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Originalsin)一詞來自基督教的傳說，它是指西方傳說中人類祖先亞當犯下的罪行，以及由之而來的亞當的後裔———人類生而俱來的、洗脫不掉的“罪行”。當然，這是西方文化中的東西，東方人不一定好理解。不過，在中國現代，倒是有一個詞與此近似，這就是———出身。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出身”對於一個人來說在當時有多麼重要。如果你不幸出生於一個“地主”或“資本家”的家庭，在兒童時代，你就會有一種深深的“原罪感”———一種洗刷不掉的罪惡，那些你並未見過面的祖父、曾祖父，他們過去的“罪惡”通過遺傳，在你體內留下了“罪惡”的基因。在當時的邏輯下，出身不好就是一種原罪。
追根究底，當然不是為了僅僅探究語義和歷史，而是想討論另外一個問題———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問題。
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有原罪嗎？我認為，相當多的民營企業家都有。他們的原罪是什麼？如何產生的？這些問題的答案就千差萬別了。如果要找共性的話，那就是民營企業家的出身———他們是如何發跡的？如何獲得他們的“第一桶金”？
以這個問題去詰問民營企業家，相信大部分企業家們會對此諱莫如深，也許這些問題還會犯了某些人的大忌———如果這是些傷疤，誰願意去揭呢？
要了解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發跡，我們不妨先看看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構成，有必要先對民營企業家的範圍進行界定。這不是一個嚴格的概念，他們應該由這樣一些人組成：完全憑自身創業的私營企業家；前政府官員，後來下海經商有成；前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後來離開國企經商；一些來自集體企業的管理層；一些特殊背景的幹部子女，現在獨立經商，等等。
從這些出身，不難看出國內民營企業家來源的複雜性。中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需要產生出一個階層———商人。這個新生的階層，既沒有財富可以繼承，也缺乏市場和政策環境供他們發展。正如改革需要探索一樣，民營企業家們的發展也充滿探索。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都需要完成原始積累，要挖到第一桶金。 對於不同的人來說，第一桶金的來源不一樣：有的靠自身勤奮的積累，有的靠各種形式的佔用國有資產；有的靠膽大而正當的貿易，有的靠走私；有的靠利用國內的金融渠道，有的乾脆靠資本外逃；有的靠正當利用政府關係，有的則靠行賄受賄……
在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中，結構轉型在經濟上都意味著財富的再分配，俄羅斯及東歐國家的轉型莫不如此，尤其是俄羅斯的轉型更伴隨著大量的私有化和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同時也產生了“新俄羅斯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有效避免了轉型期間容易發生的社會與經濟動盪，但從市場發展的結果來看，同樣產生了一個新的商人階層，他們是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這個階層逐漸形成時，當他們的財富進一步聚集時，當民營企業家需要進一步發展時，一個問題就產生了———他們的財富是怎麼來的？民營企業家的錢是否乾淨？原罪問題就由此而生。
有的民營企業家難逃原罪重負
最新的一個例子是華晨汽車的主席仰融。仰融旗下的華晨系在業界赫赫有名，華晨汽車是同時在香港、內地與紐約三地同時上市的公司，但是仰融也有一塊心病，這就是華晨的出身問題。 仰融絕少談及產權問題，摩根士丹利的一份報告引述仰融的話說，華晨汽車的創立資金完全來自私人投資者，但在籌備美國上市時，美國當局不接受中國有私人產權，所以請來中國教育部和三個單位合成中國教育基金，暫時代為持有這些股權。仰融說，教育基金1200萬美元的捐款全部來自私人投資者，基金也承諾不干預華晨的管理。但事實是，仰融的話不僅沒有撥開華晨產權的迷霧，反而變得更模糊不清了。不久前市場曾傳聞，仰融因為華晨股權問題而受到調查，據稱遼寧省政府還要接收華晨的股權。在香港上市的華晨汽車高層多方解釋，仍未能讓市場滿意，最後以仰融辭去華晨汽車主席職位而暫時告一段落。今後如何，仰融能否把有些問題說清楚？目前還未可知。 既然原罪問題是個“小辮子”，那就有隨時被扯的可能。這種不知道何時發作的擔心，成了這些民營企業家們心頭的重負。這也許是仰融感慨的真正內涵。
對原罪問題要一分為二
的確，有些民營企業家有嚴重問題，但對民營企業的“原罪”問題也要一分為二。
如民營企業“空手套白狼”的工夫是原罪的一面，但“空手套白狼”也有境界高下之分。比如匯源現在鼎鼎大名，但當初就是“空手套白狼”起的家。老闆朱新禮1992年辭職下海，買下當地一家虧損超過千萬元的罐頭廠。所謂買下，其實打的只是一張遠期期票，當時朱並沒有錢。朱答應用項目救活罐頭工廠，養活原廠數百號工人，外加承擔原廠450萬元債務等條件。
他將罐頭廠拿到手後，當時手頭缺錢的朱想到的辦法是搞補償貿易。補償貿易，是國際貿易的一種常用做法，在朱新禮那時國內卻鮮為人知。朱通過引進外國的設備，以產品作抵押在國內生產產品，在一定期限內將產品返銷外方，以部分或全部
收入分期或一次抵還合作項目的款項，一口氣簽下800多萬美元的單子。朱當時答應對方分5年返銷產品，部分付款還清設備款。1993年初，在20多個德國專家、工程技術人員的指導下，朱的工廠開始生產產品。後來朱新禮又先後在德國摩尼黑和瑞士洛桑簽下業務：3000噸蘋果汁，合約額500多萬美元。朱由此掘得第一桶金。
類似朱新禮的民營企業家不在少數。據最新一份對廣東、浙江、吉林等省的調查報告表明：九成以上的私企業主來源於普通的勞動者，大多數原始資本的積累是合法的。報告引述第四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的數據，內地的私營企業資本原始積累的環境、起點和方式都有自身的特點。其中77.4%的私營企業主來源於工人、農民供銷員、軍人、幹部和專業技術人員，17.4%從個體工商戶脫胎而來。總體上看，90%以上的私營企業主曾是普通勞動者。
毫無疑問，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問題中，存在不少的不公平分配、佔有甚至犯罪，但在一個體制變革的時期，畢竟發展是最主要的，市場的建立也是從無到有，市場規則的確立也需要一個過程。要知道，資本主義的市場制度是在發展了一百多年才形成的。最終，中國還是需要民營企業家群體的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原罪問題的考證，其意義將日漸淡化。“風物宜長放眼量”，重要的還是發展，還是現在和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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