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歌手林俊杰在江蘇鎮江舉辦個人演唱會，因身體不適到當地醫院就診。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醫院工作人員卻公然出售林俊杰用過的吊針等醫療廢品……
從網絡上傳播的內容可以看到，不僅林俊杰就醫的畫面被曝光，甚至使用過的醫療廢品也沒有被清理，反而被“醫護人員”公然出售。該消息一經傳出，便在網絡上引起了巨大的熱議。即使是明星，前往醫院就醫的個人信息竟然無法得到醫院及醫護人員的保護，而使用過的醫療器械竟被公開售賣，實在令人憤怒。醫院及其醫護人員的專業度和職業道德也受到了質疑。
消息引起爭議後，當地相關部門及時做出了處理，對涉事的11位工作人員採取了停職處理的懲罰。此次事件中，醫護人員的所作所為也應該為業內敲響警鐘，醫院作為特殊工作場所，無論是病人信息的保護，還是藥物、器械的使用與及時處理，“安全”都需要被廣泛的重視。
院內感染，即在醫院內獲得的感染，目前已被認為是一個非常嚴重並日益增加的威脅。對各種醫院內的洗手率調研發現，包括重症監護科在內，只有10%—50%的醫生在接觸病人前和接觸後洗手。通過教育、監控和反饋而提高洗手意識的努力效果甚微。許多衛生從業人員認為，洗手是一種19世紀的技術，已經被現代先進技術所取代，例如使用一次性手套。但是，細菌會汙染手套的外部，而醫療從業者在這一點上是無能為力的。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估計，每年約有200萬病人遭受了院內感染。美國醫院內的感染控制機構研究表明，大約6%的住院患者發生了院內感染。調查人員認為，院內感染的真實發生率實際上要高得多，因為許多病人沒有得到適當的報告。成千上萬的病人直接死於這種感染，在許多病例中，醫院感染是導致死亡的原因。總的來說，在美國，院內感染每年導致的死亡人數可能超過艾滋病或乳腺癌。醫院感染給美國每年的醫療保健費用增加了數十億美元，但當醫院試圖降低成本時，感染控制部門是常見的目標，因為它們不能產生收入。儘管毫無疑問，院內感染顯著增加了發病率和死亡率，增加了醫院護理的費用，但很難確定病人進入醫院時的實際風險。在今天的醫院，像是移植患者早產兒、患有多種疾病的老年患者、癌症患者、燒傷患者、艾滋病患者等極度患病和脆弱的患者比例急劇上升。這樣的患者不會活得太長久，如果在極其有限的剩餘生命中在醫院受到感染。
19世紀的醫院裡的致命感染被塞麥爾維斯和李斯特用相對簡單的消毒手段和抗生素所控制。儘管醫院護理在進步，也引進了大量的抗微生物藥物，但20世紀末，醫院獲得性感染再一次被認為是一個主要問題。
在美國，每年有大約10萬人死於院內感染。耐藥性細菌的出現加重了這一問題，像是對免疫缺陷患者治療的增加和高難度手術的開展等現代醫學之中最成功的因素卻也被包含在內。器官移植自從引入有效的抗排斥藥物和提高植入手術技術後，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功，然而，在缺乏有效的篩查程序的情況下，輸血和器官移植為如艾滋病、肝炎、梅毒、巴貝蟲病和查加斯病等持續性傳染疾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傳播機會。急性但未被確診的傳染病，如狂犬病和西尼羅河病毒也可以通過捐贈的器官傳播。即使是軟組織植入，如肌腱、韌帶、軟骨和心臟瓣膜，也會傳播危及生命的感染。專家稱狂犬病是一種能揭示捐獻體系薄弱環節的“前哨疾病”，但反對意見稱不可能對所有的捐獻器官進行狂犬病和其他罕見疾病的檢測。
除非發現一系列的病例，否則器官捐獻的真正死因不能夠被很好地識別。在1990年，美國大約有2萬人在等待器官捐獻。15年後，這個數字大約是8.8萬人。由於捐獻器官短缺，器官移植專家已經放寬了最初用於篩查潛在器官捐贈者的標準。因此，所謂的邊緣器官移植，即曾經被認為不可用的器官的移植數量增加了。年齡、藥物濫用，甚至傳染性疾病都不再是限定範圍內的問題。例如，在城市地區，肝炎是如此普遍，以至於很少有負責移植手術的外科醫生會拒絕一個肝炎患者的器官捐獻。
1997年成立的“哨兵抗菌監察計劃”，將美國的耐藥性控制記錄列為已參與調查的工業化國家中最糟糕的。“哨兵抗菌監察計劃”在醫院和社區環境中監測藥細菌的種類。一般來說，葡萄球菌是醫院感染的最常見原因。在20世紀70年代，大約2%的葡萄球菌感染是抗藥性的，但到2006年，大約60%的感染是由耐藥菌株引起的。其中，一種最為危險的耐甲氧西林金黃葡萄球菌(MRSA)被認為是1995年全年22%院內葡萄球菌感染的罪魁禍首。在10年內，MRSA至少對60%的院內葡萄球菌感染負責。儘管絕大多數MRSA病例最初是在醫院療養院和其他衛生保健設施中獲得的，但自2000年以來，大量的MRSA感染已被追蹤到社會公共設施，包括監獄、體育場所學校和日託中心。
金黃色葡萄球菌分佈廣泛，一般情況下無害，但它可引起嚴重膿腫、關節感染、肺炎、腦膜炎、敗血症甚至死亡。在醫院裡，細菌可以通過導管、呼吸機、切口或開放性傷口進入人體。很多人的鼻子和皮膚上都攜帶著葡萄球菌，處於未感染的帶菌狀態，但他們可以把病原體傳播給免疫系統弱的脆弱人群。攜帶MRSA的在院病人會把病原體留在床上、輪椅上、聽診器、血壓袖帶和其他物品的表面上，而MRSA可以這些地方存活數小時。醫生和其他護理人員可以通過他們的手、手套或衣服攜帶病原體，並將這些病原體帶到另一個病人身上。有人呼籲對醫院的病人和工作人員進行MRSA篩查，但2006年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給出的醫院感染控制指南並沒有包括對在院患者的MRSA檢查。
在20世紀80年代，丹麥、芬蘭和荷蘭面臨著很高的MRSA感染比率，但這個問題已經通過對病人的篩查和對衛生保健工作者制定嚴格的感染控制方案加以控制了。
通過常規、快速的抗生素治療來改善未明確診斷患者，如肺炎患者的治療效果的嘗試，造成數以百萬計的非細菌性患者接受了不必要的抗生素治療。傳染病專家正試圖減少不必要的抗生素治療，同時為不確定診斷的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療。抗生素不能治癒感染並不總是意味著該病原體屬於耐藥菌。不能確定病因或者感染原因或許證明了感染是由真菌或者病毒或者一種不受該抗生素影響的細菌導致的。
為了農業目的而使用大量抗生素，被認為是耐藥性微生物產生的重要原因。憂思科學家聯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評估說，全美至少70%的抗生素都是用來供給工廠化生產的動物的。如果沒有抗生素，由於傳染病的原因，大量的雞、豬和牛幾乎不可能被關起來集中飼養。此外，抗生素的使用增加了動物的生長速度，提高了肉類和雞蛋的產量。許多年前，科學家預測，在農業生產中濫用抗生素將會導致耐藥性細菌的進化。而近期研究表明，MRSA存在於大多數歐洲和北美的大型養豬場中。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家豬和豬農身上發現的MRSA菌株包括了人類感染型。受感染的農民將細菌傳播給家庭成員、獸醫和醫院工作人員。根據在工業化畜牧業中大量使用抗生素可以促生耐藥性菌株這一事實，科學家們呼籲對牧用抗生素和在美國激增的MRSA感染和死亡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進行研究。
雖然由微生物合成的抗生素在人類對抗傳染病的鬥爭中非常有用，但是這些化學物質在微生物世界中的作用卻並不明顯。在微生物生態學方面，這些物質可能被用來殺死或抑制競爭對手的生長，用於交流和基本功能的管理，或在微生物自身和可用資源之間建立平衡。儘管人類濫用抗生素促進了含耐藥基因菌株的生存和自然選擇，但是在人類干預之前，這些基因的進化和交換就在微生物世界中起到了作用。所以，作為農用和醫用副產品而出現在土壤和水源之中大量人為的抗生素和其他藥物有可能造成危險的環境破壞。在整個微生物生態圈內，微生物對抗生素的耐藥性越來越高，在未來，無論是在貧窮國家還是在富裕國家，這都有可能成為最致命的傳染病學問題。那些目前被認為能夠輕鬆治癒的疾病將會變得像青黴素問世之前一樣難以處理。不過回到19世紀那樣嚴苛的醫院制度不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現代的醫護工作人員採用了更為嚴格有效的感染控制技術。富裕地區的人除了那些免疫缺陷患者，比起和他們同齡的19世紀前輩來說，營養狀況、受教育情況和健康情況要好得多，但貧窮地區的情況將會非常不同，貧窮地區的醫院和診所缺乏控制感染所需的資源。
微生物不斷地產生交換和收集那些高生物毒性、高化學毒性和耐藥的基因。相較之下，人類對微生物基因組的研究揭示了針對微生物的新藥物靶點，新的抗微生物製劑最終將會被發現，這些藥物可以在殺死微生物的同時而不傷害人類。科學家們同樣在研一些作為其他微生物捕食者和寄生者角色一樣的微生物製劑，希望能夠利用它們對抗病原體。噬菌體是一種能夠攻擊細菌的病毒，自從20世紀初期被發現後，一直作為一種可能的潛在治療手段而引起人們的興趣。儘管這種方法被磺胺、青黴素等抗生素髮現的光芒所掩蓋了，但噬菌體療法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仍在使用。蛭弧菌屬被發現於20世紀60年代，研究人員一直在推測這種細菌的捕食者可能最終成為一種活體抗生素。蛭弧菌攻擊、殺死和消化其他細菌，包括假單胞菌、沙門氏菌、軍團菌和大腸菌群，但它似乎並沒有引起人類和其他動物的疾病。然而，將活體制劑如噬菌體和蛭弧菌轉化為細菌殺手仍然難以捉摸，批評家們警告說，這可能會引發不可預見的不良後果。
（本文摘自《傳染病的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略有編輯，以原文為準）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
[美] 洛伊斯·N.瑪格納 著 劉學禮 主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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