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提起魏晉南北朝，一般讀者只有一個印象："亂！太亂了！"

兵亂頻繁，國家太多。五胡十六國，中間大大小小三十多個政權的興替更迭，非專業人士，只會被這些史料給逼瘋，覺得自己腦子不太好使。

其實，魏晉南北朝的時代除了黑暗，有兩條非常重要的主題線：一是民族大融合；二是貴族制度。

這兩條線，對於中華文明的再塑造，有著重要的意義。

這一場"天地一大變革"，對於中華民族的影響，其影響程度可能堪比近代中國的"三千年之一大變局"。

為什麼這麼說呢？

歷史伏筆

魏晉南北朝，假如從公元189年董卓之亂開始算起，到公元589年隋朝正式統一，那麼這一次大分裂期，剛好四百年。

中間除了有西晉三十多年的統一時光，其餘的主旋律都是兵亂和戰禍。

其實這次亂世在東漢時期，就埋下了伏筆。

東漢時期，北方的匈奴內部發生分裂。一部分西遷。這部分西遷的匈奴人，被西方部分史學家認為是引起歐洲日耳曼人遷徙的原因之一。一部分匈奴人則在東漢朝廷的允許下，進入長城以內的地方生活。

不單單是匈奴，其他少數民族，比如日後被稱為"五胡"的其他民族，鮮卑、羯、氐、羌，都已經開始在漢族周邊地區生活，和漢族時有衝突，時有合作。

東漢世系圖

對於如何處理同這些部族的關係，當時的大臣們頗為顧慮。這些部族在文化上不佔優勢，但軍事和兵力很強，甚至會給中原王朝帶來一定的威懾感和恐懼感。

這種擔憂在中原核心政權完全崩潰時，成了現實。

另外一根伏筆是東漢時期形成的貴族官僚。這裡的貴族，指的是兩漢期間，積累了大量財富和掌握地方軍事權力的大豪族。

東漢的政治體系中，地方長官有權得到軍事權力。幾代人積累下來，這些長官背後的家族發展成為地方實力和軍事勢力兼具的大豪族。

這些豪族及其相關集團還具有良好的儒學教養，在和平時期講究忠君思想。等到東漢王朝作古後，沒有中央權力制約的豪族，成為地方的割據勢力。

三國時期的袁紹，就是四世三公的豪族之家。雖然在三國爭鬥中，袁紹、袁術和劉璋這類大豪族失敗，但豪族的整體勢力依舊很強。

後來陳群提出九品官人法，把人事權完全下放給地方中正官。豪族紛紛利用這個制度漏洞，把家族成員塞到朝廷當官，鞏固自己勢力。九品官人法成為世家大族把持的入仕通道。

司馬氏本身也是豪族代表，他們認為要鞏固自己的統治，前提是要得到豪族的支持。因此，他們制定的政策非常有利於豪族勢力，說兩晉是豪族政權，不是虛言。

這些豪族政權，按照往常的觀點，人們通常認為他們是隻知道把持權力和維護自身地位的權力蛀蟲。

但在這個大亂世，他們的存在，也有這積極的一面。

變夷為夏的過程

司馬懿活到了72歲，這在當時是特別少有的高壽。他晚年之際，他所有的對手都一一作古。這使得他為晉朝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司馬懿的長子司馬昭和司馬師，繼續鞏固司馬家族的勢力。司馬炎上臺後，取代曹魏，建立晉朝。但是司馬炎晚年以私心甚重，力保白痴兒子司馬衷繼位，導致賈南風上位，造成八王之亂。

這種動亂的根源，在於晉朝政權的本質就是一個豪族世家的政權。政權內能出任高官掌握權力的人，本來就有一定的地方勢力。司馬炎上臺後，又大封親族，允許這些王爺掌握地方軍權和財權。

因此，當賈南風亂政之時，各方勢力，紛紛造反，中原的局勢陷入一鍋亂粥的狀態。

人們忘記周邊還有虎狼之師對中原大地虎視眈眈。陷入內亂後，周邊的胡族勢力紛紛侵入漢地。

出自昔日匈奴族的劉淵，趁機建立漢國，並佔領了太原和平陽等地。劉淵死後，他建立的漢國，勢力一分為二，一部分演變為前趙，一部分演變為後趙，拉開了五胡十六國的序幕。

五胡十六國的公元紀年為公元304年到439年，是魏晉南北朝大分裂期中的一部分。

八王之亂後，晉朝部分宗室前往南方，建立東晉，統治南方地區。而在北方，各個政權你來我往，前前後後冒出來了二十多個政權。十六國，其實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稱呼。

這些胡族政權建立後，就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如何處理和境內漢族人的關係，以便進行更好的統治。

總體來說，胡族和漢族的關係在排斥和接受兩個極點上，不斷相互進行磨合。

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對胡族政權的態度很矛盾，一方面他們在文化上有著濃厚的心理優勢，對胡族的輕視是刻在骨子裡的。一方面對胡族在軍事上的強勢地位，又有著深刻的恐懼感。

而且這些知識分子始終有經世濟民的追求。他們面對天下之亂世，也想著貢獻自己的力量，引導亂世步入治世。

漢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在影響著這些少數民族。

《晉書》曾經記載了匈奴人劉淵一句話："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

意思是說，大禹和文王都是出自少數民族，他們都是有德之人。有德者可為帝王。

劉淵後來建立其一個漢族式的政權。他用漢族的官名設立官職，為漢高祖劉邦等兩漢帝王設立牌位，進行祭祀。

劉淵之後出生羯族的石勒，對本民族的習俗進行了一定的改革。比如兒子不可再續娶父親的妻妾，對漢文化和漢民族實行保護政策。

這一時期，漢民族和少數民族，都在不斷地進行試探和融合。

隋唐王朝的母胎

這種民族的融合，在北魏孝文帝時期達到了頂峰期。

北魏的建立，實現了北方的統一。但是出生鮮卑族的孝文帝，其志向不僅僅是作鮮卑族的帝王，而是做一個統一帝國的中華天子。

在孝文帝的身上，鮮卑化和漢化的矛盾並不存在，他強勢推行鮮卑族的全盤漢化，這其中包括了語言、服飾甚至是姓氏。

對於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史書上正面評價居多。但不得不說，欲速則不達，過度漢化使得鮮卑政權內部離心離德，而且迅速失去了少數民族政權的軍事優勢。

這一百多年的時間，漢化和抵制漢化，殺戮與和平，使得北方成為漢文化和少數文化的大熔爐。

孝文帝的全盤漢化中，有一項改革就是強制命令鮮卑貴族和當時的漢族世家大族進行聯姻。

聯姻一旦開始，就沒有停止。等時光步入隋唐時代，隋唐兩朝皇室互為姻親。在他們的血緣關係上，都有深厚的鮮卑淵源。

唐太宗的廢太子李承乾，就特別喜歡鮮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一度達到令太子史官都不能容忍的地方，可能就是一個反證。

隋唐時期絢爛繁榮的文化，根源在於包容開放的社會氛圍。

著名國學大師陳寅恪認為，塞外的血緣關係注入到中原王朝，令陳腐而長久的文化擁有了強健活潑的基因，再次迸發出新的生機，令後來的中國文化更加燦爛輝煌。

江南的開發

三國時期，孫吳政權在江南的統治和開發，使得這片土地成為一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

這種歷史機遇，可遇不可求。如果沒有孫吳政權近六十年的苦心經營，後來的經濟中心南移，可能就沒有這麼容易。

八王之亂後，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國。而一部分北方漢人，包括不少世家大族，選擇舉族南遷。這些世家大族到達北方後，一方面和江南本地大族形成競爭對峙狀態，畢竟要爭奪土地和財源；另一方面北方世家大族和江南本地大族必須形成合作，建立一個穩定的王族政權，才能應對源源不斷的移民潮和戰亂。

當時的江南，遠非今日的富庶繁盛之地。江南的繁華和煙雲，離不開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

《南史》有一段記載："淮南有野象數百，壞人室廬"。

時間是公元552年。淮南是現在的江蘇省和安徽省境內。這個記錄從側面反應，當時的江南與傳統的關中地區相比，在經濟和文化上，並不佔優勢。

江南還有不少本土 "蠻族"。這些蠻族在飲食、語言和服飾上，都和傳統的中原人有著明顯的區別。

隨著統治的深入和政權的更替，當地的"蠻人"和漢族有了更深入的來往。漢人政權需要這些當地人作為人力資源的補充；當地人需要北方人帶過來的先進技術文化，尤其農業生產技術；甚至有不少漢人和當地的"蠻族"聯姻，觸犯律法就逃到對方的地盤，政府也無可奈何。

這一場北人南下的浪潮持續了近三百年，很少有回遷潮出現。南北的民族融合出現了新局面。

雖然反抗和衝突時有發生，但融合才是大方向。

最後一說

唐史學家劉知幾在自己編著的史書《史通》中，用衣冠南渡來形容這一事件的中原士族南遷。

這一次的衣冠南渡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遷徙。後來的兩次人口遷移分別是安史之亂後人口南遷，以及靖康之恥後大量宋人隨著宋高宗而轉移。

當胡人從長城外進入長城內的北方地區，北方的漢人則被迫前往更遠的南方。胡人在北方與漢人融合，漢人在南方與蠻人融合，中華民族在這次危機中，得到了重建和擴大。

胡人和蠻人漸漸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演變成漢民族的一部分。

五胡亂華中，漢人的人口急劇減少，一度到了十分危險的邊緣。

說這一事件，不能用"黑暗"這一個詞彙來概括，真正的意義在於在這場民族危機中，中華文化顯示出強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用了四百年時間將原本的敵人內化成自身體系的一部分。這種復原力，可能在其他文化中，無法見到和重現。

前面也提到，貴族制在這場的亂世中也有積極的一面，那就是貴族擁有比普通人和個體更加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使得世家大族在這場危機中，成為漢文化的保護者和傳承者。

我們常說，貴族制度一度成為皇權的掣肘，而且講究出身的門閥制度，也對社會的公平和流動造成損害。

但歷史是一個多面體。我們要做的就是用不同方向的探照燈光，照到歷史不同的面容。

就比如，我們害怕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會再次陷入魏晉南北朝這樣的亂世，但卻也看到這一場亂世，就好像中華民族的涅槃一樣，亂世過後，我們迎來的是更加輝煌繁華的黃金時代——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