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義士也——馬明達教授談明末武術家石敬巖

此文為馬明達教授於八十年代所寫,原標題為《明末武術家石敬巖考述》。如有轉載請註明,謝謝。配圖來自明代程子頤《武備要略》等,圖文無關。

明代是中國武術發生重要變化的時代,也是武術家輩出的時代,人物之盛,影響之深遠,是前代所不及的。

明代武術家,除了唐順之、俞大猷、戚繼光、許國威、茅元儀等這樣一些功業顯赫、事蹟昭然的軍旅武術家之外,還有一大批名不載經傳的民間武術家。民間武術家中的一小部分,因為自己有著述傳世,所以一直為後世所尊祟,隨著時間的推移,名聲也就越來越大了。如明末徽州休寧的程宗猷(衝鬥)、程子頤等便是如此。還有一部分,我們從文獻史料中得知其姓名,有的還能稍稍考知其武藝梗概,如李良欽、李通、邊澄、綿張,洪轉、洪記、張松溪等,大致都屬於此類。雖然這些人物大都無從詳知其生平,但他們還算是幸運者,因為絕大多數明代民間武術家已經被歷史的長河所淹沒,以至連一點痕跡也無從尋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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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末年的情況似乎稍有不同。明自萬曆以降,朝政昏暗,國事日非。不久,後金國勃興於遼水,農民軍崛起於秦隴,大明王朝面臨喪亂的局勢基本形成。面對這種形勢,使一些深懷憂國之情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東南地區的一些年輕士人。拋棄重文輕武的傳統陋見,把一部分精力用之於研習韜略和武技上來。於是,他們便接觸到一些原本屬於社會下層、士大夫不屑一顧的民間武術家,並且與之建立起密切的關係。這些本來也可能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的民間武人,正由於結識幾個文人或教了幾個文人徒弟,他們的名字和武藝被弟子記載下來,便在武術史上佔據了一席之地,其中有些人還成了後世拳家頂禮膜拜的偶像。

在明末這類民間武術人物中,最具代表的是兩個人,一個是王徵南;另一個便是本文的研究對象石敬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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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王徵南及其“內家拳”,之所以有今天這樣的赫赫名聲,關鍵在於他有幸結識了黃宗羲一門,又曾經教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習武。經黃氏父子為之揄揚,真所謂“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今天競成了許多人景仰不上、攀附不迭的古代武術奇人。石敬巖大略與王徵南同時,都是明末東南人文薈萃地區的武術家。據我的粗淺探研,石敬巖的武術成就絕不比王徵南低,他留給後世的武術遺產和有關他本人事蹟的史料,也比王徵南要多得多。然而,石敬巖身後卻相當蕭索,遠不及王徵南聲名顯赫。在晚近以來的武術界,王徵南的大名近於無人不知;”內家拳”儘管在王徵南歿後就已成了“廣陵絕響”,然而今天以“內家拳”自命的拳種拳家不勝其多。相比之下,知道石敬巖的人就很少,迄今為止,我還沒有見到過以石氏為宗的任何拳械流派。這是什麼緣故呢?我以為原因比較多,但主要不外乎以下兩個:

其一,作《王徵南墓誌銘》的黃宗羲,是明末東南士人中的翹楚人物,又是開創清代學術風氣的大師之一。黃宗羲為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的民間拳師寫下洋洋數千言的墓誌,乃子百家又筆錄了王氏《內家拳法》,由是,凡讀二黃文集者,“莫不從二黃的道德文章出發,對王徵南肅然起敬。與之相比,記述過石敬巖的幾個歷史人物,如錢謙益(牧齋)、陸世儀(桴亭)、吳殳(修齡)等,固然也都是明清之際的知名人士,但總的來看,影響都不及黃宗羲大。錢氏是明末文壇盟主,是黃宗善十分尊敬的老師,然而當明清革代之際,他的出處大節有虧,一頂“兩朝領袖”的帽子使之黯然失色。終生為弘揚石氏武藝而孜孜不倦的吳殳。乃是一位“一生困厄”又遭受世俗鄙薄的失意者,他雖在詩、史、武三方面都有了不起的成就,然而身後十分寂寥,名字近於泯沒。所以,不能否認,王徵南的名聲的確與黃氏父子的揄揚有關;石敬巖的冷落。則與錢、吳等人自身的冷路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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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更重要的一點是,石敬巖的武藝以槍法為核心,兼及刀法,要之,都是臨陣實用的軍旅武藝。他出入於部伍而死於沙場,雖然也曾經是以傳授武藝為餬口之計的民間拳師,但他的武藝基本上屬於軍旅武藝範疇。王徵南則偏擅拳法,據載,他所傳習的拳法不同於“主搏於人,人也得以乘之”的少林拳之類,而是北宋末年武當丹士張三丰所傳的“內家拳”。在古代武術領域裡,如果以臨陣實戰之效來講,拳是“無預於大戰之技”,是“初學入門之藝”,所以拳的位置遠遠低於實用的兵器,特別是在軍旅武藝系統裡。因此,即使到了拳術已蔚為大宗的明代,它也基本屬於民間武藝範疇,而且此時已經出現了許多花拳繡腿之類“套子武藝” 由此推之。王徵南本人雖然有過一些奇異的戰鬥經歷,但他基本上是一個民間武術家,只是他所傳習的“內家拳”較之流行拳術稍有不問而已。清代中期以後,傳統的軍旅武術更趨衰落,近代武器的發展。使古老的弓矢刀槍之類喪失了當年的威風,只能悄然退出軍旅而另闢蹊徑。與此同時,早就具有更多一些體育因素的民間武藝卻勃然興起了,並逐步發展成為幾乎是包羅萬象的近代武術體系。近代武術與古代武藝之間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但又存在著巨大差別,存在著從形式到內容的多方面的不同。其中一個最顯著的不同,就是古代武藝以軍陣實用的兵器技術為主體,近代武術則以“無預於大戰之技”的拳術為主休。從形式上看,前者以若干可分可合的單個實用方法(吳殳稱“行著”)為主,而排斥“套子武藝”;後者則以套子為主要演練形式,武術的近代化是武術自身適應歷史變化的結果。是武術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也是武術能夠生存下來並繼續發展的重要原因。瞭解了這一歷史背景,石敬巖的消沉和王徵南的顯赫就更容易理解了。這也許就是古人常說的“人之顯晦,固有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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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不必對石、王二位古人強作高下軒輊之論。這二位—古代武術家各有千秋,都應當深入研究,並給予客觀而公允的評價。歷史是曲折的,其現象往往錯綜複雜、撲朔迷離。石敬巖的大名直到清康熙年間。江南故老猶能言之,後來便漸漸寂然無聞了。

隨著軍旅武藝的衰微,石敬巖及其“石家槍”都成了歷史的陳跡,成了非經仔細摩娑則不辨其年代的沉沙折戟。這一歷史的裁判固然相當嚴酷,但大體符合社會發展的法則,符合武術演變的規律。與之相比,當初名聲遠較石敬巖為小的王徵南,今天可以說是熱鬧極了。然而,黃百家的一本《內家拳法》,給後世武術界帶來了內家、外家的歧議紛爭,並進而演義出武當、少林等無數光怪陸離的說詞,自然王徵南也就被自稱為內家拳的人們奉為不兆之祖,被蒙上了一層層靈光寶氣。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自然是武藝修養並不很高的黃百家所始料不及的。對王徵南這位歷史人物來說,身後走紅自是幸事,然則紅得到了與他本人並無多少關係,實際上成了某些人的字號和商標時,設使王徵南冥冥中有知,恐怕連他自己也要為之茫然了。於是,我以為,石敬巖被人們遺忘了一百年。然而當他一旦被人們從記憶中尋索到時,他的形象是清晰的,他的武藝成就也大體上斑斕可辨。相反,百多年來不斷走紅的王徵南,儘管名聲顯赫,“傳人們”不計其數,然而他的形象是模糊的,要搞清楚他的真實面孔和武藝成就反需要下大功夫、花大氣力,因為他已被太多的濃煙迷霧所籠罩。所以,天下之事,幸與不幸真是不好率爾判定,不好輕易地去下結論。

今年是石敬巖去世三百五十週年,謹以此文來表達我對這位傑出的古代武術家的尊崇和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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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巖,名電,江蘇常熟人,曾僑居長洲之彩雲裡。生年不詳。死於明祟禎八年(1635),此時年約六十開外。據此上推,生年約當隆慶、萬曆之際。石敬巖死時的年齡有兩說,陸桴亭說“年已七十餘”,吳殳說“年六十外”。二人雖然都曾追隨敬巖習武,但我以為吳殳的說法更切實際,故從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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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巖的出身也有不同說法。錢謙益(牧齋)曾寫過一篇表彰敬巖死節的文章,叫《石義士哀辭並序》,說石敬巖出身於“丐戶”。所謂丐戶,是起源於元代的一種最受歧視的城鎮貧民戶,相當於賤民。丐籍世代相傳,入清後猶存,尤以讓由常熟,昭文二縣為多,直到清雍正八年(1730)才被徹底免籍。所以錢氏《哀辭》一起筆就寫到:“所謂丐戶者,吳人至今猶賤之,里巷伍陌,莫與之接席而坐。”敬巖出身丐盧的說法,亦見於明遺民屈大均(翁山)的《四朝成仁錄》卷12《石電傳》,及查繼佐的《罪惟錄》列傳卷12《石電傳》,但二書都可能是沿用了錢謙益的說法。錢氏《哀辭》言之鑿鑿,似有所據,但曾經學藝於敬巖的吳殳、陸桴亭都不取此說,而且陸桴亭曾加辯駁。我也以為錢說頗多疑點,不可據信。首先,錢氏《哀辭》起筆就寫丐戶之賤,再引出他與敬巖的交往,頗令人感覺錢氏有自標超群脫俗之嫌。錢氏有倜儻絕俗的一面,又確有重名輕義的短處,這是歷來所公認的。所以,寫敬巖身份之低賤,也就悄然抬高了自己。當然,丐戶之說,也不會是錢的杜撰,可能來自於傳聞,錢氏未加考究便訴諸筆墨,而且又大大誼染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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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與敬巖有過兩年師徒關係的陸桴亭在其《文集》《石敬巖傳》裡糾正過錢氏的說法。他說:“公(敬巖)……為元大臣,國初抑之為貧戶。太史(牧齋)謂元時丐者誤也,以為陸氏之說可信。第一,據錢、陸、吳三人共言,敬巖曾於萬曆中從都清道陳監軍征討二江苗民起義,以功受職為都司參將。後來曾在真定巡撫韓晶宇府中學練槍法。錢氏說他“有善槍者,典衣裹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後已。”又說:“所至盡結其豪傑,諸無賴惡子具牛酒,持白金願交歡。石君掉頭去之,唯恐不速也。”這些經歷和氣度,絕不像一個籍在丐戶的人。第二,終身奉敬巖為宗師的吳殳,乃是一個才具特異又毫無道學家氣息的詩人和學者,作為系統接受並汲汲發揚敬巖武藝的人,我以為他對敬巖的記述最稱翔實,然則吳殳沒有提到敬巖是丐戶。假如敬巖確實出身丐戶,吳殳會無所諱言的,我相信這一點。第二,清光緒重修《常昭合志》卷28“人物”有《石電傳》,該傳也不言敬巖是丐戶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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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巖租上是“元朝大臣”的說法很可能出自敬巖本人。我以為敬巖有可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的後裔。元朝滅亡後,蒙古人、色目人在明初的壓制政策下大大衰落了,特別是散居江南者,往往變易姓氏以掩蔽族屬,不少當年的世胄人物、軍戶子弟都走上靠武技謀生的道路,有些憑軍功而再度崛起,有些則淪為社會上的武術職業者,其身份自然比較低下。如明代有名的“沙家竿子、馬家槍”之類,大抵皆屬此類人物。很有可能石敬巖就出身於一個元代有地位、入明後衰敗了的世代武藝之家。因其貧困,故有丐戶之說。他“長身赤髯”的狀貌也多少透露出“非我族類”的消息。

根據現在所看到的資料。石敬巖的經歷略可考見者有以下幾點:萬曆年間,常熟發生“鹽盜”薛四彭等人引起的動亂,縣令耿橘招募勇土將薛四彭擊斃,石敬巖是應募的勇士之一。陸桴亭說:“應募之日,耿公畜之署中,自教以擊劍之術。”所以敬巖的劍法實為耿橘所授。而吳殳說:“敬巖自少時受雙刀法於本縣令君耿橘,少不如教,為靴尖所蹙者不可勝記,日後出塞徵苗,只以雙刀臨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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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橘,寧廷懷,號蘭陽,河北獻縣人。萬曆二十九年(1601)登進士.初任尉氏縣,後調常熟縣。為官清正,政聲很高。後升為監察御史。耿橘是著名理學家,曾主講並虞山書院,又精通武藝,在明代理學家中的確是不多見的文武通才。敬巖的武藝曾受教於耿橘,亦見起點之高,進一步證明“丐戶”之說不可信。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敬巖曾隨都清道陳監軍徵兩江苗民。“公被重鎧先登,揮三尺鐵入萬眾中,遂破同安諸寨,以功至都司參將。”這是陸桴亭所言。錢謙益則說:“萬曆中,應都清道陳監軍募,督兵攻同車諸寨,功多,當得官,謝歸。監軍沒,來依餘。醉後輒鼓腹笑口:石電非輕為人醉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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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巖從徵苗民一事,尚待考諸史籍。陸桴亭為敬巖作傳在錢謙益作《哀辭》之後,凡與錢氏牾處.都有糾正錢說的意思。但他說敬巖積功至都司參將,好像也不大靠得住。敬巖在陳監軍死後投依牧齋,看上大很像是陳監軍的私從,是隨軍教師一類身份。明代軍中確有這種人,俞大猷、戚繼光等軍中就多有武技教師。這類人大多來自民間,不是職業軍人,也沒有什麼明確軍職,軍主可能給予某種禮遇,但其身份比較低下。我以為敬巖在陳監軍處吃的正是這行飯,陳監軍一死,只得另覓出路。牧齋所謂“功多,當得官,謝歸”,也不免有虛美的成分。

崇楨六年(1633),敬巖到了江蘇崑山縣,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步。在崑山,幾個血氣方剛、抱負不凡的年輕人曾向他求藝,其中包括後來以理學聞名的遺民學者陸桴亭,還有敬巖武藝的主要繼承人和傳揚者吳殳。對一個身處草莽的民間武術家來說,得到一個傑出的學生是極其重大的事情,這不僅可以使自己名存天壤間,更重要的是能使本門武藝發揚光大,不然便多半是湮沒無聞而最終與草木同朽了。當然,前提是本人確實是此道中的高手,而非故弄玄虛的江湖把勢。以敬巖的苦心孤詣,得陸桴亭、吳殳這樣的英才而教之,在中國武術史上真是一段令人神往的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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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陸桴亭在其《石敬巖傳》裡的一段記述:

“崇禎癸酉,平湖沈公萃禎備兵吾婁,時江北海氛日甚,沈公留心武事,聘東南技勇練兵,敬巖應邀而來。同時來者有曹蘭亭、趙英及少林僧洪紀、洪信之屬,獨公稱最,自曹以下皆推服。年已七十餘,猶力舉千鈞,盤舞丈八蛇矛,龍跳虎躍,觀者皆辟易。有程某者,徽人,亦善梨花槍,妒公憤言於眾,欲與公較。公與期日角技,前一夕程忽遁去。餘念時事日非,倘一旦出而用世,則兵革之事所不能也,乃延敬巖而問技焉。三年中頗得其術。”

吳殳《峨眉槍法·石敬巖槍法記》雲:崇禎癸酉,敬巖至婁,寓報本寺。餘約同裡夏君宣、玉如、陸桴亭拜學焉。玉如、桴亭與餘同辛亥生,君宣長一年。二夏之居與餘僅隔一牆,三人曉暮習練;桴亭居梢遠,數日來一習手足,視三人稍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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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巖是崇禎癸酉(六年,1633)到的崑山,乙亥(八年,1635)二月戰歿於安徽宿松,在崑山教吳、陸、二夏習武,首尾只二年。吳殳說:“予受敬巖戳革之法,練習二年,手臂粗得柔熟。”又說:“癸酉、甲戍,練戤革無間時者二年。”桴亭說“三年中頗得其術”,顯然說多了一年。此外,依吳殳所述,諸人從敬巖習武,吳殳是發起者,事實上他也是四人中習武最有成就的一個。桴亭則因居住稍遠,只是數日一來,“視三人稍疏”。然而桴亭只講自己“乃延敬巖問質焉”,不提同學者還有吳殳與二夏。不提吳殳,很可能出於對吳殳的偏見。吳殳出身寒微,本籍太倉,因作人贅婿而移籍崑山。這在當時就遭到世俗的冷眼;加上桴亭頗以理學正宗自許,視學涉百家、兼及釋老的吳殳為雜流,二人思想與學術分歧確實很大。可能因為這些原因,桴亭不願寫下他與吳殳曾同為敬巖弟子的這層關係。既然不提吳殳,二夏也就從略了。事實上,桴亭對夏玉如很敬重,他的《年譜》和《行實》都曾提到與玉如師事敬巖“習武藝”。崇禎十四年(1641)四月間,玉如以 “好勇不慎”而染疾,吳殳曾約桴亭一起去看望他。過了五年,至順治元年(1644),出門十午多的玉如突然回來,原來他已仗劍從戎,曾“孤身北偵”,歸來為同學們講述清軍佔領下北方的情況,接著他又要去揚州投效史可法。足見玉如是個血氣很盛的志士,敬巖的弟子中只玉如一人將所學武藝用之於抗清復明的事業,可惜我們對他的史事知道的太少,還有待今後繼續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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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敬巖同到崑山的幾個人,曹蘭亭,他書未見記載,不詳其身份,從桴亭的文字看,似武藝僅次於敬巖者。趙英,他書皆作陳英,當桴亭記憶有誤。少林僧洪紀、洪信,洪紀當即吳殳《手臂錄》及其他書中所見的洪記,亦作弘記;洪信情況不明。洪紀是敬巖的朋友,曾向敬巖傳授槍棍法。後來二人一起去真定拜訪著名槍家劉德長。洪紀功夫“少林推第一”,所以見德長後“意殊傲蔑”,結果敗在德長槍下,乃與敬巖一起拜德長為師。二人從德長凡二年,敬巖槍法大進,成為劉氏入室弟子。洪紀則不如敬巖,是故以後同到崑山時,不能不以敬巖為首了。但不久以後,此人在河南被農民軍所殺。另外,桴亭所說那位不服氣敬巖而又不敢如期比武的徽人程某,很像是休寧程衝鬥家族中的一員,當時程衝鬥已經過世,但程衝斗的槍名遠播於大江南北。程氏在徽州是大族,其子弟輩習程氏六合槍者很多,所以“徽人程某”很可能出自程衝鬥家族。桴亭專記此事,未嘗不含有貶低程衝鬥而抬高敬巖之意,後來吳殳對程衝鬥系統的槍法也屢有貶詞,與陸桴亭是一致的。這種態度恐怕未必來自於敬巖,乃是弟子們的一種門派自負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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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巖在崑山的二年中,與吳殳、二夏、桴亭等一班弟子的關係相當密切,幾乎是朝夕在一起教習武藝。當時,整個北方農民軍已成燎原之勢,關外滿族也在秣馬礪兵,準備隨時入關收拾殘局,崇禎統治下的大明已岌岌可危,只有江南還大致安定。吳、陸諸人都是才具傑出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習武,自然是有鑑於時局之危,打算為朝廷效命。敬巖雖然是一個社會地位很低的職業武師,但他的腳根也站在朝廷一邊。顯然,敬巖與吳、陸諸人思想立場的一致性,是他們師徒十分相得的基礎。此外,對敬巖的武藝和遭遇,吳、陸等抱有同情併為之憤然不平,這不但表現在吳殳在幾十年以後為敬巖所寫的一系列文字中,也表現在桴亭贈給敬巖的一首詩裡。詩載於桴亭《詩集》卷一,贈詩的時間正是桴亭等從敬巖習武的崇楨癸酉、甲戌之間:

贈敬巖將軍

敬巖劍槊為天下第一,予從之受學,惜未盡其術

將軍結髮已從戎,四十餘年立戰功。

十月冰霜孤寨外,九秋風雨百蠻中。

但期戮力同劉杜,豈料終身類李馮!

執政無人君應恨,江湖知己尚難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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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桴亭自注:“但期”一句中的“劉杜”,是指明將劉綎、杜松。劉綎是抗倭名將劉顯之子,勇悍敢戰,善用大刀,當時為遼陽總兵。杜松是陝西榆林人,在陝西身經百戰,威名赫赫,後調為山海關總兵。二人《明史》有傳,均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明朝進攻後金的薩爾湖之役中陣亡。桴亭注云敬巖曾與二入同事,這似乎隱約透露敬巖也曾參加過明朝對後金的戰爭。總之,對敬巖的深切同情,構成桴亭此詩的主題。敬巖有四十多年的軍旅經歷,本來一心許國,希望同劉、杜一樣既得到國家重用,也甘願為國家血染疆場,不想“執政無人”,敬巖的才略和志節均遭到無情埋沒,最後竟淪落江湖。桴亭在不平之餘,想起了漢代李廣和馮唐,他以為敬巖的遭遇正如同李、馮。最末一句,說即使身處扛湖,也難得碰到一個知己,言外又以敬巖知己自許。應該承認,吳、陸等排除社會上的陳見,對一個江湖武師執弟子禮,並對之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敬仰,對敬巖來說,的確稱得上是難得的知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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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楨八年乙亥,明末農民軍在滎陽大會後,張獻忠一支獨自揮戈東向,向兩淮流域進軍。農民軍攻廬州、舒城俱不下,轉而克廬江等城,一時江南大震。明應天巡撫傳檄蘇州衛世襲指揮包文達率本衛兵進援桐城。時在崑山的石敬巖等隨包文達馳援,在宿松與義軍遭遇,包文達全軍覆設,敬巖死於此役。關於這場戰爭,許多晚明史籍都有記載,對於敬巖的死,則陸桴亭《石敬巖傳》和錢牧齋《石義士哀詞》記之尤詳,茲將桴亭所述錄之如下:“甲戍,流寇躪中都,困桐城,公與遊壯士趙英從指揮包文達公援,要公與俱,公辭以老,英曰:‘我輩平居,以公為膽。公不往,我輩何所恃?’遂強公行。二月十二日,追賊於宿松,賊伏山谷中,空城以誘。我師輕進,賊伏起,斷中堅為二,丈達死之。公與英猶未食,分左右備擊,自辰至脯,殺賊無算。英馬蹶被執,公大呼往救,槍鋒所及,無不披靡,圍散複合者數。已而槍折馬斃,公揮短刀步戰,猶力殺數十人,至死不僕。初公與予論馬槊,謂馬上槊猶馬上箭,對鐙抹楸乃可發槍,若分騌者全持馬力,倘敵馬力強,能折人槍,故馬槊以渾鐵為貴。公之死,卒以圍合敵眾,搶力不及,而賊馬又強。皆如其所論雲。死之日,皖人異之,招其魂祀之餘忠定廟下。吳人陸嘉穎賦詩哭之,買隙地具衣冠以葬。”桴亭所述可謂詳備,但略有失誤的地方,也有需要補充的地方。首先,敬巖之死在崇禎八年乙亥,而非七午甲戍,對此,各家記載都是一致的,桴亭記憶有誤。其次,敬巖死後,皖人祀之餘忠宣公祠,而非余文定公祠。餘忠宣公,即元末“節烈”名臣餘闕,事蹟載《元史》本傳。再次,為敬巖營造衣冠冢並“賦詩哭之”的陸嘉穎,嘉定人,字子垂,明遺民。他就是南宋遺民鄭所南《心史》手稿的發現者和傳播者,本人有《硯隱集》。關於敬巖的死狀,清修《蘇州府志》、《常昭合志》及錢謙益《石義士哀辭》均言被農民軍“圍而斫之,頭既斷,猶僵立為擊刺狀。”唯《懷陵流寇始終錄》卷8載:石電等下馬奮槊步鬥,賊騎墮地紛然。迥馬遙環之,令刀槊不得及,發矢如飛蝗。(張)國維發兵不給甲,電等皆中 箭死。”吳殳是明亡後最早撰寫“流寇史”的史家之一,是《懷陵流寇始終錄》的整理者。他是敬巖的弟子,相信這段文字必出自吳殳之手。而吳殳的記載更少一些文學色彩,比較真實可信。與之相比,具他各家“死而不僕”的記載不免類同小說。身寒微而一生睏乏的石敬巖,最後竟充當了腐朽的大明王朝的殉葬品。直到以花甲之年戰死沙場之時,他並沒有食大明半鬥俸祿。身份是包文達的“客”,是“東吳技勇知名士”。這真是一個可嘆的悲劇。他的死,為自己爭得一頂“義士”的桂冠,連大名鼎鼎的錢謙益也為之殷殷立傳,然則僅僅幾年之後。錢謙益們便紛紛投到大清王朝的懷抱裡去了,敬巖泉下有知,不知當有何感?不過他的弟子們總算不負乃師苦心。陸桴亭入清後義不出仕,以講學著書終老鄉里。桴亭是清初最有成就的思想家之一,可貴的是,有鑑於明儒空疏之弊,他極力闡揚學以致用,文武並重的經世思想,與同時的北方學者顏元(習齋)所見多合,他的思想不能說沒有來自石敬巖的因素。吳殳“革代之後,心如死灰”,差不多一直是一個窮愁潦倒的蒙館先生,間或為達官新貴們代筆寫點應酬詩文換碗飯吃。雖然他學問十分淵博,學術聲譽很高,相與過從各也不乏名公顯宦,然則他終於不有通過夤緣或科場來出仕新朝,最終保仕了自己“遺民”的氣節,老死於窮困之中。這種精神是當時大批遺民所共有的,但具體到吳殳身上,也要看到敬巖品十對他的影響,不然吳殳何以至死不忘敬巖師教?吳殳對敬巖感情極深,敬巖的武藝之得以傳之不朽,幾乎全仗了吳殳這個耿耿不忘師教而又才華橫溢的高足。

真義士也——馬明達教授談明末武術家石敬巖

錢謙益以“性椎魯,重然諾”六個宇概括敬巖的為人,敬巖必是一個很重義氣的人。

據錢氏講,敬巖有一個好朋友,姓孫,吳淞人,“家於江干,敗屋破扇,妻子晝餓,傍近俠少皆兄事之。”看樣子也是敬巖一流人物,較之敬巖尤為落拓。祟禎二年十月一日,清軍突然攻入畿輔地區,兵臨京師,朝野震恐。此時,敬巖與孫某曾到京師拜訪牧齋。錢氏未言石、孫突然來訪的原因,想必是為他的安危而來,足見敬巖對錢氏以往的禮遇有圖報之念。崇禎三年清兵退回關外,客居京師的孫某,曾獨出薊門,打算盡歷關塞,然旅途中碰到山水暴漲,阻斷道路,竟凍餓染疾而卒。孫某死後,敬巖“哭之慟,久之,忽忽不樂。”他說:“孫兄死,電無可與共死者矣!”石、孫二人的貧中交很有古之俠士的流風餘韻,亦可見敬巖作風之一斑。敬巖的赴死宿松,也可以說是為了義氣而自找的。當時,張獻忠大軍掃蕩了明室祖陵所在的風陽,負有守土之責的巡撫楊一鵬等紛紛逃遁,敬巖不過一個晉通老百姓,朝廷又從來沒有厚待過他,馳援一事與他並無關係。敬巖自己也曾說:“吾老矣,不食軍門升斗粟,奚而往?”然而,就因為陳英等講了幾句“我輩平居以君為瞻”的話,敬巖便慨然而住,結果死於鋒鏑。大概崑山諸子對他的敬重,也與敬巖這種豪俠作風有關,畢竟“勇死尋常事,輕仇不足論”的氣概並不是每一個習武者都有的。敬巖死後,桴亭寫過兩首輓詩。桴亭是遺民詩人中的名家,兩詩很能表達桴亭對敬巖的痛悼之情,讀之令人悵惘。謹錄其一,作為本節的尾聲:

白水黃沙戰骨寒,天陰磷欠自成群。

可憐無數沙場鬼,頭白如霜獨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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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們對敬巖的武藝做些考察分析。

古代武術家最重師承淵源,因為古代武術很大程度上是用之於實踐的某些特殊技術,這些技術是實證的、經驗的,只能依靠言傳身教、心傳口授的教學手段來進行傳授,所以師承關係就顯得特別重要。對敬巖的武藝,我們不妨也根據師承關係加以考察。據目前所見到的材料來看,敬巖的武藝主要有這樣三個內容和來源:

首先,前面已經談到,敬巖年青時曾受教於常熟縣令耿橘。桴亭說耿橘曾教給敬巖“擊劍之術”;吳殳則說耿向敬巖傳授了雙刀法,後來敬巖隨陳監軍徵兩江苗民時,“只以雙刀臨陣”。陸、吳都是敬巖弟於,說法竟歧異如此,到底準的說法更可信一些呢?我以為吳的說法更可信,理由有四點:第一,明代軍旅中用劍者絕少,劍實際上是過了時的古兵,所以明末茅元儀曾說:“古之劍可施於戰鬥,故唐太宗有劍士千人,今其法不傳。 斷簡殘編中有訣歌,不詳其說。”還有人說:“軍中諸技,唯刀劍法少傳。”這些話反映了歷史的真實。耿橘召募勇士,親自授以武技,是為了對付鹽梟,當然要立足於實戰,他怎麼能超越時代界限,獨出心裁地教授起古老的“擊劍之術”來呢?第二,明代武人好用雙刀,這是一種時尚,例證極多,勿勞細舉。吳殳本人就曾隨“天都俠少”項元池學過雙刀法。而項的刀法又來自田州土司瓦氏夫人。在這樣一個風氣之下,耿橘授敬巖以雙刀,敬巖又執雙刀作戰,這都是符合時代特徵的事。第三,桴亭習武頗有點“票友”味道,大不似吳殳數十年精研不輟,終於成為傑出的武術家。因此,桴亭凡寫具體武藝的地方,都有點“掉書袋”的氣味。如敬巖武藝以槍法為擅長,他偏要寫成“盤舞丈八蛇矛”,“敬巖劍槊為天下第一”,古色古香,書卷氣十足。“擊劍之術”四個寧也於此類。說破了,桴亭在武藝上終究入門不深,尚未脫去文人抵掌談武的習氣。第四,吳殳言敬巖武藝甚詳,他的著作中無隻字提到敬巖的劍法如何。根據以上四點,我以為敬巖武藝的第一個內容是來自於耿橘的雙刀法。明代南北武藝差異甚大,耿橘是河北獻縣人,對於他的武藝淵源我們一無所知,但從籍貫看,他傳給敬巖的雙刀法應屬於北方系統的。這只是我的推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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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據陸桴亭說敬巖曾與浙人劉雲峰同學倭刀,“盡其技”。桴亭說:“故公言步戰唯長刀最勝。當馬斃步鬥時,公仰天嘆曰: ‘使吾得長刀,賊不足盡耳!’卒以器械不利以身與敵,悲夫!”按“浙人劉雲峰”的名字,亦見於程衝鬥《單刀法選》,該書有云:“器名單刀,以雙手執一刀也。其術擅自倭奴。……餘故訪其法,有浙師劉雲峰者,得倭之真傳,不吝授餘,頗盡壺奧。”據此可知,劉雲峰的倭刀法是直接學自於“倭”的,敬巖既與劉雲峰“同學倭刀”,當然也應該是直接學白於“倭”的。如果這個說法可信,敬巖的倭刀與劉雲峰的倭刀實出於一源。劉雲峰傳給程衝斗的倭刀法,由衝鬥“依勢取像,擬其名”,著成《單刀法選》一書傳世。而敬巖的倭刀法如何呢?大家都知道,吳殳《手臂錄》卷3是《單刀圖說》一卷,其內容也是日本雙手刀法,們吳殳在《單刀圖說·自序》和其他文字中,均未說明這個刀法是否出自敬巖,也末說明與劉雲峰有無關係。根據《單刀圖說》的內容來看,吳殳此譜雖然有他自己依據中國槍法、棍法、劍法加進去的內容,但基本技法與程衝鬥所傳劉雲峰刀法有明顯相同的地方,一句話,二者之間的同源關係仍然清晰可辨,這使我們有理由認為吳殳的倭刀法有出自敬巖的可能。而只殳為什麼不說明出自敬巖呢?我想,這是因為他對整個刀法做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和補充,甚至在基本理論上與劉雲峰系統的刀法已形成某種對立,也就是說與敬巖原來所傳已大相徑庭,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再講與敬巖的關係了。吳殳是一位在武藝上探索不已而又富於創造精神的人,寫《單刀圖說》時,他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已經是一位造詣高深,成就卓著的武術家。從他自己的著作中我們看得出來,他對劉雲峰系統的倭刀法並不表示讚賞,實際上也就是對敬巖所傳倭刀法不表讚賞。這種情況下,不提敬巖的傳授,既可以免去竄亂師法之嫌,又可充分發揮自己的主張,這大概是惟一可取的處理辦法。他這樣做了,使我們得以推知敬巖所傳倭刀與劉雲峰出於一源,正可從程衝鬥《單刀法選》中窺見其概。

最後,敬巖武藝的核心是槍法,其淵源與內容都比較複雜。需要多費一些筆墨來加以考述。明代槍法雖以陸合為大宗,但因為陸合支派繁多,加上傳授有交叉,術語有異同,所以,我們對敬巖槍法又只能大略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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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吳殳已述,敬巖的槍法本宗“馬家”。所謂馬家,即明代陸合槍三大派——楊家、沙家、馬家之一的馬家。此馬家,既見於戚繼光《紀效新書》、何良臣《陣汜》,又見於王圻《續文獻通考》,可以肯定地說,它是明代陸合槍諸流派中十分重要的一支。但早在吳殳的年代裡,馬家“之人之時之地,皆無可考”,現在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更需要大讚周折,故我們暫且擱置勿論。出自馬家,這是敬巖自己說的。王圻《續文獻通考》載,馬家槍有“上十八盤,中十八盤,下十八盤”之名目,敬巖在教授吳殳時,並未言及“十八盤” 等法。於是,晚年的吳殳對乃師是否真正出自馬家曾表示過懷疑。我以為,吳殳的懷疑是多餘的,王圻所羅列的“槍之家十有七”,多數得自於傳聞之間,有些是從宋代《武經總要》上摭抬來的,如拐突槍,大寧筆槍之類,只是一種別緻的槍形,並無槍法可言。王圻信手抄來,聊充數目而已,萬不可認為明代槍家確有十七家之多。實際上是吳殳本人對此是有所認識的,他說:“張飛、拒馬之類,不過一時口語所成,非真有十七家之法也。”然而他又據王圻“十八盤”之說來懷疑敬巖是否確實出自馬家。懷疑實無道理。吳殳晚年,在談論槍法時,往往有持論偏激而莫衷一是的地方,這與他談詩論人很相似,大致屬於思想方法上的偏隘,歷來學者多有批評,我們也不必為之迴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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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敬巖槍法出自馬家最重要的根據是槍式特點。據吳殳輯本《峨嵋槍法·馬沙楊三家槍式說》雲:

“馬家木槍長九尺七寸,根大盈把,尖徑半寸,腰硬如鐵, 重六七斤,唯此一式。”這是馬家槍的標準槍式,與楊家槍式不同,與沙家竿子尤不同。吳殳在《手臂錄》卷一《石沙楊馬少林沖斗六家槍法說》中又言:“敬巖木槍長九尺七寸,根大盈把,尖徑半寸,腰勁如鐵, 重約十斤。”上引兩條材料雖然同出吳殳之手,但前者是吳殳根據程真如的《峨嵋槍譜》所描述的馬家槍槍式,後者則是他追記敬巖所執槍的槍式。二者的來源本不相同,兩條材料的一致,證明在槍式迥然有別的明代楊、沙、馬三家槍法中,敬巖所執槍式表明他的確是宗奉馬家的。在三家槍式中,馬家槍最短,楊家槍長於馬家,沙家竿子最長。馬家槍正因為其最短,所以技術要求也最高。它適宜武藝精深的槍家,而不適宜於教練普通上卒,所以戚繼光、程衝鬥意在訓練士卒的槍法,基本上都主要取材於楊家。對此,吳殳亦有過精闢的論證,此不具引。敬巖槍法本出馬家已見上論,後來他又曾受教於劉德長,這我在前文已經談到。劉德長,據吳殳講原來是少林僧,曾遍遊天下,因此槍技特絕。後來脫去袈裟,仕為遊擊將軍。真定巡撫韓晶宇請德長到府中教部將,兼教其子。敬巖與少林僧洪紀專程去拜訪德長,並從德長習槍法二年,成為德長入室高足。吳殳說,德長弟子以山東王富為第一,其次為敬巖與韓二公子,再次者為韓家僕人來子。敬巖槍法經劉德長指點後方達到更高境界。韓晶宇以下褚人事蹟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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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巖在教吳殳等習槍時,只講到自己受教於德長的經過,並未說明劉氏槍法出於伺家,對吳殳來說,這是一個未解之謎。康熙元年(1662),五十一歲的吳殳在鹿城(河北束鹿縣東北)盛辛五家設館,在盛家碰到盛辛五的朋友朱熊佔。朱弓馬精絕,武藝高超,槍法曾受教於海陽 (安徽休寧)程真如,而程真如又受之於峨嵋僧普恩,故稱“峨嵋槍法”。在盛家巧遇熊佔,是吳殳一生中的大事。在此之前,順治十八年(1661)吳殳曾寫了《石敬巖槍法記》一篇,大略敘述了敬巖槍法要點,但由於“革代之後,心如死灰”,他連筆、墨都已廢擱,更無心於槍法,是故對所學敬巖槍法“多所忘失”。結識了朱熊佔,二人“意氣投合”,剛巧朱氏又是精於槍法的高手,於是他“追數敬巖之法”,向朱氏“詢質異同”,不想他久已生疏的舊學,經與朱氏研討後“頓還舊觀”,簡直“煥若神明”。這樣,他就振筆寫下了《手臂錄》中有關槍法的主要篇什。更重要的是,通過與朱熊佔的切磋交流,他發現,石敬巖所傳槍法實際上與程真如所傳峨嵋槍法如出一轍。這是怎麼回事呢?他認為,儘管敬巖沒有說明劉德長槍法的淵源,但敬巖曾說:“德長初本少林僧,槍未造極,復遊天下,而後特絕。”既然德長曾“遍遊天下,安知不得之峨嵋乎?不然何其如水入水也?”當然,這是吳殳的推測,不是沒有道理,也未必確乎如此。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敬巖的槍法的確與普恩——程真如——朱熊佔一系的所謂“峨嵋槍法”闇然相合,這是十分有趣的事,是明清陸合槍源流系統的一段值得注意的公案,對之我將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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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巖槍法有很多特點,吳殳講得很細,其精微處確有明代其他幾家陸合槍所不及者。這是一個內容繁雜的大問題,現在只能就其犖犖大端略加介紹。

吳殳告訴我們,敬巖教人習槍,最重戳、革二法,也就是要求習槍者必須從最切實淺近的功夫入手。所謂“戳”,即戚繼光、程衝鬥諸家的“扎”,是大槍最基本的進攻法。槍家有言:“十槍九紮,一槍不扎,便是傻瓜!”足見扎是槍法的核心,是非重視不可的基本功夫,同時也是最切精要的功夫。吳殳說:“石師之教,先練戳,戳不許多,四伐五伐則喘息汗下,止而少憩。又四伐五伐,以力竭為度。戳不竭力,則手臂油滑,初址不固,臨敵無以殺人矣。以漸加之,必日五百戳,幾百日而後戳固焉。”

這些話很淺近,無須解說便可明瞭。“四伐五伐”是吳殳借用《尚書·牧誓》的句子,鄭玄《注》謂“一擊一刺為一伐。”吳殳當然不是用“一擊一刺為一伐”的本意,而是指每一戳為一伐,每一組練習不過四五戳而已。現在看來,這個數字似乎很少,何至於“湍息汗下”呢?我們應該明白,首先敬巖所練的馬家槍槍式其長近一丈,分量在七八斤到十斤之間;明代尺度與今天相差不大,以嘉靖牙尺為準,一尺約合現在32釐米,只略略小於今尺而已。而明代斤兩之重量還略略大於今天,一斤約合今天596克,槍重以七斤為率,約合今天八市斤稍多,這在馬家槍式中似於還是最輕的了。我想,凡有過大槍操練經驗的人都可以理解,八斤的大竿子, “以力竭為度”,初練者也就是四五下便需“止而少憩”,這是合乎情理的,是符合實情的。其次,敬巖教戳,要求“以力竭為度”,就是必須全力以赴。他認為: “戳不竭力,則手臂油滑,初址不固,臨敵無以殺人矣。”“手臂油滑”四個字可謂妙極。將偷用巧力以追求外觀效果的弊病一語道破。“初址”就是基本功, “址”就是地基,由之引伸為基本功。要之,敬巖要求戳槍必須“以力竭為度”,就是要求以拙力練功,以打好戳的基本功,即所謂“戳址”。“戳址”小固,徒具人前美觀,上陣毫無用處。吳殳講,他們四人之中,“戳手唯(夏)君宣最勁最疾”。自然“勁”和“疾”兩個字正是戳功的基本要求。至此,我們對敬巖教“戳” 的要點便大致上有所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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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殳接著說:戳之後,乃教以革。革者,其後踵,不得移動,移動則手不熟。乃使善戳者,如矢如電以戳焉,革稍不合法,則杆必及身,顛仆於地。杆以韋絮封其端,而又厚縛紙竹於前脅,然猶左腕右臂青紫流血,恆不絕見。”所謂“革”,當即“格”之異字,是指大槍的防守法。“革”是泛言各種防守之法,具體講,馬家槍常法是“拿攔革中,鉤剔革上,提擄革下”凡六法,六法均有嚴格的法度和口授的訣要,我們不必一一訓析。值得注意的是敬巖教徒練習革法的一套方法,大致有兩個要點:

其一,執槍習革法後腳必須站死,不得移動,這樣做是為了嚴格練習手功,即雙手執槍進行防衛的能力。這個能力一般來說包括三點:即(1)對進攻方位的判斷和心於相應的準確性;(2)防衛動作的速度和時間感;(3)防守動作的力度和大小幅度。這三點只有在站死腳根的情況下反覆練習,方能熟而巧,巧而自如,如果在練習的初期便允許腳步移動,練習者容易用調節距離的辦法來配合手上的防衛,一旦形成習慣,手的防衛能力必難過硬,即敬巖所謂“移動則手不熟”。正確的訓練進程應該是先使手械防衛達到過硬水平,然後再加上腳步的進退移動,如此則防衛自如,萬無一失。顯然,敬巖要求先由死步練革的方法是非常有道理的,這一點一直被李書文、馬風圖等六合槍家法所嚴格遵循,足見真正的古典武藝法則在真傳實授中被一脈相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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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敬巖教戳先由單練入手,通過單練以追求“勁”、“疾”兩步功夫。而練習革法則不同,不是依靠單練,而是主要依靠對扎。對扎時,進攻一方是強有力的戳手,革者失誤,便會“顛仆於地”。為了防止傷害,還製做了攻守兩種防護器具,都是明清各家槍譜裡未曾言及的,可以說是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通過這些資料,不僅使我們瞭解到敬巖樸素切實、科學合理的教學方法,也使我們得以窺見明代槍家習武的一般狀況。

吳殳還告訴我們,敬巖認為戳、革二法中,革法更吃功夫,“練革無終期,十年二十年益善”。無非是說革法非久練則不足禦敵護身,只有首先能保護自己,然後才能進攻敵人,不然大槍對扎如穿梭,我扎敵時,便是敵扎我的最好機會,無堅實的防衛手段作後援,盂浪出槍,雖有穿堅透韌之功,也未嘗不是授敵以機,自取敗衄之道。

吳殳講,敬巖在戳、革二法之後,再教門徒們練習“連環”。什麼是連環呢?吳殳說:“連環者,一戳一革,互為主客,二人慾相殺如仇怨焉。佛門重涅磐堂裡禪,謂臨死時有用者也;槍亦重臨陣有用者,習時稍容情,即臨陣無用矣。”

很清楚,“連環”便是戳、革二法的組合練習,二人互為主客,一攻一守,反覆循環。要點是“相殺如仇怨”,必須是實戰性的,而非比比劃劃,點到為止之類。這種練習方法,實際上與戚繼光、程衝斗的八母槍對扎等是同一性質的,但八母對扎和六合對扎畢竟沒有脫去套數的窠臼,練之既久,不免由熟而滑,漸漸地便成了虛應文章。相比之下,敬巖的戳、革連環化練習更具有實戰價值。

戳、革、連環是敬巖槍法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三步功夫。三步功夫有成效之後,才教以破法、行著及各種槍訣。對練槍者來說,差不多是完成了初級階段。進入了中級階段,掌握了若干進進退退法則和行著,一般對家便可對付。至於高級階段,需要更多的主客觀條件,並非每一個習槍者都可達到。程衝鬥以槍法名揚大江南北,石敬巖也深表推重,然而吳殳說,程的門徒們“氣力憤發,殆同牛鬥,絕無名士風流”。敬巖與人較槍“意思安閒,如不欲戰,俄傾槍注人喉,不敢動而罷”。當然,到了敬巖這種程度,“微乎,微乎,進於道矣!”的確是達到了一種很高的境界。不過,戳、革、連環雖屬下學之事,然不由此徑便無從達到高深的境界,非由這三步功夫入手,其他諸如功夫、實踐、師傳、領悟之類,都成了虛談。所以敬巖提供給人們的畢竟是槍法之正途,比起“花拳入門,誤了一生”者流來,豈可以同日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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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敬巖的武藝,我們只大概介紹如上。如前所論,敬巖一生武藝的精粹在槍法,在流派繁多的明代槍家中,敬巖獨樹一幟,形成自己的風格,故吳殳名之為“石家槍”。在仔細考察了敬巖槍法的蘊奧之後,我以為,以“石家槍”命名敬巖槍法,並非吳殳抬高自己的老師以企自重,敬巖是稱得起一家的,“石家槍”不僅理應在中國武術史上佔有自己的位置,而且與戚繼光、程衝鬥所傳楊家槍相比,它在很多地方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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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補談兩點以結束此文。

第一,前面談到,敬巖武藝有雙刀、倭刀及大槍,“尤精於槍法”。除此之外,吳殳曾提到(1)敬巖“偃月刀開槍,用刀尖彎處,以槍法封閉開之。” (2)吳殳曾問敬巖:“牌去槍遠,何以可入槍法?”敬巖答曰:“我身前三尺槍圈子中,蠅蚊不能入,非團牌而何?”可見敬巖對偃月刀、團牌等亦不乏研究,不過大槍乃是明代軍中兵器的主要形式,其位置僅次於弓矢,因此軍旅武藝最重槍法,第一流的武術家也必須首先看槍法水平,其他雜兵不能不居於次要地位,這就是現存明代武藝典籍都以槍法為主要內容的原因,也是吳殳在記述敬巖武藝時主要談槍法,其他只略略提及的原因。顯然,並非敬巖的武藝僅限於槍法、雙刀和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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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關於敬巖的槍法淵源,陸桴亭在《石敬巖傳》裡有這樣一段說法:

“尤精梨花搶,與河南李克復同師傳,而公技更勝。遊少林、伏牛、五臺,皆盡其妙,槍法遂為第一。”

“梨花槍”即陸合槍,因陸合第一合以“梨花擺頭”結束,故俗以六合槍又名梨花槍。桴亭這段材料對了解敬巖槍法淵源似乎是很重要的,但我以為“與河南李克復同師傳”之說不可靠;“遊少林、伏牛、五臺,皆盡其妙”也有誇大成分,所以在前面考述敬巖槍法淵源時不取此說。我以為其不可靠處有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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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李克復之名見程衝鬥《長槍法選·長槍說》,程言: “世人尊槍為藝中之王,蓋以長枝無逾於此者,餘甚慕焉。 訪有河南李克復善其技,餘師之得其法。”

據此,程衝鬥槍法主要來自李克復,即其《長槍法選》所見內容。經我考察,李克復槍法與戚繼光《紀效新書·長兵短用說篇》所載槍法實出於一源,基本上屬於明代陸合槍系統的楊家一派。所以二者內容不僅大同小異,而且一起筆就推尊楊家,都依託於金代末年的紅襖軍首領李全之妻楊氏。如前所論,敬巖的槍法自稱屬於馬家,其內容也與程衝斗大不相同。這樣,敬巖與李克復“同師傳”之說便不能不令人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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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程衝斗大致是明代末年的人,他的第一部書《少林棍法闡宗》刊行於萬曆四十四年(1615),其他書刊行於天啟元年(1621),此時,敬巖約當四十歲出頭。依此推斷,衝鬥與敬巖大致同時在世,而衝鬥稍長於敬巖,程衝鬥既然師事李克復,自然李克復輩較時鬥為長,敬巖又如何與李克復“同師傳”呢?一般來說,這樣的可能性不大。

其三,吳殳從未談到敬巖與李克復有什麼關係,更未提到與衝鬥同屬楊家槍系統,相反,又殳對沖鬥多有貶詞,有時甚至相尖刻。假如敬巖與李克復同師傳,與衝鬥淵源相近,吳殳必不會一味的揚石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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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二點,我以為桴亭關於敬巖與李克復同傳的說法多半出自臆測,是不可憑信的。至於少林、五臺、伏牛三山,在明代均以武僧享名天下,但都不免傳聞多於事實,嘉靖間鄭若曾助胡宗憲著《籌海圖編》等書,對三山武藝有極盡誇張之描寫,甚至說三山“具剎數百,其僧億萬,內而盜賊,外而夷狄,朝廷下徵調之命,蔑不取勝,誠精兵之淵藪也。”

明人不重考證。往往以耳代目,雖陸桴亭也不免於此,惜哉。(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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