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gie潘

“戊戌變法”中最撲朔迷離的事件莫過於袁世凱“告密”之謎。

1898年是中國的戊戌年,清朝的統治即將走向滅亡,為了挽救愛新覺羅家的天下,年輕並想有所作為的光緒皇帝,在這一年中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輝煌也最悲慘的一件事,那就是戊戌變法。

百日維新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禁,維新派六君子被殺害而告終。在政變的前前後後,有一個人最為活躍,他就是袁世凱,他與維新派和慈禧太后兩派都有密切的關係,在其中充當了不光彩的角色,傳統的說法是袁世凱以告密的行動把自己的舵轉向了慈禧太后,取得了慈禧太后的寵信。

事實上,袁世凱與維新黨人的聯繫的確很密切。甲午戰爭以後,袁世凱就與維新派核心人物康有為結交。1895年,在康有為公開上書以後,當時的袁世凱在 督辦軍務處當差,他覺得康有為的公開上書切中時弊,也曾向光緒皇帝上書, 提出變法事宜,思想觀點和康有為十分接近。1895年康有為第四次上書,都察 院、工部都不予代遞,袁世凱曾幫助向督辦軍務處要求代遞。

1895年9月,康 有為、梁啟超組織強學會,定期講演,印行書刊,介紹西學,製造輿論,聚集 力量。袁世凱積極參加強學會,是發起人之一。後來袁世凱被派到天津小站練 兵,康有為等為袁世凱設酒錢行,認為袁世凱是和他志向相同的人。袁世凱與 維新派建立了聯繫後,維新派要借重袁的兵力,而袁則想通過維新派的薦舉 升官晉爵。

但這種微妙的關係在慈禧太后政變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對維新派的態度,清朝廷內部存在著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兩派勢力的矛 盾,1898年8月3日,光緒皇帝的又一個密詔送到康有為手裡,密詔中光緒皇 帝以緊迫的語氣向康有為敘述了自己的皇位很難保住,慈禧太后隨時都會對他下毒手。

8月5日,袁世凱乘火車迴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了光緒皇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向慈禧太后彙報。8月6日清晨,慈禧太后囚禁光緒皇帝,捕拿維新派殺了變法六君子,百日維新最終以失敗而告終。袁世凱以六君子的鮮血染紅了自己官帽上的頂子,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了慈禧太后的政變。

另一種說法認為,袁世凱的告密是消極的,是慈禧太后決定發動政變在前,袁世凱告密在後,成戌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那時慈禧太后並不知道康有為等要劫持她。

傳統說法的依據是袁世凱所寫的《戊成日記》,在這 些日記中,袁世凱並未諱言自己告密,並且他告密是積極的、主動的,迴天津 後立即找了榮祿。反對傳統說法的人認為,袁世凱在寫此日記時是在清朝統治 時期,他誇大自己告密的主動性,無非是向慈禧太后表示他對大清王朝的一片 忠心。而且日記中明顯存在著許多疑點:維新派包圍頤和園,殺慈禧太后,是 何等重大而緊急的事,袁世凱告密如果是積極的、主動的,為什麼第二天不在 北京告密,而要繞遠到天津找榮祿告密呢?8月6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時,命 令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

如果真是袁世 凱告密導致了慈禧太后發動政變,那麼慈禧太后的上諭中為什麼不指名捕拿譚 嗣同?告譚嗣同企圖說服自己兵變囚禁慈禧太后,這可是袁世凱邀功請賞最好的砝碼………事情的真實情況可能是這樣的:袁世凱8月5日返回天津,第二天在榮祿處談事,恰逢一個名叫楊崇伊的人從北京到了榮祿府上,向榮祿稟告了慈禧太后政變的消息。

在場的袁世凱一聽嚇壞了,他害怕康有為供出譚嗣同去法華寺,同其密謀兵變之謀。於是就將當時守舊派尚不知道的圍攻頤和園、殺慈禧太后的秘密,全盤托出,並大哭失聲,長跪不起,這是他的保命之計。由於袁世凱的告密,事態擴大,並不經審訊把六君子給處決了。袁世凱雖非主動告密,但把圍園密謀全盤托出,總算將功補過,不但被守舊派寬容,而且受到重用。

申報七十七載

先請諸位讀者看一首晚清時期的詩作：

人聲洶洶當清晨，廢書出門看捉人。

南海館中駐緹騎，百年以來此事新。

赤棒如雨不得近，金吾將軍來躬親。

但云奉旨拏官犯，行路已知姓名真。

風雷一夜起殿上，老佛升座大怒嗔。

亟將曩時誅亂策，親授平日被恩臣。

將軍典兵兼廷尉，捕治有罪威得伸。

囚車縛致共四輩，雲皆罪屬非罪身。

罪人已騎欵段去，昨日受詔方逡循。

室中文書窮搜索，一紙連累百搢紳。

材官守門不得息，自辰直至日加申。

道旁酒舍讎數倍，遠近奔赴爭驚詢。

我聞有命不敢告，禍發頗已識其因。

古來變故何足喻，機括一觸牽風輪。

試觀白日變冥晦，從此大地多氛塵。

——陳懋鼎《前緹騎行》

公元1898年9月22日（陰曆八月初七），清廷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后，下令廢除已行使百日的維新變法，將光緒囚禁於瀛臺，關閉京城所有城門，出動3000名錦衣衛即清王朝的大內侍衛，全城逮捕變法維新人士，其中就包括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等人。

百日維新的主要策劃者康有為因為聽聞慈禧要動手的消息，頭兩天逃出京城，從而躲過了這場劫難。

時任戶部郎中的陳懋鼎耳聞目睹了此番景象，悲憤之中寫下了這首詩篇。

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由封建王朝統治者主導的變法改革以失敗告終，近代中國最後一次實現國家自強、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嘗試宣告失敗，中華文明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空前危機。

當代意大利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克羅齊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

我們今天重溫百年前戊戌的往史，無論怎樣力求客觀，終不能完全不受當前經驗的暗示。

事實上，讀史者以自己所處時代的具體背景和親身經歷與歷史上相近的事變互相印證，往往可以對史事引發更深一層的認識，這已是史學上公認的常識。

是什麼註定了“戊戌變法”必然失敗呢？

“戊戌政變”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

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戊戌變法”，從而以客觀視角解釋“戊戌政變”的真相。

首先，今天的史學界和大眾一致公認，戊戌變法毫無疑問是針對中國傳統體制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其中如開國會、定憲法的主張已完全突破了中國傳統的政治體制。

這些全面體制改革的要求並非突如其來，而是從同治年間的自強運動即所謂“洋務運動”中的局部變法一步步逼出來的。

這一點，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早在1896 年 2 月與梁啟超討論變法問題時便已點破，即所謂“一思變甲，即須變乙，至欲變乙，又須變丙”。

可見，基本體制的改革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一經發動，便如危崖轉石，非達於平地不止。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最近二十年，中國大地上又在經歷著另一場牽動著全部體制的基本改革，其最後歸趨如何，今天還未到明朗化的階段。

可以明確的是：開始於1978年的這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改革也起於嚴重的危機，不過與一百年前的晚清時代完全不同，危機的根源不在外來的侵略，而出於內在體制的惡化。

不但如此，這次改革也是從地方的局部“變法”開始的。最初是農村經濟的改革，繼之則有城市經濟改革的發動；在經濟改革初見成效之後，改革的浪潮已衝擊到政治和法律的領域，一波接著一波。這一歷程和晚清自強運動到戊戌變法的發展，先後如出一轍。

80 年代中期，出現了兩股來源不同的改革力量：一股是黨政內部執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各級幹部。他們的處境和思路大致很像清末 “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的自強派。

從實際經驗中，他們似乎已深切認識到，無論是新科技的引進或局部的制度調整最後都不免要觸動現有體制的基礎。不過在意識形態上，他們仍然是所謂“體制內”的改革者，儘管他們所要求的改革幅度也許會導致現有體制的解構。

另一股力量則來自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他們是理想主義者，接受了許多剛剛引進的西方觀念和價值，因此像康有為一樣，以激昂的姿態提出“全變”、“速變”的要求。

但是他們的基調也仍然是“變法”而不是 “革命”。因此他們採取的方式是“和平請願”、甚至“下跪上書”，這就和康有為領導的“公車上書”之間更難劃清界線了。

但是中華民族何其有幸，今天的中國有一個成熟強大而又與億萬黎民百姓休慼與共的的領導階級，正在帶領中華民族進行一場三千年來未曾有過的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革運動，最後的結果必定是光明的，而“戊戌變法”的悲慘結局， “戊戌政變”那樣的惡果在今天的中華大地上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具體的歷史事件決不可能重複上演。但是在某些客觀條件大體相近的情況下，我們也不能否認歷史的演變確有異代同型的可能。

過去史學界一度曾流行過 “朝代循環”說。其實，中國史上並沒有嚴格意義的“朝代循環”，不過在傳統格局不變的情況下，異代同型則往往有之。

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很多，依筆者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則是國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間的衝突。

公元1898 年舊曆三月，康有為在北京召開保國會，聲勢極為浩大，引起守舊派的強烈反對。

據梁啟超說，當時最有力的反對口號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長折中“保國會之宗旨在保中國不保大清”這句話。

可見在守舊派眼中，變法即使有利於中國也將不利於清王朝的統治，這是戊戌變法失敗的總關鍵。

清王朝是滿洲人建立的，因此國家與王朝之間的利害衝突最後終於集中在滿漢之間的衝突上面。

戊戌變法的一個最直接的後果便是滿族統治集團忽然警覺到：無論變法會給中國帶來多大的好處，都不能為此而付出滿族喪失政權的巨大代價。

梁啟超有一段生動的記述：

“當皇上雲改革也，滿洲大臣及內務府諸人多跪請於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請者，西后笑且罵曰：汝管此閒事何為乎？豈我之見事猶不及汝耶？……蓋彼之計劃早已定，故不動聲色也。？

從此處我們便不難看出，圍繞著戊戌變法的激烈政爭決不可單純地理解為改革與守舊之爭。

最重要是當時滿族統治集團本能地感覺到，決不能為了變法讓政權流散於被統治的漢人之手。開國會、立憲法則必然導致滿人不再能控制政權，他們享受了兩百多年的特權和既得利益便將從此一去不復返了。

“本朝鑑元人之弊，滿漢並重，不稍偏視；故洪楊之亂，猶恃漢人為之蕩平。迨戊戌以後，漸漸向用滿人，擯抑漢人，乃不旋踵禍起輦谷，宗社幾至為墟，噫！”

孫寶薇偏袒清王朝，故“滿漢並重，不稍偏視”的說法完全與事實不符，然而他也不能不承認戊戌以後清廷已公開採取了“向用滿人，擯抑漢人”的政策，最終在兩年後招來了八國聯軍入侵的大禍。

用傳統中國的語言說，清王朝是所謂“異族統治”，這種描寫大體上是合乎事實的。以今天史學界的流行語言表達，應該稱之為“少數民族的一族專政”。

若轉換為著名漢學家、歷史學家湯因比的名詞，則可以說是“外在普羅的專政”。

這不只是名詞之爭，而涉及胡漢王朝之間的一個根本區別，這個是中國史上的中心大問題。

筆者以明、清兩朝為例加以說明。

明朝的天下屬於朱家，但朱家皇帝並沒有一個可以信任的統治集團作後援。

朱元璋誅盡功臣，登基後只有廣封諸子以為屏藩，但僅僅皇帝一個家庭不能構成統治集團。

後來的皇帝鑑於永樂篡位，對宗藩防範甚嚴，只好依賴宦官作爪牙，即黃宗羲所謂“宮奴”。

因此明代晚期形成“宮奴”與外廷士大夫對抗的局面。

與此相對照，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滿族共同打下來的，而且一直靠滿族為皇權的後盾以統治天下，所以整個滿族確實構成了清王朝的統治集團，應該稱之為“族天下”。

不但如此，這個集團又是有嚴密的組織的，此即是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雖從最初八固山共治演變為皇太極的“南面獨坐”，並在雍正以後完全為皇帝所控制，但八旗製為滿清一代的權力提供了結構上的根據則始終未變。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滿清王朝的軍政大權大體都在滿人的手中。

康、雍、乾諸帝也一再告誡滿人必須保持原有的尚武精神，勤習騎射，不能效法漢人文士的詩酒風流。

滿洲大臣自然是以前八旗首領的後代，內務府則是由皇帝親自率領的 “上三旗”，即正黃、鑲黃、正白三旗人員組成的。

內務府大臣派滿洲將軍駐防各省，有權干預地方政治。

清代之所以沒有宦官之禍，正是因為明代宦官的許多職務都由內務府的人員取代了。

外在普羅的“一族專政”為清王朝提供了一個完全可以信賴的統治集團和統治結構，皇帝自然不必再名不正、言不順地使用“宮奴”了。

光緒帝當然知道清王朝的權源在滿族，所以也曾下詔書改善“八旗生計”。這是一種安撫的策略，然而已遠水救不了近火。

總而言之，戊戌變法從根本上動搖了 “一族專政”，這是慈禧和滿洲親貴及大臣等所絕對無法容忍的，僅此一點已註定了變法失敗的命運。

戊戌變法之必然失敗也可以從大清王朝權力分配和個人作用等方面得到更進一層的理解。

主要是當時兩個主角——光緒帝和慈禧太后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就決定了“戊戌變法”的成敗，已註定了“戊戌政變”發生的根源。

政治改革必須從權力中心發動，其途徑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反之，則是所謂“革命”。

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所推動的戊戌變法便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改革，所以他們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光緒帝的身上。這也是他們最初能得到自強派領袖如陳寶箴、劉坤一、甚至張之洞等人的支持的主要原因。“戊戌六君子”中楊銳與劉光第兩人便是陳寶箴推薦的。

這種變法的方式在儒家的政治傳統中叫做“得君行道”，最典型的例子是宋代的王安石。

但“得君行道”的理想事實上在王安石變法失敗以後已趨於幻滅。

明代儒家學者自王陽明以下大致已放棄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線，而改變方向，以講學和其它方式開拓社會空間。

明代儒家說教的對象不再是朝廷，而是民間。

在明代君主專制的高壓時代，“得君行道”不僅已不可能，而且還會招殺身之禍。

明末東林黨人忍耐不住，挺身而出，其結局便是黃宗羲所謂“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

清代“一族專政”，對於漢族士大夫更發展出雙重的猜忌，故近代傑出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樸學大師章太炎有“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的論斷。

康有為等在甲午戰敗、外患嚴重之際，以為有可乘之機，因此發生了變法運動。

但康梁等人似乎對滿清王朝“一族專政”下的權力結構缺乏深刻的認識，終於重演了“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的悲劇。

當時滿清王朝“一族專政”下的權力結構大體如下：光緒雖是親政的皇帝，但卻毫無實權，事無大小几乎完全聽命於慈禧太后。

另一方面，慈禧雖已撤簾歸政，在政治上沒有任何名義，但王朝的全部權力系統卻仍然緊緊地握在她的手中。

清代政治權力的泉源在滿人的一族專政，慈禧則從1861 年起便奪到了滿族的領導權。咸豐帝死時，慈禧才25歲，但已在咸豐臥病期間學到了處理政務的本領。

慈禧以母后的身分，聯合了恭親王奕忻，居然能在咸豐死後兩個月翦除了族內最大的政敵肅順，她的政治手腕已可想而知。

緊接著慈禧又在清朝史上開創了於祖制無據的“垂簾聽政”，這樣一來，她便取得了最高統治者的正式地位。

後世讀史者因為對慈禧十分厭惡，往往忽略了她的政治能力。

晚清經學家、文學家王闓運曾依肅順門下，頗得信任，可以說是慈禧的反對派。但他在民國初年寫《祺祥故事》時也承認 “恭王、孝欽，皆有過人之敏知”，這當然是根據他當年親見慈禧和奕忻奪權成功的一幕而得到的判斷。

慈禧之所以能奪權成功，也不能全歸之於個人才能，八旗制度的演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自皇太極至雍正，八旗制度已逐步收入皇帝一人之手。上三旗固不必說，下五旗也沒有與朝廷對抗的力量，而且旗主對旗下人員的控制力更是一天天地減弱。

最重要的是雍正利用儒家的名教綱常駕馭滿人，極為成功。

所以終有清一代，嚴守禮法的是滿人而不是漢人。

慈禧以母后之尊，又垂簾聽政，族權與政權都在她的掌握之中，這一點與戊戌政變的發生有重大的關係。

在這樣的“母后”的嚴威之下，少年皇帝尚有何自由意志可說？

這種從古未有的清代“家法”，其實便是“一族專政”的“族紀”，是與外在普羅的統治體制相配合的。

慈禧在戊戌年八月發動政變，如純從政治名分言，是毫無憑藉的。但她的根據是滿清的“家法”，也就是“族紀”，隨時可以“垂簾聽政”。

梁啟超說：

“光緒十六年下歸政之詔，佈告天下。然皇上雖有親栽大政之名，而無其實。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

撤簾後仍然繼續執政，視在位皇帝如無物，這也是根據“家法”，沒有人指責這是不合法的。

慈禧自1861年取得恭親王奕忻的擁戴以後，即以母后的身分獨攬滿族的最高領導權，當然包括軍權在內，並在“一族專政”的基礎上，掌握了清王朝的政權。

依滿洲的“家法”，先後兩個少年皇帝，同治與光緒對慈禧這位母后都是“自稱臣子”的。

“垂簾聽政”只有在翦除肅順等族內政敵和初期統治的幾年之內是有必要的。

在慈禧的絕對權威建立起來以後，恭親王對她也只有唯命是從，無論是“垂簾”還是“撤簾”，反正她和太上皇乾隆一樣，“大事還是我辦”。

但光緒擢用康有為實行變法，撼動了“一族專政”的基礎，政局便立刻發生了大動盪。

據梁啟超的敘述，經過大致如下：

“皇上久欲召見康有為，而為恭親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親王薨，翁同龢謀於上，決計變法，開制度局而議其宜，選康有為任之。乃於四月二十三日下詔定國是，二十五日下詔命康有為預備召見，二十八日遂召見頤和園之仁壽殿……康所陳奏甚多。

皇上曰：國事全誤於守舊諸臣之手，朕豈不知？但朕之權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勢難盡去，當奈之何？

康曰：諸皇上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黜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摺奏事，足矣。……上然其言。

此為康有為始覲皇上之事，實改革之起點。而西后與榮祿已早定密謀，於前一日下詔，定天津閱兵之舉，驅逐翁同龢，而命榮祿為北洋大臣，總統三軍，二品以上大臣鹹具折詣後前謝恩。政變之事，亦伏於是矣。“

梁啟超關於此節敘事大體可信，略加分析可以發現其中隱含的重大意義。

恭親王是滿族的外朝執政首領，對“一族專政”的原則持之甚堅，故阻止光緒召見康有為。他既逝世，翁同龢、康有為等認為有機可乘，所以立即發動了變法。

光緒承認自己無權，雖然“親政”已八九年，一切“大事”仍然一直是皇太后“辦”。

光緒與康有為所討論的“舊大臣”其實都是滿族親貴，因此康有為的建議中又有“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設為華族，立五等之爵以處之”的構想。

康有為主張將變法實權給予新擢“小臣”與“才俊志士”，這當然是指那些追求變法的漢人如譚嗣同、梁啟超之流。康有為大概是效王安石變法，以豐厚的祠祿奉養反對新法的大臣，另外進用贊成新法的新人。

但宋神宗是擁有全權的皇帝，當時反新法的人既不是一個有組織的特殊統治集團，更不是宋王朝的唯一權力基礎。宋神宗不過是在兩派士大夫之間作出了選擇而已。

現在康有為卻以歷史上截然不同的事件作為憑據，寄希望於毫無實權的光緒帝，他的希望早已註定是必將落空的。

滿族親貴作為一個特殊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者本能地懂得權力的無上重要性，他們是不可能被個別擊破的。

滿洲正黃旗人、前引御史文悌曾以“保中國不保大清”責康有為，他的言論決不僅僅代表個人，而應看作是“一族專政”的共同意識。

現在我們再談一談光緒帝及其與慈禧的個人關係。

光緒是咸豐的親侄子，入繼大統時不過三歲。慈禧特別選中他，當然是為了便於自己長期“垂簾聽政”的緣故。

入宮以後，光緒是在慈禧的積威之下成長起來的。

據太監寇連材的筆記說：

“西后待皇上無不疾聲厲色。少年時每日訶斥之聲不絕。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令長跪。故積威既久，皇上見西后如對獅虎，戰戰兢兢，因此膽為之破。至今每聞鑼鼓之聲，或聞吆喝之聲，或聞雷，輒變色雲。”

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慈禧為帝選後，本屬意她的內侄女那拉氏，即隆裕，所以與選五人將那拉氏排在第一位。

慈禧手指諸女對光緒說：“皇帝誰堪中選，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

光緒說：“此大事當由皇爸爸（指慈禧）主之，子臣不能自主。”

但慈禧故示大方，堅持要光緒自選，也許是要測驗他是不是能“先意承志”吧。

等到光緒快要將玉如意授給另一人時，“太后大聲曰：皇帝！並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將如意授其女焉”。

明清史學大家孟森在《記陶蘭泉談清孝欽時事二則》一文，描寫1903年光緒在火車上侍慈禧進膳的情形：

“太后在車中，停車進膳，皇上同桌，侍食於下，后妃立侍於後。……太后下箸，皇上亦下箸……太后箸止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機械之相應，想宮中無日不然，難乎其為日用飲食矣。”

合以上幾條記載，可以推斷，光緒個人的意志早已為慈禧的積威摧殘得所剩無幾了。深刻的畏懼已使他處處不敢違背慈禧的意旨。

現代心理學告訴我們，在這種積威下長大的人，明處不敢反抗，潛意識終不免要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下尋找反抗的出口，變法便恰好為光緒提供了這樣一個出口。

並不否認光緒變法還有其它光明的動機，例如他不願做崇禎皇帝那樣的“亡國之君”，和他不願看到中國長期受外國勢力的欺壓等。

一個血氣方剛，年方二十七歲的青年是很容易為理想主義所激動的。

以光緒對慈禧的畏懼，最後居然敢在關係“一族專政”這樣重大問題上背叛皇太后一向所堅持的原則，不惜捨身一試，這就使我們不能不特別注意他那長期被壓抑的反抗意識了。

光緒的反抗隱約地存在於潛意識之中，是不能直接、公開露面的，只有在關於變法的公共問題上，才敢站在和慈禧相反的立場。

何況光緒即使具有與慈禧相同的堅強性格和意志也於事無濟，因為他在滿洲統治集團之內已完全陷於孤立。

當時國家機器仍然操縱在滿洲權貴之手，漢人變法派的擁護和一般社會輿論的同情都對國家機器的運轉方向發生不了決定性的影響，而慈禧則是掌握著這個巨大機器的最高統治者。

據光緒在戊戌年七月二十八日交楊銳帶出的“硃筆密諭”說，他主張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

試想光緒連自保的力量都沒有，最後尚須乞援於康有為等，他怎麼可能主持變法，推行從上到下的全面政治改革？

光緒只是滿洲統治階級中一個遊離出來的份子，是國家機器中脫落下來的一個零件，而康有為等最初竟誤把他當作政治權力的核心。

所以“戊戌變法”終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幕跌宕起伏、波譎雲詭的悲劇。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說：

“今以滿洲五百萬人，監製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耳。使漢人一日開通，則滿人固不能晏處於域內。

……夫所謂聖明之主者，亦非遠於人情者也。……藉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滿漢畛域之見，然而新法獨不能行也。

何者？滿人雖頑鈍無計，而其怵惕於漢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頑鈍愈甚，團體愈結。五百萬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者也。雖無太后，而掣肘者什伯於太后，雖無榮祿，而掣肘者什伯於榮祿。

……往者戊戌變政，去五寺三巡撫如拉枯，獨駐防則不敢撤。彼聖主之力，與滿洲全部之力，果孰優孰絀也。由是言之，彼其為私，則不欲變法矣；其為公，則亦不能變法矣。”

章太炎在此文已將“一族專政”的情勢及戊戌變法必然失敗的關鍵分析得十分透徹。

戊戌政變的消息傳到上海後的兩三天，國學大師王國維寫信給友人說：

“今日出，聞吾邑士人論時事者蔽罪亡人不遺餘力，實堪氣殺。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並仇視醫者，欲不死得乎？”

說在變法失敗之後，浙江知識分子立刻痛罵康有為和梁啟超，王國維在當時也是熱心支持政治改革的人，雖然他並不贊成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所持以變法的哲學與思想。所以，他聽到許多人一夜之間態度劇變，視康、梁為罪魁禍首，深感氣憤難平。

中國所謂人心、所謂輿論，往往隨形勢而轉，有時候所謂人心向背、輿論導向實際上完全不可相信，完全不可依賴。

三百年前，明遺民反抗滿清政權失敗之後，人心也很快地便歸順新朝了。

故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黃宗羲慨嘆道：

“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者亦從而轉矣。”

三百年後戊戌變法失敗，後人又看到了“莫測者亦從而轉”的重演。

因此國學大師陳寅恪無限感慨地說：

“嗚呼！通識古今世變之君子，儻亦有所感悟歟！”

當代歷史學大師呂思勉說過：

“歷史雖是記事之書，我們之所探求，則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眾事的，事則只是一事。”

接下來再說說，在“戊戌政變”發生的前夜，袁世凱是否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與榮華富貴，曾經出賣過維新黨人？

1898年9月，光緒皇帝剛剛頒佈《明定國是》詔書後不久，光緒便與慈禧因政見不合而激發劇烈衝突，政變一觸即發。

為了擺脫危局，康有為派譚嗣同前往袁世凱府邸，希望勸說他帶領自己的新軍包圍頤和園，將守舊派首領慈禧太后直接殺掉。

康有為到底為何會尋求袁世凱作為自己的幫手？出發點是什麼？

在戊戌政變前，康有為和譚嗣同等人到底是如何謀劃的？

由於史料的缺失，以及後世史學界和民間大眾刻意或無意的增刪篡改，今天的人們對那段歷史很難了解得十分清楚。

據上世紀80年代，在日本外務省檔案館中發現一份新史料——《詭謀直紀》，作者乃是著名維新志士畢永年，此人一直是維新派的活躍分子，是戊戌政變的直接目擊者和參與者。

在《詭謀直紀》中，畢永年詳細記載了1898年9月13日（農曆七月二十七日）到9月21日（八月初六），康有為等維新派成員對於政變的討論和謀劃，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

根據《詭謀直紀》原文，畢永年於1898年9月13日抵京。兩天後， 9月15日晚上9點，康有為將畢永年招到自己的客廳，說：

“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於九月天津大閱時殺皇上，將奈之何？或欲效唐朝張柬之廢武后之舉，然天子手無寸兵,殊難舉事。吾已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欲令其為李多祚也。”

此時，康有為已經意識到慈禧已然對光緒磨刀霍霍，因此他想先下手為強，效仿唐朝武則天晚年的宰相張柬之等人發動“神龍革命”，廢黜武則天之故事，將政權從慈禧手中奪過來。

對於康有為的謀劃，畢永年連連擺手，他認為袁世凱是慈禧太后的人，肯定不能勝任“神龍革命”中禁軍統領李多祚的角色。

然而康有為卻胸有成竹，堅持己見：

“袁前兩日已至京，吾已令人往遠處行反間之計，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與榮祿矣。且吾已奏知皇上，於袁召見時，隆以禮貌，撫以溫言，又當面賞茶食，則袁必愈生感激而圖報矣。汝且俟之。吾尚有重用於汝之事也。”

在康有為看來，袁世凱已經被他“拉攏”了。在不久前，康有為曾派徐仁祿施展反間計。徐仁祿對袁世凱說，榮祿曾多次在皇帝面前指責他“跋扈”，同時還說他是漢人，因此不能讓袁世凱掌握兵權。

結果袁世凱佯裝恍然大悟：“難怪當年翁常熟（翁同龢）想給我增兵，榮祿卻從中作梗，真奸賊也！”

袁世凱的這番客套之辭，竟輕易地將康有為騙倒，誤以為袁世凱深恨“深恨太后與榮祿”，是可用之人。

此後，康有為又奏請皇帝接見袁世凱，“撫以溫言，又當面請他吃點心喝茶”。

在康有為看來，這份“大恩”，一定會讓袁世凱心生感激，為皇帝做事。

康有為這人雖有文學上的才能，卻是個重理想輕實幹之人，自身並無半點政治鬥爭的經驗，凡事好妄想，總將政治鬥爭想得非常簡單，以為僅僅憑藉三言兩語以及一些小恩小惠就能拉攏手握重兵的身居滿清王朝高級將領之位的袁世凱。

對於康有為拉攏袁世凱的想法，不僅畢永年不以為然，譚嗣同也不認同。

第二天，畢永年會見譚嗣同，譚嗣同說：

“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為之，我為之奈何？”

按照《詭謀直紀》的說法，康有為本想讓畢永年去說服袁世凱，然而畢永年卻瞻前顧後，認為此事不妥，遲遲不肯出行。

最終，康有為將剛烈勇猛的譚嗣同推進了火坑，派他去說服袁世凱。

9月18日，譚嗣同前往袁世凱處，而袁世凱信誓旦旦地許諾：“只要皇帝支持，殺榮祿就像宰條狗一樣容易！”

誰知譚嗣同前腳剛走，袁世凱後腳便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

而這個告密，也成了慈禧發動政變的導火索。

第二天，畢永年找到譚嗣同，問其與袁世凱商量的情況。

當時譚嗣同正在梳頭，有氣無力地說：

“袁尚未允也，然亦未決辭……此事我與康爭過數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無奈何。”

很顯然，譚嗣同至始至終都不信任袁世凱，早就料到會失敗。

然而譚嗣同畢竟是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士，最終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聽了譚嗣同的話，畢永年驚恐道：“事今敗矣，事今敗矣”。

於是畢永年力勸譚嗣同，希望他和自己一起逃走，不要白白送死。

然而譚嗣同卻慨然說道：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為變法流血者，此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畢永年見譚嗣同英勇異常，於是不在強求。

公元1898年9月21日早上七點，畢永年出逃國外，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也隨著出逃。至於譚嗣同，他留在了國內，以鮮血祭奠變法，成為後世仁人志士效仿的楷模。

康有為在政治上的幼稚，在觀察人物上的無知妄想，害慘了譚嗣同，致使光緒和慈禧的矛盾變得不可迴旋，最終導致維新變法的全面失敗。

作為一個先進理論的傳播者，康有為是優秀的、合格的；但作為維新變法運動的領導者，書生意氣的康有為顯然是極不夠格的。

至於說袁世凱是否真的向慈禧告密，這其實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在當時那樣的形勢下，換做誰當新軍的統領，都不可能不審時度勢，分清利弊，絕不可能愚蠢到頭腦發熱，依靠一位毫無實權的“虛君”光緒，及一群只會空談國政的無知書生，去對抗滿清王朝強大的國家機器和裝備精良的軍隊。

這也是諸如袁世凱這些晚清務實的漢人大臣們，做出的最有利於國家和自己利益的選擇，其實後世學者和大眾不必過分苛責，因為有沒有袁世凱的告密，“戊戌變法”註定不會成功，“戊戌政變”也必然發生！

二憾逝矣如鷹揚，帝城緹騎何太忙。

傾街空巷追所往，七家同日生禍殃。

柴車載出兩兵夾，頸足劣免施琅璫。

賢奸此時未及剖，頗欲罪案知其詳。

民間讙譁不可聽，聽之心骨為悽傷。

我昨給事西苑傍，天子夕月出西方。

紫光閣中坐聖母，福華門下宣親王。

監門謁者獰如鬼，似言佛爺怒未央。

頃者侍臣為我說，夜來宮禁事非常。

急書三返召畿帥，便恐大獄興蒼黃。

七人共作何等事，此去寧復有生望。

就中林卿我所善，奔視弗及心彷徨。

當其奮筆政事堂，際會豈不誠明良。

虎鼠變化出頃刻，年少未作周身防。

汝等草芥何足惜，遺累君父謀非臧。

嗚乎！

遺累君父謀不臧，歸死司敗意差強。

——1898年9月24日·陳懋鼎《後緹騎行》

落日蒼茫風才定

戊戌變法是光緒皇帝為中心的一次變法圖強活動。其實要說其意義的話，其實是十分簡單的。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四個字，變法圖強。

其實就本質來說，其實戊戌變法和前面由慈禧太后作為背景的洋務運動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因為這兩次其實都是革新，而且他們服務的主體其實也都是大清國，目的也都是為了大清國可以長治久安。

要說什麼區別的話，也就是變法的方向不同，以及指導者不同。但是就結果而言，這次的維新運動是一場比洋務運動更加失敗的革新運動。

其實今天許多人認為戊戌變法和洋務運動是不同種類型的運動。當然，肯定這是說的通的。但是仔細觀察，卻發現他們殊途同歸。就像前面所說的那樣，其實他們有著很多的相似性。但是時代不同，思想其實也是有著不可忽略的變化。

於是就今天的我們來看，戊戌變法和洋務運動的目標反而不同。但是其實就思想而言沒一件事情都侷限在當時的認知之下，所以其實都是一步跨越試的嘗試，只是過程一個更加弘大一些，還有穩定一些。

圍知歷史

事情大致經過：1898年9月21日 (戊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戊戌變法遭到頑固派的極端仇恨，自光緒帝頒佈“明定國是”詔書推行變法起，頑固派即開始策劃政變，推翻新政。9月21日，慈禧幽禁光緒帝於中的瀛臺，並假光緒帝名義，發佈籲請太后訓政的詔書。旋又捕殺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等六人(史稱“戊戌六君子”)，通緝康有為、梁啟超，罷免維新派官員陳寶箴、江標、黃遵憲等數十人，廢除全部新政，戊戌變法失敗......

上世紀80年代，著名近代史學者湯志鈞訪問日本，在該國外務省檔案館中發現了一份新史料《詭謀直紀》。作者是著名維新志士畢永年，此人是戊戌政變的直接目擊者和參與者。畢永年詳細記載了1898年9月13日（農曆七月二十七日）到9月21日（八月初六），康有為等維新派成員對於政變的討論和謀劃，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

根據原文，畢永年於9月13日抵京。兩天後，也就是9月15日晚上9點，康有為將畢永年招到自己的客廳，說道：“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於九月天津大閱時殺皇上，將奈之何？或欲效唐朝張柬之廢武后之舉，然天子手無寸兵,殊難舉事。吾已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欲令其為李多祚也。”

光緒頒佈《明定國是》詔書後不久，便與母后慈禧因政見不合而激發劇烈衝突，康有為派譚嗣同前往袁世凱府邸，希望勸說他帶領自己的新軍包圍頤和園，將守舊派首領慈禧太后直接殺掉。

康有為顯然已經意識到慈禧已然對光緒磨刀霍霍，因此他想先下手為強，效仿張柬之等人發動“神龍革命”，廢黜武則天之故事，將政權從慈禧手中奪過來。

對於康有為的謀劃，畢永年連連擺手，他認為袁世凱是慈禧太后的人。當年甲午戰爭爆發前，袁世凱從朝鮮逃回國內，沒什麼膽量。然而康有為卻胸有成竹，堅持己見：袁前兩日已至京，吾已令人往遠處行反間之計，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與榮祿矣。且吾已奏知皇上，於袁召見時，隆以禮貌，撫以溫言，又當面賞茶食，則袁必愈生感激而圖報矣，汝且俟之，吾尚有重用於汝之事也。

在康有為看來，袁世凱已經被他“拉攏”了。不久前，康有為曾派徐仁祿施展反間計。徐仁祿對袁世凱說，榮祿曾多次在皇帝面前指責他“跋扈”，同時還說他是漢人，因此不能讓袁世凱掌握兵權。結果袁世凱佯裝恍然大悟：“難怪當年翁常熟（翁同龢）想給我增兵，榮祿卻從中作梗，真奸賊也！”袁世凱的這番客套之辭，竟輕易地將康有為騙倒，誤以為袁世凱深恨“深恨太后與榮祿”，是可用之人。此後，康有為又奏請皇帝接見袁世凱，“撫以溫言，又當面請他吃點心喝茶”。在康有為看來，這份“大恩”，一定會讓袁世凱心生感激，為皇帝做事。

康有為這人雖有才，卻是個重理想輕實幹之人，凡事好妄想，總將政治鬥爭想得非常簡單，以為僅僅憑藉三言兩語以及一些小恩小惠就能拉攏袁世凱，然袁卻是老謀深算。

對於康有為拉攏袁世凱的想法，不僅畢永年不以為然，譚嗣同也不認同。第二天，畢永年會見譚嗣同，譚說：“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為之，我為之奈何？”

按照《詭謀直紀》的說法，康有為本想讓畢永年去說服袁世凱，然而畢卻瞻前顧後，認為此事不妥，遲遲不肯出行。最終，康有為將剛烈勇猛的譚嗣同推進了火坑，派他去說服袁世凱。9月18日，譚嗣同前往袁世凱處，而袁世凱信誓旦旦地許諾：“只要皇帝支持，殺榮祿就像宰條狗一樣容易！”誰知譚嗣同前腳剛走，袁世凱後腳便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而這個告密，也成了慈禧發動政變的導火索。

第二天，畢永年找到譚嗣同，問其與袁世凱商量的情況。當時譚嗣同正在梳頭，有氣無力地說：“袁尚未允也，然亦未決辭……此事我與康爭過數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無奈何。”顯然，譚嗣同至始至終都不信任袁世凱，早就料到會失敗。然而譚嗣同畢竟是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士，最終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聽了譚嗣同的話，畢永年驚恐道：“事今敗矣，事今敗矣”。於是畢永年力勸譚嗣同，希望他和自己一起逃走，不要白白送死。然而譚嗣同卻慨然說道：“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為變法流血者，此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畢永年見譚嗣同英勇異常，於是不在強求。9月21日早上七點，畢永年出逃國外，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也隨著出逃。至於譚嗣同，他留在了國內，以鮮血祭奠變法，成為歷代仁人志士效仿的楷模。

可以說，康有為的妄想害慘了譚嗣同，致使光緒和慈禧的矛盾變得不可迴旋，最終導致維新變法的全面失敗。

雞蛋鑿歷史

我覺得戊戌變法是一群人領導的一場混亂而激烈的、旨在變法但流於形式缺少內涵、旨在強國卻不能建立新體系、旨在整頓吏治卻只知道殺還有流放而不知妥協與團結、沒有真正的力量卻在叫囂還天下一個清靜的所謂變法。他們是憲政的先行者，歷史時代開創者，以及愛國者，值得敬佩與崇尚。但是戊戌變法過於天真，急切地想要一口氣完成西方演化一百年以上的憲政體系，等同於在沒有任何實質的政治、經濟基礎的情況下重新創造一個社會結構，而且並不注意社會影響，經常性在公眾場合發表針對性很強的言論，觸動了太多人的利益，得罪了太多掌權者，連一開始他們的支持者最後也同他們反目成仇。這種做法並非變法，而是革命，但同時他們有沒有自己的力量，最後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舉個例子，如果晚清的中國像是一潭發臭的死水，那麼，戊戌變法的本意是在不改變這個池子原本輪廓的情況下，挖開幾個口子，讓它同外界的水流相連，慢慢使其流動活躍起來，最後讓它演變為洶湧澎湃的江河；但實際上他們急功近利地挖掉了幾乎整個潭子周圍的堤壩，並同時挖出一條人工河道以限制潭水變為河流——這遠遠超出了當時中國的承受能力。

真相一、慈禧太后一開始，並不反對變法

許多歷史影視劇，把慈禧太后描述為一個自始至終反對戊戌變法的“頑固守舊派”，其實，真實情況並不是這樣的。

事實上，慈禧太后一開始對光緒皇帝的變法，是支持的，至少是不反對的。

光緒皇帝在變法初期，從發佈《明定國是詔》開始，公開宣佈變法，是經過慈禧太后點頭的，許多現存的清代內檔也非常清楚地顯示：慈禧太后在初期，在變法方面，給予了光緒皇帝非常大的支持。

現存清代密檔也顯示，光緒皇帝變法期間的諸多奏摺、批覆等重大文件，基本上都抄送給了慈禧太后，換句話說，慈禧太后這段時間雖然人在頤和園“養老”，實際上她對變法，事無鉅細，基本上都瞭如指掌。

光緒皇帝操辦維新運動，歷時103天，三個多月之久，新政頻出，沒有慈禧太后的支持和默許，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真相二、光緒皇帝擬用外臣，聽議合邦，觸犯了慈禧的底線

變法開始之後，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派，向光緒皇帝建議，聘請日本前總理伊藤博文、以及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做大清帝國的國策顧問。

與此同時，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都對維新派提出建議，提議中、英、美、日四個國家，合併成一個，這個提案，叫做“合邦之議”，這個提議，由六君子之一的楊深秀，向光緒皇帝提出，具體做法，是說從中、日、英、美四個國家中，選出100個能人，共同掌管四個國家的稅收、軍事、外交等國家大事，大清當時是弱國，此事一成，則大清的國政，確實有失去自主的風險。

但是，這件事還在聽議階段的時候，有個老臣名叫楊崇伊的，這個人政治嗅覺特別敏銳，他覺得大事不妙，於是，他跑到慈禧太后那裡，去舉報。

楊崇伊對慈禧太后說：伊藤博文、李提摩太，這些人是日本人、英國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說，皇上正在聽信小人（指維新派）的話，考慮請這些外國人參與大清的國策，稅收、外交、軍事，統統都由外國人掌控，一旦事成，以後我們什麼事，都要聽日本人的、都要聽英國人的，這個局面，十分危急，老佛爺您日後斷然無法控制，咱大清，就真的是要亡國了啊。

慈禧太后也靈敏地嗅到：一旦境外敵對勢力參與了朝政，那麼大清的政局，必然失控，而且自己的權力，也將會受到外來勢力的侵奪，無日可以安寧。

想到這裡，慈禧太后一刻都沒有等，立馬帶人，從頤和園火速趕回紫禁城，對光緒皇帝喊停，軟禁了光緒皇帝，並下令逮捕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

這，其實才是慈禧太后叫停變法最直接的原因。

真相三、康有為聽信謠言，謀刺慈禧太后

維新派在這段時間之前，曾經聽信一個謠言，說秋操（閱兵）的時候，慈禧太后和榮祿將要廢掉光緒皇帝，當時康有為一派，聽信了這個謠言，認為要先下手為強，殺掉慈禧太后。

於是，康有為派譚嗣同找了袁世凱，譚嗣同的計劃是：要求袁世凱出兵包圍頤和園，然後譚嗣同命令湖南豪傑畢永年等，帶一百多號人，殺入頤和園，直接殺掉慈禧太后。

袁世凱對譚嗣同的提議，採取了虛與委蛇的態度，實質上是拒絕了。

慈禧太后後來從榮祿口中得知這個陰謀，十分震驚，這才決定殺人報復的。

所以，清廷火速逮捕了譚嗣同、康廣仁等六人，不經審判，直接處死。歷史上的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一案，它的真實緣由，原來是這樣的。

而康有為和梁啟超，則在外國人（日本人、英國人）的保護下，成功逃脫。

真相四、慈禧太后對變法喊停在先，袁世凱告密在後

還有許多歷史影視劇，說是袁世凱向慈禧太后告密，直接導致戊戌變法的失敗，其實，這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事實上，袁世凱見了譚嗣同以後，心裡藏了秘密，忐忑不安，他一直在思考，但是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袁世凱是在赴北京覲見光緒皇帝之後，趕回天津，一路上愈發感到事態嚴重，於是，他最後才決定跑到（天津）榮祿那裡去告密。

然而，在袁世凱向榮祿告密的時候，慈禧太后已經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已經對戊戌變法喊停，並且已經開始軟禁光緒皇帝。

榮祿聽到袁世凱的報告之後，回京，報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一聽，這才感到十分震驚，於是才決定擴大對維新派的逮捕範圍，並決定大開殺戒的。

換句話說，是慈禧太后對變法喊停在先，袁世凱告密在後，袁世凱的告密行為，與戊戌變法失敗，沒有因果關係，但袁世凱告密一事，確實與六君子被殺，關係很大。

多虧清代檔案的保存，以及諸多歷史學者的努力，戊戌變法的真相，今日才終於可以大白於天下，事情相當複雜，遠遠不是影視劇所說的那樣，黑白分明，在本案當中，光緒皇帝商用外臣、聽議合邦等行為，是否有錯，這是很值得疑問的。康有為聽信謠言、謀刺慈禧太后的行為是否正當，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下午世界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干支紀年戊戌）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等發動的變法維新運動。光緒皇帝接受其變法主張，從6月11日到9月21日頒佈許多變法法令。主要內容有：裁減綠營兵；廢除八股文；設立學堂；提倡商辦工業等。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頑固勢力堅決反對，9月21日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撤銷變法法令，逮捕維新派，譚嗣同等六人被殺害，康、梁逃往日本，變法失敗。因自頒佈維新詔令起到變法失敗止，共一百零三天，故又名百日維新。

關鍵字: 戊戌政變 戊戌年 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