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曼生百納壺——僧衣加身、傳唱經典

陳曼生與楊彭年可謂珠聯璧合的砂壺人，開創了紫砂器的新格局，達官貴人與文人墨客也參與其中，併為之推崇，曼生“文人壺”成為藏家趨之若鶩、爭相收藏的藝術珍品。此“楊彭年制陳曼生刻香蘅款紫泥百納壺”為清末大收藏家龔心釗舊藏，稀有少見，愛壺者得之，便視若拱璧。

此器拙中見奇，比例協調，簡潔大度，氣韻非凡。壺身如拳，入手溫潤可人。胎身寶光熠熠，燦若朝霞。泥色褐中泛紅，錯落披著黃，斑駁交錯著，似碎布補綴之百衲僧衣，以泥飾泥運用傳神，新穎別緻，別有一番奇逸天趣。

百衲，葉下閉重關。” 唐白居易 《戲贈蕭處士清禪師》詩：“三杯嵬峨忘機客，百納頭陀任運僧。” 宋蘇軾 《石塔戒衣銘》：“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 清蒲松齡 《聊齋志異·丐僧》：“ 濟南一僧，不知何許人。赤足衣百衲。”此壺將其義推而廣之，取百衲精髓，製作出僧衣加身效果，低調內斂素色展現禪味。

壺身銘刻“勿輕裋褐，其中有物，傾之活活。曼生銘。” 活活，為水流聲，此處指注茶的水聲，更是隱喻智者的腹中經綸與人生智慧。結合整句，勿以貌取人，為人治學應該像百衲衣一樣，虛懷若谷，應有海納百川與胸襟，才能提升自己。切茶、切壺，更切處世哲理，是曼生壺典範。

壺中創了詩書印三位一體，極具文化氣息的紫砂裝飾法；確立了蕭疏簡淡、意趣自然的紫砂審美觀；提升了紫砂壺的藝術品位。此中來源便從明代中晚期開始茶壺與文化、文人接觸，再後來成了中國傳統文人修身養性的載體關係悠長。壺中天地寬，它是一種寄託。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一書中說：“捧著一把茶壺，中國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質的精髓。”茶壺中的人生，淡定從容、悠閒自足，與從此壺設計融匯儒、釋、道精神和壺上銘文尚即可見。

彭年（把款）即楊彭年，清嘉慶、道光間宜興制壺名手。荊溪人，生卒不詳。彭年弟寶年、妹鳳年，都是當時制壺高手。一門眷屬皆工此技，名聞一時。彭年善於配泥，所制茗壺，渾樸工緻。傳大彬手捏法，雖隨意製成，仍具天然之致。嘉慶間陳曼生作宰溧陽，與彭年合作制壺，世稱“曼生壺”，為世所珍。彭年後又常與瞿應紹、朱石梅、鄧奎等人合作制壺，所做之器皆為佳品。

曼生（刻款）即陳曼生（1768-1822），清浙江錢塘（今餘杭）人，名鴻壽，字子恭，號曼生，一號種榆道人，曼公，曼龔，夾谷亭長，胥溪漁隱等，西泠八家之一，善書法，篆刻，嘉慶十六年（1811）左右，任溧陽縣宰，好紫砂工藝，自繪紫砂壺十八圖樣，請楊彭年及楊之弟妹並邵二泉等制壺，自在壺上刻銘，稱“曼生壺”。

香蘅資料

香蘅制小周盤壺

香蘅（底款）即香蘅，為陳曼生兒子小曼陳寶善（道光10年卒）的齋名，錢杜（叔美）題《小曼香蘅吟館》橫卷：“蘅似葵而香，名見於騷經，古人未有圖之者，餘以意寫之，觀者不求形似可耳。”《匪石山人詩》五月上旬晤小曼於廣陵（揚州）索書香蘅吟館因題於後：“淮海一分手，頻年見面稀，浮蹤今復聚，吟館舊常依，壯志君方遂，頹齡我倦飛，邗江明月夜，相與弄清輝。”

清末收藏家龔心釗

收藏者，龔心釗（1870-1949），字懷希，號仲勉，安徽合肥人，寓居上海，是清代最後一任科舉考官，光緒年間出使英、法等國，清末出任加拿大總領事，是清代著名的外交家。龔心釗平生篤好文物，潛心研究，因此他收藏的文物，精品頗多。如秦商鞅方升，戰國越王劍，宋代米芾、馬遠、夏圭等名家書畫，宋汝窯盤，以及時大彬、徐友泉、陳鳴遠、陳曼生等制的紫砂壺。

此壺於2017年春季，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中國曆代紫砂器物暨茶文化專場以14490000落下經典一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