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由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主辦、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金融人力資源俱樂部承辦的“2019 金融領袖人才發展戰略峰會”在滬舉行，本次峰會的主題為“人才驅動力 啟航新徵程”。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深刻影響著金融人才的培養，興業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王涵在演講中聚焦資本市場，詳解了為何近年來全球金融市場會出現負利率、全球和中國的宏觀經濟將如何發展、未來資產配置等問題。
王涵認為，目前全球經濟正處於低谷，在全球經濟經過多輪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刺激後，老辦法已經行不通了，利用房地產拉動經濟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經濟正面臨結構性轉型，在轉型過程中一要確保債務不發生問題，二要鼓勵創新，而鼓勵創新就不能過多依賴債券市場，而要靠股權市場。他認為，未來A股可能是全球最好的資產。
全球政府高負債，傳統經濟刺激政策難以奏效
通過觀察主要發達經濟體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到現在的名義GDP增長率，王涵發現，當前全球偏弱的經濟增長狀態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所不常見的，上一次全球出現如此差的經濟增長情況要追溯到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大蕭條時期。
他認為，在目前全球政府高債務率的情況下，很難繼續使用傳統的經濟刺激政策。
“在經濟的餅無法繼續做大的情況下，政府的政策可以在中間做一些調整，比如耳熟能詳的財政刺激、貨幣刺激。但是如果我們觀察目前政府的債務水平，會發現當前17個主要經濟體的政府債務水平呈現一種過去150年沒有出現過的高債務狀態。”王涵說。
王涵認為這是西方政治體系中的選舉制度導致濫用財政赤字的結果。沒有人願意承擔經濟下行帶來的痛苦，最後形成的後果就是高債務。隨著債務率的上升，在經濟下行的過程中，政府做財政刺激的空間就越來越少了。
為什麼全球會出現利率處在極低水平，甚至是負利率的情況？王涵認為，“原因在於財政政策沒有空間。如果貨幣不繼續放，之前通過放貨幣撐起來的資產價格就面臨崩塌的風險。負利率本質上是沒有人想要錢，是貨幣危機，而在貨幣危機的過程中，大家更願意持有錢的替代品，比如低風險偏好者認為是黃金，或者高風險偏好者認為是數字貨幣。”
在弱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也在擴大。王涵認為，貧富差距過大導致政治上的分歧加大。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沒有辦法在增量中解決問題時，政治體制內部的分歧矛盾就會暴露出來。
根據全球不平衡研究中心做的跨國家研究，從1980年到2016年，全球底層50%的人口貢獻了全球實際收入增幅的12個百分點，其中大部分人群是新興市場的勞動者，中國是其中之一。同時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拿走了全球所有收入的大頭，獲得了27個百分點的實際收入增幅。而受到擠壓的則是美國和西歐所謂的中產階層，他們的人均收入增幅慢於全球平均水平。
王涵認為，由貧富差距導致的美國國內政治分歧已經超過了歷史高點。這種分歧最後導致的結果是“民粹主義”。而民粹主義導致經濟“去全球化”，從而進一步加劇經濟下行壓力。
“從2009年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鼓勵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遠超鼓勵貿易開放的政策，而保護主義從經濟學角度來講，會提升貿易壁壘，等效把所有人的價格提高，會導致效率損失，最後導致的結果就是全球經濟的餅越來越小。從2018年美國挑起貿易摩擦以來，幾乎所有經濟體的經濟領先指標都是向下的。”王涵說。
中國經濟正經歷結構性改變
在全球經濟減速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也難免受其拖累出現放緩。
王涵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所處的狀態類似於上世紀90年代末，其背後的邏輯是經濟結構的變化。90年代末國有企業面臨很大的壓力，紡織等行業見頂，開始有所調整。而當前中國經濟的問題是投資見頂。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除以GDP的數值，從1997年的24%左右，一路上升到2016年的80%。這說明分子跑的比分母快，投資跑的比經濟快，投資是這些年來經濟的驅動力。在這個過程中，基建投資、房地產拉動了大量的民營企業，但現在這一時代已經過去。
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時候，中國開始發展房地產行業。1997年時，中國所有城市人口（包含城市戶籍人口和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的平均住房面積是21平方米，這一數據到2016年底是42平方米，到2018年年底是45平方米。
王涵認為，房地產進入存量時代後，已經不能成為經濟的核心驅動力。
同時，中國的人口結構也在發生變化。根據2015年的統計數據，2015年時，45~49歲和25~29歲是中國人口的兩個高峰，但在5年之後的2020年，這批40多歲的人口進入到50歲的階段，這也意味著這一群體的整個消費傾向在發生變化。整個中國消費的結構會從房產、汽車這些耐用品，轉變為醫療、教育、保險等服務產品。
中國經濟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債務問題。中國內地2008年時（不含港澳臺）的債務率是142%，約佔GDP1.4倍，而在2018年年底上升為GDP的2.5倍左右。相比之下，美國在2008年底債務率是240%，GDP的2.4倍，到去年年底是GDP的2.5倍。
王涵表示，10年前，因為債務率很低，當經濟遇到困難時，政府的第一選擇是擴張銀行資產負債表，用一個比GDP更快的速度擴張債務，解決經濟需求不足的問題。但是當債務率升高後，政府的決策一定會不一樣。
今年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要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滿足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的需要。
王涵認為，這句話是一個重大的變化，政府要求整個債務擴張的速度跟GDP增速相掛鉤，意味著政府開始關心債務擴張過快的問題，首先要確保債務不能出現系統性問題。
“債務要跟GDP掛鉤，每年GDP增長名義是8%左右，全社會付息成本在6%。”王涵認為，“目前的利息成本太高，政府接下來的目標可能是把全社會的付息成本降下來。”
其次，要把投資驅動型增長轉變為創新驅動型增長。
去年的10月31號，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到，“圍繞資本市場改革，加強制度建設，激發市場活力，促進資本市場長期健康發展。”今年2月22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又提到，“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要建設一個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
王涵認為，經濟要轉型、要鼓勵創新就不能過多依賴債券市場，融資要靠股權市場，必須搞股權融資。因為銀行的貸款融資承擔風險的能力低，而科創型企業成功率低，這種情況下融資結構一定是PE/VC式的融資。
對於資產配置，王涵談到，從去年12月31日到今年10月10日，從全球所有大類資產淨漲幅來看，A股領跑全球。他認為，儘管短期內股票市場可能因為對貨幣政策的擔憂有所動盪，但長期來看，股市是有機會的，而短期內的“坑”可能是買點。未來A股可能是全球最好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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