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边羡慕土耳其的独立与新生，一边把这个国家排除在“东方”之外。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名噪一时，引发数年的热烈争鸣。可无论梁漱溟本人，还是参与争论的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张君劢，根本没把近东文明放在眼里。按照梁漱溟的分法，东方文化的主干只有两支，一是中国，一是印度，别无其他，这真是奇了怪了。他们没有想过，从土耳其人手里“抢走”的东方，只是别人硬扣的一顶破帽子，依然沾满了西方的蔑视与污损。
正如帕慕克注意到的，从18世纪中叶一直到整个19世纪，踏足伊斯坦布尔的大部分西方观察者偏好的主题无非就是这些：荒淫无度的后宫、残酷无情的君主、肮脏不堪的乞丐、吃苦耐劳的挑夫、沉默不语的僧侣和与世隔绝的妇女。报应来得很快，中国人的“东方”，主题几乎一层不变。
就在梁漱溟大谈东方文化的那一年，访问中国的芥川龙之介就把眼前的东方笼统地称为“猥亵的、残酷的、贪婪的世界”。翌年，两度停留中国的爱因斯坦在日记里记下，这里的空气总是充满着恶臭，而中国人勤劳，却肮脏迟钝，根本无法与日本相提并论——日本人“朴实而得体”，有着其他地方见不着的纯洁灵魂。
无可怀疑，这些结论都出自真情实感。可疑的是，他们目力所及未必出于自觉。他们观察的对象、偏好的主题，仍然难脱西方视角的窠臼：肮脏丑怪的黄包车夫、不知廉耻的娼妓、伸长舌头舔着腐肉的乞丐，连卖玫瑰花的老太婆都显得贪得无厌难以忍受。
我还注意到，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里提到了“东方主义”。尽管他使用这个概念，只是批评日本人对中国的浪漫想象，然而不能否认，这个在半个世纪之后莫名地时髦起来的词汇，说到底就是限定视野的意识窠臼。它使得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陌生的事物，拒绝承认他人的生活同样具有正当与合理的意义。同时，为了强化或美化自己的立场，还会强调彼此的差异性，甚而认定，这些差异决定了彼此在本质上的截然不同。
基于这种错误的心理逻辑，自然就产生了对陌生事物的敌视，以及对异域他乡的偏见。因此，就实质而言，东方主义根本无关东方，而是关乎“他者”的偏执立场与歧视态度——东方主义也可以是西方主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是很糟糕的“东方主义”。
人们为什么会把一个事物的独特性等同于整个事物的性质呢？就像用“眼镜”、“瘸腿”、“双眼皮”来指代一个人？难道大家不明白，这只是一种图省事求方便的借代修辞？肮脏的脚夫既不是东方的全貌，也不是东方的根源。同样，优雅的绅士也不是西方的理由，更不是西方的本质。要看东西方的不同，还得看彼此的价值、取向、希望与追求。或许那时候人们会发现，推己及人和人同此心的道理。
当然，这是我的天真想法。记得帕慕克在他的《伊斯坦布尔》里表示，他把自己看作一种介乎苹果与柑橘之间的特别的水果。可是我觉得，他很难给那种水果一个准确的称呼。如今的西方人，或许可以做到。然而“东方”之人，仍在巨大的不确定之中。
閱讀更多 西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