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導演王翀:我想去反抗

戲劇導演王翀:我想去反抗



採訪:阿鍾、雅婷


烏鎮戲劇節已經辦到了第七屆,這是導演王翀第三次被邀請參加。今年,他關注移民題材的戲劇作品《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到何處去2.0》被放在了特邀劇目單元。如果算上 2016 年他的作品《大先生》在烏鎮的試演,這是他帶給烏鎮的第 4 個作品。

這次數是有點多了,王翀說他算了一下,4 個,僅次於孟京輝。

能帶著自己的戲劇參加烏鎮戲劇節對創作者來說是一種鼓舞和認可。作為戲劇節最受關注的單元,特邀劇目每年會從中國大陸導演中邀請 10 位左右來烏鎮演出,作為代表中國大陸的 1/10,這份關注分量並不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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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是保羅·高更的一幅布面油畫,完成於189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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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油畫的背景是高更生活了多年、位於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島。1891 年,決心從證券轉行去搞藝術的高更來到這座與世隔絕的小島上,開始畫畫,他在這裡度過了自己大部分的創作時間。

塔希提島把他與文明社會隔絕開來,也把他與家人隔絕開來,於創作來說大概是伊甸園一般的存在,但親情的牽絆並不會因為距離消散,兒女相繼離世給了被病痛困擾的高更致命打擊。一片灰暗中,他在塔希提島上嘗試要了結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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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高更)


自殺失敗了,保羅·高更還活著,還在這座島上,他重新提起畫筆完成了這幅對“塔希提原始而質樸的生活印象”,畫面上從嬰兒、青年、老婦到貓、狗、黑山羊等各種動物,是生活印象也是生命旅程。

王翀在烏鎮演出的作品《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到何處去2.0》跟高更這幅畫作的聯繫很容易就能發現,名字、海報、劇作探討的生存空間......但更多的是這些表象和意涵之外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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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2.0》是“聚合體——與中國相關的移民研究項目”展覽邀約作品之一,也因此這個作品的形式跟我們熟悉的戲劇作品不太相同。

《我們從2.0》以疣豬、煞蚊、海龜和斯諾登的“移民之路”為背景設置了四條故事線,請來演員王學兵和王小歡進行聲音演出,正式演出時觀眾將戴上耳機以第一視角體驗這些遷移路線。在北京歌德學院演出時,每場只有四個觀眾,某種程度上,觀眾也就是演員。

觀眾極少這件事已經成了這幾年王翀作品的標誌之一,另外一大標誌就是他的作品大都以《XXX 2.0》來命名。

《群鬼2.0》、《雷雨2.0》、《茶館2.0》、《樣板戲2.0》......2.0 是他對這些劇作的全新解讀,在王翀眼裡,藝術並不是無法超越的,把劇作稱為經典一演再演,實際上也是“陳舊”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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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把經典擺入殿堂實在是沒太大興趣。王翀曾和朋友一起發起新浪潮戲劇,“在海水中重建這個世界”,在他看來,戲劇應該是當下的、鮮活的、與社會現實共生的,也因此他的作品常常是對這個時代的某些症狀做出的反應。

這些作品套著老劇作的殼,但內裡是王翀填進去的新內核,這種 “2.0 氣質”從他第一部戲就開始出現。在夏威夷大學學戲劇的第二年,王翀導演了實驗作品《哈姆雷特主義》,他在給觀眾的提示裡告知大家“看這出戏一定要保持開放的心態”。

跟大家耳熟能詳的莎翁經典可能不太一樣,在《哈姆雷特主義》裡,王翀拼湊《哈姆雷特》的一些片段,用來討論原始文本之外的內容:性別政治、戰爭、戲劇的本質、全球化浪潮、高科技帶來的人際疏離......

這出戏跟“經典作品”完全扯不上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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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頭看,王翀覺得《哈姆雷特主義》“極度幼稚”,但當時這部戲還是引發了很大關注。夏威夷當地最大的報紙在劇評欄目寫了長長一篇,從頭到尾都在批評,王翀沒太讀懂,想到這是專業領域的關注,又覺得自己做的這件事很有意義。

《哈姆雷特主義》堅定了他在戲劇方面的探索,不僅是形式上,尤其堅定了這種對當下、社會現實關注的戲劇方向。王翀擅長用各類文本——不管是自己寫就的還是大家們的經典名作,排出一臺為他的想法服務的戲劇作品。

這些作品的議題大半都有強烈的社會關懷還有某種政治表達:《陰道獨白》、《中央公園西路》、《雷雨2.0》都著重在關注男權政治下的女性命運;《群鬼2.0》把易卜生的原作移植到了國內的官二代家庭語境;《茶館2.0》轉而討論教育,是一系列社會新聞的集合,即使是那臺關於魯迅生平的《大先生》,其實字字說的都是中國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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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鬼2.0》)


這種持續不斷對於“社會可以變化,可以變得更好”的思考成為了推動王翀戲劇生涯的主要動力,“不能止步於當下,必須朝著更理想的社會目標或者個人目標去演進。”也因此在某些時候他的作品裡還會帶上憤怒的底色。

在王翀看來這種思考是人人都該有的,“這應該是任何一個知識分子、任何一個上過學的人一個基本思維方式,都別說大學,上過中學的就應該有這種方式。”

以王翀的個人經歷來講,他身上固然有80後那一代憂國憂民的傾向,但這種對理想社會的嚮往很大程度上成型於在北大法學院學習的那幾年。在前往夏威夷大學轉學戲劇之前,王翀在北大修雙學位,法學是主要方向,在這門學科裡,課堂上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如何用法律的角度去批判社會,從而讓它變得更好。”

但大學四年他花了大部分時間泡在戲劇和電影裡,田沁鑫、李六乙、北京人藝、大學生戲劇節......甚至宰相劉羅鍋的京劇、日本的歌舞伎、中央芭蕾舞團的演出......平均下來幾乎每天都有一場演出或電影。

偶爾王翀也在一些工作坊裡學學戲,整個大學生涯裡他跟戲劇產生了密集的聯繫,但卻沒有加入聲名在外的北大戲劇社。北大劇社由英達創立,人才輩出,為戲劇圈輸送了諸多創作者,至今依然是大學劇社裡標杆一樣的存在。

對戲劇人來說,參加大學劇社、考中戲研究生、進入這個行業,這是一條職業化的道路,但王翀走了另一條路。

整個大學四年他看戲、演戲,還跑去給林兆華當過一段時間的助理,做整理資料的工作。在那段時間裡,他最貼近戲劇的“正規”方式大概就是跑去參加林兆華的北大戲劇研修班,結業的時候大家一起排了《櫻桃園》,王翀在裡面演那個被遺忘在園裡的老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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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林兆華導演相處的這段時間對王翀最終決定踏入戲劇領域確有影響,在他們對戲劇的批評裡,他意識到有那麼多戲其實都是在重複,做同樣的內容,講相同的事,“就是因為戲劇太差了,既然這麼差,那可能我做的都比他們做的好。”

帶著《哈姆雷特主義》回國後,王翀在大學生戲劇節、孟京輝主辦的青年戲劇節上嶄露頭角,《阿拉伯之夜》、《電之驛站》、《陰道獨白》等作品在國內外的巡演都有不錯的反響。有了票房、獎項的認可、前輩鼓勵,王翀的戲劇之路逐漸順暢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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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評論者李靜編劇的《大先生》原本是寫給林兆華導演的,擬定濮存昕出演,最後落到王翀肩上的時候,已經是改過6次的版本了。

09 年初,導演林兆華想排演一部關於魯迅的話劇,一圈商討周折後,李靜接下了寫劇本的任務。劇本改過三稿,林兆華終於點頭“可以排了”,但遲遲沒有動作,李靜想可能是這本子跟導演磁場不合。

13 年初完成全劇修訂的《大先生》在《天涯》雜誌上發表,次年就獲得了“老舍文學獎”,陳丹青看到這個本子後把它推薦給了烏鎮戲劇節的主辦單位,他們決定邀請王翀來執導這出戏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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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京報》的採訪裡,王翀表示為了配合《大先生》“意識流的詩化文本”,他採用傀儡戲和即時影像結合的方法來呈現魯迅這個“意識形態的戰場”。

《大先生》對王翀來說是一次頗為重要的嘗試,此前他長期活躍在小劇場,也極少觸碰國內的原創劇作,而這臺戲不僅有觀眾體量的升級,劇本獲獎還拿下了國家基金,投資方文化烏鎮也十分配合,讓創作人員去臺灣專門學習傀儡戲。

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2016 年《大先生》在北京首演後就進入了巡演階段,原計劃演出 40 場,但演過 9 場後,《大先生》被緊急叫停了。

在王翀看來,這本是十年一遇的劇本,飾演魯迅的趙立新也給出了足夠精彩的表演,“天時地利人和,它也沒有浪費機會抵達了那個地方,但是說停就停了。”這件事帶給王翀的影響有點像創傷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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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審查被迫改道他不是第一次遇到,但《大先生》帶給他的刺激把此前的障礙都重新擺在了面前,王翀那種較勁的勁頭突然就起來了。

“既然正面強攻已經感受到了玻璃天花板,那我們就只能退到另外一個領域裡,所以才有了《茶館2.0》。”《茶館2.0》依然使用了《茶館》的文本,但整體內容變成當下校園中發生的一些事,王翀聯繫到北師大二附中,演員就是學生,觀眾人數每場限制1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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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館2.0》不用通過審查,王翀得以放開手腳,戲劇的節目單是一張“查報”,上面印著真實的新聞案例:XX市有四千未成年人被強制戒毒、XX省一中學變成了夜總會、XX職業技術學院三陪事件......

王翀不使用社交網絡,還把自己家弄成了“停電亭”,在裡面隔絕所有電子產品,他的信息來源都通過朋友們的篩選告知。在這樣的情況下,王翀反而能有更多個人理解和觀察,學校會崩潰、教育也會崩潰,這明明是正在發生的事,卻有很多人選擇視而不見。

《茶館2.0》之後,王翀有了新的思路,戲劇審查固然限制創作,但與此同時也能帶來很多動力,“就是這種‘憑什麼’的動力,它能帶來一些靈感,甚至它塑造了我們的很多藝術手法。”

這之後,王翀的作品逐漸往“小”裡走,到了現在去烏鎮的《我們從2.0》就是隻限4名觀眾的“極小劇場”,明年王翀計劃做一個只限1名觀眾的演出,還會在墨爾本做一個講座式演出,自編自導自演,主題就是自由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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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把觀眾限流最直接的就是影響力受限,但王翀不太在意,他相信好的作品一定有被記住的可能,更重要的是,限制觀眾人數只是一種形式上的變化,在這個系列還是未來的創作裡儘量不落入窠臼才是王翀當前思考最多的問題。

到今年為止王翀進行戲劇創作已經有十多年了,失去革新的意圖和動力是他最擔心的事情,在他的世界觀裡,“凡是藝術都應該有這種需求,自我警醒,能夠看到時代看不見的東西,提出大多數人沒有想出的問題,這是整個藝術都應該賦予自己的一個使命。”

這個使命與王翀的個人理念高度一致,戲劇得以與他長期共存,他追求的、需要對抗的,很多都跟這份職業重合了:個人危機就是創作危機,在劇作上的革新突破就是避免自己固步自封。

王翀很慶幸,自己從來沒有過“活明白”的感覺,“在變化這麼野的一個時代,我們有無數的東西是不知道的。連過去的很多事我們都不知道,你怎麼可能活明白。”在他看來,如果活明白了,也就離完蛋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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