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蘭亭序》——關於54年前的那場大辯論

真假《蘭亭序》——關於54年前的那場大辯論

《蘭亭論辯》


導語

54年前關於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到底是不是東晉時候的王羲所書還是後世書家人託名所為引發一場辯論。這場辯論迅速的從書法界跨越到歷史、考古、文學界最終引發整個文化界的參與,參與這次辯論的學者與官員的級別之高,跨越時間之長,影響之大絕對堪稱是一場詩史級別的世紀大辯論!

真假《蘭亭序》——關於54年前的那場大辯論

《蘭亭序》馮承素摹本


兩塊墓碑的出土引發對《蘭亭序》真假翻案。

事情的緣起是當時考古發掘出了東晉時期的兩塊碑《王興之墓誌》和《謝鯤墓誌》,這兩位墓主與書聖王羲之關係頗深,王興之為王羲之的從兄弟,墓碑一面是永和四年刻的,而王羲之的《蘭亭序》是在永和九年寫的。謝鯤是謝安的伯父,與王羲之的父伯結交至深,所以從輩分上講是王羲之的長輩。這兩塊碑都是在南京出土的,南京為東晉之都城,東晉之時名為健康,這兩塊墓誌碑被當時的文化與藝術泰斗級人物郭沫若看到,郭老喜出望外!經過一番研讀和考證, 1965年6月10日及11日,郭老撰寫《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在《光明日報》和《文物》雜誌(同年第6期)同時發表。,在文中正式提出《蘭亭序》是唐人所偽託的贗品。

一石激起千層浪!

郭沫若的觀點主要有兩點,其一:從出土的這兩塊東晉墓誌的書體風格來看,和王羲之的蘭亭序的書體風格相比較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

有圖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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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王興之墓誌拓片

《王興之墓誌》全稱《王興之夫婦墓誌》,出土於南京燕子磯人台山一面刻於東晉鹹康六年(公元340年);另一面刻於永和四年(公元348年),碑文共計20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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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謝琨墓碑原石高清

《謝鯤墓誌》,1964年9月10日出土於南京中華門外戚家山殘墓中。橫腰被推土機挖去數字。立於東晉泰寧元年(323)十一月。志長60釐米,寬16.5釐米,厚11釐米,質地為花崗石。志文共四行,行十七字,末行少一字,共六十七字。

其二:從王羲之當時寫的蘭亭雅集的詩來看,很樂觀,《蘭亭序》後半部文字有些悲觀,興感無端。應是後人“在《臨河序》的基礎上加以刪改、移易、擴大而成的”(半真半假)的作品。(關於這個觀點,郭老不是第一個發現和提出的)

《蘭亭集序》的文字,有兩個版本,一個是現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版本,另一是收錄在《世說新語》名為《臨河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莫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鬥。

《世說新語》是由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組織一批文人編寫的文言志人小說集,成書時間在唐之前早,但是古人編書尤其是小說類的書,在文章也有取捨的可能。

高二適對陣郭沫若,這場史詩級的論辯最終誰佔上風?

當時的南京文史館館員高二適先生看到郭的文章後,非常不同意郭老的看法,馬上寫了一篇《〈蘭亭序〉的真偽駁議》,並寄給當時的大聞人章士釗先生並請他推薦給毛澤東主席“評鑑”(章士釗也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曾在他編撰的《柳文指要》一書中,堅持《蘭亭序帖》非偽,《蘭亭序文》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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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先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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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適先生頭像

7月16日,章士釗寫信給毛澤東,將此文連同作者高二適給他的信一起附寄,希望能夠發表高二適的辯論文章。

毛澤東看過文章和來信後於18日覆信給章士釗說:

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證實。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

“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於是這一場由主席首肯的辯論拉開大幕,歷時之長,參與人員之眾,論文數量之多,參與學者名頭之大,堪稱詩史級別了!根據相關的資料,略整理論辯雙方的陣容名單如下:

支持郭沫若觀點的有:康生、陳伯達、老舍、啟功、顧頡剛、翦伯贊、龍潛、鄭天挺等

支持高二適觀點的有:章士釗、陳叔通、邵裴子、唐蘭、黎錦熙、唐長孺、周振甫、博雪齋等。

論辯的相關文章很多,文物出版社1977年將全部的論文收集出版《蘭亭論辨》,簡述郭老和高二適老的兩人主要觀點如下:

郭沫若認為:蘭亭序最有可能的寫手是王羲之七世孫智永和尚所為。且“修短隨化,終期於盡”,是禪師的口吻。

高二適以為:王羲之的詩中明明有“合散固無常,修短定無始”,就是這種意思。初唐諸家都學王書,沒有理由否定他們的鑑別力。現存《蘭亭集序》和其他傳世的王字相比,風格基本一致。《法書要錄》收錄的王羲之、王獻之《雜帖》,凡數百則,其中又有部分見於《淳化閣帖》,字體風格與《蘭亭集序》幾乎一致,難道都是後人所模擬?更重要的是,《蘭亭序》的美學趣味與魏晉風度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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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適蘭亭論辯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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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適蘭亭論辯手稿

當時站在高二適陣營的著名書法家沈尹默先生的一段文字,不做艱澀深奧的考據考證,直白而簡單便將觀點說的清清楚楚:

“如照郭說,以字形判非右軍筆,則其他世傳右軍字跡如《十七帖》等等,以及《快雪》、《時晴》、《奉桔》三帖,中唐時期流入日本之《喪亂》、《孔侍中》兩帖,皆陳隋人所廓填者,皆有問題,可以一筆抹煞。不但此也,與右軍同時除三希之王詢伯遠帖或者為郭公所承認,其餘王導、謝安、王廖、庾亮、庾翼諸人遺蹟皆可否定,此事恐不甚合理也。”

事實是到目前為止大部分人認為高二適的觀點是正確的,當代著名書家劉正成先生對這次的辯論最近在一次演講中做了一個補充,他補充的是對《蘭亭序》的書體風格與出土墓誌的書體風格差別原委。我在這裡簡單編輯了劉先生的原話觀點,呈現如下:

王羲之時代是隸書向楷書過渡的時代,而王羲之則是完成鍾繇創造楷書“舊體”的繼承者和開拓者。郭沫若說這個時代沒有楷書,他所謂的楷書其實就是當時三體之一的銘石體。什麼叫“三體”呢?漢代隸書,《禮器碑》就是銘石之書。刻到石頭上的很規範,就像我們現在《人民日報》上的印刷文字一樣。武威漢簡就是公文,它寫得很工整,敦煌漢簡就是一般人做筆記的“行狎書”。這三種書體都是同時存在。 我認為《蘭亭序》就是與銘石書同時通行的行狎書,王、謝墓誌是銘石書,是介於隸和楷之間的楷書。我的結論是:郭沫若使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將地下出土資料來求證地上古文獻資料,這種方法是正確的,但結論是錯誤。其錯誤在於失察古代不同書體同時使用的歷史。

俱往矣!《蘭亭序》中句: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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