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甲騎具裝重騎兵，即人甲和馬甲的合稱，是古代重裝騎兵的防護裝具。《宋史·儀衛志》：“甲騎，人鎧也；具裝，馬鎧也。”
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有給戰馬披上鎧甲的記載，如齊晉鞍之戰中，齊侯“不介馬而馳之”，意思就是齊侯還沒給馬披上鎧甲就衝出去了。
此外，著名的曾侯乙墓考古發現中，隨葬車馬坑的戰馬身上，就有皮製的甲冑。
東漢末年，隨著冶煉技術的發展，出現了百鍊鋼技術製造鎧甲，陳琳 《 武庫賦 》 中記：
“銷則東胡闕鞏，百鍊精剛，函師震旅，韋人制縫．元羽縹甲，灼檎流光”即是對這種鎧甲的描述。
漢末到三國的這段時間是我國鎧甲的大發展時期，我國鎧甲的主要類型基本均在此時期產生，例如筒袖鎧，明光鎧，鎖子甲，兩當鎧等等。
魏武《軍策令》曰：
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從三國到短暫的西晉之後，是大混亂的“五胡十六國”時期，當時南北雙方都有大量步兵，這使得衝陣作戰成為常態。
由於騎兵在衝擊步兵軍陣時，會受到密集的箭矢，以及密集的長矛，戰馬及騎士非常容易受傷，所以反過來迫使馬鎧成為一種非常必備的裝備——“甲騎具裝”也就應運而生。
2、
“八王之亂”中，騎士和戰馬都披鎧甲的“鐵騎”日益成為主力兵種，當時第一支投入戰爭的鐵騎軍隊，來自趙王司馬倫，史書記載這支軍隊“精甲曜日，鐵騎前驅”。
此後，“甲騎具裝”的使用越來越廣泛，如前趙皇帝劉曜“召公卿以下子弟有勇幹者為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
永嘉六年（312年）12月，王昌、阮豹進攻石勒的襄國，大敗，“枕屍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
進入南北朝對峙後，立國南方的東晉、宋齊梁陳等朝代，因為沒有戰馬來源，在軍隊建設上，都有一個致命的缺陷：缺乏騎兵。
所以戰爭模式就演變成了：北方政權的優勢騎兵VS南方政權的重裝步兵。
既然要面對南方政權眾多的重裝步兵，北朝對“披堅執銳衝堅陣”的具裝鐵騎需求也就更高，北魏孝文帝親征南朝的時候，給南齊印象最深的就是魏軍“鐵騎為群，前後相接”的盛大場面。
不過，更加可怕的還是具裝重騎兵對步兵軍陣背後衝擊時，那一錘定音的可怕力量。
如北魏將領韋珍面對南朝將領苟元賓，後者“據淮逆拒”，結果“韋珍乃分遣鐵馬，於上流潛渡，親率步士與賊對接。旗鼓始交，甲騎奄至，腹背奮擊，破之”。
《隋書》載隋煬帝徵高句麗，派出騎兵24軍，每軍騎40隊。十隊為團，一團皆青絲明光甲，二團絳絲連朱犀甲，三團白絲連明光甲，四團烏絲連玄犀甲。
整個遠征軍擁有96000具裝騎兵之多！
3、
英國軍事史學家富勒指出，騎兵的“王牌為速度和時間，而不是打擊力”。
“甲騎具裝”裝備的沉重的具裝鎧甲雖然加強了防護力，卻偏偏減弱了騎兵的機動性！
據考古發現，一件完整的鐵具裝約重40至50公斤，特製的重鎧可達100公斤。又據《宋史》載，南宋初年一領鐵甲的重量是45至50斤（約26.86-29.84公斤）。戰馬馱載的人甲和馬具裝的重量至少有66-80公斤，最重者可達130公斤。
很顯然，騎兵不會在整個行軍與戰鬥中，始終端坐在披掛全具裝馬鎧的戰馬身上，這會讓坐騎在真正需要強力衝鋒的場合精疲力竭。
騎兵為節省馬力，往往有這樣幾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靠更換備用戰馬。往往是一匹戰馬披掛具裝鎧，而另一匹備用馬則不披，一些遊牧民族或優良馬匹較為豐富的定居民族往往這麼做。
第二種方式則是步行與步兵一同前進。
第三種就是將馬鎧放置在輜重隊中，待需要的場合再對馬鎧進行安裝。
如果是第三種行軍運輸方式，而隨從或者後勤人員過少，甚至是沒有隨從的情況下，“組合”式馬鎧相對是不太實用的，難以應對突發性戰鬥，戰鬥準備時間也過長。但如果擁有較多隨從或後勤人員的同時工作下，“組合”式馬鎧的安裝或脫卸會更快。
根據記載，中國的運載馬鎧方式就是第三種，但無論哪一種方式，都會不同程度降低軍隊的機動性。
此外，重鎧增加了戰馬的負擔，使其過早疲倦，影響奔跑，這個弱點在交戰雙方分別為騎兵和步兵的情況下，並不明顯。
但當雙方都是騎兵時，比拼的是機動性，馬鎧對戰馬速度的制約，就會成為致命的因素。
公元7世紀前後，從西亞、北非到東亞，重騎兵都面臨著輕騎兵的挑戰，在西亞，北非，阿拉伯輕騎兵擊敗了波斯和拜占庭的重騎兵，在中亞，新興的突厥輕騎兵擊敗了隋的重騎。
《隋書·楊素傳》中記載，隋軍與突厥交戰時，“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輿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這說明隋軍的甲騎具裝重騎兵雖然對付步兵有很大優勢，但很難單獨抵擋突厥騎兵的機動靈活進攻。
617年，李淵起兵於太原，西取關中，隋將“桑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襲唐軍，唐軍初戰不利，“諸軍多已奔退”。
此時，率部眾隨唐軍出征的西突厥特勤史大柰“將數百騎出顯和後”，發揮機動靈活輕騎兵速度優勢繞到隋軍陣後，擊敗了防護力強但機動性差的甲騎具裝。
正如一戰期間的塹壕和鐵絲網催生了坦克一樣，隋唐與突厥等遊牧民族的戰爭，再次促使中原王朝的軍事思想發生變化，那就是更加重視軍隊的機動性。
如唐代名將李靖就一再強調指出，“用兵上神，戰貴其速”。
李靖本人在用兵時，就非常善於發揮騎兵速度大範圍機動突擊，如貞觀四年（630年），他率軍進攻東突厥，趁其不備，突然以三千騎兵“夜襲定襄”，大破突厥。
不久，又趁唐儉等前往突厥牙帳撫慰時，“選精騎一萬，賚二十日糧往襲之”，從而一舉殲滅突厥主力。
所以，當敵人發生改變後，原先主要對付步兵的甲騎具裝變得越來越華而不實，這是它退出歷史舞臺的第一個原因。
4、
導致隋唐之際甲騎具裝退出歷史舞臺，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步兵武器的發展。
唐代裝備了大量的破甲箭，除了一般的弩箭以外，還有一次可以發射七支鐵羽箭的車弩，射程可達700步！
車弩可以裝在兵車、戰船、城牆等處使用，對騎兵形成了強大的威懾力。
不僅如此，唐朝軍隊還實現了弓弩的普遍裝備，除了每個戰兵都有弓外，裝備弩的比例達到了20%，專職弓弩手的比例也達到了戰兵的30%。
唐代還出現了由斬馬劍發展而來的陌刀。
陌刀兩面有刃，全長一丈，重15斤，據《太白經》記載，唐代一軍中戰兵為12500人，配備陌刀2500口。
隋唐之際的戰斧也有較大改進，刃部加寬，柄卻減短，砍殺效能相當之猛烈。
相比之下，甲騎具裝鎧的防護面積雖大，馬腿卻難以防護，雖然弓弩難以射中馬腿，陌刀卻正可以砍馬腿。
這樣一來，馬身著甲再多，也無濟於事了。
這種單打獨鬥只存在想象中
誠然，步兵以陌刀對陣重騎兵風險極大，一擊不中敵騎已至身前。但考慮到重騎兵高昂的成本，用每天吃糧比人多十幾倍的馬、需要熟練訓練才成的一名騎士以及打造精良的鎧甲，去換幾個敵軍步兵的性命，這買賣無論如何都是不合算的——而這對於“甲騎具裝”的存在，簡直如同釜底抽薪。
隋唐之際，步兵用於對付騎兵的另一大利器，長矛也得到了長足進步。唐代稱矛為槍，每個戰兵配備一杆，由於冶煉技術的進步，比起前代的矛更容易洞穿鎧甲。
突厥人使用的長矛，每個稜上都有一個專門用於刺穿鎧甲的窄翼，這都使得甲騎具裝的威力相對下降。
5
隋唐之際，對中原王朝造成威脅最大的就是崛起於塞北的突厥帝國。
突厥軍隊最大的特點就是機動性極強，《新唐書》中如此描述突厥騎兵，
“突厥眾不敵唐百分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強則進取，弱則適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 ”
正因為此，唐朝騎兵在訓練、戰術、戰略等方面都深受突厥影響，從而導致盛行於南北朝期間的甲騎具裝逐漸走向衰落。
1972年，在陪葬乾陵的唐懿德太子李重潤墓中出土了千餘件造型各異的騎兵俑，其中一批保存完好，色澤豔麗，騎士身穿鎧甲，駿馬面簾貼金，通身彩繪，披掛鎧甲。
這是目前所見數量最多，等級最高，保存最完整的一批唐代甲騎具裝俑。
根據《新唐書·儀衛制》記載，
“次外鐵甲佽飛二十四人，帶弓箭、橫刀，甲騎具裝，分左右廂，皆六重， 以屬步甲隊。”又“次左右驍衛郎將各一人，(各領翊衛二十八人，甲騎具裝，執副仗槊，在散手外，均布曲折至後門。”
結合考古發現，可以證明甲騎具裝雖然退出了戰場，但依然保留在唐代騎兵建制中，被唐代帝王用以彰顯氣勢、顯示豪華和代表威儀。
遼金兩宋期間，“甲騎具裝”一度迴光返照。南宋將領的總結，金人有四長：騎兵，堅忍，重甲，弓矢。
女真騎兵的重甲可以用密不透風來形容，而輕甲也把身體大部分區域都護住了。按一些宋朝官員記載，女真騎兵防護差的也是能夠用皮甲護住膝蓋以上。
而且女真騎兵還會下馬步戰，把重騎兵變成重步兵方陣。比如完顏宗弼至江寧時，派遣阿里、蒲盧渾先到達杭州。在離杭州十餘里地方，金軍與二千宋軍相遇，阿里下令騎兵下馬步戰，結果宋軍被擊敗，乃至全軍覆沒。
但畢竟中原軍隊早在幾百年前就總結出了步兵應對重甲騎兵的戰法，在建炎元年（1130年）的建康之戰中，宋軍就繳獲了金兵馬甲293副。金軍“堵牆而進”的“鐵浮圖”更是在順昌、穎昌兩戰中遭到宋軍步兵陌刀戰法的致命打擊，隨後再不見諸史籍。
繼遼、金後興起的蒙古騎兵中的大多數甚至是騎手也不披甲的輕騎兵。即使是蒙古軍中的“重騎兵”，也只是給馬披上皮革甲冑而已，與“甲騎具裝”實在不能同日而語。
明代以後，當歐洲騎兵披掛上板甲，再次向重裝化發展的時候，中國的冶煉技術卻越來越落後，盔甲也越來越輕。
甲騎具裝這樣的場景，也就只能一去不復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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