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信義，講道理，日本人佩服周總理
筆者在上期“自由談”（《南方週末》10月14日文章，《給日本來點軟實力》）中話道：“其實中國和日本有著文化淵源的共通性，對日外交，中國人應該有一些美國人不具備的優勢。”這一點，在1972年9月的中日建交談判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到最後一場談判，聯合聲明文字已經敲定，雙方主要談文字之外的默契。聯合聲明並未明言日本與臺灣斷交，中方擔心日本政府拖延，或以某種形式讓臺灣繼續保留官方機構。日本方面擔心的則是，中國政府會不會輸出革命，駐日使領館會不會成為日本左派武裝團體的後勤部。當時，受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一批自稱“赤軍”的左派年青人在日本搞武裝革命，多次與警察槍戰，並製造爆炸事件。在這互有疑慮的氣氛中，周總理慷慨地說：我們重建邦交，首先要講信義，中國有句古話，“言必信，行必果”。周總理當場寫下這六個漢字，交給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田中立即說：日本也有同樣的話，“信為萬事之本”。他也用漢字寫下這句話，交給周總理。
這在古人那裡，幾乎就是歃血為盟了。歃血之後就是兄弟，共赴湯鑊在所不辭。用《三國演義》裡劉備的話說起來，甚至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現代人當然不至如此，但對周總理那一代，這仍然是非常嚴重的事情。至少這是一張見券即兌的字據：若有食言情事，你拿這張紙條來，唯我周恩來是問！
換了對面是美國人，效果就不會這麼好。美國人可能要求寫下具體保證事項。但日本人也是讀《三國演義》的，與中國人有著文化淵源的共通性，所以田中心領神會，當下作出對等反應。事後，雙方也確實遵守了默契。日方甚至快刀斬亂麻，在聯合聲明簽署儀式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就當場宣佈與臺灣斷交。
雖然結局圓滿，但聯合聲明的談判並不順利。爭執的一大焦點是日方不同意在聯合聲明中寫入兩國結束戰爭狀態，因為中國政府所不承認的舊金山和約體系，是以國民黨政府為交戰方和締約方的。周總理對此很生氣。那麼日方是怎麼辯解的呢？
當時的日本外務省條約局局長高島益郎作了個長篇發言。抽出其中基本的邏輯聯繫，簡直就是個幾何證明——西方的系統構造，包括科學、法學、語言學和文學批判理論等，說到底都是以歐幾里德幾何系統為模板的。高島認為：如果日本承認大陸政府為作戰方，那就否定了舊金山和約體系；而盟軍當局將權力迴歸戰後日本政府的法律基礎是舊金山和約體系，日本政府不能自我否定；如果日本政府否定自己，那麼即將簽署的聯合聲明也就跟著無效；這樣一份自我否定其法律基礎的聲明將通不過日本議會的質詢。
按通常習慣，一定是指責高島“無恥狡辯”，然後給他上一堂從鴉片戰爭到釣魚臺撞船的歷史課；講課完畢再莊嚴宣佈，在原則問題上“決不退讓”。當時確實有人講了類似的話，但周總理選擇繞過這個問題。他高屋建瓴地指出：這個問題要尋求政治解決，而不是法律解決。周總理到底是絕頂聰明的人，他顯然意識到，高島的說法在邏輯上是自洽的，法律上很難駁倒。最後，在聯合聲明裡，條文中用的是結束兩國間的“不正常狀態”——英語將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稱作normalization（正常化），條文說法倒也與國際接軌。而在前言裡，則用了個無行為主體被動句，“戰爭狀態的結束，……將揭開兩國關係史上新的一頁”。這樣，雙方都能接受。
在送別田中的酒會上，周總理對高島說：談判時我們對你講了一些難聽的話，其實我們也很想有你這樣能幹的懂法律的人才啊。
正是這樣的講信義、講道理，使得日本人十分服膺周總理。所以周恩來總理凌晨召見日本使節，對方很感動：到底是大國領導人，工作這麼辛苦。要是軟實力不足，同樣半夜召見日本使節，對方可能覺得是故意羞辱他，拒絕前來。然後事件升級，或許一直鬧到美國官員私下勸說日本。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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