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志凌雲2819

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為什麼後面的朝代很難出現百家爭鳴了？

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可以回答一下，不過說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為何春秋戰國可以出現百家爭鳴。

春秋戰國之所以能出現百家爭鳴，和當時社會的大背景，是無法分割的，可以說時代造就了百家爭鳴，而百家爭鳴又反過來促進了時代的發展，二者相輔相成。

奴隸制的解體，促進了思想的解放。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紛爭，大混亂的時代，自古以來“大破便會有大立”，這時期奴隸制度的“破”，也正是為了新制度封建制的“立”所做準備。

現在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曉，是封建制取代了奴隸制，但是在當時而言，誰也不知道奴隸制之後的社會制度會是什麼樣，所以百家學說開始出現。

而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君主們，同樣不知道什麼樣的學說，能夠治理國家，能夠使國家強大，這就使得儒、墨、道、法、兵、名、陰陽等學說的爭奇鬥豔。

就思想而言，這段時期也是第一次大解放時期，被奴隸制禁錮的人們，逐漸掙脫制度的桎梏，以迎接新時代的到來。

法家出現最晚卻成為了治國思想。

百家爭鳴中，儒家和法家的爭鬥最為激烈，為了爭奪統治者的“寵愛”，進行了上千年的爭鬥，但是就春秋戰國而言，儒家學說是不適應時代發展的，而法家則順應了潮流。

百家學說中，法家的出現無疑是最晚的，這是因為不到布衣力量開始急劇膨脹的戰國時期，法家思想無法成行，各個諸侯國爭相的變法，也是以法家學說為基礎的。

如果您要問，變法究竟變得是什麼？表面上是革除舊貴族的世襲權力，實際上就是對於奴隸制的否定。

春秋戰國，戰亂不斷，只有採取君主專制，才能最大限度的集合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戰爭，所以從根源上講，誰以法家學術為根基進行的變法徹底，誰就能完成大一統，秦國做到了，所以最後它完成了統一。

從焚書坑儒到獨尊儒術。

秦朝建立之後，由於看到了法家學說的巨大威力，依然以法家為治國之道，但這也間接導致了秦朝的崩盤，因為法家學說，只適合戰爭年代。

在和平年代依然沿用法家學說，就會造成政令的苛刻，太史公司馬遷，就把秦朝的滅亡歸結為“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尤其是秦始皇時期進行的焚書坑儒，更是把法家思想推上了最高之位，隨之而來的就是其餘學說的沒落。

而到了西漢，劉邦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開始廣施仁政，但是其學說依然是以法家思想為主，但是漢武帝時期，法家的思想又露出了弊端，於是文韜武略的漢武帝實施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再次把儒家推到了治國的指導思想上。

飛魚說：

後世為何不能出現百家爭鳴，其實當國家完成了大一統之後，治國思想也隨之確定，疆域的一統，造就了治國思想上的統一。

無論是秦始皇崇尚法家，還是漢武帝推崇儒家，這都是說明了一個國家內，只能有一種主流的治國思想，其餘學說可以並存，但只能在文化領域找到存在的價值。

此外，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百家”，幾乎囊括了方方面面的學說，後世之人雖有創新，也只能在此基礎上，足見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對於後世的影響之深。

飛魚說史

要了解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得知道什麼是百家爭鳴。

簡要介紹一下：百家爭鳴是發生在古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間不同學派的湧現及各流派爭芳鬥豔的局面。

所謂“諸子百家”的“百”其實不是說有一百種思想和學派，而是一個虛詞，據歷史考據，百家主要的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次要的有陰陽家、雜家、名家、縱橫家、兵家、小說家等等。這場幾千年前的思想盛宴奠定了整個中華文化的基礎，對今天的後人還發揮著深刻的影響作用。

那個時代的思想者們思維活躍、揮斥方遒，或關心形而上的政治去討論君王應該如何治理天下，或把平生所學用於仕途攪動乾坤，或遁入逍遙遊的宇宙間不受六道束縛，留下了許多令人心馳神往的典故傳說。

當今人們極盡溢美之辭來表示對那個年代的神往，我們稱它為“黃金時代”、“軸心時代”，而讓人遺憾的是它是“空前”的，亦是“絕後”的，在此後的幾千年中我們再沒有看到異彩紛呈的局面，似乎這是一種遺憾。我們今天要問的是，為什麼百家爭鳴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這兩者之間有千絲萬縷的因果，我們必須同時討論，筆者在此斗膽做論，拋磚引玉。

1.為什麼百家爭鳴是“空前的”

首先我們要知道，不能僅僅盯著百家的政治主張，認為百家爭鳴就是不同的政見。百家爭鳴的底層邏輯是“不同的哲學”。比如儒家、道家、墨家，這三者的區別絕不僅是口號不同，他們背後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都大有區別，可以說百家爭鳴可以被當成一次依託政治的哲學爭辯。

我們知道，在百家爭鳴的時代之前，古中國文明已經發展了千年，已經發展出了相當高的人文水平。同一文化地理區域的人們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觀念，最終凝聚成有地域性、階級性的哲學。但直到百家爭鳴之前，古中國各地區之間的聯繫並不強，不同地區的卻沒有發生交流。

是歷史的軌跡的推進，讓人們的聯繫不斷加強，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終各不相讓形成了各自獨成一派的局面。

想象有一片廣袤的土地上許多不同的樹在生長，當某一天它們的樹冠都足夠大時，就必然觸碰到了彼此，產生交流。百家就是樹，而爭鳴就是在春秋戰國的大風中，樹木們的一次推搡。此前，樹都太小碰不到彼此，因此百家爭鳴的“空前性”是歷史的必然性。

2.為什麼百家爭鳴是“絕後的”

孔子說：這都怪禮崩樂壞，要克己復禮，趕緊恢復周初的舊禮，維護嚴格的等級制度，每個等級裡的人，都遵守自己的等級標準，不僭越，不逾矩，這樣天下就會太平。

老子說：這都怪當官的瞎折騰，勞民傷財，禍害百姓。當官的應該無為，百姓自然幸福。墨子說：這都怪人人都愛自己，不愛別人。人人都應該兼愛，愛別人就像愛自己一樣，天下無不美好。韓非子說：這都怪法律不嚴。應該嚴刑峻法，我看誰還敢搗亂？

列舉的這幾位，他們的設想、理念，單獨拎到拿到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可能他們發展了幾千年也提不出來，卻在古中國集齊了。

不得不說，這是人類史上最閃亮、最大量、最高密度的智慧光芒。

然而要知道，這些後人看來的智慧光芒，在當時人看來，確是混亂、無序、顛倒、悖逆。

為了解決周朝末年（也就是春秋戰國）的混亂，知識分子紛紛說出自己的解決方案以期改變世界——看上去製造了混亂的諸子百家，是為了解決混亂而生的。

從這一點而言，諸子百家就像練蠱練獒一樣，在拼殺試煉之後，必然會有一家脫穎而出成為王者，而其他的則退居二線甚至就此消失。這個脫穎而出的學說是誰不必多說，值得好奇的是為什麼後來它的地位再也沒被撼動過，這種現象讓我們本能地想起政治、哲學、話語權、統治等詞語。

儒家為什麼能穩居寶座兩千餘年，相信你有你的答案，而這具體是怎麼回事，則是另一個故事了。

鄧海春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則深奧，非專家不能說透。我作為一個普通打工者專業知識有限，恐不能做出準確答覆，只能簡單說兩句。

戰國時代，社會動盪不安，封國之間相互戰爭不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食不果腹，朝不保夕，日子過得相當悽慘。有志之士為天下蒼生，憂心忡忡，紛紛對社會朝何方向發展，提出自己主張。一時間，各種思潮紛紛湧現，道家，儒家，墨家，兵家，名家，法家，百家爭鳴，真可謂百花齊放，此時也是我國曆史上思想最活躍的時期。當然，各諸侯國也是根據自己國情各取所需，各自都多少從中受益。此時所產生的各種思潮，對中華民族民族性格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對後世歷代影響深遠，至今還廣為採納。

秦朝統一六國，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為統一思想，鞏固統治，決定對除法家以外的各家進行禁止，於是就有了“焚書坑儒”，此時天下之大，只有兵家獨大。

漢朝時，天下已定，民心思安，漢武帝對百家通盤考慮，決定採用董仲舒的獨尊儒術的策略，也是因為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入世“思想，最有利於統治。

自漢朝以後，以儒家思想為藍本的封建制度日趨完善，歷代只需要在此基礎上加以修補完善，就可確保政令暢通，政權穩定，當然不需另起爐灶了。

宋明以來，統治者在儒家學說基礎上更完善了理學制度，從此封建制度在中國最終定型，超越儒家以外的各種思潮包括西方的科技想要取代之，就更加絕無可能了！

美芹三獻

宋明儒和道教發展就是全球文明運動的東方諸子百家。文藝復興之後到德國古典哲學就是全球文明運動的西方諸子百家。東西方這兩部分諸子百家合起來是全球文明運動的百家爭鳴。比春秋戰國時範圍大。所以，尋常人不知道，或看不到這兩者之間的近代性文明的一體性和本質關係。

文明在運動在發展，一樣的或多數人很容易辨認的百家爭鳴是不能簡單重複的。這就象一株大樹，第一次開花結果的燦爛與豐碩的新鮮感是不可重複的，但是，以後的開花結果實際上在原來的枝條上長新枝發新葉結新果。所以，中華在春秋戰國以後，實際上文化在不斷展開。如漢朝後期發展了道教，佛教傳入中國。這意味著東方中國和印度文化在文流，中華在吸收消化印度文化，而有資料也說印度也從中國傳入了道教修煉，學習了中國數學、造紙術等。魏晉南北朝中國開始出現玄學，這是中國文化內部道儒的交融。其間，道教也初步發展成熟。佛教在譯介傳播。而科技方面，有劉徽、祖沖之數學發展，地理有裴秀的製圖六體、酈道元的《水經注》，農學則從漢代《氾勝之書》發展到《齊民要術》成書，鍊鋼技術從漢代炒鋼發展出綦毋懷文灌鋼法。

到唐朝，道教外丹達發展頂峰，向內丹轉變，呂洞賓開一代宗風，對宋元明道教有重大影響。而佛教中國化也於唐朝基本完成，禪宗六祖慧能一花開五葉，影響深遠。唐朝科技方面，則有三元方程，曲轅犁，孫思邈《千金方》，雕版印刷。到唐末，儒家對道教、佛教的仙佛文化氛圍從文化上開始作出反應，韓愈、李翱倡儒家原道復性，這個文化思想的後繼展開就是宋明儒學，宋元明道教與宋明儒學，我們就要說這個七百年左右的文化發展是全球文明運動的東方百家爭鳴了。為什麼呢？我們看一下歷史大邏輯。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在歷史上是什麼歷史次第下發生的？就是在夏商周這三個朝代序中____也是三時代序列中的最後一個朝代前期萌生時代基本文化因素，後期發生文化思想的大爆發。老子說三生萬物，或者說一個季節是三個月，第三個月向下一個季節過度了，所以第三朝代或第三個時代發生向下一個大時代過度的社會鉅變和文化爭鳴。

春秋戰國既是周朝的後期，也是夏商周三個朝代的結束，也是新時代的開始。所以，其間諸子百家爭鳴的文化也有時代承前啟後性質，百家爭鳴是周文化王官之學的裂變，也是應時代的發華。所以，春秋戰國在劃分時代上也可以與秦漢劃分在一起，構成分合一體，文化裂變、帝國統一一體。

那春秋戰國以後有幾個這樣的分合？到明末正好是三個。就是春秋戰國到秦漢，三國魏晉到隋唐，五代遼宋夏金到元明。這中間統一形態是一前一後、一短一長，前與短的秦、隋、元三朝是時代的過渡，後與長的漢、唐、明三朝是時代的文明正脈。我們可簡化對比，就是夏商周_漢唐明。就是周與宋明時代相對應。那麼，夏與秦漢尤其是漢對應，是新時代的體制形成。商與隋唐尤其是唐對應，是這個大時代體制的發展，又商文化崇拜鬼神比較嚴重，而唐文化雖然仍是用儒學科考，但時代比較崇仙佛，這種文化也可類。自然，周與宋元明尤其是明相對應。周產生文王、周公敬徳保民的人文思想，宋元明就產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思想，產生“敬天愛民”的思想，則宋元明就是產生儒家新人文主義的時代，為社會向下一個社會形態過渡而準備新文化。

那麼，宋元明時代道教、儒家等尤其儒家構成諸子百家嗎？可以說比春秋戰國時代豐富多彩著作宏豐，唯精粹未必可與春秋戰國比。春秋戰國據說當時有上百家學說，但是，後來總結也就是九流十家，為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陰陽家、名家、縱橫家、農家、雜家、小說家，未知為何不列舉兵家、醫家。

宋明時代道教、儒家，尤其是儒家分出很多學派出來。

不過，我們在說儒家之前還是應該瞭解一下道家、道教。唐代道家經典受到皇家尊崇，道德經、莊子、列子、文子分別被尊為《道德真經》、《南華真經》、《沖虛真經》、《通玄真經》。道教內丹修煉也有了重要發展，出現成玄英、李荃、司馬承禎、杜光庭、呂洞賓等重要人物。

但是，道教繁榮，分派眾多的時代在宋元明，形成正一道、全真道南北大格局。正一派，又稱正一教，是元代以後上清派、靈寶派、天師派、淨明派等符籙道派之總稱。正一派道士，以崇拜神仙，畫符唸咒，降妖驅鬼，祈福禳災為主。正一派有四大宗壇：江西龍虎山萬法宗壇、樟樹閣皂山靈寶宗壇、南昌逍遙山淨明宗壇、江蘇茅山上清宗壇。

道教全真派以內丹修煉為主，宋元時發展出北派、南派、中派，明代又出現東派，清代則有西派。全真道創道者王重道有七大弟子：馬鈺（號丹陽），譚處端（號長真），劉處玄（號長生），丘處機（號長春），王處一（號玉陽），郝大通（號廣寧），孫不二（號清靜），在王重陽仙化後分別開創遇仙派、南無派、隨山派、龍門派、崙山派、華山派、清靜派等七大派。

有人認為宋元時代道教已是高峰，大概也是以王重陽和七大弟子為主要標誌的。但明朝道教還有重要發展，除東派在明代有發展外，還有就是大名鼎鼎的張三丰。有學者認為張三丰是丹道修煉的集大成者。張三丰主張“福自我求，命自我造”。張三丰所創的道脈分枝彼繁，有王屋山邋遢派、三豐自然派、三豐派、三豐正宗自然派、日新派、蓬萊派、檀塔派、隱仙派、武當丹派、猶龍派等至少十七支。清代大儒朱仕豐評價張三丰說:“古今練道者無數，而得天地之造化者，張三丰也。”

諸子百家是周朝王官之學在春秋戰國應時代開出新枝葉，就象樹木長新枝開新葉一樣。那麼，後代文化再長新枝開新葉當然在老枝上長，所以說，道教分出這麼多宗派出來，不就是春秋戰國到漢代的道家、道教發展到宋元明時代開出眾多新枝新葉而文化燦爛嗎？而宋元明道教分派眾多地域廣泛，也顯然比春秋戰國道家與方仙枝繁葉茂。當然，宋元明這個時代儒學是時代人文主義代表。但是，我們必須瞭解一下道家、道教的後世展開，因為它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背景，又是對生命本真的重要探索，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大系，也是世界文化不可多得的可貴資源，尤其內丹。沒有道家、道教文化，人類對生命就缺乏重要的深層認知，對養生健康知識的瞭解也缺少深度。所以，說儒家宋元明開派之前要了解一下道家道教在這個時代的發展。

近代的重要特徵是文化的人文性。儒家當然是宋元明時代有人文精神的時代主導文化，是舊體中萌發新人文主義文化，為新時代奠基，推動社會向新時代轉變。從文化發展的特徵說，新儒家也極類似春秋戰國諸子文化。第一個特徵就是這個文化出現在第三時代，如上所述。第二個特徵就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從王官之學應時代開出來，而新儒學從漢代以後的官學儒學中應時代開出來。第三個特徵就是雖為官學，但卻新生於民間士人，春秋戰國諸子百家都有民間士人自由講學開立學派的性質，而宋儒承唐末道統論和書院學脈，而於宋明時代建立地域性學統，從而形成儒家這一漢代以後文化主幹開出來的文化新枝，形成宋明儒家諸子爭鳴。對於宋明儒學也有前人論述過其重要性，如民國有學者胡適說宋代新儒學是中國的第二次文藝復興，還有學者如陳寅恪說:“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不過，對於新儒學的近代意義，應該是沒人充分論述的。而與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時代序列可類性就沒有前人注意到了，好似也沒有人說宋明儒學統學派是全球文明運動的東方諸子爭鳴。這就是對宋元明時代文化與元明的文明擴散的全球意義注意不夠，理解不到位。

但實際上無論從展開的時間長度，還是學派分佈的廣闊，傳播的廣泛，以及對文明發展的影響，可以說宋明諸子與先秦諸子都是可以類比的。從時間長度說，先秦諸子從老子、孔子時代開始，到戰國基本結束了，三百多年，把漢初道家與儒家的競爭到尊儒也算上也只四百年左右吧。那麼，新儒學從陳摶到周敦頤為起始，到南宋為止已經有三百年左右了。可是，明代雖尊理學，新儒學卻並沒有結束，到明代中期又發展出心學高峰，之後又有實學。到明末實學已經是近七百年左右。如果把清代經學算上，那就更長了。不過，個人以為到明末清初實學思潮，整個新儒學真正的爭鳴算結束了，七百年！

宋明儒不僅展開時間長，學派分佈也更廣泛。從北宋宋初三先生和周敦頤濂學開始，到慶曆以後已經是“學統”四起，影響較大的區域性學統有，齊魯學統，孫復為代表；濂溪學統，周敦頤為代表，周是湖南人，並在湖南講學，又稱湖湘學統；蜀學學統，三蘇為代表；關中學統，張載為代表；洛學學統，二程為代表；浙學學統，胡瑗為代表，等等。到南宋，還有閩學學統，就是大名鼎鼎的朱熹為代表的學統；象山學統，就是陸九淵心學學統；浙江學統，金華學派經世致用，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陳亮、葉適為代表，事功學派。應該還可以再加上王安石新學，司馬光朔學。

明代初理學成為主導，明朝中期陽明心學大成，影響之大，以至於又開出七個分派。他們是:江右學派，代表人物聶豹、徐階，係指明代中後期江西一帶的王門後學。 南中王門學派，廣佈於“南方”的王守仁門人的一派。代表人物有戚賢、朱得之等。 粵閩王門學派，代表人物有方獻夫、薛侃等。方獻夫，字叔實，號西樵，少年中進士，官為吏部主事，遷員外郎。拜王守仁為師，為王門嶺南弟子的第一人。 北方王門學派，是明代陽明心學“王門七派”之一，以洛陽王學為北方王門的主力軍。此派學者在學宗陽明的基礎上多有發明，為陽明心學北移做出了巨大貢獻，一時蔚為北方大宗。

楚中王門學派，湖南一方的王守仁門人學派。代表人物有蔣信、冀元亨。 浙中王門學派，代表人物有錢德洪、王畿。 泰州學派，創始人是中國明代學者王艮，屬於陽明學派的分支，被稱為“左派王學”。其學說的特點是簡單易行，易於啟發市井小民、販夫走卒，極具平民色彩，故流傳甚遠。 異端分子李贄，李贄（1527—1602）明代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原姓林，名載贄。

心學之後實學興盛，實體達用，形上向形下發展，理論和天道性命向實用發展。實學從體方面論有實理實學、實心實用、實氣實學等，從用方面說有經世實學、實測實學、考據實學、啟蒙實學，等。學派有東林學派、顏李學派、梨洲學派，等。其中實測實學包含了匯通東西方科技的思想和實踐。它既包括中國傳統的古典科學，也包括從西歐輸入的西方近代科學；既包括天文、曆法、數學、音律，又包括地理、農業、水利、生物及各種技藝等多種學科。從事探索自然奧秘的各種科學研究，歸根到底，是為經世實學服務的，是經世致用的一種重要手段。經世實學、科技實學、啟蒙實學是儒家的外王，實際上把以中華文化為主的近代性文化的實用的學問初步展開了，為近代變革東西方匯通打下基礎。所以，到新文化運動時提出科學、民主口號實際上應上承明末實學。

在新儒學人文文化學風影響下，新儒諸子爭鳴的同時，也有其它學問得到發展。如邵雍先天學，以及與象數有關的其它門類。如兵學，宋代有武經總要，明朝有百戰奇略，有武備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這兩類可與先秦陰陽家和兵家相比較。

更重要的是，宋明時代科技明顯比春秋戰國諸子時代發展得門類眾多，分科細緻。我們能想起來的先秦自然科學與技術大體是天文、數學、醫學，以及墨家《墨經》中的力學、光學、幾何等，先秦有農家，但農學著作最早是漢代的《汜勝之書》。

但宋明時代，不僅數學發展水平高，有大數學家秦九韶、李冶、楊輝、朱世傑、程大位、王文素等；醫學分科開派，有金元四大家；天文歷算有楊忠輔、郭守敬。農學發展更成熟，宋代有陳旉《農書》，明朝有《農政全書》。

而且，宋明時代出現了新科技現象和門類，如綜合性科技著作《夢溪筆談》，如新的研究科目，法醫《洗冤集錄》，如百工門類遠多於《考工記》的《天工開物》，如軍事著作出現專論兵器製造的論述和火器專著，如建築學專著《營造法式》，如出現園藝著作《園冶》，如聲律有朱載堉十二平均律，等。

且隨著元明文明擴張，大明陳誠、鄭和等出使範圍的擴大，開闊視野的新地理和域外見聞著述出現了；與海洋物產有關的科學著作出現了；與海洋軍事活動有關的著作也出現了。

戰國有雜家，有以道家、儒家為主的融合性思想。明末清初也有了王夫之這樣的綜合性大思想家。

春秋戰國有小說家，但並不是後代的小說，而是雜記民間古事的學派。宋代有了話本，到明代小說成為時代代表性文學樣式。

只是名家、縱橫家未在這個時代有新發展。但是，顯然新儒學開出的學派和科技形成的新貌使宋明時代的百家爭鳴是名副其實的，也是有新時代文化意義的。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文化，直接影響是秦漢帝國，長遠影響是以後兩千年政治和文明，也為中華文化奠基。雖然宋明文化的百家爭鳴與春秋戰國的文化奠基意義不可比。但對中華元明的帝國化擴張與東方文明擴散是有重要文化意義的，對東方日韓的影響是有重要意義的，對中華走向近代是有基礎性意義的，而元明的擴張與明清東方文化西傳對西方的近代發展也是有重要意義的。所以，宋明時代以新儒學開枝散葉為主的文化爭鳴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後中國最重要的文化發展。

玄谷真人

春秋戰國時期是周王朝分封制結出的惡果，國家被分封成若干個諸侯國家，實際上春秋戰國時期，中原一個國家已分列成幾十個小國家。

各個國家為了在弱肉強食的時代能夠生存下來，採取了人才爭奪戰，一個國家能獲得一兩個奇才，這個國家就強大起來。

而當時的“士"，就是一些沒有資產的有學問，有智慧的人才。當時，有各種行業的士，有文士，如孔子孟子荀子;有武士，如墨子，孫臏等人;有隱士，如老子，莊子;有謀士，如商鞅，韓非子，李斯，有外交人士，如蘇秦，張儀;有名士，如公孫龍，惠施等人，這些人有的幫助這個國家，有的幫助那個國家，或者說，他為這個國家提出計策，君王又採納就到另一個國家。

秦國經歷幾代君王的苦心經營，得到到商鞅，蘇秦，李斯等一大批士的支持，最後打敗六國，統一天下。

從秦國開始，中國開始實行中國集權制，對地方實行郡縣制，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能統一的儘量統一，在統一思想時，採取了焚書坑儒的卑劣方式，留下了千古罵名，後來的漢朝皇帝，繼承了秦國的集權制，郡縣制的行政管理方式，漢武帝時期，採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理念，正式確立了儒家思想為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

這套管理國家的方式很好使，後來做皇帝的人都延續這一套方法。獨尊儒家，排斥其他思想，從此，中國就再也沒有出現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部了。

民國時代出現過一段時間，但很快就結束了。2019.3.23

飛飛貓說話

悲情出好詩，亂世出英雄！

周朝有較好的公辦教育體系，特別是基礎教育體系。《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就說明了當時的真實情況。″以官為師"，當官同時為人師表一一這種現在看起來仍然極其先進的政.教合一，以教養政，以政促教的公辦教育模式(在當今西方，政客出自教師，下野後繼續回鍋從教的情況十分普遍)，培養出大量高素質人口。這為日後的百家爭鳴提供了社會基礎。如果當時國人像後世那樣多文盲，無論怎樣都出不了諸子百家。

連年戰爭，使統治者顧不上禁錮思想和鉗制輿論，社會獲得充分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

群雄逐鹿，需要大量有真本事的人挑頭和協助一一容不得任何虛偽和花拳繡腿，這就為天下真人傑，提供了充分表現自己才能的爭鳴舞臺。

天下大亂，逼得人們不得不去思考許多問題，包括哲文科兵各方面的問題。而思想的劍鋒，直指天下怎治，國計民生怎樣經營的問題。

環境劇變引燃了精神世界大爆炸一一這就是百家爭鳴產生的原因。

後世因為巫儒孔二搞教育私有化，摧毀了周朝的教育國有化制度和體系，它發明的私塾教育，使教育碎片化，簡陋化，低俗化。在"夫子一個.童子幾人"的教育.文化三家村中，不可能培養出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再者，私塾高額的束脩也就是學費.節禮，把絕大多數人口也就是勞動人民擋在學校門口之外，而在一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不認字的文盲社會中，是很難誕生眾多博學大家的。

加之秦漢之後搞思想禁錮和政治專制，人們長期生活在巫儒之術的高壓之下，社會出現思想奴化萎化的斯德哥爾摩慣性，在這文化牢籠中，不可設想能培養出現獨成體系的思想領袖，學術導師。

正是這個原因，導致後世中華雖有五代十國那樣的亂象，卻再也難見百家爭鳴的文化盛景！

文刀沐子

百家爭鳴的時代，我們可以稱之為元典時代或者軸心時代（Axial Age ），這一時期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其所出現的宗教，哲學都有了很大的發展，並對後世影響深遠。
百家爭鳴

百家爭鳴所出現的社會大背景是封建社會向傳統社會過渡的時代，政治經濟領域發生深刻變化，針對社會大變革湧現了持不通政治主張的思想派別。其中最著名的有儒、墨、道、法、名、兵、陰陽等家。

雖然各家學說各有側重，但都針對當時社會問題，應對當時社會變革，不得不多說一句如今中華文明兼容幷包，其根源便來自於春秋，各家學說各有側重又相互學習，各自補充。

到了後世雖有亂世，思想依舊活躍，如魏晉南北朝的道教系統化，佛教和反佛鬥爭激烈，佛儒道三教開始出現合流，以及建安文學等，卻難以再現百家爭鳴的景象是一是因為傳統社會經過秦漢的沉澱已基本定型，沒有出現太大的社會轉型，二是社會過於混亂黑暗，佛道的盛行，思想方面更側重於消極避世，而不是尋求解決現實的政治主張。五代十國亦然，文化領域成就頗高，思想方面的建樹寥寥。

璋哥帶領的歷史一分隊

很大的可能是被統治階級利用或曲解變為傀儡，作為鞏固統治、管(yu)理(mei)國民的利器。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這時離夫子去世已過多年，對其思想的解讀是否準確？還是為了管(yu)理(mei)國民，統治階級對其思想另有曲解？有心人可以查一下(wen  ge )時期對待孔子的態度，以及當時發表的相關作品，如漫畫《孔老二罪惡的一生》，再對比一下現在滿世界建孔子學院的繁榮景象。只能說不同歷史時期，統治階級會對其觀點有不同的利用跟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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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以後朝代再難出現百家爭鳴的原因如下：

1，春秋戰國是從公元前770年的東周漢平王起，至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止，共548年。這段時間，周朝由鎬京遷都洛邑，史稱東周，諸候割據混戰不已，中央集權大大削弱，幾乎形同虛設。因此，提供了形成多種思想的寬鬆氛圍，於是一大批學有專長的智者爭相發文闡理，造就”百家爭鳴”局面，延續數百年的這種環境以後再難出現，也不可能“克隆”。

2，290年的“春秋無義戰”和250年的戰國各國大戰，這麼長時間的戰火紛飛，人民苦不堪言，強烈渴求生存的智慧；各國為爭霸，強烈渴求富國強兵的智慧。在這兩種“強烈渴求”催生下，諸子百家紛紛登場，如老子、孔子、莊子、孟孑、墨孑、荀孑、韓非子等，都爭想為社會開出濟世良方，就形成了“百家爭鳴”局面。而這種打了五百多年戰的時代，這兩種“強烈渴求”，後世再也未出現過，也是不可能複製的。

因為“春秋戰國”時代，形成的這兩個特點，因而形成了“百家爭鳴”。而以後朝代再未出現有這兩特點的年代，所以再難出現“百家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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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爭鳴的局面，需要深厚的文化基礎和政治共識。

春秋戰國時代，雖然周天子對諸侯國的控制能力極大的衰弱了，但中原文化的強大向心力卻愈發光明，不管諸子哪家，都是以中原文化為核心、載體來倡導自己的學說的。

這種對中原文化的信賴和熟練，是百家爭鳴的文化基礎。

同時，在周朝的政治制度不足以提供各諸侯國共同富裕/抵禦外侵的安全時，諸子百家的主張裡，也幾乎全部包含自強、自立的宗旨，無論是提供君侯麼稱霸還是提供百姓們更多在亂世裡富足的方法，最終都是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這種基於共同文化自信上的共同追求，是之前說的政治共識。

這就提供了當時各種人才可以在各國之間無障礙的流動，使得百家學說可以興盛壯大，百家主張都能在各地有或多或少的實踐機會。

這一點和文藝復興後、工業革命前的歐洲很相似——各國發展水平有差異，但對基督教文化/文明的內容有高度的共識，對藉助先進技術和先進理論/模式發展有共同的追求。

最關鍵的，是人才可以在各國之間的自由的流動，沒有自己的學術被母國之外的國家重視就算叛國的文化負擔，也沒有某人的能力被外國利用就是背叛的社會觀念束縛。

所以，以現代哲學為開端的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在歐洲的繁盛，可以看作是類似東方百家爭鳴局面的再次出現，因為它們有共同的社會基礎、文化共識，和近乎同樣的實踐效果。

這種局面往往不會在同一地方再次出現。

因為隨著各地區之間經濟、文化競爭的加劇，限制人才流動是最容易做到的事，而且從文化上建立人才壟斷的籬笆（如才不為國用即為叛國）是阻止異端文化、與主旋律不融的意識能成熟、壯大的最好辦法。

一個地區只能有一種強大的主旋律（如獨尊儒術）文化，所有人從思想意識上都只願為國效力而不是為全人類貢獻，那麼文明就從人才意識上實現了資源壟斷。

當這樣做的地區多了，競爭就會在君王圈的掌控下輪迴，百家爭鳴的變異式創新就再難有產生、發展、完善的機會了，更不用說得到驗證的場合環境。

幻想中華文明再出現百家爭鳴那種局面是不現實的（清末民初是最接近的時段，但勝出的模式無論紅白都是西方的理論）。

只有尊重現實、同時認真理解能促進創新式思維模式產生、發展、成熟的條件，才能更好的面對和善用能讓中國夢加速來到的各種新思維、新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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