲變幻的中國。這是我反覆讀過的第一本“歷史教科書”。那時我把書藏在學舍的被窩裡，熄燈後，藉著手電筒光閱讀，讀得不過癮，還續借過多次，其中部分段落，所展現的歷史場景，尤其是描寫李鴻章、張之洞、廖仲愷、黃興、黎元洪、張勳、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等民國早期及北洋大佬的故事情節，他們的波瀾起伏人生，人生結局大多“殺君馬者道旁兒”，至今我還能複述出來。這本書為我開啟了史學啟蒙之門。李六如的資歷很老，他不僅是參加辛亥革命的舊人，早年還做過江西瑞金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國家銀行副行長、代行長。他於1937年赴延安，曾任毛澤東辦公室秘書長、延安行政學院代院長等職，“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至死。李六如是一個被歷史遺忘的人物。從今天的視角來看，這部穿越歷史與文學的書籍所敘述的史實，無疑仍為信史，讓我終生受益。在我的心目中，金沙江邊的那個簡陋圖書室永遠是我記憶裡的求知聖殿，那所學校也永遠是我少年時代的母校。
當年，柏樹溪中學也叫宜賓縣二中，不過我更喜歡前一稱謂，不僅具有地域特徵，亦凸顯其歷史文化內涵。這所學校於1937年由幾位鄉紳所創辦，最初取名“立達補習學校”，1938年春，易名“私立立達初級中學”，校址在宜賓城內信義街滇南館鄉賢祠。1939年，因躲避日軍空襲，遷至柏樹溪的楊家祠避難，改為“外江初級中學”，其實這個名稱很不錯，體現了金沙江畔辦學的生動場景，而且還很有文化內涵。1940年，經四川省教育廳批准備案，定名“私立外江中學”，並開始招收女生，分設男女生部，共6個班，學生約300人。1941年，男生部遷至天池鄉新校舍，始招高中班；女生部仍留柏樹溪的楊家祠。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女生部又遷至宜賓翠屏山，今趙一曼紀念館原址，改為“外江女子初級中學”，從此分為男生、女生兩所學堂。據宜賓縣二中80週年校慶史料記載，1945年10月21日，蔣介石攜夫人宋美齡，在白崇禧陪同下，途徑宜賓，還特地到宜賓外江女子中學視察，留下了珍貴的歷史鏡像。
1963年，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拍攝，“文革”中被迫害慘死的峨眉電影製片廠著名演員馮喆主演的故事片《金沙江畔》劇照
1949年秋，女中遷至宜賓下走馬街南華宮。1950年開始，人民政府接管了女中和男中，其間又經多次易名，校址遷移，直到1964年，宜賓縣府遷到柏樹溪鎮。翌年，學校隨鎮劃歸縣管，更名“宜賓縣第二中學校”，“擇水而棲”，學校的校址才算穩定下來，延續至今。歲月悠悠，往事並不如煙。如今宜賓縣二中校史裡寫道，“經歷了文革十年浩劫後，學校於1977年恢復行課。”這一表述值得商榷，其實我們這一輩學子，“文革”期間就在此讀書，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與見證人。
那年月，柏樹溪中學算是鎮上最好的學堂，吸引了周圍幾十平方公里範圍內的農工家庭、幹部家庭及其他行業的子女入讀。我所在的班級約有70% 左右是來自農村家庭的同學。還記我們打飯的學生食堂旁，就是住校男生的宿舍，翻過牆頭就是江邊，江對岸就是雲南地界。溯江而上，走不出半個時辰，便進入雲遮霧障的崇山峻嶺，裡面沿江有幾家三線建設的保密工廠，沒有名稱，僅有數字代號，當年學校裡還有不少學生就來自那些“山裡”的家庭，衣著打扮看起來要比農家和鎮上的學生光鮮一些，尤其是那東北口音，很容易識別出來。校園裡曾有不少高大參天的桉樹、黃葛樹，夏日裡綠蔭華蓋，知了鳴唱，此起彼伏，給那偏安一域的鄉鎮學堂平添了不少自然景觀，煞是令人懷念。幾座二層的教學樓，體育操場，學生食堂，教職工宿舍，男女生寄宿的房舍，可謂應有盡有。前幾年我曾回去過一趟，大部分房舍已蕩然無存，唯見當年的學生食堂，以及那幾棵黃葛樹還矗立在那兒，像偉岸的大將軍一樣，與我默默對話，述說著它們所經歷的歲月滄桑。
還記得那座體育操場，有一圈很長的跑道，在鄉鎮上已算是規模不小。我住校，寢室是一間麥草做屋頂，籬笆做牆壁的大庫房，裡面密密麻麻布滿了幾十張雙層床，穀草做床墊，上面鋪上一領草蓆就算是“臥榻”。同年級的男生，除了我之外，是清一色來自農村的同學，約莫有70多人，都住在裡面。每逢週末，不少同學便回鄉下家裡，將紅苕土豆玉米棒子之類雜糧帶回來，作為口糧。我與他們相處得很融洽，他們常常圍著我，睜大了眼睛，聽我講述外面世界的故事。我也是他們的義務理髮員，常常下午課後在寢室門口的院落裡，排著隊等候我“剪腦殼”。前前後後，共“修理”過幾百人次。正是這一把手推理發剪，在農村同學們眼中，我一不留神便成了今天時尚語言中的“網紅”。為此“善事”，我還受到過班主任薛岱先生在班會上的二次表揚。
1973年秋，筆者16歲，攝於柏樹溪中學旁的金沙江畔（同班同學樊建川 供圖）
當年住校，全然沒有鬧鐘或手錶，更沒有如今的手機計時，全靠每天清晨的敲鐘人，像是《巴黎聖母院》裡的駝背老人卡西莫多，敲擊掛在樹梢的一顆附近兵工廠報廢的大炮彈殼，叮噹作響，報告時辰。我起床後便與寢室裡的夥伴們一道，去操場跑步。到了寒冬季節，早晨天色未明，沒有路燈，只聞跑道上的腳步聲紛至沓來，猶如萬馬奔騰，但見黑乎乎的一大片，人影朦朧，在晨霧中飄蕩。
當年的校門位於場口上，往東復望開去，滿眼都是翠綠的阡陌田疇。開往宜賓的長途汽車站，不過一劍之遙，倒是為我提供了方便，因為到了週末，我常乘車去城裡走親戚。我母親趙姓，與趙一曼同是宜賓鄉下的大地主家庭出身，但卻命運各異，趙一曼是紅色話語中經年不衰的抗日英雄，而她的本家姓李，後改趙姓，與我母親所在的趙氏家族後人都沒能躲過歷次“運動”清算，一蹶不振，堂表兄弟姊妹們幾十人幾乎無一倖免，男兒多成右派，死裡逃生，從此家道中落。50年代，宜賓鄉下的趙家大院、李家大院、郭家大院均毀於大火，燒得只剩下當年的一片地基石條，如今尚能辨認出當年的氣派。遙想“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能有機會回到宜賓，到柏樹溪中學唸書，雖歷盡波折，其中不無關聯，說來話長。
網絡圖片，輯錄於此，是因其場景與本文的歷史敘事相似
那是在1972年暑假，我從四川大學中學部初中畢業，當年各班級只有16%的學生配額可推薦上高中，一般是革命幹部、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子女繼續上學，我被歸類不可教育好的黑五類家庭狗崽子，因而失去了讀書的機會。暑假之後，求學無門，我只有去雲南邊疆軍墾農場尋找出路，混了大半年，後來投奔在玉溪的二位本家堂叔，在當地的運輸公司汽車修理廠謀到了一份學徒工的試用工作，這已是一個很不錯的境遇。
那時雲南玉溪很小，只有幾條小街，滿目蒼涼，街上幾乎沒有汽車，用乾打壘的土塊砌成的房屋牆上，貼滿了大字報和大標語，晾曬的菸葉成堆成捆，四處可見，一幅農耕時代的風俗場景。我在那裡幹了不到3個月，仍然想著要讀書，於是只有求助於堂叔，到玉溪中學找到當時已任校革委領導的他的老師，走“後門”辦理了一份假的高中轉學證明，其實也就是在一張普通信紙上寫上幾句話，並蓋上一個印章就成了事。那年月，也算是“膽大包天”，因為稍有不慎，會引來不虞之災。至今，我對那位沒有見過面的善人，心中永存一份感念，無以回報，回想起來，常慼慼然也。
我的恩師
當年，我拿著這張“轉學證明”返回四川，仍進不了省城的中學，因為各“校革委”多以造反派當家，正“虎視眈眈”，惟恐抓不到“現行反革命分子”。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有遠走他鄉，去了金沙江邊的柏樹溪，投奔家裡世交鍾洛南先生，當時他任柏樹溪中學校長，終於網開一面，讓我上了高中。鍾先生不僅是一位很重情誼的前輩知識分子，也是川南地區紅色資歷很老的“老革命”，30年代就加入共產黨，地下黨出身。鍾先生於我有知遇之恩，倘若我當年無緣再上高中，在荒誕的年代接受不那麼荒誕的正規高中教育，接受一群睿智的知識人教誨，耳濡目染，“偷得真經”，那麼也不會有1977年恢復高考以後，能考上大學的機緣。
我們的班主任薛岱老師是一位從上海來支援內地三線建設的有志青年，教英文的，板書寫得很漂亮，據說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他的身材魁偉，約有一米八五的個頭，瓜子臉，常穿一件洗得幾乎發白的咔嘰布藍色中式上裝，一排布繩紐扣，整齊有序，褲腿膝蓋處還喜歡縫上一對大補丁，是那個年代的標配，不如此，不能顯示出虛心與工農為伍的革命知識分子態度。儘管如此，但白色襯衣的領口高聳，永遠是乾乾淨淨的，不沾任何垢跡，頭髮梳理得整整齊齊，這是滬上人家特有的生活品位。在我的記憶裡，他永遠是一副樂呵呵的模樣。他的愛妻也是老師，在附近一所三線建設保密工廠子弟校教書。記得當年他對我說起過，鍾校長知會過他，我是老同事的孩子，從雲南轉學來的，多多關照云云。其實他對我亦如其它同學，一視同仁，循循善誘，呵護有加，既是老師，更是兄長，亦師亦友，如今雖然近50年過去了，然歲月流金，他的身影還歷歷在目，他的教誨依然在耳畔迴盪。
給我們班級開過語文課的餘毅恆先生，是民國時期培養出來的一代知識分子，他早年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先後在貴州和新疆的大學教過書，分別任副教授和教授，著述甚豐。1946年，他寫成了一部學術專著《詞筌》，由正中書局印行，解讀詞的意義、起源、題裁、詞調、詞與詩、詞的歌詠、詞的流派，成為後世讀者研習詞學的一本不可多得的讀本，流傳甚廣。後來他投筆從戎，加入共產黨，曾任第二十二兵團司令部秘書、兵團首長辦公室主任，又兼接管國民黨中央政府駐迪化各機關軍事副代表。晚年代表著作有《諸葛亮》《中國歷史教程》《中國文字學》《中國文學史綱》《餘毅恆詩詞選集》等，發表文史論文30餘篇。傳略載入《中國百科專家人物傳集》《中華人物辭海·當代文化卷》《中國大文化英才辭典》《中華詩人大辭典》（當代卷），由此可見他的學術成就。餘毅恆先生一生亦文亦武，落難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偏安一域，禮賢下士，給我等“小屁孩”講授初級語文知識，真真是委屈他了。
除此之外，教過我們班級的還有民國時期東北大學畢業的數學老師李英、南開大學畢業的語文老師李志強。記得教化學的是一位西南師範學院（1985年更名為西南師範大學，2005年，與西南農業大學合併組建為西南大學）畢業的女老師，我已想不起來她的姓名。雖未擔任過我們班級的課程，但知名的還有留洋回來的杜宗美等多位先生。或許是陰差陽錯，也或許是風雲際會，那年月的柏樹溪中學匯聚了不少有才華的國內知識分子，他們來自五湖四海，雖然個人命運多劫，然而他們的思想裡卻有著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傳統，正所謂韓愈《師說》中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些老師不僅是簡單的教書匠，他們還教授我們為人處事的道理與研究學問的方法，其可貴的品質，令我終生收益。
這讓我不由得想起了上世紀，民國年間四川宜賓柏樹溪出的一位文人唐君毅先生（1909—1978）。唐君毅，現代中國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當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之一。唐先生少年時代受家庭影響，飽讀詩書，在蜀地長大成人。17歲那年，他考上北京大學，不久即轉入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受業於方東美、湯用彤諸先生，並曾聽熊十力先生講“新唯識論”，而得忝列門牆。 1932年，唐君毅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先返回四川，在成都教了幾年中學。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轉任華西大學講師，不久赴重慶，任中央大學講師，至1944年升為教授，併兼哲學系主任，一直到1949年。這期間，他還曾短期兼任過華西大學、金陵大學教授和無錫江南大學教務長。1949年，他遷居香港，與錢穆、張丕介等人創辦亞洲文商學院，1950年更名新亞書院。1963年，新亞書院與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合組成香港中文大學，他出任新亞書院哲學系講座教授，兼任教務長及哲學系系主任等職。他一生著述甚豐，有《唐君毅全集》存世。2009年唐先生百歲冥壽時，香港中文大學在校園內樹立了他的紀念銅像。由此可見，從宜賓柏樹溪走向外面世界的唐君毅先生，他的一生學術成就，得到了應有的禮遇。
唐君毅先生夫婦早年合影
我的同窗
歲月流金，如今已過去近半個世紀了，但金沙江邊上的那所鄉鎮中學，那些與我同班的同學們，依然常在我的記憶中。不知你們可都好？如今不求為官為商，不求富貴，當有健康就是最好。你們應該都已當上了爺爺奶奶，兒孫繞膝，頤養天年之樂了吧？近年來，我借回國問學之機，陸續尋找到近50年斷了聯繫的幾位同學。
有一位同學管一平，記得他的姓氏改了幾次，早年他叫郭一平，秦一平，母親郭氏，與我外婆同姓，沾點親，同是宜賓鄉下大地主家庭出身。“文化大革命”初期，其父因病去世，其母攜子改嫁，入了宜賓縣武裝部秦部長的家門。縣武裝部部長的官帽雖小，但權利卻很大，掌握著炙手可熱、令人仰望的權柄。在“成份論”盛行的年代，地主家庭出身的“狗崽子”成功轉換身份，變成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兒子，令人羨慕。那年月，一平兄長得龍眉大眼，瓜子臉，算是英俊少年，常穿一件短袖海魂衫，下午下課後，回到武裝部的家裡，把書包一扔，便到籃球架下打籃球，我常去找他玩。記得他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優秀。1977年恢復高考後，他考上了重慶醫學院（今重慶醫科大學），畢業後分配工作，到宜賓二醫院心內科行醫，懸壺濟世，幹了一輩子，與醫院同事和患者關係融洽，常做一些頗有愛心的事兒，比如患者出院，走不動，護士也搬不動，家屬也不在現場，他就親力親為，將患者攙扶起來，揹著下樓，一個病房大主任，如此厚道，體恤民情，令人感動，在醫院裡頗有口碑，最後他終於做到了心內科主任醫師。我太太周曉芳，當年是一平兄申報正高職稱的答辯主考官及省評審委員會心臟專業學科主席。他通過了正高職稱評審，我曾為他由衷地擊掌致賀。只可惜，好人命薄，二年前他因患癌症醫治無效，先走了。嗚呼。
一平兄去世後，宜賓地區的患者對他十分懷念，他被譽為“宜賓好醫生”，患者贈送評語：“他救死扶傷不圖名利。他待人和藹可親，樂善好施，始終把病人當親人。他以高尚的醫德和精良的醫術受到廣大群眾的認可，他就是原宜賓市二醫院心內二科主任。”二醫院心內二科醫護人員對他的評價是：“管一平主任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心中始終裝著他的病人，他總是默默地辛勤工作。病人安危對他來說高於一切，當科室搶救病人時，不論白天還是晚上、颳風還是下雨，他都趕回病房參與搶救，沉著而鎮靜地指揮，挽回了一個又一個的生命。”此言不虛，我為有這樣的老同學感到榮幸與自豪。輯錄於此，永以為念。
同班同學中的易粟，當年在教室裡坐在我的後面一排，上課時，我常“開小差”，回過頭去與他“竊竊私語”。聽說近年來在省城機關裡做了大官，甚是了得。老讓我想起古文裡的“越人乃易粟，以水浮糠覆水上”之語及“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 那是說，王莽政權末期，天下遭受旱災和蝗災，黃金一斤才能換小米一斗。易粟即北方小米也。他的名字甚佳，蘊涵著濃濃的中國傳統文化。
另一位同學鄭建國，是我們的班長，來自鄉下，記得他的腿有點跛，走路時一歪一歪的，每週從鄉下家裡帶回學校的口糧紅苕，還分給我幾個最大的，讓我飽餐幾頓，至今還能在嘴裡咋出那甜味兒來。
1973年秋季，鄭建國（站立），樊建川（前坐）與我（右蹲）在拉練途中，金沙江畔合影留念（樊建川 供圖）
1973年秋，學校組織我們年級出門“拉練”。集結號吹響後，浩浩蕩蕩的隊伍，開始了徒步遠征。約有200多師生，標配是每人自己背上被蓋卷，一領草蓆及一個搪瓷杯，手上拿著“紅寶書”，從柏樹溪到李莊，路線是去時從金沙江南岸出發，經宜賓，南廣，到達李莊後，白天參觀，傍晚投宿在大廟廂房裡，那裡曾是抗戰時期原上海同濟大學學生的宿舍。住了二天，返回時，從李莊乘渡船過江，到長江北岸後，沿江順著河灘地返回。那時川南川東地區的交通運輸主要靠水路，江邊還有縴夫，成群結隊，我們一天只能走幾十公里，感覺路途十分遙遠。鄭建國兄雖有些行動不便，但作為班長，在團支書樊建川配合下，引領大家走完了全程。如今聽說那一帶沿江兩岸，上江北及下江北工業區已拆遷，宜賓發電廠、化工廠、紙廠等曾有過的輝煌已徹底式微，到了該說再見的時候，不免心存慼慼，因為對那一水土畢竟有太多的記憶，悠悠往事，不盡依依，僅此舉隅。
今年6月，我和內人相約原四川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王少雄兄一道，前往大邑參觀建川博物館，建川兄熱情接待並贈我一冊他簽名的人生回憶錄《大館奴》，拜讀後感觸良多，尤其是他回憶當年在柏樹溪中學同學的歲月，那是1973年的故事，距今已過去整整46年。當年，樊建川是班上的團支書，與我同桌，聰慧敏學，對文化知識有一種天然的渴求。那時他可能有點鼻竇炎，坐在我旁邊鼻子里老是發出吭哧聲。他的太太楊葆林也是我們的同學，但與他的緣分更久遠，不僅小學、初中、高中都是同學，而且在知青歲月裡為了這份發小情誼，還特意從下鄉的河北遷返四川，到他所在的生產隊落戶，實在難得，可謂是患難夫妻。讀書的年月，建川兄就是很有心勁兒的人，學什麼都很有悟性，吹拉彈唱都會一些。川南的敦厚朴實民風，僰人歷史文化，“東去江聲流洞泊，南來山色莽蒼蒼”的金沙江景，更陶冶了他篤實的性格，使得他生性豁達，敢想敢幹。正是這一稟賦，成就了他後來的故事，在人生道路上總有“貴人”相助，多次“化險為夷”，修得正果。
2019年6月，樊建川、王少雄和筆者在建川辦公室分享歷史影像
2019年6月，樊建川向筆者贈書時合影
回望歷史，在大邑建川博物館群落創建之前，建川兄曾到都江堰等地尋找建館地址，多次努力未果，很難落實，後來終於在大邑縣安仁鎮附近商定了500畝土地，作為建川博物館館址。對此，他在回憶錄《大館奴》裡有所述及，是當地縣委縣政府劃撥給他的，其實殊不知，這當中流程十分複雜，土地資源屬國家所有，他的申請層層上報，經過了四川省國土資源廳、省國資委等部門，最後呈報省政府，經省委主要領導同意方才得以落實。從這一歷史細節來看，當時四川省委省政府批覆並同意劃撥國有土地，興建全國第一家大型私人博物館，應該說是頗具戰略眼光的，若沒有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就沒有今日的建川博物館。
樊建川
建川兄對我說，目前他已建成40餘座博物館。他的人生夢想是建100座博物館，還有一座高塔。這讓我想起了西方寓言中的巴比塔（Babel），象徵著地球上的生靈面向未來永無止境地探索與進取。他還說已收集的手寫資料約有二三十噸、書信三四十萬封、日記一萬五到兩萬本、像章上百萬枚，另外還有800 餘萬件藏品，每件都是親自經手，其中經鑑定的國家一級文物有400多件。建川兄常說一句很江湖的四川老話：“袍哥人家從不拉稀擺帶”，說的是面對困境，絕不認輸，好一個鐵血男兒！我相信，他的豐富藏品及對博物館事業的管理經驗、敬業精神，足以使他心想事成。如今，他對當代巴蜀歷史文化的貢獻已使他載入炎黃春秋的史冊，驚豔了歲月，驚豔了時光，也驚豔了世人的三觀。
行筆於此，我想起了蜀中才子、明代詩人楊慎，他的妻子黃娥乃是蜀中才女，有佳句雲：“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徵雁，飛不到滇南。”正是那記憶中的柏樹溪中學的生動寫照，傍金沙，坐看江水東去，每當銀色的月光照在江面上，我彷彿看到了許多舊雨的微笑，聽到了他們花甲之年的足音。正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倏忽近半個世紀，因循時間流淌的痕跡，依稀可見斑駁碎影。雖流年一景，卻鐫刻永久。這麼多年裡，我去國萬里，人在天涯，忙著過眼前的日子，偶爾回首那些少年時代在柏樹溪中學度過的青澀時光，自覺心安處就是家園，然而點點滴滴，都是鄉愁！
2019年8月17日星期六修訂於加拿大溫哥華楓樹谷
桑宜川，四川師範大學外語系77級畢業。加拿大環球教育服務公司董事長，加拿大楓葉出版社社長，環球英語學院院長，加拿大多家華文報刊專欄作家，四川大學、四川師範大學、天津財經大學客座教授 。
桑宜川曾在四川大學外語學院教書多年，後赴澳大利亞留學。 移民加拿大後，以治學為生，學術興趣和 研究領域 廣泛，學術造詣頗深，學術論著豐厚。 近年來與國內數所大學開展學術交流，常回國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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