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毛澤東鄧小平 理論研究》2019年第7期
[摘 要]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形成的以“延安經驗”為核心的工業化思想和新中國成立後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思想，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思想，對於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破解單個農戶與市場經濟的對接困難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毛澤東打破蘇聯模式的“創造性破壞”，尤其是中央與地方的分權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為經濟上跨越“卡夫丁峽谷”創造了條件。全面梳理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理論貢獻，不僅可以有力批駁貶低甚至否定改革開放前新中國所取得重大成就的錯誤思想，而且對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毛澤東；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發展道路；卡夫丁峽谷
新中國成立後，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中國經歷新民主主義革命長期戰亂的創傷下、在中國經濟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艱苦探索。雖然我們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某些方面出現了偏差和失誤，以致某些年的GDP增長率為負值，但是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仍然實現了年均GDP 7.98%的高速增長，即便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下簡稱“
一五”計劃）後22年的年均GDP 6.0%的增長速度，在世界上仍然是很高的。毫無疑問，沒有改革開放前30年工業化積累、沒有農業發展道路探索、沒有剔除蘇聯模式中一些僵化的成分，無法想象僅靠改革開放釋放的活力，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經濟建設能夠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正如習近平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講話上所提到，並且在2019年《求是》雜誌第7期發表的《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一文再次強調的，“如果沒有1949年建立新中國並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積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質、制度條件，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改革開放也很難順利推進。……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提出了許多正確主張，當時沒有真正落實，改革開放後得到了真正貫徹，將來也還是要堅持和發展的”。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重要時間節點，全面梳理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理論貢獻，不僅可以有力批駁貶低甚至否定改革開放前新中國所取得重大成就的錯誤思想，而且對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的理論貢獻
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進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以“延安經驗”為核心的工業化思想。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緊密結合中國實際，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工業化理論，在借鑑蘇聯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思想。
（一）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的社會主義是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高級社會形態，不存在工業化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工業化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他們創立的唯物史觀對資本主義生產進行分析，得出市場化是工業化的必要前提和基礎，工業化帶來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其結果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變化，資本主義最終將會被社會主義所取代。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意味著社會主義可能出現在生產力並不發達的國家之中，這些國家要體現出比資本主義更具優越性，就必須發展生產力，而工業化則是必然之路。列寧指出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任務被斯大林所繼承。斯大林的工業化理論成為包括蘇聯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理論和指導思想，其主要內容包括：第一，提出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這一點繼承了列寧的生產資料優先發展的思想；第二，提出了社會主義改造是工業化的條件，即工業化是以建立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保障的；第三，提出了農業應該為工業化發展積累資金，也就是工業化必須以犧牲農業發展為代價。
毛澤東的工業化理論與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有著割不斷的聯繫。當時毛澤東已經清晰認識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就是要解放生產力，掃清工業化道路上的一切障礙。這一點可以從毛澤東在1945年4月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講話中看出。在這個講話中，毛澤東明確指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工業化任務，他講道：“沒有工業， 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
新中國成立後，在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基本完成，中國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如何實現工業化的問題就凸顯出來。毛澤東在對中國生產力狀況進行深入分析以後，選擇了斯大林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道路。毫無疑問，這是一條快速發展工業化的成本最低、風險最小的道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蘇聯已經成功進行了工業化試驗，不僅減少了試錯成本，而且還可以得到蘇聯的大力援助。1953年8月，毛澤東 在修改中央財經會議結論時，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作了完整表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毛澤東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思想在“一五”計劃時期得到了充分體現。在“一五”計劃時期，中國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了以蘇聯幫助中國設計的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由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工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128.6 %，工業產值所佔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重工業的比重由26.4%提高到48.4%。中國工業化大廈在“一五”計劃時期崛然而起，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如果沒有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實施，很難想象中國能建立起全世界工業門類、品種最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毛澤東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思想為中國締造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神話創造了條件，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必然結果。
（二）重工業、輕工業、農業協調發展的思想
儘管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為中國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由於過度強調重工業優先發展，這一時期一方面出現了忽視農業發展，致使農業生產無法跟上工業生產步伐的現象，另一方面出現了全局性的冒進現象，致使國家財政非常緊張，同時也出現了城鎮化趕不上工業化發展的速度，城鎮化嚴重落後於工業化的現象。上述問題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在1956年4月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在這篇閃耀著馬克思主義光輝的文獻中，毛澤東提出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協調發展的思想。他指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麼發展重工業？所以，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必須處理好。”對於如何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
毛澤東提出：“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是在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並已初步建立了工業化基礎上的戰略調整，包含著毛澤東立足中國經濟實際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探索。1957年2月，毛澤東又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提出了對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的看法，豐富和發展了他的重工業、輕工業、農業協調發展的思想，他指出：“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他進而辯證地分析道：“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毛澤東通過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和教訓的正反總結，注意到蘇聯以犧牲農民利益為基礎的重工業發展戰略，雖然在快速工業化上具有明顯優勢，但也存在內生缺陷，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阻礙了農業發展。因此，
毛澤東提出，經濟建設和發展必須立足於中國實際，在優先發展重工業時，要統籌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他認為，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的大量資金，相當大一部分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國家可以通過平價收購農民生產的糧食和輕工業所需要的農副產品，向農民銷售工業品，然後通過剪刀差的作用，為國家工業化積累資金。也就是說，工業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而且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尤其是大規模農業的發展。二、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思想
農業合作化思想是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中濃墨重彩的一筆，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獨具光環的篇章。重新梳理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思想，對於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具有極高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農業合作化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視農民問題，對農業合作化道路做過深入研究。在他們看來，農民是無產階級革命中非常重要的因素，由於農民生產和生活方式具有分散性、缺乏組織性，“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一旦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必須把小農的私人佔有與生產變為合作社集體佔有與生產。馬克思晚年在研究俄國農村公社中存在的小農經營時指出：“俄國農業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較原始的工具裝備起來的小地塊農民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這個時期之所以很快地成為過去，是因為對農民的壓迫耗盡了農民的土地的地力，使他的土地貧瘠。現在，農民需要的是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合作勞動。”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農業合作化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由之路，必須通過合作化來挽救和改造小農。這一點也可以從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1886 年致奧·倍倍爾的信中看出，他指出：“至於在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模地採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但事情必須這樣來處理，使社會（即首先是國家）保持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樣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壓過全社會的整個利益。”
列寧繼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思想，並在1923年《論合作社》中對農業合作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對如何通過發展合作社來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探索，這對於俄國在當時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具有深遠影響。
（三）毛澤東對農業合作化道路的探索
新中國成立後，農業發展始終是一個重要問題，一方面，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是中國人口的主體，解決農業問題，使農民過上富裕的生活，是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農業問題制約中國經濟發展，要想加快中國工業化的步伐，首要問題就是解決農業落後的問題。毛澤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農業合作化思想，在對蘇聯集體農莊發展道路的批判思考中，指導我國形成了一條至今仍散發出光彩的中國特色農業發展道路。
毛澤東最早在1951年12月在《關於試辦集體農莊的意見》中對農業合作化做出明確指示，這也是對王震關於新疆軍區生產會議有關報告的批示，他指出：“在你的計劃中有利用軍隊集體勞動的經驗，試辦十個農民的集體農莊的計劃，這個計劃很好。”由此，拉開了各省試辦一個或幾個集體農莊的序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數量在1951年12月只有300多個，1953年12月增加到1.4萬多個，兩年時間增加了四十六倍。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思想，主要體現在1955年7月發表的報告《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中。這個報告對強迫或排斥農民入社進行了批判，毛澤東指出：“在有些地方，他們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例如：一方面排斥貧農入社，不照顧貧農的困難；另一方面又強迫富裕中農入社，侵犯他們的利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背離了這一思想，使得農民從“自願加入不合算就退出”變成了“強制性加入”，農民的積極性受挫，長期博弈的結果必然使得“搭便車”盛行，影響了中國農業合作化的積極推進。這個報告包含著毛澤東對農業合作化組織的經濟效益問題的深刻思考，他認為只有農民加入合作社以後的收益超過農民單幹收益時，加入合作社才合算。對此，毛澤東明確指出：“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生產上，必須比較單幹戶和互助組增加農作物的產量。決不能老是等於單幹戶或互助組的產量，如果這樣就失敗了，何必要合作社呢？”至於如何才能增加農作物的產量以顯示農業合作社的優勢，毛澤東 列出了四條迄今仍有指導價值的意見：“為了要增加農作物的產量，就必須：（1）堅持自願、互利原則；（2）改善經營管理（生產計劃、生產管理、勞動組織等）；(3)提高耕作技術（深耕細作、小株密植、增加複種面積、採用良種、推廣新式農具、同病蟲害作鬥爭等）；（4）增加生產資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農具等）。”在這篇報告中，毛澤東對農業合作化的必要性進行了分析：“中國的情況是：由於人口眾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國平均每人只有三畝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畝田或只有幾分田），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後，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雖然在土地改革以後，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為改善，但是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難，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農民只佔比較的少數，……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禦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思想，也體現在《一九五 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中。《綱要》始於毛澤東於1955年11月在杭州和天津與14個省委書記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共同商定”的“十七條”。1956年1月，毛澤東又同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商量後，擴充為“四十條”，《人民日報》社論對其評價是，“這是建設我國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它給我國五億農民指出了今後十年的奮鬥目標”。《綱要》把中國的農業發展問題擴展為中國農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提出了具體增產措施和先進經驗推廣方法，明確要求合作社要因地制宜、貫徹多種經營的方針，並進一步提出了努力實現農、林、牧、副、漁的全面發展的思想。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思想還體現在他對如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思考上。針對土地的小塊分割不利於水利綜合開發和農業機械的使用，毛澤東在為《大社的優越性》一文寫的按語中明確指出：“現在辦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為了易於辦成，為了使幹部和群眾迅速取得經驗，二、三十戶的小社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種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併。”
毛澤東在1959年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再次提出這一思想：“合作社的規模小，土地不能統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庫，得利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應當建設這樣的水庫，但是因為這些利害關係，無法進行建設。廣東的漳市社，山裡有很多森林資源，但是勞動力不夠，不能採集；山下有很多富餘勞動力，可是不能上山勞動；其他如手工業、運輸社等等，也不能統一安排，妨礙生產的發展。成立大社，組織公社以後，這些問題都解決了。”習近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思想。在梁家河任大隊書記期間，習近平帶領農民探索共同富裕之路，對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行了諸多思考，二產和三產都得到了發展。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間，習近平提出了“半城郊型發展戰略”，對“三農”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對於農民新型合作化道路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在其學術著作《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研究》中，對農民新型合作化道路問題進行了理論探索，鮮明地指出了中國要走組織化的農村發展路子；在浙江工作期間，對新型農業合作化形式進行了探索，形成了“一
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思想。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思想，為新時代解決分散的農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接難題提供了可借鑑的方案，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了難得的經驗。習近平關於中國農村“要走組織化的市場化發展路子”的重要思想，更是對毛澤東農業合作化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三、毛澤東對中國經濟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理論貢獻
雖然中國成功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能否在經濟層面跨越“卡夫丁峽谷”仍然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毛澤東在兩方面對中國經濟跨越“卡夫丁峽谷”作出了重大的理論貢獻，一方面，在計劃經濟內探索跨越“卡夫丁峽谷”的道路；另一方面，打破蘇聯“垂直管理”的僵化模式，實行中央與地方的分權，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和跨越“卡夫丁峽谷”創造了條件。
（一）社會主義“經濟核算”難題與經濟領域跨越“卡夫丁峽谷”命題
1920年，經濟學家米塞斯發表了著名的論文《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經濟核算》，否認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經濟核算和合理配置資源的可能性，從“經濟核算”的理論層面向社會主義發起了挑戰。米塞斯認為，一旦廢除私有制和市場，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可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因為它缺乏在市場競爭過程中形成的“貨幣價格”這一最基本的計算尺度。一批經濟學家相繼加入討論。支持米塞斯的主要有哈耶克、羅賓斯等。而反對米塞斯觀點的學者卻有兩類。一類被稱為“新古典市場社會主義”，主要人物有H.D.狄金森、弗雷德·曼維爾·泰勒、蘭格等。他們以一般均衡理論的思路來論證社會主義經濟可以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認為中央計劃機關可以通過“試錯法”來找到“正確的均衡價格”，從而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均衡。另一類反對者是以多布為主要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堅決反對把市場機制引入社會主義經濟之中。這類觀點認為，計劃經濟正是通過理性的社會計劃創造出一種秩序，取代市場的“無
政府狀態”，才顯示出其優越性的。哈耶克通過發展米塞斯的觀點，反擊了上述批評米塞斯的兩類觀點。他認為，這兩類觀點都是以“社會計劃者”擁有完美的知識假設為基礎的，而這種假設是完全錯誤的，根本就沒有考慮到知識的分散化，也沒有考慮到許多個人的有關“特定時空的知識”具有默會的性質；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問題也不是像蘭格等人所想的那樣如何確定和計算出“正確的均衡價格”的問題，而是如何建立能有效地利用個人分散化、“默會的”知識的激勵制度問題；更何況，市場價格的本質在於發現、傳遞和儲存信息，而中央計劃機關根本就沒有這種功能。到20世紀40年代末，爭論似乎已經結束。學界普遍認為，蘭格模式代表了勝利一方，其實不然。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正當西方經濟學界的公開爭論趨於平靜的時候，伴隨著蘇聯和東歐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努力，在這些國家中，爭論以“計劃經濟與市場之間關係”的形式再次出現。有趣的是：這次爭論的主角卻是在主張引入市場機制來完善計劃經濟的“蘭格們”和主張“正統的”計劃經濟制度的“多布們”之間爆發的。隨著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原來倡導“市場社會主義”的改革理論家開始結合社會主義改革歷史，直接反思“米塞斯們”與“蘭格們”的爭論，並且幾乎一致地對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觀點給予肯定。其中以科爾奈的評價最為典型，他在 1990年出版的《通往自由經濟的道路》一書中認為，匈牙利等國經濟體制改革中試圖將公有制與市場化結合起來的做法，只不過是一個幻想。挽救東歐經濟的唯一道路就是私有化加上自由市場經濟。與此同時，西方經濟學家也對這場爭論進行了重新評價，得出了與科爾奈基本相同的結論。中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是當前中國仍處於並且將在很長時間內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商品和貨幣在未來一段時間仍不能取消，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核算仍要在市場中通過商品和貨幣形式進行經濟核算。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發展仍離不開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經濟核算”問題必然涉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問題。2001年，習近平在《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與社會主義“經濟核算”難題密切相關的命題，即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能否在經濟層面跨越“卡夫丁峽谷”。習近平指出：“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在社會制度上能夠越過‘卡夫丁峽谷’，並不等於它們在經濟發展上也必然能夠越過商品經濟的‘卡夫丁峽谷’。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這樣的表述和設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也充分證明，商品經濟是那些經濟基礎薄弱、發展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俄國如此，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國更是如此。”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似乎證明了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不能在經濟層面跨越“卡夫丁峽谷”，而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改革開放40多年來年均GDP9.5%的增長率似乎又證明了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有可能在經濟上跨越“卡夫丁峽谷”。
通過社會主義制度，經濟發展落後國家能否在經濟層面跨越“卡夫丁峽谷”這一命題與社會主義是否有可能進行合理的“經濟核算”的命題事實上是同解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經濟發展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能夠解決“經濟核算”難題，就意味著它能夠通過合理的經濟核算有效地配置各種資源，充分地發展生產力，從而在經濟層面跨越“卡夫丁峽谷”，真正實現共產主義。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一方面在計劃經濟內尋求解決經濟發展上跨越“卡夫丁峽谷”的路徑，另一方面打破蘇聯“垂直管理”的僵化模式，實行中央與地方的分權，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為解決社會主義“經濟核算”難題，以及為經濟層面跨越“卡夫丁峽谷”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
（二）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內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探索
20世紀早期，蘇聯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到二戰前，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中，蘇聯的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擁有較完備的工業體系，達到世界先進國家水平。1937年，它的工業總產值已經超過德、英、法三國，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在工農業比重中，工業佔到77.4%。二戰後，蘇聯迅速恢復了受到戰爭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並使之進一步發展。到1960年，蘇聯的空間技術、高能物理水平位於世界前列；擁有完備的工業體系，在一些傳統重工業如冶煉業、石油及天然氣產業和傳統制造業上保持著世界領先水平，經濟總量達到了美國的60%；軍事上擁有強大的核能力。這種模式把蘇聯從一個落後的社會變成一個現代社會。人民的識字率從1897年的28.4%提高到1926年的56.6%，1939年的87.4%和1959年的98.5%。在醫療衛生方面，1913至1961年間，外科醫生人數從23200人增加到425700人；人均預期壽命從32歲上升到69歲；嬰兒死亡率從27.3%下降到3.2%。同樣，在社會服務方面，國家為公民提供免費醫療、養老金、疾病和殘疾津貼、產假、帶薪休假和兒童補助等。丘吉爾曾這樣評價斯大林：“他接過的是一個扶木犁的窮國，他留下的是一個有核武器的強國。”斯大林模式是蘇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有其必然性，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產生過積極作用。這一時期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對斯大林模式優越性的一個很好的註解。
然而，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斯大林模式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弊端日益暴露出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垂直管理模式”，否定了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嚴重挫傷了企業發展的積極性；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戰略，以及集體農莊式的農業集體化戰略極大破壞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影響了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蘇聯生產力水平遠沒達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預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發達程度情況下，在蘇聯實行高度計劃管理，根本不能實現社會主義經濟的有效核算。後來，為了消除僵化模式的弊端，蘇聯進行了一系列經濟體制私有化改革，最終導致其走向解體，亡黨亡國。其根本原因是蘇聯的經濟體制改革沒有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而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框架內實行市場經濟改革。從社會主義發展史來看，到目前為止如何才能解決社會主義“經濟核算”難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給出了答案。而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為此作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探索。
解決“經濟核算”難題的關鍵是信息能否快速有效傳遞，以及能否充分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充分發展生產力，即激勵問題（包括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如果這兩個問題不能有效解決，經濟發展落後國家要在經濟層面跨越“卡夫丁峽谷”是不可能的，即便經濟上能夠取得短暫輝煌。斯大林模式採取指令性的計劃經濟和中央專業部委的垂直管理模式，信息渠道受制於官僚機構而不暢通，且缺乏競爭，很難形成對集體與個人的有效激勵。1949—1956年中國之所以能以年均14.2%的增長率快速發展，除了1950—1953年屬於經濟恢復增長的原因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新中國建設初期群眾對經濟發展充滿期望和熱情，
毛澤東通過放手發動群眾和精神激勵，信息問題和激勵問題基本解決。值得強調的是，毛澤東通過地方分權，確實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例如，1958年毛澤東把88%的工廠管理權全部從中央部委下放到各級地方政府，集體的激勵問題得到解決。在毛澤東的號召下，一度出現了公社、大隊、生產隊興辦企業的高潮，而社隊企業崛起以及社隊企業之間的潛在競爭，為解決“經濟核算”難題提供了一把新的鑰匙。總的來說，毛澤東在計劃經濟內為解決“經濟核算”難題作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探索，試圖在計劃經濟體制內實現經濟層面跨越“卡夫丁峽谷”。（三）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奠定堅實基礎
如果說以指令性的計劃經濟和中央專業部委的垂直管理的斯大林模式，由於信息和激勵問題的存在，合理的“經濟核算”不可能實現的話，那麼，蘇聯、東歐試圖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結果則是完全拋棄了社會主義制度，通過私有化走向了資本主義制度，它的社會主義模式能否實現合理的“經濟核算”就更無從談起。以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為基礎，在很長時間內無法形成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制度安排。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央專業部委的垂直管理體系覆蓋全國，在垂直體系內無法通過改變產業分佈來追逐更高的資本收益，而在不同垂直體系之間，由於行業不同也無法形成有效的競爭。如果在體系內引入市場機制或者說為企業注入活力，中央專業部委無法通過對資本收益計算和資產調整迴避對下屬企業的軟預算約束。不僅如此，在這種體制下即使企業效益差，部委也有動機維持企業以維護整體規模，進而維護自身在經濟體系中的權勢地位。這些無助於解決企業激勵問題，如同南斯拉夫那樣，結果必然會在短期內活力釋放後產生甚至比計劃經濟更混亂的狀況，在這種模式下進行增量改革和漸進式改革都可能是無效的選擇。
中國之所以能在改革開放後創造經濟奇蹟，是因為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建立了與斯大林模式不同的以地區分權化為基礎的經濟體系。
雖然在“一五”期間，中國學習蘇聯經驗，試圖建立和擴大中央垂直管理的國有經濟體系，但是1958年的“大躍進”打破了原來的探索，毛澤東把88%的工廠管理權全部從中央部委下放到各級地方政府。“大躍進”的具體做法是分地區層層落實，例如鋼鐵等生產指標，並將原來垂直管理的中央企業下放地方，這就使得原本“一五”期間開始建立的蘇聯模式受到衝擊。在經濟管理中，屬地管理的地位得到了重大提升。雖然1961年地方的管理權一度收歸中央，但1964年又把管理權下放給了地方。毛澤東最終打破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所採取的斯大林模式，建立了一個以地區為基礎的“條塊”體系。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從不相容到逐漸相容的歷史。基於蘇聯模式的“條”，在向地方放權後大量原屬中央部委管理企業劃撥地方，“條”消融於“塊”。在“塊”的基礎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引入了市場機制，利用併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在改革方式上，為降低改革阻力和改革成本，中國選擇了漸進式改革和增量改革方式。在“塊”的部分，與斯大林模式不同，中國地方
政府具有跨行業資本調整能力，讓國有資本轉到經濟和社會高收益領域，使之可以從低效益企業轉出，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斯大林模式部委管理下的軟預算約束問題，並恢復了合理的激勵。通過20世紀末地方政府自發的國企戰略重組逐步形成的新型國有制實現形式，更進一步解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核算”難題。在競爭性行業，由於多種經濟形式成分存在，重組後國企可以利用外在的市場價格信號進行經營，實現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在具有趕超戰略急需發展的戰略性產業和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行業，國企起到市場經濟的引領者和穩定器的作用，在彌補市場機制缺陷的意義上實現與市場經濟的兼容。同時，通過制度設計安排，中國可以在戰略行業引入混合所有制或建立相互競爭的同類型國企來解決國企“經濟核算”難題。舉例而言，在通信行業，中國已經建立了具有“全媒體”資質的移動、電信、廣電、聯通四家大型國有企業，解決了“價格貴、服務差”的問題。毛澤東在計劃經濟內試圖解決“經濟核算”難題，為在經濟層面跨越“卡夫丁峽谷”也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積極探索，並且打破僵化的蘇聯“垂直管理模式”，建立起中央與地方分權機制，為改革開放引入市場機制，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基礎。
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後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後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因此，我們應當強調，沒有改革開放前30年毛澤東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探索和偉大貢獻，就沒有改革開放後經濟領域取得的輝煌成就。閱讀更多 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