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吳懷中：美國學界對日本安全政策的理論研究-兼論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預言是否終將實現？

吳懷中：美國學界對日本安全政策的理論研究-兼論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預言是否終將實現?

作者：吳懷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日本學刊2019年第4期；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摘要：二戰後, 尤其是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後, 其國家安全政策成為國際關係學界的經典研究命題之一, 也是相關論爭的重要案例和現實焦點。典型現象就是建構主義和 (新) 現實主義之間展開的解釋“日本之謎”的“20年論爭”“日本之謎”是冷戰後由建構主義者針對“沃爾茲預言”即日本強大後理應成為典型軍事大國的論斷而提出並加以駁論的議題, 現實主義者當初處於守勢。但時移事異, 趨勢變為建構主義的勢力範圍愈顯逼仄, 其解釋力在21世紀的新事態面前漸失優勢, 而現實主義則逐步擴大了對日本安全政策的話語權重, 對建構主義展開了“否定之否定”的理論競爭。與此相關, 由於現實主義理論的邏輯較有力地解釋日本最重要的安全政策及實踐場域, 自由制度主義似只能解釋日本的“非核心”與“外圍”政策, 這種理論研究範式與路徑的演化, 使人聯想肯尼斯·沃爾茲的“論斷”是否在長線上終將預言日本的戰略走向?當然, 國際關係理論的高度簡約性決定了一種理論往往只解釋國際關係的某一方面, “後三大理論”時代亟須對日本安全政策進行更多元複合、折中主義的理論探析。這對中國學界從理論上探究、完善對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釋並以此指導戰略預測提出了新使命。

關鍵詞：美國學界; 日本安全政策; 理論研究; 範式轉移; 戰略預測

美國因素對日本的戰略走向具有重大影響力, 日美同盟被日本視為其安全外交政策的基軸。美國學界是連接知識生產與政策設計的中介點, 分析其對日本安全政策的研究成果, 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啟示。其中, 美國學界對日本安全政策的理論性研究, 某種意義上是圍繞解釋並爭論“日本之謎”展開的。所謂“日本之謎”, 是指20世紀70、80年代現實主義學者根據己派理論邏輯, 推斷日本作為經濟大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典型軍事大國, 但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或至少不完全如此, 由此形成了難解之謎。對於這個“謎題”, 建構主義者認為, 只有通過“認同 (身份) ”“國內規範”角度的分析才能得到解釋。對照冷戰前甚至冷戰後的一段現實, 可以說建構主義範式在對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釋力上具有相對的優勢地位。但是, 進入21世紀後, 隨著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執政, 日本安全政策調整的突飛猛進超出了建構主義者的預期, 建構主義派雖經歷變通革新, 但其“國內規範論”承壓日重、解釋力漸弱。對比之下, 現實主義範式勃興勢頭明顯, 其結構決定論、自助防衛論和均勢論等理論內核, 對照現實似乎越來越佔有話語優勢, 因此對建構主義開啟了否定之否定的復權運動。同時, 自由制度主義似只能解釋日本的“非核心”與“外圍”政策。種種理論研究的跡象間接地表明, 現實主義正逐步擴大對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釋力權重, 這在一定程度上或許預示著日本安全政策及國際戰略的走向。

理論的試驗, 目的在於為國際政治現實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現象提供解釋。國際關係理論在預測上的作用有限, 但基於經驗事實、歷史感覺的解釋, 應當能夠上升到把握一定的規律性和抽象總結的水準。在學科及相關主流理論發展進入常規化和成熟階段後, 圍繞具體的經驗問題構建分析框架就成為通行的研究方式。美國學界對日本安全政策的理論性研究, 既是學者運用國際關係理論和方法論進行的相關學術研究, 也是現代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中心論爭在日本安全政策上的投影和反映——尤其是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論爭和交鋒。反之, 此種研究實際上也一直被用來檢驗國際政治理論的解釋力。例如, 圍繞日本的安全政策, 在美國學界, 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展開了持續近20年的爭論, 結果不僅使建構主義和現實主義作為國際關係大理論的優缺點得到了更深的理解、檢驗、修補, 而且對區域國別研究的“日本問題”來說更具現實意義, 它使得學界依靠宏觀理論作為科學指導, 在更深的學理層次上對日本安全政策展開研究。

1建構主義曾是主流範式, 但面臨挑戰與調整

建構主義成為日本安全政策研究的主流範式, 與國際政治研究中現實主義面臨解釋力不足的窘境有關。在國際安全研究的案例中, 現實主義邏輯難以解釋的經典“謎團”之一, 就是冷戰期間的日本安全政策。早在20世紀70、80年代, 隨著日本經濟實力及綜合國力的大幅躍升, 現實主義者就預言:日本不可避免地要軍事大國化, 甚至發展核武器。建構主義者認為, 現實主義者難以解釋為何經濟大國日本沒有成為軍事大國, 根據現實主義的無

談及冷戰後國際政治學的發展, 建構主義派的興起是無法忽視的。在眾多對建構主義學派的定義中, 最大公約數的定義是:重視規範和認同等理念因素對國家對外政策的影響的學派。研究日本的建構主義者主張:反軍國主義的國內規範和認同, 對戰後日本安全政策起到了很大的甚至主要的影響。日本的安全政策, 被認為是用建構主義解釋得通的最好的試驗對象。

(一) 解釋“日本之謎”——對抗現實主義範式的開啟

沃爾茲根據新現實主義理論提出的假說中, 有兩大解釋力不足的事項, 其中一個就是有關日本的。“無政府體系下, 大國必須竭盡全力確保生存, 努力獲得最強兵器”, “所有大國, 都應該擁有與經濟力量相稱的軍事力量”。沃爾茲據此預測, 日本應擁有核武器並實現軍事大國化。但現實中, 二戰後, 日本追求“吉田路線”, 儘管成了公認的經濟大國, 但其軍力規模卻沒有相應地得到發展 (而是要小得多) 。另外, 日本不僅沒有發展核武器, 也沒有裝備大型攻擊性武器 (航空母艦、遠程轟炸機、中遠程導彈等) , 與“獨立軍事大國”相去甚遠。至少, 考慮到時間差的問題, 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後, 本應在80年代邁向“軍事大國化”道路, 但實際上日本並沒有達到此目標就迎來了冷戰的結束。新現實主義的推斷落空了。

冷戰後, 新現實主義者有意繼續維持其立場, 聲言促進日本軍事大國化的無政府國際體系仍然存在。實際上, 沃爾茲在1993年和2000年的論文中預測:日本將擁有核武器, 其目的是追求對華軍事平衡。5然而, 冷戰結束一段時間後, 日本還是沒有實施典型的“軍事大國化”行為, 新現實主義的邏輯碰到了難以解釋的問題。甚至可以說, 新現實主義對“日本之謎”的解釋力困境, 在冷戰後一段時間表現得更加明顯。冷戰結束不久, 朝鮮舉行核試驗, 印巴大力推進核導開發, 無政府國際體系的壓力對這些經濟實力比日本要弱得多的國家發生了明顯的作用, 卻沒有對經濟大國日本產生作用。考慮到日本的經濟實力, 似乎應是日本而不是那些國家選擇這樣的道路。

對新現實主義範式開啟批判的, 是彼得·卡贊斯坦和托馬斯·伯格等美國建構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從建構主義的立場出發, 他們就“日本之謎”尖銳地指出, 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無法很好地說明日本的安全政策, 日本是新現實主義難以解釋的“例外事項”, 並不處於支持沃爾茲預測的狀況。卡贊斯坦等主張日本國內的“反軍國主義” (anti-militarism) 規範和禁忌才是其國家安全利益及角色的決定因素, 也才是解釋日本軍備政策的關鍵, 認為如果不

冷戰後, 推動英語圈的國際政治理論發展的論爭有很多, 主線之一無疑是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論爭。新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爭論, 實際是美國國際政治學研究全體的大爭論的一個縮影, 日本軍備政策的事例正是被置於這一宏大論爭的中心。建構主義者關注規範和認同, 卡贊斯坦等正是將分析焦點集中於日本國內已經被“制度化”和“社會化”的文化規範上。再有, 日本政府關於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防衛費佔比不超過國民生產總值 (GNP) 的1%等非正式的慣例與慣行, 也長年體現著反軍國主義的文化規範, 並由此形成了“規範的體系”。正因如此, 日本雖擁有強大經濟實力, 卻沒有實現軍事大國化。也即, 日本的安全政策只是在反軍國主義的規範體系下被決定的, 它壓倒了無政府

關於建構主義者的這些解釋, 有兩點需要指出。第一, “反軍國主義”與和平主義並非同一概念。其規範體系, 並非在於積極構築世界和平, 而更在於發揮了壓制日本軍事組織 (自衛隊) 擴張的阻輪作用。它是一種消極的規範, 多源於對舊日軍的根本疑慮。第二, 是關於方法論。建構主義者並沒有使用“日本特殊論”——即日本因其特殊, 而不適用於新現實主義。建構主義者針對新現實主義者的反駁, 是根據規範等一般性的概念進行的。對建構主義者來說, 在對新現實主義展開爭論時, 日本案例具有特別的意義。

同樣, 對新現實主義來說，日本曾被認為是其解釋力最有可能取勝的案例。即, 解釋經濟大國日本的安全行為時, 新現實主義應當特別管用。國際體系的主要國家即經濟大國, 在歷史上無一例外都是軍事大國, 日本的安全政策應該符合新現實主義的預測。反之, 對於批評新現實主義的一方來說, 選擇一個對對手來說的“最佳案例”實施攻擊, 就能精準有效地將現實主義推翻。對建構主義者而言, 正是“日本案例”帶來了這樣絕好的機會。通過使用反軍國主義概念, 選擇最佳案例的日本, 建構主義者較為成功地給新現實主義者帶來了尖銳批評和麻煩。

(二) 建構主義的演化及“與時俱進”

進入21世紀, 由於小泉和安倍政府違背憲法和民意大力推進日本安全政策改革, 建構主義者遭遇了現實變異的挑戰與現實主義陣營的反駁, 需要進行一場衛冕的再反駁。第一代的建構主義者, 例如最初對現實主義者的預測發起挑戰的卡贊斯坦等, 其後並沒有進行有針對性的具體回應, 而是提出“理論折中”論, 遠離了這場論爭。同時代的另一位建構主義旗手伯格, 則提出了“自由主義的適應性國家”論, 似乎也有意保持距離並抽身而退。努力就此做出回應併發出代表性議論的, 是屬於第二代的建構主義者、華盛頓學院的歐陽安副教授。他通過將建構主義進行更新和延長, 以安全認同 (身份) 作為解釋日本安全政策變化的核心變量和內驅, 間接回應了現實主義陣營發出的批評。

與注重規範 (norm) 的第一代建構主義者不同, 歐陽安採用了安全認同 (security identity) 這一概念, 他將“安全認同”定義為:在安全領域, 在國民中間受到廣泛的政治支持並在實際的決策過程中被制度化的、有關正確的國家行為的諸原則。歐陽安認為, 日本長期存在的反軍國主義認同持續塑造著國家辯論的框架和戰後安全決策過程, 其結果就是在冷戰時代和後冷戰時代之間, 日本的安全政策具有很強的連續性, 海外派兵和導彈防禦等一系列政策並不能代表日本正在走向軍國主義化。詳細而言, 歐陽安的論述構造如下。首先, 其所云的反軍國主義認同的內容由以下三部分組成:對傳統軍隊的拒絕反應、只限於自衛目的的武力行使、禁止以作戰為目的的海外派兵。在這之上, 國內認同作為中介變量, 對日本

到安倍第二次執政時期, 面對日本在安全領域發生的重大變化, 歐陽安在部分修正己見的基礎上仍堅持認為, 日本的政策將繼續涉及一些最重要的國內規範因素, 例如對二戰的記憶、戰後的和平主義等, 國際環境促使日本的安全政策做出適應性的大幅調整, 但日本的安全認同核心並未發生質變, 因而日本安全政策的延續性仍舊可見並大於突變性和質變性。

(三) 建構主義者的變異與轉型

與歐陽安形成對照, 也有認為當代日本安全政策發生了某種本質性變化的建構主義者, 他們主要是分佈在北歐和東亞的兩派學者。北歐學者, 例如瑞典國防學院和國際事務研究院的林納斯·哈格斯特朗和卡爾·古斯塔夫松等, 發表了數量可觀的相關英文著述, 提出:日本看似穩定的規範與認同已發生了本質性變化, 導致日本安全與外交政策正發生激烈變化並對國際社會和地區事務產生著與此前不可同日而語的影響。同時, 身在東南亞的布賓達·辛格與此二人並肩, 也是著述頗豐、影響較大的一位。北歐與東亞的這兩派學者與美國的歐陽安等建構主義者多有學術交流與著述合作。

辛格在其著書《日本的安全認同:從和平國家到國際國家》中, 為了探討日本安全身份及其相關安全行為的變化, 對定義和塑造日本安全政策的三個領域進行了對比:日本對國家安全的概念與定義, 該國在軍事方面對區域和國際事務的貢獻, 以及制定安全政策的機制及機構的變化。他試圖採用基於認同的方法來挑戰現實主義對日本安全政策的主導性解釋, 並揭示:雖然現實主義者的說明部分正確地捕捉到了冷戰後日本安全政策的變化軌跡, 但他們未能解釋冷戰後日本安全行為變革的根本原因。

辛格認為, 冷戰結束後, 日本的安全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 其原因是日本的安全認同發生了變化, 即從“和平國家”改變為“國際國家”之故;日本的安全政策制定精英認識到, 日本早期受到和平國家安全認同影響的安全政策已不再適用;而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 日本必須在區域和國際安全事務中發揮負責任的作用, 這就要求強調軍事在日本安全政策中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 辛格所謂的認同是決策精英層形成的一種共識, 與歐陽安定義的國民廣泛支持的認同並不相同。

因而, 辛格的觀點也向建構主義學派拋出了兩個重大問題:

(1) 有關日本安全政策的“認同”, 其定義究竟為何?這一點在迄今為止的研究中並沒有得到明晰的界定。歐陽安與辛格提出了相異的定義, 關於冷戰後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釋也由此出現迥異的結果。因為分析結果取決於認同的定義如何, 認同型建構主義將可能因研究設計的根本性問題而遭遇困境。

(2) 辛格等學者認為從小泉執政開始日本安全政策發生了本質性變化, 原因是認同出現了變化。如果是這樣, 建構主義在方法論上也將陷入某種困境。現實主義者多認為, 小泉時期日本安全政策的變化是由於國際環境的變化即結構因素所致。對此, 建構主義者就需要證明, 比起國際環境 (包括對日本政治的傳導) , 認同變化對日本安全政策改變的影響要大得多。如果不能證明這一點, 就無法與現實主義的解釋力相對抗。就此而言, 辛格版的建構主義解釋力創新, 似乎並沒有取得學界公認的成功。

2“結構”變化與現實主義解釋路徑的勃興

進入21世紀後, 建構主義適用的一些前提條件顯然遭到了明顯的挑戰。小泉政權積極推進外向的安全政策, 此前被視為禁忌的“有事法制”得以成立, 向印度洋及伊拉克的海外派兵都得以施行。到了安倍第二

(一) 現實主義者們“反擊”的肇始

針對20世紀90年代建構主義在對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釋上一度取得的優勢, 現實主義者在較長一段時期並沒有進行正式的反駁。曾預言日本擁核併成為軍事大國的沃爾茲本人, 直到

最初對建構主義者的攻勢做出回應的, 是新現實主義學派以外的非典型現實主義者, 他們提出, 從軍事平衡這一物理性因素的角度出發, 可以認為日本基本上採取了合理的行為。例如, 川崎剛認為, 後古典現實主義的預測與冷戰期間的“吉田路線”是幾乎相符的, 在非核心利益領域, 反軍國主義的規範發揮了很大作用, 例如本土安全對日本來說是核心利益 (契合“吉田路線”的政策範疇) , 但在這之外的自衛隊的活動 (例如海外派遣) 就不是這樣。只有事關生死存亡的重要政策領域, 日本政府才不得不採取現實性的應對——包括維持與美國的同盟。

另外, 還有部分學者從現實主義的同盟及均勢理論出發, 認為日本國內反軍國主義的規範看似有作用, 其實只是一種誤解。日美同盟及核保護傘保障了日本的安全, 所以日本可以根據這些規範追求自身的安全政策——因而這些效力只有“擬似效果”, 如果日美同盟崩潰了, 日本將不得不採取新現實主義者主張的那種安全政策, 包括髮展核武器等。建構主義者認為日美同盟是先決條件, 但實際上這也是日本選擇的結果, 構成了政策選擇的一部分, 所以反軍國主義的規範只是日美同盟帶來的一種奢侈品或者附屬品。麻省理工學院的理查德·薩繆爾斯教授則提出了“商業現實主義”概念,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對日本安全戰略的特徵做了再審視, 對建構主義視角做了補充, 並對新現實主義預測做了修正。

然而, 比較奇妙的是, 以上這些現實主義的回應或爭論, 在一些基本事實的判斷上, 實際與建構主義的議論擁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前提:日本的軍備規模是溫和適中的。與此相比, 在最初的批判建構主義派的嘗試中, 更有名的是對此前提本身持有異議的現實主義者, 例如, 達特茅斯學院的學者詹尼弗·林德, 她提出了“推諉論”。

林德認為, 日本的軍力特別是海空力量, 被建構主義者低估了。這種判斷有很大問題。林德注意到了冷戰期間日本防衛費用的高低變化。這種巨大變化, 僅僅通過觀察反軍國主義規範是無法解釋的。根據現實主義的觀點, 推卸責任是大國面對危險對手時用以維持權力分配的主要手段, 是設法讓另一國承擔起阻止或打敗威脅的重任。據此, 林德提出了著名的日本“推諉論” (buck passing, 也稱責任轉嫁) , 即日本將對抗威脅的責任轉嫁給國力更強的盟邦美國。

林德對此的推論邏輯有三個場景: (1) 蘇聯威脅不大的時候, 日本自然不會感到有必要去增加軍費。 (2) 即便蘇聯威脅很高, 但如果美國的防衛援助可以期待, 日本還是感覺不到增加軍費的緊迫。這種狀態就會促生“推諉”, 即日本期待美國發揮防衛替代作用。 (3) 日本擴張軍備的條件是, 蘇聯威脅增大但日本無法期待美國的保護, 日本不得不靠自身對抗蘇聯。林德還用數據對此假說進行了檢驗:使用防衛費總額作為因變量指數, 增加的類型則是“蘇聯威脅”和“美國的防衛承諾”變遷 (自變量) 與防衛費的關聯。該研究的結果是, 這兩者是正相關的。林德還指出, 根據數據統計分析, 到20世紀70年代為止的日本安全政策動向與建構主義的主張基本一致, 但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 日本的擴軍潮流已很難用建構主義來解釋。

(二) 大理論主導:結構現實主義研究範式漸佔上風

進入21世紀尤其第二個十年後, 一個公認的事實是日本的安全政策發生了很大變化。與上述第一次圍繞“日本之謎”展開的、由建構主義和現實主義學派的大師卡贊斯坦、沃爾茲開啟和推動的經典理論的論爭不同, 美國專家學者們更多是樸素地認為, “結構因素”的挑戰——中國崛起、朝核問題甚至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反覆無常及導致美日同盟與西方體系不穩等所代表的安全環境與周邊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 導致日本加速調整國家安全政策, 所以運用新現實主義對之進行解釋無疑會更具說服力和優勢。可以說, 進入21世紀, 是現實主義範式對日本安全政策解釋力的復權時期, 因為從廣義上講, 美國學者們發現結構現實主義比其他理論對日本安全政策變化的解釋更讓人滿意:結構變動與“威脅”增長是日本調整政策的關鍵戰略動機, 安倍執政期間的國家安全議程與結構現實主義所指的壓力指向基本一致。例如, 在安倍政府的領導下, 日本的軍事實力不斷增強, 成功放鬆對使用武力的限制, 購買或製造先進軍事裝備, 並加強對外防衛合作等。因此, 可以比較容易地 (至少比之前) 將外部環境、結構的角色作為日本安全政策的關鍵性因素。

進入21世紀後, 有關日本尤其安倍政府安全政策的學術著述越來越多。美國學者們在不同程度上一致認為, 安倍的做法是通過重新導入現實主義思維來重振日本的安全及外交政策, 安全政策上越來越迴歸傳統的現實主義。嚴格意義上講, 這些學者並非像卡贊斯坦與沃爾茲那樣就日本安全政策進行理論性研究和論爭, 更多是非自覺地贊同並運用新現實主義的邏輯和方法開展經驗研究——根據結構、環境與政策變化的因果關係, 分析在安倍領導下日本安全政策變化的邏輯和趨向。具體而言, 在評估結構因素和外部環境對日本安全政策的促變效果以及這種變化的性質和影響上, 不同傾向的學者們給出的答案也不盡相同。這些學者們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 是以西歐或北歐的一些學者, 例如英國華威大學教授克里斯托弗·休斯、挪威科技大學政治學教授保羅·米德福德為代表, 可稱為擔憂派或批判派, 他們明顯屬於少數意見派。

第二種類型是認同派或肯定派, 主要以美國保守派或中間派的專家學者為代表, 幾乎囊括了東西海岸大多數或者說最主要的日本 (國際) 問題研究者, 算是絕對主流派, 例如邁克·格林、邁克爾·奧斯林、希拉·史密斯、傑弗裡·霍恩、亞伯拉罕·鄧馬克、馬克·曼寧等智庫專家, 以及理查德·塞繆爾斯、傑拉爾德·柯蒂斯、肯特·考爾德、肯尼斯·派爾、詹妮弗·林德等大學教授。廣義上, 也包括理查德·阿米蒂奇等出任智庫高管的前退休高官們。

美國主流智庫專家大多鮮明地贊同並支持日本根據環境和威脅的變化改變安全政策, 推動強軍工程。例如,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的邁克·格林認為, 冷戰的結束迫使日本依據與大國關係的演變來調整安全政策。安倍雖專注於讓日本在戰略政策上採取雄心勃勃的綜合舉措, 但日本的政策主要是基於對適應其戰略環境變化的需求來計算的, 是以“不情願的現實主義”調整對外關係和安全政策。邁克爾·奧斯林認為, 安倍政府已經引導日本進入“新現實主義”時代, 為了在亞洲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 日本政府增加國防預算並放寬了對自衛隊的憲法限制, 加深與夥伴國的接觸並加強了安全聯盟。希拉·史密斯對日本“重新武裝”趨勢加以肯定, 認為其是理性可控並具積極意義的。蘭德公司的傑弗裡·霍恩、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日本問題專家麥克·望月則斷定日本的防衛政策在過去30年中毫無疑問發生了深刻變化, 但其軍事力量仍受到嚴格限制、不足為懼。

美國大學教授的觀點因其學術上的“自由度”, 沒有智庫專家那麼激進和積極, 但也基本肯定格局與環境變化下日本安全政策的應變調整。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拉爾德·柯蒂斯認為日本加強防衛能力是有必要但也是有限度並謹慎的。華盛頓大學名譽教授肯尼斯·派爾在其2018年的新著《日本重返大國政治:安倍復興》中, 論述了日本走向更加自立的外交政策、擁有自主安全保障能力的合理性與必然趨勢。詹妮弗·林德則進一步聲稱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確有歷史意義, “對於一個今天面臨日益增長威脅的和平國家來說, 這是其漫長演變過程中邁出的最新一步”。印第安納大學助理教授、日本研究界的新銳黎雅澹認為, 安倍

(三) 一種理論偏好:防禦性現實主義的解釋與定性

結構現實主義可分為進攻性和防禦性現實主義者兩派, 防禦性現實主義又常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的典型。在結構現實主義範式之下, 用防禦性現實主義的方法和指標, 界定日本安全政策的性質和走向, 似乎已成為美歐學界的一種流行。作為結論, 防禦性現實主義理論往往被認定在解釋日本的安全政策變動及性質方面更勝一籌。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 在無政府狀態下, 對相對收益和欺騙的擔憂使各國互不信任, 並各自尋求確保生存的方式。自助的邏輯迫使一國通過外部平衡 (促進結盟) 和內部平衡 (提高自身軍力) 來提高自己的防衛能力。在結構現實主義邏輯下, 日本的行動指向理論上有兩種可能。即, 一方面, 防禦現實主義期望日本建立一支確保其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生存的軍事力量, 並通過聯盟建設和內部調整繼續維持安全水平。另一方面, 進攻性現實主義期望日本投入比今天多得多的資源, 採取一種通過征服來統治整個東亞的高度侵略性政策。而要做到這一點, 至少需要修改憲法第九條, 大幅授權自衛隊, 廢除專守防衛原則, 並將國防預算提高到國內生產總值 (GDP) 的1%以上。

顯然, 日本尚未達到以大幅整軍經武、擴軍備戰來施行對外進攻和征服的進攻性現實主義政策的程度, 日本在耐心地逐步升級常規武器系統, 尚沒有顯示發展核武器的意圖, 通過平衡和對沖改善安全環境, 其安全政策確在擴展但力度有限。日本仍主要通過外部平衡——加強日美同盟, 來實現一種戰略均勢。東京歡迎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21世紀初對亞洲的戰略再平衡政策, 同時在2015年放鬆了對“集體自衛權”的法律約束, 以確保作為美國安全基石的可靠承諾。 日本的安全政策符合與美國進行軍事一體化和軍事技術聯合發展的需要, 未來的重點可能是導彈防禦行動等。日本的安全原則一直是繼續依靠美國的核保護傘來保護其戰略安全, 這意味著自衛隊只會被用於自衛。為了防範被美國放棄的風險, 日本正採取對沖行為, 已經擴大了與印度和澳大利亞的合作。與導彈防禦領域的“防禦性”類似, 防禦性現實主義被認為也適用於解釋日本越來越重視的網絡安全政策, 即日本的政策僅限於加強法律的行動, 而不是進行攻擊性行動。

相比之下, 進攻性現實主義在日本的政策設計中被認為幾乎沒有地位。美國海軍研究生院教授克里斯托弗·圖梅認為, 遂行制衡的聯盟實力、對對手在周邊地區的增長容忍度以及發展進攻性或防禦性戰略和能力的傾向, 這三個標準定義和描述了進攻性和防禦性現實主義的範圍和區別, 而從日本對軍事征服及獲取過多權力沒有什麼內在興趣、在防禦上投入相對數量的資源以抵消對手的進攻投入、自身的制衡努力不太可能導致對外造成惡性安全競爭等指標來衡量, 日本採取的安全戰略是一種“受限的制衡”, 防禦性現實主義邏輯更能解釋日本採取的安全政策的屬性和態勢。艾瑞克·伊斯利探討了戰後日本防衛姿態的變化軌跡, 並據此認為, 儘管媒體普遍誇大, 但安倍政府的任何政策, 包括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的努力, 都不是為征服亞洲, 而是使自衛隊合法化。如果其作為一項法律通過, 這一改變只會解決自衛隊的合憲性問題, 並不意味著日本會“發動進攻”。此外, 安倍政府並未試圖廢除防衛基本原則。如果日本想要像進攻性現實主義者所期望的那樣征服亞洲其他地區, 核武器和更多更大型的攻擊武器是必要的。儘管現在日本可以合法地行使集體自衛權, 但實施這一權利的條件是如此嚴格, 以至於其動員國防力量支持日本防衛之外的盟國行動幾乎是不可能的。艾文德·朗德認為, 安倍

3弱勢的自由主義範式及其對於現實主義的劣勢

隨著安倍大力推動自主強軍, 東北亞地緣政治環境震盪, 自由制度主義對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釋越發失去公信力和話語權, 而現實主義範式卻又佔據了不該主導的市場——斷定日本安全政策的調整是由於體系結構 (中國崛起等) 變化所致。兩大理論範式對相關解釋領域陣地的“一失一得”“一退一進”, 總體上也間接反映了日本安全政策變化的主流趨向。

(一) 自由主義範式未能主導對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釋

作為國際關係三大主流理論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 均以各自獨特的理論視角提出了相異的安全政策解釋或分析模式。但從前述可見, 自由主義尤其是自由制度主義幾乎沒有作為主流範式被用來解釋日本的安全政策。當然, 自由主義關注經貿、合作等國家間正常的交往主題, 本來就不大適合用來解釋主要國家行為體的現實安全政策, 並且自由主義理論的三個主要論點——經濟依賴和平論、民主和平論與國際制度和平論, 確實很難用來解釋日本的安全政策指向和特性。但是, 除此之外, 具體到日本這個國家, 仍有三點特殊的原因可察。

(1) 自由制度主義, 以主張多邊安全、合作安全、集體安全等模式為主, 只能解釋日本的“外圍”“非核心”安全政策。因為社民黨主張的“非武裝、聯合國安保”並沒有成為政府政策和現實事態而需要“理論解釋”。現實中, 日本的安全政策從起點依靠的就是日美同盟 (及其所帶來的廣義上的霸權格局及戰略均勢) 並一直為該同盟緊緊束縛, 並且, 與日本安全環境最直接相關的東北亞地緣政治形勢——號稱冷戰的“活化石”, 即便冷戰後也大體保持著之前的態勢。自由主義強調合作的可能性,認為國際社會成員可以通過建立規則和制度來達成合作, 而根據制度約束原則建立起來的安全制度模式可能是集體安全模式 (要求有組織的 有章可循的制度安排) 、多邊安全模式 (核心概念是多邊主義合作) , 但在日本所處的東北亞環境中這被認為是不現實的——這些模式僅停留在社民黨及左翼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主張中, 很難成為現實的政策選項。冷戰拉開帷幕後, 日本官方就不相信聯合國可以保障其安全, 而東北亞又缺乏歐洲那樣建立歐安會的條件。2018年日本公佈的新版《防衛計劃大綱》顯示, 安倍政府正大力加強“內部平衡”即自主強軍的力度和速度, 將安全保障的立足點儘量調整為依靠自主防衛以及日美同盟, 而不是持續或加深相信自由國際主義秩序的可靠性和未來走向。集體安全與多邊安全的建立和實施需要嚴格的前提條件、環境和機制, 自由制度主義及多邊主義合作安全不能成為日本的主體安全政策, 國際關係中的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也無法用來很好地解釋日本的安全政策———包括雖有緊密經濟聯繫和合作卻未能擁有良好對華安全關係的現狀。

(2) 從國際關係理論範式論爭的歷史來看, 任何一種理論流派的發展都建立在對已有理論流派的批判、繼承和超越的基礎之上, 並導致原本論爭激烈的流派之間產生理論的趨同。這同樣也體現在美國學界有關日本安全政策的研究上, 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之間發生著邊際重疊和互嵌。

首先, 國際關係理論早已呈現“新新趨同”的趨向, 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雙方在向著高度科學性努力的同時, 也在朝著理論趨同的方向發展。兩者在理性主義的理論假設、物質主義的世界觀、科學實證主義的認識論和體系理論的研究層次上都達到了相當程度的趨同。例如, 理查德·薩繆爾斯的早期著名論文《商業現實主義與日本的外交政策》,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闡釋了日本對外政策和安全戰略的特性, 認為日本的安全戰略手段並不符合新現實主義的理論預測, 儘管日本有能力形成大量軍事力量, 但日本並沒有廣泛呼籲將其經濟實力轉變為軍事力量;日本的外交政策中, 軍事安全的最大化經常相較追求技術經濟安全利益處於次要地位, 不是長期以來旨在提高國家綜合實力的大戰略的主要焦點。 從商業、技術、經濟合作等因素看, 這種商業現實主義已帶有自由制度主義論的某些特徵。其次, 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在拓展自己理論空間的同時, 在構建全球治理理論和對人類和諧的基本信仰內核上也有趨同或融合的趨勢。畢竟, 建構主義者也認為, 安全的制度性合作也需要通過對話和文化交流推動的價值觀的社會建構, 需要建立在共同的準則和規範基礎上。建構主義者伯格針對小泉政權之後日本明顯變化的安全政策, 在發現建構主義很難全面揭示日本對外戰略時, 也微調了他之前的立場, 提出了“自由主義的適應性國家”的新概念, 將社會建構主義與自由主義進行了嫁接。伯格在兩者之間自由切換的事實本身, 也說明建構主義和自由主義範式有相互操作的可能。

(3) 自由制度主義運用於非主流政策、外圍場域的日本安全政策, 主要體現在國際安全保障領域。日本在保持對美聯盟在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地位的同時, 還恢復了與聯合國和東盟地區論壇等國際與地區組織的關係, 日本的主體安全政策是現實主義的, 但局部和外圍政策包含了某些自由主義的元素。自由主義主張不熱衷鬥爭, 期望日本通過組織、貿易和投資, 以及促進民主制度, 尋求和平解決問題與安全保障。

首先, 在廣義的國際安全保障上, 日本不吝於投資自由秩序構建、全球治理和國際維和活動等。日本的對外政策包含了國關學者在自由主義元素中看到的東西, 因為它促進了西方民主制度、經濟相互依賴和區域組織的理想, 表現出更深層次的安全考慮。例如, 特朗普欲“放棄”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日本則竭力成為維護區域合作機制的關鍵力量, 將經濟自由主義與區域制度主義相結合, 積極幫助重建國際自由主義秩序。自由主義是關於合作與繁榮的子理論的集合, 認為即使在無政府狀態下, 民族國家也可以在民主與制度的保障下維持和平, 保持高度的經濟相互依賴。長期以來, 日本一直將國際機構和機制作為促進國家利益和安全保障的工具。日本與全球很多國家和多邊企業建立了經濟相互依賴的基礎, 為解決全球治理及非傳統安全問題採取了種種激勵措施。

其次, 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制定中清晰的模式是, 現實主義思想確實主宰了其主體安全政策以及東北亞地緣經略, 但隨著地理重心進一步向東南亞和南亞轉移, 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制定中, 現實主義日益得到補充甚至被經濟自由主義和區域制度主義所超越———在廣域的安全保障 (與離日本的距離成正相關) 上不乏自由制度主義的傾向。日本在亞非地區積極提供公共安全產品、推動多邊安全合作, 表明日本現實主義的平衡政策很大程度上與東北亞地緣政治有關, 而在東南亞和南亞等則更注重自由主義制度建設、貿易促進以及安全合作等。大量的學術研究證明, 日本即使不是亞洲地區主義的推動者, 也是一個積極的成員。例如, 日本一直積極參與亞太經合組織、東盟與中日韓機制、東盟地區論壇等地區組織, 它對經濟區域主義的重視, 部分是基於選擇性地利用這些組織作為通過區域經濟合作來促進安全議程的手段。伯格認為, 日本試圖“為建立一個更自由的亞洲地區和國際秩序做出貢獻”, 並從這個角度將日本稱為一個“自由主義的適應性國家”。

(二) 現實主義邏輯主導對中日安全關係的解釋

當前, 美國學界的對日研究中流行的一個趨勢是, 按照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理論, 推導並解釋結構壓力 (中國崛起) 及其引發的地緣威脅認知對日本安全政策變化造成決定性影響。日本對華安全政策的核心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均勢與制衡模式。在現實主義看來, 均勢即國家通過自身或聯盟的力量來制衡現實的或潛在的對手, 使有關各方的力量對比處於均衡狀態, 從而在客觀上達到維護本國安全的目的。建立和維持均勢主要通過結盟、入夥和軍備競賽等途徑, 而這大都集中於傳統安全領域和軍事領域。因此, 中日安全關係作為現實主義理論的解釋試驗場, 正受到越來越多的

儘管中日緊密的經濟關係符合自由主義對相互依賴和制度的論述, 但越來越多的文獻以現實主義的邏輯指出, 安倍政府利用均勢和制衡手段——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措施來應對中國崛起尤其軍事發展帶來的挑戰, 日本的思維模式主要是務實地使用物質力量來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衝擊。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肯特·考爾德很早就預示中國崛起將引發中日爭奪地區領導地位的競賽, 新的安全困境將促使日本做出安全政策的改變。薩繆爾斯在21世紀初期一度表明, 日本的大戰略已經演變為對沖各種突發事件的可能性, 以“金髮女郎”共識採取“離中國和美國都不太遠”的政策, 適應中國的崛起以加深經濟聯繫, 在美中之間保持戰略靈活性。但是, 近年, 薩繆爾斯棄用了這種“平衡立場”, 建議日本為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結構和均勢變化, 應提升自主防衛能力並利用同盟潛力, 實施“積極拒止”戰略, 以加強防範和制衡中國。

克里斯托弗·休斯雖然不斷批評“安倍主義”, 認為日本安保政策改革可能引發惡果, 但也承認安倍

在安倍任期內, 中日關係圍繞一系列被希拉·史密斯視為雙方利益核心的政治問題而發展、演變。這些問題包括領土爭端、歷史認識分歧、軍事現代化以及隨之而來的雙方政治交鋒。史密斯認為, 日本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反映了其對華政策的逐步演變。中國崛起的壓力有可能成為日本安全政策轉變的主要動因。鄰國的軍事實力而不是美國的可靠性最終或將決定日本的重新武裝。邁克·格林認為中國的“脅迫”將損害美日同盟的可信度, 並導致日本採取更明顯的防範措施。 古賀圭在兩部長篇論文中表示, 在面對東亞權力轉移和中國風險時, 安倍

“70後”及“80後”的一代學者也持有類似觀點。黎雅澹就認為日益惡化的地緣環境是推動安倍2012年重掌政權以來繼續推進並加快國防改革進程的突出因素, 安倍改革的目的是“應對日本安全面臨的日益惡化的威脅, 尤其是來自中國和朝鮮的威脅”。林德也是地緣威脅決定論的支持者, 認為中國日益增強的自信與在日本形成的認知正在改變日本的安全政策。萊昂內爾·法頓認為面對更加自信的中國和不確定的美國承諾, 日本的安全政策發生了巨大變化, 變得更加自主和更堅決地制衡中國。

4結語:對中國的日本研究界的啟示

從以上論述或許可以得到對中國的日本學界開展研究有益的三點啟示。

首先, 至少可以看到, 中國的學界尤其日本研究界對日本安全外交政策的研究, 總體上尚缺理論層次的創新與成果。日本研究的理論性境界可以分為三重:為了檢驗和發展國際政治理論而開展的日本研究;使用國際政治理論及方法論進行的日本研究, 具體到本文, 即是用理論來解釋日本安全政策的本質及變化, 從中找出邏輯性和規律性;打通特定國別研究 (日本) 與國際政治主流研究的隔膜以提升國別研究的學科性和學術性。從知網 (CNKI) 以“日本安全”“防衛”“軍事”“日美同盟”等關鍵詞檢索可知, 在總量龐大、多達數千篇的相關論文和文章中, 涉及上述三重境界的理論性成果和文獻寥寥無幾, 佔比大約2%—3%, 這與美歐相同領域的成果所佔比率相比, 無疑是非常低的。並且, 被國際學界接受並引用的理論性文獻以及做出的相應貢獻度也頗為不足。71這一局面顯然不利於中國學界有關日本研究的學科、學術和話語“三大體系”的構建, 亟須改觀和提升。

其次, 對美歐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理論原創性的成果及文獻進行批判性的吸收, 可以作為攻玉的一條路徑——即發揮其“他山之石”的作用。誠然, “三大理論可以休矣”, 但是在我們還沒有建立舉世公認的“東方範式”“中國學派”之前, 在對日本安全及外交問題的研究上, 對三大理論的批判性“拿來主義”即改良性再利用, 也是在特定階段的有益做法。從以上論述可知, 至少在“面”上, 以下對國關理論進行改良以利於更好地解釋日本安全政策的思路值得考慮和嘗試: (1) 現實主義有不同類型, 需要具體對待和區別利用; (2) 自由主義應分區域和層級 (東北亞、東南亞和國際) 加以運用; (3) 建構主義的運用要充分注意“進程”和“演化”, 以及變量尤其是中介變量定義的清晰化; (4) 中層理論有進一步利用的空間和價值, 特別是新古典現實主義方法等。

在具體的技術細節上, 從本文的經驗來看, 以下兩點或許值得關注和思考。 (1) 既有研究框架和方法論仍有進一步改進的空間。無論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還是建構主義, 每一種範式對日本安全問題的思考都存在著成就和缺失, 其設定都不能完全解釋國際安全現實中的全部問題, 也都不能全面反映日本正在形成的戰略。沒有一種單一的理論方法能對日本尤其是當前安倍

最後, 理論研究與現實分析並非截然可分, 重大理論研究往往與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與解決有著內在的聯繫。任何理論的力量都不在於直接與現實對接並指導現實, 不意味著理論有能力直接對現實發生作用, 理論與對策存在著巨大差異。但是, 理論用抽象的方式剝離具體雜亂的現實而得出結論性、指導性的提示, 對現實分析具有普遍意義上的戰略指導和宏觀預測功能。即便是頂級的國際關係理論大家卡贊斯坦, 也曾呼籲:“我們提倡問題驅動的研究, 而不是方法驅動的分析”。這表明學術界更有必要綜合運用理論路徑、制定有用的分析框架, 以便更好地瞭解日本這個東亞重要國家的安全政策演變軌跡。

美國學界關心、研究並論爭的日本安全政策議題, 也是中國學界矚目並試圖找到答案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運用理論解釋或預測安倍政府的安全政策走向是一項有益的實踐。本文的論述顯示, 建構主義範式的研究曾佔據優勢, 實現了對現實主義的一次否定。其後, 建構主義的解釋力變弱, 因為國內規範與反軍國主義認同被日本保守勢力常年侵蝕, 遭到極大削弱損毀, 而新現實主義範式逐漸興盛, 對建構主義曾經的範式優勢展開“否定之否定”的復權。同時, 自由制度主義與理想主義無法也無力主導解釋日本的安全政策,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 日本傳統安全保障的維繫之地——東北亞地緣政治情勢, 以及最重要的安全政策行為領域——對華政策及中日安全關係, 卻幾乎被現實主義的範式和邏輯的解釋所主導。這些重大理論動態的指向性, 似乎已表明, 美國學界相關研究的趨勢和成果, 傾向性地指示出日本安全政策正逐步地產生“復歸”現象。日本作為軍事大國, 終將復權?權力現實主義的魔咒仍在日本上空徘徊而揮之不去?這或許也是沃爾茲在長時段上對自己的涉日判斷產生“謎之自信”並在後期不再爭論的原因。（註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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