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我與老從的這些日子

李輝:我與老從的這些日子

李輝:我與老從的這些日子

從維熙 李輝 攝

李輝:我與老從的這些日子

從維熙肖像 羅雪村 作

李輝:我與老從的這些日子

從維熙《大牆下的紅玉蘭》手稿

我與從維熙1983年就認識了。我們在北京日報社,算是前後輩的關係。

老從與我也是忘年交,他很願意聽我說,因為他知道我是愛護他的。有時候,他會給我打電話抱怨文章發不出來。我就勸他,跟著時代走,做有意義的事,沒意思的事不做。

對被改造那段歷史,老從感受很深,但是平時他談起來往往很淡。老從的好處就是能拿得起、放得下。他也是一位很幸運的作家,能寫出很好的作品。老從向來都是把苦難寫出來了,就都過去了,沒把這些當回事。因為這種樂觀,所以有很好的生活品質。

“文革”結束後,從維熙獲得平反,他寫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就發表在巴金主編的1979年2月的《收穫》雜誌上。這部手稿,老從一直保留著。

巴金百年誕辰之際,老從寫了一篇感懷巴金的文章。對老從而言,巴金就是他敬仰、崇拜的一棵大樹,如果沒有巴金,老從的《大牆下的紅玉蘭》《遠去的白帆》等作品就難以發表。巴金通讀了這些作品,對老從、對“大牆文學”給予了極高評價。

在《巴金箴言伴我行——賀巴金九九重陽》文中,老從談到:

那天,我將這部中篇小說的遭遇,講給巴老和小林聽了,並將其文稿交給了巴老和小林。據小林事後告訴我,巴老不顧長途飛行的疲勞,連夜審讀了我的小說,並對小林說了如下的話:“小說展示了歷史的嚴酷,在嚴酷的主題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層的人性之美,不管別的刊物什麼態度,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品,回去我們發表它。”因而,這部遭到封殺的中篇小說,不久就在《收穫》上發表了——事實證明了巴老預言的準確,在1984年全國第二屆小說評獎中,一度成為死胎的《遠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數,獲得了該屆優秀中篇小說文學獎。

過去我一直認為巴老年事已高,自己又埋頭於創作,未必親自過目《收穫》的作品,事實證明我的認知錯了,小林在電話中告訴我,許多重頭作品,都是交巴老親自過目後拍板發表問世的。當時巴老已年過七旬,不知疲憊地讀上幾萬字的長卷,並不顧可能惹來的麻煩,將描寫知識分子沉淪於苦難生活的作品披露於世,這本身就是對文學表現生活真實的張揚。其實,巴老從1978年寫《真話集》開始,不僅寫下講真話的承諾,並身體力行為寫真實的作品鳴鑼開道。記得,1979年夏天我應上影之邀,在上海改編《大牆下的紅玉蘭》電影劇本的時候,《收穫》的一位編輯,去上影招待所與我說起《收穫》發表《大牆下的紅玉蘭》的情況時,就提到巴老對此“大牆文學”開山之作的態度: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召開,正是“兩個凡是”與“實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我寄來的這部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說,如果沒有巴老堅決的支持,在那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怕是難以問世的——正是巴老義無反顧,編輯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在頭題的位置發表出來。當時,我就曾設想,如果我的這部中篇小說不是投胎於巴老主持的《收穫》,而是寄給了別家刊物,這篇“大牆文學”的命運、我能不能復出於新時期的中國文壇,真是一個數學中的未知數X……

多年之後,我請吉林衛視的“回家”欄目,拍攝老從重返河北玉田代官屯,講述自己一生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他的“回家”,題目就叫《僕僕紅塵》。

面對“回家”攝製組,他談故鄉、“反右”、勞改、平反等一系列的故事:

對對。這個手指頭就是還沒有進勞改隊以前(受傷的),那時候我和王蒙全在西山改造,我們是在門頭溝,王蒙和北京市委這批人全在那改造。在割草的時候,一下子我就砍到這個上面了,當時血就出來了,就把這根筋砍斷了,所以永遠(有傷)……曾經朋友來了我就說,手指就是我的一個生命符號。當然這已經成過去的往事了。

對了,尋尋根吧,尋尋根。這根的力量是很深遠的,要(用)直白的話,很難加以解釋。前年我回訪到老江河的時候,我直掉淚。小的時候到那洗澡,冬天挺冷的天,往那一跳,它那水是暖的,冬天都有小魚在裡面遊。(現在)整個沒有了。

景物已非昨日。就是故土難離啊!無論這個家多破,它畢竟是你的根,所以它總有慾念……夢裡相思,我也是總難以割捨。

但是可能對父親就沒有什麼太多的印象,因為太小了,沒有一點印象。就好像《父與子》一樣,所以四歲以前怎麼會留下什麼印象,不可能,這點是我的悲涼。一直到我回來以後,我要出版我的著作,有的出版社就要找我父親的照片,我問我媽媽。問完我母親,她才把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縫在內衣口袋裡邊的照片取出來了,她一直珍藏著我父親青年時代的那張照片,穿著西服的、在北洋大學(拍攝的那張照片)。

你看這麼多全是我鄉親,我都不認識,我離開代官屯的時候,也就十三四歲甚至更小。這間房子裡呢,父親什麼樣我沒見過,但是他事實上是跟我母親和我在這間房子裡生活。

當時我父親走了以後,就剩我母親跟我孤兒寡母。

他還談到了20年的沙場勞改:

什麼我沒幹過?趕車、種莊稼、修水堤、割稻子、挖鐵、制過坯造過磚,經營桃園,我還管過桃樹。那是我最輕鬆的一段(日子),那個地方是可以參觀的模範監獄,整個全是大葡萄園。我經管的是什麼東西,我當那桃園班的班長,管著兩百多畝桃樹,所以現在賣的桃,我對它的品種啊怎麼經營啊怎麼剪枝施肥都門兒清。我總覺得我愧對了母親,因為那時候文化大革命,非常殘酷,她揹著大牌子天天掃街,我的孩子有的時候心疼奶奶,他就經常搶過笤帚來替奶奶掃。母親就在北京呆了一年多的安靜時間,母親(在我)四歲喪夫,歷經坎坷,已經好(不)容易盼著兒子大了,工作了以後又來個政治災難。對於一個女人在這個年代裡帶著一個孤零零的孫子,有多麼艱難……

當1957年經歷了那20年以後,童年的夢,甚至在年輕時所追隨的夢,在你眼前破碎了。“文革”以後,就是說人生苦旅那種足跡儘量地在我心靈裡面加以淡化,但是這個東西我是放不下的……我現在活到73歲了,它佔了我將近20年的光陰,那能忘卻嗎?就等於是人生四分之一的經歷,所以我必須把它寫出來,對歷史,對良心負責,也對中國這一代知識分子(負責),讓他們留下自己的聲音。

2014年夏天,《人民日報》文藝部與襄陽市委宣傳部聯繫,邀請從維熙、鍾紫蘭夫婦和李延國、趙麗宏、劉慶邦等前往襄陽,做一場“漢水筆會”。

老從第一次走進襄陽,我們一起參觀米公祠、隆中、丹江水庫、武當山、漢中、安康等。

老從走進鹿門寺,他才知道這是孟浩然的讀書之地,他在文章裡寫道:

我詼諧而幽默地說:“漢江聖水偏愛老人。你們都記得我們遊漢水之畔大山之事吧。為了照顧採風團裡年紀最大的我,專門開來一輛車,送我提前到了山上的鹿門寺。這兒是唐朝詩翁孟浩然少年讀書之地,曾給後人留下《春曉》名詩。我從少年時就熟讀此詩並因此激起文學夢想。當時雖然對孟浩然非常崇拜,但不知他就是襄陽人氏——能到他的故土,尋覓他的形影,內心十分激動……” “你喝了那兒的水了?”文友問我。 “讓你猜著了,我喝了鹿門寺的水!” 他說:“那也不能稱其水為聖水呀?” “你聽我說下去麼。進了這個寺院,正好碰上一位僧人,用一隻水桶在巖洞口提水。我向那位老僧說想喝上一口你打上來的水。那老僧把水桶放下雙手合十對我說道:‘施主,這巖洞中之水,你們城裡人怕是喝不慣吧?’我說:‘這鹿門山之水,理應屬於漢江水系,我在南湖賓館下榻時,已經喝過水龍頭裡的水了……’” 老僧綻露出一絲笑意,但並沒答應我的要求,而是用手指了指巖洞旁懸掛的另一隻小小水罐,讓我自己動手勺水。送我來鹿門寺的司機,搶先拿起水罐從巖洞裡勺上水來,我一揚脖子喝了下去:“你想,千年前的詩聖孟浩然,在這兒耕讀揮墨多年,一定喝過這洞中之水;現在寺院的僧侶們,又用其水制其禪食,稱其為聖水,不是挺合適的嗎!” 友人笑了,說了一句文學行話:“你真富有文人的想象力……”

——《義重情深的恩賜》

記得我們從漢中返回襄陽,81歲高齡的老從,在告別晚宴上連聲高歌,抒發一個文人難以忘懷的漢水情懷。

2016年4月,老從希望我能把他的文集推薦給河南文藝出版社。我馬上與社長陳杰女士聯繫,《從維熙文集》很快就出版。2018年1月12日召開的發佈會很轟動,當時來了很多人,劉心武、梁曉聲都來了。老從喜歡喝酒,喜歡唱歌,當場我就請他用美聲唱法為大家唱了一曲。他還朗誦了他的詩。現場聽眾都為之感動。

2018年4月初,我請畢飛宇參加活動,畢飛宇談到他與老從在青海的故事:

老從,我們曾一起去青海參加活動。當時,除了我之外,我五歲的兒子最喜歡往老從身上爬。我兒子是很內向的。一個孩子對一個成人的選擇是最精確的。用孩子的眼光、心,去選擇的人,一定是值得尊敬的。

還有一個場景我一直沒有忘記。老從是抽菸的,我也抽。老從的妻子鍾紫蘭是個醫生,出於健康考慮,對老從抽菸是有限制的。所以,每次聚會,他都喜歡往我這裡蹭,偷摸找同伴一起抽菸。

有一次,我們倆躲起來抽菸,在我們前面三四十米,太太們一起在那裡聊天。老從右手夾煙,聲音不高不低地說:“一輩子有了鍾紫蘭,可以了。”

我當時聽了這話,特別感動。

且不管鍾紫蘭為這樣一個老男人付出過多少,一個男人,沒有油腔滑調,對著一個無關的人,表達內心堅定的愛,這很打動人。

不抒情,很堅定。

老從有發自骨子裡的善。無論他處境怎樣,他敏感的,念念不忘的,還是人性的善。人的善,與他內心的善相呼應,他內心有一種很厚實、博大的善。他堅定不移地堅守著那種善,無論生活如何對待,他永遠用善的方法來看待。

男人的善,作家的善,溢於言表,掛在他臉上。所以一個懵懂的孩子會喜歡他,因為這種無障礙的善。這就對了,無論是作為一個人,還是作為一個作家。

我愛大叔老從;我愛大姐鍾紫蘭。

2019年6月,老從的夫人鍾紫蘭告訴我,老從患肺癌了,我聽了心裡十分難受。

前些日子,我去看望老從。

老從經常告訴我,巴金是他最敬仰、最崇拜的一棵大樹。20世紀80年代,巴金培養了多少作家,從維熙、張賢亮、馮驥才、水運憲、張一弓、諶容、張辛欣……這一天,老從告訴我,要把《大牆下的紅玉蘭》手稿捐贈給巴金故居。我一聽,心裡非常感動。把這部手稿珍藏至今的老從,將之贈送巴金故居,這是多麼了不起的情懷!我回到家裡,將手稿送給周立民,請他儘快做一個漂亮的精裝本。

後來,我聯繫朝陽醫院呼吸科的卜小寧大夫,老從終於走進醫院,在那裡逗留了一些時間。卜大夫說,她的父親經常看從先生的作品。沒有想到,10月29日早晨,老從離開了我們。

從維熙先生,1933年生於河北玉田代官屯,2019年10月29日離開我們,享年86歲高壽,一生也是圓滿。

謹以此文,感懷從維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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