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宇烈：中國文化模糊中有精確

文 / 樓宇烈

現在我們講創新，講什麼創新呢？理論創新。科學理論日新月異。科學理論為什麼要日新月異，要創新呢？原因在什麼地方？就是它總是以偏概全，在這一邊建立的理論到另一邊就不行了。科學理論都是在假設的公理、定理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都是在一個不用證明的前提下構建起來的，如果這個不用證明的前提發生了問題，整個理論就站不住了。科學理論的日新月異恰恰說明了它的不完備、不全面，可是現在提倡的就是理論創新，好像今天提出一個新的理論，就是一個創新，明天提出一個新的理論，又是一個創新。如果我們瞭解了中國文化以後，就應該知道中國文化不是講理論的創新，而是重視實踐的創新，這可以跟西方的文化相對照。我們看問題是全面地看，是很模糊，不像局部的分析很清楚，但是全面的理論可以管一切，只不過是如何運用的問題。我們是在實踐上不斷的創新，而不是今天提出一個奇怪的理論，明天又提出一個新的理論。我們經常講，整個的宇宙萬物是道通為一的。為什麼呢？因為萬物都是從這條道路走出來的。過去對道和德的解釋是講得很清楚的，“道者，路也，天地萬物所共由也。德者，得也，天地萬物所各具也。”道就是路，天地萬物都是從這條路走出來的，德是從道那裡得來的，是天地萬物從這條道路走出來以後所各自具有的本性，德行就是事物的本性。我們今天講這個人德行如何，那個人德行如何，就是講這個人的本性如何，那個人的本性如何。“道德”兩字講得很清楚，道是萬物共同走出來的道路，德是每個事物各自具有的本性，這就叫道德。所以道是一條路，道通萬物，世界是一個理，然後分成各個事。華嚴宗講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理學家依據這個提出了“理一分殊”，也是講的一理而分殊萬物，一理貫穿於萬物。本來世界之理是一個，現在要分成這個分成那個，今天用在這個可以，明天用到那個不行了，就再來一套。蘇軾跟蔡襄討論書法的時候就講到，“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萬物都是一個理，當我們掌握了它的道理，用到哪裡都可以。接著又講了驚人的話：“分科而醫，醫之衰也。佔色而畫，畫之陋也。和緩之醫，不知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懂得醫的道理，那是全科大夫，懂得畫理的人，不管什麼都能畫。所以蘇軾講，書有楷書、行書、草書、隸書、篆書等，你說專長一體是可以的，但是隻能寫這個體不能寫那個體，那是不行的。這是中國文化的精神，物都是一理，只不過是如何運用的問題。把它運用好了，用到哪兒都是好的，不需要一天到晚都提新的。

說中國沒有科學思想，簡直是不懂中國文化。中國的科學思想是什麼？其實既簡單又深刻，一切都是陰陽消長、五行生剋，不要說它模糊，很清楚。用陰陽消長、五行生剋去觀察自然界的萬物，怎麼會發生地震？陽迫在那裡出不來，一出來就地震了。我們也可以用它來解釋社會現象，我們現在講社會貧富不均、兩極分化，這是什麼？就是陰陽不平衡。政府有那麼多部門，這些部門之間有生克的關係，有的部門之間是互相推動的，有的部門之間是相互監督制約的，一旦搞亂了，相生的變成相剋的，相剋的變成相生的，這個社會會變成怎樣？人體裡面的五臟六腑也是陰陽五行的關係，這在中醫裡面是最普遍的。一理是可以運用到所有的方面，就看你怎麼去運用，但是現在人們老想著理論創新，而不去想實踐上的創新。

為什麼會形成兩種不同的文化特色呢？這跟我們整體的思維方式有關係，西方文化重視更多的是理性的智慧，中國文化更重視直覺的智慧。過去我們總是以理性的智慧去否定直覺的智慧，認為直覺是不可靠、模糊的，不可能做定量定性的分析。現在一切都要以數據來辦事，所以對理性的智慧推崇備至，這也是科學的源頭，科學就是人類理性智慧的成果。其實，直覺智慧同樣也是科學的，科學不僅要運用到理性智慧上，也應該用在直覺智慧上。有的時候理性是正確的，但也有錯誤的時候；有的時候直覺是錯誤的，但也有正確的時候，而且在很多時候可能更正確。女同志的直覺也是最正確的，她的敏感性也是男同志比不上的，但也要分在什麼地方、什麼問題上。直覺思維是很重要的，中國文化很多就是用直覺思維，用最簡潔的語言讓每個人都認同，不是用很複雜的邏輯推理、一大推的演繹讓你來認識，沒有必要的。很多東西直接用眼睛一看、耳朵一聽、鼻子一聞就知道了，何必還要弄得那麼複雜，用量化的統計？我老用董仲舒的例子，他講四時的變化就是陰陽的變化，冬至日是陽消到了極點，陰長到了極點，黑夜最長，白天最短，冬至一過，陽一天天往上漲，陰一天天往下降，白天一天天加長，黑夜一天天下降。到了春分，陰陽平衡了，白天黑夜一樣長了。春分一過，陽繼續往上漲，陰繼續往下消，陽漲到極點，陰消到極點，就到夏至了，這天白天最長，黑夜最短。夏至一過，一陰復始，物極必反，陰就開始漲，陽又開始消，又到了陰陽平衡的秋分。陽再繼續消，陰再繼續漲，又到了冬至。這是很直觀的，需要細緻的推論嗎？不需要，我們明白這個就行了。用白天黑夜一比較，用陰陽觀念一詮釋，全知道了。可是現代人對此不認同，一定要給出個數據，太陽到了什麼位置，我才能信了。

世界上很多東西需要清楚，我們就給它清楚；需要糊塗，我們就給它糊塗，沒有必要事事搞得那麼清楚。我們不要看不起模糊，中國文化是模糊中有精確。我經常用中藥來做比喻，藥方看起來簡單，但什麼藥產在什麼地方，同樣是貝母，是長在浙江還是四川啊？浙貝和川貝的性質是很不一樣的。這種東西什麼時候採摘最好？是剛冒出來還是完全綻開了？什麼時候採摘是很講究的，早晨採摘、中午採摘、晚上採摘、半夜採摘，那都不同的。炮製更不用說了，是曬乾的、烘乾的、烤乾的，藥性都不一樣的，這又是非常精確的。看病更是如此，最重要的就是一切以因時、因地、因人而異。

我們對直覺的智慧關注得還不夠，把科學只看作是理性的結果。現在最危險的就是我們對生命的認識已經不是按照自己的直覺，而是依靠數據去活。我老是強調，人要為感覺活著，不要為數據活著。昨天我去碧巖泉，碰到一個老太太，六十多歲，她說自己五年前被所有的醫院踢出去，都說她的病治不好了，是子宮癌，醫院都不治，她也沒辦法。她怎麼辦呢？她就去做義工，在碧巖泉那一帶打掃衛生，五年下來再去檢查，癌沒了。是醫院誤診，還是癌沒了？這不好說。如果她當時做手術，就麻煩了，很可能人早就沒了。個體的差異性很大，如果採用一個標準，問題可能很多。

從這些小問題去看，就可以找到思維方法的不同。我們直覺的智慧不能丟。

我講了一句話在網上很流行，也很得罪人，“西醫明明白白治死人，中醫糊里糊塗治好病。”你是希望糊里糊塗給你治好，還是希望明明白白給你治死呢？“中醫影響世界論壇”舉辦了兩次，上一次的主題是“病由心生”，熱烈地很，現在我們發現，哪怕是生理上的病，其實跟心理有著很大的關係，而且影響極大。這次的主題是“病從口入”，這是一個老命題，我們從小就知道，為什麼病由口入？因為你吃了不乾淨的東西，吃了很多腐爛、帶有細菌的東西。這個觀念不對，病從口入主要不是吃了不潔、腐爛的東西。一個有神經病的人，根本不管幹淨不乾淨，到垃圾桶裡抓一把東西就吃，他沒有病，他心中也沒鬼，我們心中有鬼，馬上就病了。這是病由心生的問題。病從口入，怎麼理解？《呂氏春秋》早就講了，養生在於去害，去什麼害？太鹹、太苦、太辣、太酸，這就是害，還有精神上的害，太喜、太怒、太悲，過了就是害。現在胡吃亂吃，自從洋快餐引進以後，現代病就瘋狂地增長。飲食很重要，它是維護生命的，它要通過脾胃腸。中醫裡還講，腎是人的先天生命之本，腎氣不足，生命就完了；脾胃是生命後天之本，我們吃下去的東西通過胃消化，通過腸吸收排洩，通過脾運化。中醫非常重視脾胃，有專門的《脾胃論》。脾胃一衰，和氣不起，什麼病都來了。

我們每個人不能依靠數據，要用直覺的智慧。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這個直覺，一得病了，胃口就沒了，不想吃飯，胃口一開了，病就快好了，對不對？所以有的時候治病，不治別的，就是打開你的胃口，病自己就好了。因為通過打開你的胃口，你吸收各方面的食物以後，慢慢就恢復你的元氣，調整你的不平衡。原來的胃口不好，說明你出了問題，要調節了。其實餓上幾頓也是好事兒。“若要身體好，常帶三分飢和寒”。中國還有很多這樣的古語，“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吃的都不是一方水土的東西，不是一個季節的東西，這違背了人和自然的關係，你生在這個地方卻在吃那個地方的東西。我們現在喝澳洲的奶，吃日本的大米，那是經常的了，認為最有營養。我在北京吃那個東西幹什麼？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冬天要吃夏天的東西，現在很多餐館在這個季節上西瓜是最不好的了，西瓜是夏天的東西，冬天就上蘿蔔，青菜蘿蔔，這是冬天的東西。不吃應季的東西，不吃當季的東西，這是得疾病的重要來源。所以，“病從口入”。入什麼東西，怎麼入？我那天一口氣提出來，“量要適度，味要適度，冷熱要適度，軟硬要適度，營養更要適度。”我們老覺得營養越豐富越好，其實，不適度了營養就變成了毒藥，所以一切都要適度。

那麼，中國文化落腳在什麼地方？在一個“中”字。張三丰講，“夫道者，中而已矣。故儒曰‘致中’，道曰‘守中’，佛曰‘空中’。”都落到一箇中。“致中”，我們都知道是《中庸》裡的話，“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守中”是《老子》裡的話，“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空中”是《中論》裡的話，“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清代還有一位道家的著名人物，叫黃元吉，他的《樂育堂語錄》裡講：“聖人之道，中庸而已。中庸之道，順其自然而已。”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人為的超過了自然。一切的標準都是人為制定的，自然是沒有標準的，它是沒有標準的標準。我們現在人為是絕對的標準，自然界是不講標準的，生出來什麼樣就什麼樣，哪有說有個標準化的生產？機器生產才會強調標準化。自然界生出來的東西，自然而然，沒有標準，所以世界上沒有一片完全相同的樹葉，都是樹葉，但是沒有一片完全相同，這才是自然，大自然，自然界。

我們現在都不太關注、不尊重自然，而是一切都要以人所制定的標準去要求這些事物，這個問題最嚴重的體現就在我們的教育制度。我們現在教育的一切問題都來源於它的標準化、規範化，完全違背了我們傳統的因材施教。要求我們統一的教材，統一的標準答案。數學可以有個標準答案，但是怎麼達到這個標準答案，還是有很多途徑可以走的，不一定就這一個途徑。至於語文，怎麼會有什麼標準答案？比如正德、利用、厚生，鄭玄、孔穎達是那麼解釋，黃侃可以做這樣的解釋，我也可以做不同的解釋，哪有什麼標準答案？結果我們現在的孩子們都是專門為標準答案而學習，學習到最後就是為了達到標準答案。人跟人智能上的差異太大了，我說我永遠成不了霍金，但霍金也永遠成不了我。我永遠不能夠像他那樣，他也不會像我一樣對中國文化有這樣的瞭解，這就是差異。

我們一定要承認自然的多樣性，這就是天然。天然是最寶貴的，人工一雕琢，永遠也雕琢不成天然那樣的美妙。我最欣賞的兩句話就是：“青山不墨千秋畫，綠水無弦萬古琴。”“活色生香筆難到，自成天籟手何能。”人永遠達不到自然界的自然天成，活色生香。筆能畫出花草的香味兒嗎？一張畫上能畫出來大自然的春夏秋冬的變化嗎？永遠做不到。所以，我們要尊重自然，中國傳統文化中間“以天為則”這個傳統，我們絕對不能丟。“巍巍乎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但在今天，人自己把自己跟自然隔離得越來越遠，認為人可以決定一切。人定勝天，這是近代以來最強烈的一個口號。人定勝天，所以，我們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我們靠的什麼？我們靠我們的理性，不管我們的直覺，我們的理性是讓我們不斷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我們越來越感受到的是自然對我們的報復。現在很多人一天到晚擔心這個霧霾，我說我們明白了霧霾造成的原因，我們要告訴自己，也告訴大家，告訴子孫後代，不要再這樣去破壞大自然。我們現在也不能迴避，還要面對它。你能逃到哪兒去？你一個人逃了，別人逃不了。現在有些人很奇怪，說將來地球毀滅了我逃到哪個星球上面去，這能解決問題嗎？你一個人去，你怎麼活？還有情趣嗎？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是這樣了，就要告訴我們自己，告訴我們周圍的人，告訴子孫後代，不要再去這樣做了，慢慢恢復起來。我們現在的人在這種情況面前要正面它，適應它，人是有這個能力的。當然，這中間是要付出代價的，可能是幾代人，可能是讓自己短命一點，但是你也沒辦法。你現在去適應它，說不定還能夠活得更自在，要不然一天到晚擔憂，成天戴著口罩，你說難受不難受？當年“非典”的時候，我一堂課都沒有停過，在座有沒有在非典時候聽過我講課的，沒有停過一堂課。那個時候學生已經出去了就不能再回校園了，在校園還是可以上課的，所以我還是來。我跟他們說，首先不要自己嚇唬自己。從比例來講，有多少人感染了，感染了以後有多少人死了？真是微乎其微，有什麼好害怕的？你首先要把心中的疑慮、怵惕去掉了。

我希望我們能夠從各個角度去對比我們的文化。我們可以同西方文化進行對比，我們是人文文化，重視人，西方是科技文化，重視物。我們強調直覺智慧，西方強調理性智慧。我們強調實踐創新，西方強調理論創新。我們是內求諸己，西方是外求諸物。我們是存異互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觀念都可以並存，但是相互尊重，西方基本上是求同普世，要求找出一個普世性的東西。我一直講，找“普世性”是一個歧途。找什麼普世性？同樣一個概念，你腦子裡面這樣想，他腦子裡面那樣想，根本不同。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相互尊重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要存異互尊，不要一天到晚去求同，去求這個普世性。

中國是講中庸之道，西方是講絕對主義，這一點區別非常重要。有一位美國的軍事學家，很著名，他在給《孫子兵法》英譯本寫序言的時候提到了一件事情。抗日戰爭時期，他到中國駐美大使館去訪問，跟大使館武官交談，問他們：“你們讀過《孫子兵法》沒有？”武官們告訴他讀過，他們都是軍校畢業的。他問：“你們感覺到怎麼樣？”這些武官說：“我們覺得這已經是歷史的東西，比較陳舊，還是現在西方軍事學家的理論更值得我們學習。”這位美國軍事學家聽了以後很感嘆，他說：“你們錯了，你們要好好研究《孫子兵法》。你們把《孫子兵法》讀懂了，我們這些著作，你們都可以不讀。”他說，西方的軍事理念，以克勞塞維茲為代表，比如《戰爭論》，它有一個什麼特點？它是一個理想主義的絕對論。因為打仗是敵我雙方你死我活，所以我必須把你徹底地消滅，這才算勝利。不把你徹底消滅，那不算是勝利，留後患不算勝利，所以是理想主義的絕對論。他說，中國的《孫子兵法》，則是現實主義的中庸之道，可以不戰而勝，可以攻心為上，不是說一定要把對方徹底消滅掉。他說，孫子的說法才對。我說，他確實是通過《孫子兵法》瞭解到、把握到中國文化的一個精神，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可以不戰而勝，不攻城、不殺戮，為什麼一定要把他們殺光？

後來我一想，西醫的一個根本理論是什麼？對抗療法，把所謂的病菌病灶徹底消滅，吃藥壓不下去就要動手術，動手術就要徹底挖乾淨才行。其實，是不是真的挖乾淨了，就是當時挖乾淨了以後是否就不生了，這都很成問題。所以，理想主義的絕對論和中國的現實主義中庸之道是很不一樣的。中國文化可以說是認同模糊，西方文化是強調清晰、崇尚清晰。認同模糊，其實是和中國的語言文字有極大的關係。中國的語言是世界上最模糊的語言，一個字、一個詞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解釋，連讀音不同也有不同的解釋，需要放到一定的語境當中去才可以把它變得清晰，不能夠把它定為只有這樣的解釋，不能那樣的解釋。再有，中國人強調順其自然，所謂順其自然就是注重差異；西方相信標準，講究量化。

我可能曾經在課堂跟同學們講，中國從西周開始就確立了民本的傳統，西方從古羅馬開始就形成了民主的傳統，這兩個傳統各有優缺點。中國為什麼會形成民本傳統？民本傳統的優點在什麼地方，缺點在什麼地方？西方為什麼會形成民主的傳統？民主傳統的優點在什麼地方，缺點又在什麼地方？這應當進行比較，不能簡單否定我們的民本，只崇尚西方的民主，雙方同樣有悠久的傳統。

我們的中庸思想，“執兩用中”。“允執厥中”，後來變成舜傳給禹的十六個字。堯傳給舜的時候是四個字，“允執厥中”；舜傳給禹變成十六個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宋儒把它作為心法，這也是把握中國文化的一個核心。“執兩用中”，這是一個辨證的理念，不偏於這也不偏於那，看到事物之間的互存、互含、互轉。這些東西，我們過去就要給它加個頭銜——樸素的辯證法，然後跟科學的辯證法對比。當然，科學的辯證法是對的，樸素的辯證法是落後的。我現在說，我們要想辦法把“樸素”這個帽子給丟掉，辯證法就是辯證法，辯證法不是變戲法，辯證法用得不好就成了變戲法、瞎聯繫。所謂“樸素的辯證法”，其實也就是直觀的、直覺的辯證法；所謂“科學的辯證法”也就是理性的、分析的辯證法。我們現在首先不要把理性的和直覺的對立起來，理性是智慧，直覺也是智慧，理性智慧認識的世界是對的，我們直覺智慧認識的世界也是對了，今天已經走到一路上去了。

我經常介紹給大家看美國物理學家卡普拉寫的《物理學之道》，裡面反覆講上面這個問題。該書的副標題是《近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東方神秘主義就是指中國的這一套，加上印度的那一套，它們對世界的認識都是通過直覺的方式，當然裡面也不是完全沒有理性。其實，中國直覺裡有理性的東西。比如，仰觀於天，俯察於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這不是一種收集歸納的方法？觀象制器，觀大壯而建宮殿，觀離卦而制漁網，這不就是推理？但是，這種推理不是一種理性的推理，而是一種直觀的推理，直觀的歸納。歸納、演繹和推理，並不是只有理性才有，感性也有。這就是我們經常講的經驗。經驗不就是一種歸納？但經驗的歸納，並不是把標準定死，恰恰是包括了對於各種不同特徵的事物的分辨。一個神醫一望就知道你身體哪兒不行，哪兒有問題。這是“望診”，“望聞問切”的望。這就靠直覺，但這個直覺就包括了他長期的經驗積累，長期的歸納。只有這樣，他才能看出你的問題，才會被稱為“神醫”。但他也不是由此就結束了，他馬上接著就要“聞”。聞什麼？聞你的體氣，聞你的口氣，聞你的大小便之氣，還要聞聞你的聲音、咳嗽。咳嗽一下，聽聽那個聲音有力還是無力。一聞你的口氣很臭，一定是消化不良，脾胃虛弱，要調整。大小便氣味很重，一是火太旺，虛火太旺了，或者實火太旺了。所以，醫者的直覺，是先通過望聞，然後再來了解病者的直覺，問你哪兒不舒服。病者的直覺有很多是不準確的，但是也有很多是很準確的，也可以說是最準確的。病者敘述完了自己這些東西以後，是不是一定對呢？不一定對，這就要驗證一下，切脈。通過切脈來看，這是浮脈還是滑脈，是實脈還是虛脈，等等，檢驗病者自己敘述的直覺對不對。

望聞問切四診構成了完整系統的中國醫學的診療病症的體系，你能說它不科學？現在我們中醫能夠望而知病的大夫，也沒有幾個了，也不在我們的大醫院裡，而在民間。能切脈的也不多。切脈，在中醫望聞問切四診裡面，其實是最底下的，可是我們現在中醫裡面能夠切脈的人，大概能不能有百分之一？通過切脈就能夠了解身體裡面有什麼變化有什麼問題，這樣的大夫現在太少了。這就是中醫的現狀。那該怎麼辦呢？就靠儀器。所以，中醫院，越是有名的中醫院，越是依靠這些東西。其實，中醫大夫也有苦難言：給病人一號脈，是營養不良，建議怎麼吃，結果他又不照我說的去吃，最後出事了，責任說不清楚，甚至要打官司。但如果此前用的是儀器，就是出事了，你看我有一大堆化驗單，你這個指標有問題，你那個指標有問題，……總之，就算你死也是該死，我一點責任都不負！中醫大夫的望聞問切，那有多大的風險啊！所以，中醫也是有苦難言。這跟我們的觀念、整個的管理體系有關係。

我為什麼對中醫那麼感興趣？現在中醫其實最能說明我們中國文化的命運。在中國哲學史學會下面成立中醫哲學專業委員會的時候，我說中國文化的復興有待於中醫的復興。結果，中醫界的人就來了——中醫的復興有待於你們中國文化的復興！好，我說我們成了難兄難弟了，我等著你，你等著我。這也是事實，但總得有個挑頭的吧？誰先來？大家一起來吧！所以，我開始關注中醫，其實也是由於對中國整個文化的關注。中醫確確實實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實踐載體，通過中醫，我們能夠更深刻地瞭解我們自己的文化。

本文節選自《中華文化的人文特質》，原載《人文宗教研究》總第十輯（2017年第二冊），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