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觀察到的鄉村學校
南都觀察 ：現場有兩位在鄉村學校支教過的老師，想請二位介紹一下所支教的學校的基本情況。
張 欣 （曾經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一所鄉鎮中心小學支教過半年）：我是在2013年上半年那段時間在四川大涼山的一所鄉鎮中心小學裡支教，當時是一個支教聯盟機構的志願者。學校的位置很偏，從首府西昌下火車之後，要坐大概四五個小時的大巴到昭覺縣，如果情況好的話，再坐四五個小時的車能到學校，如果遇到滑坡泥石流，路被沖斷，就只能坐車到山腳下，然後再走三四個小時到山路。
因為學生少，中心小學裡只有一三四六這四個年級，一共113個學生，四、六年級的學生在學校寄宿。當地除了鄉鎮上的中心小學，還有兩個分佈在村裡的教學點，教學點裡只有一二年級。當時我們有八個支教老師去當地，中心校留了四個，剩下的被分到了教學點。
其實在當地，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會去學校上學，有時候家裡沒人放牛放羊了，孩子就會留在家裡做農活，他們會覺得就算一兩天不上學，也不會怎樣。
除了校長之外，中心小學裡還有三位當地老師，兩位教語文、數學，還有一位教體育和英語。我覺得當地老師的情況也不好，有一位患有艾滋病，還有一位酗酒。在支教老師去學校之前，老師們就把學生們關在校園裡，其實也不怎麼教課，最後會把孩子們集中在操場上，按年級站好，訓一番話，然後就放學了。
我們四個支教老師到了學校裡之後，基本上學校就交給我們管理了，原本的校長經常不來學校，我們就選了一個支教老師來管理整體事務。我們四個分配了各自的語文數學教學任務，又額外開了一些音樂體育美術課。
剛到的時候，四、六年級的很多學生連加減法都不會，平均分就4分，百分制，後來平均分提高到了10分。我覺得如果這些孩子能從一年就就開始接受比較好的教育，每學期提高6分，六年下來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 2015年8月，程風投身江西省鄱陽縣一個偏遠的教學點，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把只有17個人的學校做到了現在擁有120人的小規模學校。 © 贛鄱視聽
吳老師 （在廣東潮汕地區的鄉村小學支教過兩年）：我是2016-2018年期間在潮汕地區的一個小學當英語老師兼班主任。學校之前其實是一所中心小學，後來因為人口外遷，鎮的行政單位被降成了村。學校有320多名學生，比一般村小的學生人數多很多。
學校有九名在編教師、兩名代課老師，和四個支教老師。可能是因為在廣東，整理來說，學校的基礎設施比其他資源匱乏地區的學校要好很多。我剛去的時候，每個教室裡都有多媒體設備，但黑板還是傳統的那種，後來增加了電子顯示屏。但整體感覺上，家長沒有很強的那種“讓孩子認真讀書”的觀念，鎮上一共11個學校，剛開始，我們學校裡好幾個年級的平均成績在鎮上墊底。
我是去的第三批支教老師，在這之前，我所在的支教機構已經和學校合作了兩年。前幾屆的支教老師帶來了一些新穎的課外活動，學生的成績也確實有所提高，這給學校增加了自信。
校長的心態非常開明，幾乎允許我們嘗試各種各樣的事情，包括當時在普及自然拼讀法，但我們認為其實音標的教學對孩子們更合適，校長也允許我們回到音標的教學上。因為之前老師的鋪墊，加上我有比較大的教學嘗試的空間，最後我那個班的成績就變成了全鎮第一。南都觀察 ：現場還有兩位雖然沒有支教經驗，但都和鄉村學校有過合作，具體都是哪些事情呢？
李東方 （任職於教育公益組織，目前在做線上支教的公益項目）：我們的主要項目是做線上支教和線下夏令營，會和高校的社團合作，招募並培訓大學生志願者，經過培訓的志願者會在線為鄉村小學的學生網絡直播授課。課程內容包括音樂、美術、科學、國學等八門課程。有一些學校願意接受夏令營，志願者們也會在暑期去當地帶學生做夏令營。
我之前所在的公益項目，會做一些創新課程的研發，提供特色課程給鄉村小學使用。比如，我們研發的“網絡素養課”，是針對3-6年級的學生，教他們如何正確使用互聯網去獲取信息解決問題。
姚 祥 （西南某NGO二級機構負責人）：我們最初是一個大學生社團，後來發展成了當地一個NGO的二級機構。從2015年開始，我們開始從外界引進很多公益資源，比如兒童安全教育的課程、百度百科的“VR數字博物館計劃”等等，然後通過高校的志願者，把這些公益資源輸送到鄉村學校。
▲ 2019年4月，一名村小學生正在體驗VR設備，設備裡主要是各地博物館的展品。 © 雨中駱駝公益
我記得有個學校只有三間教室，其中有兩間是上課用的，還有一間是多媒體教室，但平時幾乎不用，因為學校沒有專門的食堂，中午吃飯的時候就在多媒體教室裡擺兩張桌子，炒好的菜就放在多媒體教室裡，學生們在那裡吃飯。
現在有數據說截至2018年底，全國中小學有96.7%的學校實現網絡接入，92.3%的學校已擁有多媒體教室，但這並不包括教學點。有的學校即使配備了多媒體設備，老師也不一定會使用，尤其是年紀大的老師，用板書習慣了。但如果面臨檢查的話，校長或老師拍幾張照片交上去接受檢查。
很多鄉村學校的條件也並不好，我有個同學曾經在一個學校支教半年，學校裡三個老師，只有一間屋子，就用木板隔成了兩個空間，裡面住兩個老師。
▌老師不止要教書，還有自己的生活
南都觀察 ：在湘西那位老師的文章裡，提到基層老師會面臨很多日常教學之外的事務，甚至可能會因此讓教室空堂。在各位的接觸和觀察中，鄉村老師們忙嗎？當地老師和支教老師相比有沒有什麼差別？
張 欣 ：其實在我們之前，是另外一個支教機構在服務那所學校。但那個支教機構“曝光”了當地的一個事情，當地政府就和他們終止合作了。是因為從村子裡出去的話會過一條河，當地沒有橋，只有鋼索，人要踩著鋼索才能往返。那個支教機構的老師把這個事情給“曝光”了，後來雖然橋也建上了，但是雙方就沒再合作了。
我們後來這個機構再去當地支教時，當地政府就要求我們不能參與任何關於村子裡的事務，就是要我們不要去管那些什麼不公平的現象，只要完成教學任務就好。
還有一次，我們在教學的時候，突然要求我們讓學生們去籤一個文件，每個學生都要簽名。我們自己去了解了一下，原來是政策上給學生們每天的補貼，現在更高等級的單位要來檢查，但學生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更沒有收到過。
簽收表發到了我們支教老師手上，我們當然沒有配合。最後當地老師利用課間時間讓孩子們簽完了這個字。當地老師典型的管理方式就是體罰，學生們很怕他們，有時候男老師直接就是上去踢踹學生，甚至直接照著腦袋打。學生們的衛生意識也不夠，當地沒有自來水，孩子們走在路上，渴了，在路邊小溪邊趴在地上就取水喝。
還有一次是六年級的畢業考試，下午最後那科，還沒有考完就提前結束了，當地老師就把試卷全收走了。我們問為什麼要提前這麼早收試卷，他們說山路很遠很難走，必須在單位下班前把卷子送走。我們說這會影響學生的成績，校長說這不重要，他們也不希望學生的成績太高，如果外界發現學生成績突然提升了，反倒會來過度關注這個學校，他們不希望得到這樣的關注。
吳老師 ：我想先問一個，你是怎麼定義“非教育類事務”的？
南都觀察 ：首先最明確的就是和老師完全不相關的，比如請他們去填表格。曾經有個老師也說他們被要求去填寫扶貧表格，他說如果是學生的，他願意去填寫，但是如果和教學、學生毫不相關，他不會去做。另外一類是那種純粹的學校管理行政性質的工作。
有位校長說過，他作為校長，就把這些事情停到自己身上，比如“均衡驗收”的各種材料，往往檢查的時候會要求填寫往前很多年的資料，但在當時並沒有要求，於是學校就要想方設法去給補上，都是非常耗費學校人力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非教育類事務”是那種和老師的課程教學、學生照顧完全不相關的事情。
吳老師 ：在我支教的那兩年，確實也被校長叫去填過好多表單，但還是都和教學相關的。比方說當時有開電腦課，就會讓我填一整個學年的電腦室的使用表。但在填那個表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學校原來有這個表。
其實仔細想的話，如果按照城市學校的標準，這些表真的要填。比如很多工作都會需要監測進度，需要評估，會涉及一些表格的填寫。因此，如果是和教學相關的話，包括教學任務檢查，包括電腦室、各種功能室的使用，也都還是有它意義在的。
▲ 美麗中國支教2017-2019屆項目範雪飄老師支教於雲南保山隆陽區一所中學，圖為她家訪時所拍。 © 美麗中國
南都觀察 ：我的理解是，這一學期都上過這些課，但是當時沒有及時去填，最後要去補一下表格？還是日常就根本沒有上過這節課，但是最後要交一個東西去應付，所以讓大家突擊去填表格？
吳老師 ：我們支教老師其實籤的是志願者服務協議，如果說個人有緊急情況，比方說家裡有事，可以和校方、支教項目的工作人員商量好之後，終止支教服務。當地老師沒有這個選擇，如果家裡出了很糟糕的事情，他們是不能離開崗位的。所以我覺得這會讓支教老師和當地老師在思想上就很不一樣。
記得我支教第二年的時候，學校調來了之前當時校長上初中時的數學老師，這位老教師從村裡的中學調到我們小學來任教，看見我在很嗨地教學生背課文，就雲淡風輕的說：“我第一年教書的時候也像你這樣。”
當時我就覺得挺有感觸，覺得當地老師其實會有很多生活上無法避免、必須去處理的事情。比如支教老師是可以加班的，但是當地老師不行，因為他們沒時間，他們晚上需要照顧自己的家庭。
▌“愛面子”和“怕麻煩”造成了新的阻礙
南都觀察 ：請問一下在NGO的兩位。你的機構和鄉村老師是怎麼溝通的？給鄉村學校提供怎樣的支持？是學校主動來聯繫你們嗎？還是你們去調研了之後主動聯繫學校？這種合作會不會因為其他因素而被影響？
李東方 ：我經歷的兩個項目都是學校主動向我們申請的。比如，現在這個項目，基本上都是學校知道了項目以後，希望解決學校缺老師缺課程的問題，於是來主動申請。申請學校有鄉鎮中心小學，也有村小和教學點，其中村小的比例會更大一些。
我們主要是和校長打交道，如果學校確定加入項目，我們會給學校提供設備支持，比如攝像頭、會議寶，保證能讓他們上網絡直播課。我們也會給跟其它公益組織合作，為老師提供一些培訓的機會，給學校提供一些物資捐贈，根據學校需要來提供一些多元化的支持。
因為我們要先和學校測試設備，確保硬件和網絡正常，才能對接志願者來上課。這一學期很多學校一直在推遲對設備的測試，後來知道他們是在面臨檢查，這些事情就顧不上了。今年可能是因為處於扶貧驗收的階段，學校迎接的檢查特別多。設備發給學校很長時間，有的到現在還沒有完成測試。
姚 祥 ：在和學校的溝通中，我覺得最大的因素在於校長，校長的權力很大。村小的管理雖然比較鬆散，但是面臨的檢查有點多，一些檢查還是比較走形式的，有時候檢查著就變成了打牌。比如說鎮上的領導過來檢查，到了之後就是看一眼，看完後就和校長相約打牌去了。有時候一些跑長途的司機也會加入到牌桌上來。
我們機構是直接和校長溝通，但村小不是每個項目都會接受。我去過一所學校，校長特別愛面子，覺得接受公益援助會讓他很沒面子，就叫我們不要到處推廣，低調處理就行了。如果涉及到一些比較大的公益項目落地，他們一般也不會答應，因為會牽扯到教育局那邊，他們很不願意去做這方面的事情。
▌鄉村學校的非教育類事務真的多嗎？
南都觀察 ：2012年，出臺了一個《縣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督導評估暫行辦法》，規定了評估內容、評估標準和評估認定程序，後來陸續開始了評估，學校要按要求提交信息。因為各地要求提交材料的時間節點、節奏、內容不一樣，導致一些地區會在最後集中式地補過去幾年的信息，於是就出現了“編材料”、“搞突擊”等現象。有時候一些校長就會再把任務分給各個老師。此外，基層的其他部門也會“分攤”各種指標類的任務給鄉村學校。
現場的兩位是支教老師，其實不會很直接的受到系統壓力的影響。但當地老師身處農村，還要照顧自己的家庭。如果不居住在當地，有時還要從縣城往返。對他們而言，教學本身就已經很忙了，但精力還會被教學之外的事情擠佔，而教學時間被擠佔，對學生和老師來說都是不公平的。
想請各位有支教經驗的老師講一下，當地的老師怎麼評價這些事情？當地的學生又是怎麼看待的？你個人對這些現象有什麼看法？
張 欣 ：我接觸的是公辦學校，老師的工作其實比較清閒。對他們而言，基層教學是一個經驗積累的過渡階段，他們肯定希望不要把自己更多的時間放在村子裡。
南都觀察 ：在你支教的學校，老師們會有集體加班嗎？
吳老師 ：時不時會有。日常會有很突然的教學任務檢查，這是公立學校統一的檢查。學校隔一段時間會來檢查教師的作業批改情況、備課情況、聽評課記錄等，我所在的學校大概是一個月或一個半月檢查一次。相當於教師除了每天備課、講課以外，還要記錄自己的其他活動。
南都觀察 ：你覺得這個記錄是必要的嗎？
吳老師 ：我覺得是繁瑣的。我當時教三五六這三個年級，其實備課有一個整體框架，在框架下，只是把內容換了，不需要每課都寫教案。但是為了教學檢查，我需要給出這個教案，其他老師也是這樣。對我來說，至少這是一個負擔。包括每次的試卷質量分析。作為老師，通過學生試卷去分析學生情況是很重要的，但不至於每次都形成一張寫滿的表格。我覺得這好像也沒有必要。我也想問，這種教學業務檢查工作是算教育類的還是非教育類的？
南都觀察 ：其實我沒有想到會這麼複雜，在我的判斷裡，教學任務最核心的是教學、備課及教師的一些主動反饋。其他的一些行政上的或者流程上的就是非教學類的事物。
吳老師 ：實際體驗裡面，我覺得教學任務檢查是我們寫得最多的東西，其次才是行政類事務。支教老師和當地老師關係很不錯，大家偶爾也會一起加班。
理論上，學校應該有很多“功能教師”，其中一項是心理老師，但我們學校其實沒有。心理老師要做諮詢記錄，我就在想，能不能試著給高年級的學生開展這種心理諮詢類似的活動。我當時跟校長說我來填諮詢記錄。既然我做了記錄表，我們就乾脆試試開這個課。所以我們當時藉機會做了好多本來不會想到的事情。
南都觀察 ：各位老師觀察到的鄉村教師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是怎樣的？他們是怎麼評價自己的工作？
張 欣 ：在我支教過的學校，那裡的老師大部分是從大山裡走出去的，都會覺得老師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因為老師收入不錯，在當地也比較受尊重，時間其實也很自由。
吳老師 ：老師一般住在村子裡，有位老師平時在村裡，週末會回縣城住。還有位每天坐公交往返於縣城和村裡，單程就要一個小時。總體感覺上，老師這個職業在當地比較受尊重，只要老師去村裡買菜或做其他事，很多人看到就會打招呼。
姚 祥 ：我可能年輕點，我的同學在一所鄉鎮中學教英語，每天煩的是學生喜歡“溜”出學校。因為在當地，學習好的學生會選擇去縣城讀書，而鎮上學生基礎特別差，一些學生不喜歡上英語課，經常翻牆出去。比如說今天一個學生翻牆，第二天就會帶三個學生翻牆逃課。“學生調皮”這件事讓她很困擾。
她也會參與當地的扶貧工作，因為新教師不瞭解當地情況，只能做一些整理資料、填表格的工作。她們隔三差五要開會，甚至有人要幫貧困戶做家務。這不是硬性要求，但當地教師把這種形式會作為工作反饋，讓自己的材料有內容。有時候忙得課也上不了，就讓別人代課，自己去村裡跑。
張 欣 ：後來我離開了涼山，到一個基層單位工作，單位裡每個人有兩戶家庭的扶貧指標，到了檢查的時候，就必須下戶，但其實很難做什麼，基本上就走一個流程。基層就是這樣的狀況，國家過去幾年的基層任務，一是“掃黑除惡”，二是“精準扶貧”，任務攤派在每位基層工作者頭上。
老師雖然有教學任務，但不得不去完成這些事情，而村裡人每天也被這些東西搞得焦頭爛額。據我瞭解，有些村因為扶貧使用的紙張已經花費了十幾萬的費用，得不償失。“掃黑除惡”確實有效果，但也會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包括統計村裡做了多少宣傳工作，這種流程性的東西偏多。
▌鄉村教育在創新方面會遇到什麼阻礙？
南都觀察 ：很多支教機構在服務鄉村學校的時候也想把一些新的教育理念帶到農村。請問各位有過支教經驗的老師，你們覺得有哪些教育創新的理念給學校帶來了改變？
吳老師 ：現在湧現出了很多創新類的產品或是理念，但我覺得在教育方面，尤其是在農村教育現實情況下，
如果創新不是引導或倡導教育公平的話，其實是弊大於利的。也可能你把新東西給他，但缺少培訓環節，他就不知道怎麼使用。我覺得，如果這一類創新項目不能給當地帶去長期的影響力的話，那麼實際效果可能低於預期。其實支教老師從某種程度上也算是一種新的理念或者影響力，因為支教時間普遍是兩三年，能夠給當地學校和學生留下什麼？我覺得最好的可能就是引起當地老師在原有基礎上做出一些稍好的改變，這其實就是很好的影響力。
有的同事會引進“iPad英語教學”這些方法，我覺得相比提高一個當地老師內在的教學熱情，這種物質上的引入從長遠上看可能沒那麼有效。
張 欣 ：遠程教育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我所在的學校也有遠程教育設備，但因為附近基站總被盜，信號接收困難，所以無法使用。我支教的地方是少數民族聚集區，因為語言差異，沒有匹配他們語言的課程，當地孩子們可能不太接受這些。但如果學生使用漢語，遠程教育就是一種很好的方式。
我覺得越是偏僻的地方，只要有支教老師進入，就會帶去比較新的理念。
▲ “互聯網+支教”模式，目前越來越多的學校在嘗試該模式。 © 天水師範學院
南都觀察 ：鄉村學校引進新資源、新項目，會不會增加鄉村教師的工作量？
吳老師 ：當然會。在我支教的第二年，學校安裝了多媒體設備。我們的黑板變得特別高級，打開黑板，裡面是一塊電子平板，但當地年齡大的老師不太會操作，經常問：“怎麼黑板打開還是電視？”年輕教師要給他們做培訓，教他們使用新設備。
李東方 ：據我瞭解，現在很多的公益項目都會進入小學，而且基本上每個項目都會要求學校反饋。需要定期填表格、拍照或寫報告。我現在做的公益項目，沒有對學校進行反饋方面的硬性要求，只是在開展線上課程時候，助教老師會拍一些照片分享到群裡。我們會希望通過這個項目減輕學校的負擔，只要能保證課程順利開展，能讓學生開闊眼界就可以。但是反饋對於公益機構來說還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要向資助方或公眾解釋自己做了什麼事情的時候。
所以當一個學校對接了很多公益項目，那麼老師就要承擔這些反饋工作，也算是一種“非教育類事務”吧。這的確會成為老師的負擔，所以公益組織在實施公益項目的時候還要考慮到如何對老師進行激勵。
姚 祥 ：我們把百度的VR設備引入當地“村小”，而且與學校簽了協議。但是當地教師不會使用，只能負責管理設備，學生們有時會自己過去“玩”。學校給我們的反饋也只是偶爾拍一兩張照片，比較流於形式。
包括壹基金的“壹樂園”項目，這個項目不是進入到學校，而是進入到鄉鎮裡面，為鄉鎮學生提供文化活動空間，但在我們那裡效果依然不好。比如說項目提供了吉他和二胡等樂器，可沒有一個老師會演奏；提供圖書，而沒有老師引導，孩子們也不會主動去讀。基層教育最大的問題不是缺新設備等物質條件，而是缺人。
而且基層NGO的工作人員特別少，一般每個縣城只有2-3人，他們又要迎接大量的新項目，難免力有不逮。
南都觀察 ：我想稍微補充一下，很多NGO希望把項目下沉到縣級以下的地方去，因為目前很多資源都還聚集在城市、基金會，很難觸達縣級以下地區。現在有一些公益項目很努力地去做規模化推行，但推行到縣級時，如果縣級地區的NGO人手不夠，可能就會很難再下沉。
縣級NGO確實能夠接觸到一線，但通過一兩個人，很難把這些從上邊吸引到的資源再去運營到一線。他們需要再去運營一個當地的志願者團隊，去做探訪等工作。如果縣級NGO沒有運營出一個很強大的志願者社群，那些公益資源就難以繼續下沉。這可能是姚祥說的問題，缺少有執行力的志願者團隊把教育項目傳遞給鄉村學校和鄉村學生。
姚 祥 ：當地基層的辦事模式是先申請到項目，然後再去做。縣級NGO也是如此，他們會幫助鄉村學校申請項目，但受制於人員不足，而且要遵循與基層學校的對接流程，申請到的項目就可能要隔一段時間才能推行。
李東方 ：我知道一些NGO與鄉村學校合作的項目，這些反饋工作就會壓到老師這邊。所以要做配套的項目機制，給老師一些激勵的措施，包括讓老師參加培訓、或是給老師物質獎勵等。即使這樣，對老師來說，任務量也是加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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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麼在影響鄉村教育？
南都觀察 ：我們說了一些鄉村教育問題，有人覺得鄉村教育的問題是因為教育資源差異或行政工作擠壓，各位認為鄉村教育的關鍵問題還有哪些？其中哪種是對鄉村教育影響最大的因素？
張 欣 ：我還是覺得主要是教育資源的問題。知識能改變命運，鄉村學生本來各方面資源都比較匱乏，如果他們能獲得比較好的師資力量和優質的教學內容，就可能讓他們對學習更感興趣，對未來產生一定的想法，這個才是最關鍵的。
只要是能去支教的地方，都會有資源的對接，但資源浪費是個普遍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教學，一切都應為教學讓道。
只有教育資源的引入才能改變鄉村學生的命運，當然包括對這些資源的分配、利用和監管，這也是教育內容。吳老師 ：我沒有明確的答案。但我很想迫使大家去思考一個問題。我這兩年的支教經歷非常理想化，幾乎沒有什麼負擔，有時候身體很累，但特別開心。後來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我們帶的學生成績是好了，如果他們真的都進入了很好的高中，很好的大學，最後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那麼可能絕大多數學生都去了城市，最後鄉村會變成什麼樣子？當鄉村教育得以改善，可村裡人都出去了，我們的農村會不會看似變好，實則在消失？
李東方 ：我認為鄉村校長是關鍵因素。我接觸過最早一批接觸公益項目的校長和老師，在當時的大環境下，他們的觀念算是很先進的。但幾年過去了，我發現這些校長和老師所在的學校發展並不一樣，通常來說擁有一個積極校長的學校，比擁有一個積極老師的學校有著更好的發展。
因為相對來說，校長對於一個學校的發展更有決定權。老師想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憑藉個人力量很難推動整個學校的變化。而一旦校長擁有先進的辦學理念和優秀的個人能力，就可能會帶動整個學校的發展。鄉村教育發展的關鍵點還是培養一些好的校長，其次就是進行鄉村老師的能力培訓。
姚 祥 ：一些“問題少年”也會影響鄉村教育。國家實施“控輟保學”的政策，有些孩子不想學習，但政策讓他們一定要上學。很多老師非常年輕，具有比較先進的教學理念，但就是管不了這些學生，這非常打擊他們的積極性。
“問題學生”的產生，更多是家庭原因，他們大多是留守兒童，脫離父母管束，又受到網絡上不良信息的影響，甚至相信“讀書無用論”。他們不僅會給同學們帶去不好的影響，還會打擊教師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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