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店鋪招幌。周培春繪《京城店鋪幌子圖》。
《點石齋畫報》中描繪的妙峰山香會盛況。
在多數人的印象中，老北京人好鳥。所謂“提籠架鳥肩落鷹，鴿哨響雲霄”，百靈、碧玉、小黃鳥，以及藍天下的鴿群早已成為老北京影視劇裡的尋常圖景，代表著某種處世態度。人們觀鳥，看到的是靈動與色彩，從清脆叫聲中聽出的是主人的愜意自足或遊手好閒。殊不知，鳥也好人，它雖是被賞玩的符號，可一躍一飛間，亦能看到老北京的現實種種。
那麼，假如我們是一隻很大的鳥兒，當我們盤旋在老北京清晨的上空，就能看到這樣一些事情：酸梅糕玉子提著籃子小心翼翼地走在去往什剎海的泥路上；章慧民站在什剎海會賢堂前，心裡溫習著中午要講的句句場面話；而昨晚去過“烤肉季”的楊雙恩又在酒醒後搖頭嘆息，發愁該怎樣謀得一份營生。老北京的市民生活，就在這樣一種鳥瞰下開始了它的講述。
衚衕什剎海
酸梅糕玉子並不是外國人，而是北城一位年逾七旬的老翁。喚作“酸梅糕玉子”，是因他以販賣酸梅糕為生。夏日的什剎海，常會看到這位老人攜籃串巷，口吐蓮花。茶棚裡的老茶客則會在孫兒的央求下，照顧一兩匣酸梅糕。酸梅糕是酸梅湯的一種小食，它以糖為主，摻入酸梅汁，用模型磕成各種花樣，可以嚼食，也可以衝湯，是夏日孩童的零食。至於大人，則常喝酸梅湯。酸梅湯在老北京清涼飲料中的地位，相當於西瓜在夏季水果中的地位，頗受歡迎。據金受申《北京通》載，酸梅湯是“以沸水浸泡酸梅，濾去渣滓，兌以真二貢蔗糖，俟其自涼後，或加桂花木樨，兌以適宜熟水，再於罐外環以碎冰，飲時碗中絕不加冰，酸而不烈，甜而不釅，冰而不鑽牙床”，可見其恰到好處。酸梅湯外，還有西瓜汁、綠豆湯，解渴祛暑，其叫賣聲亦妙。如賣綠豆水飯的會吆喝：“水飯哪！豆我兒多啊！豆我兒多啊！敗心火耶！綠豆兒水飯啊！要先嚐啊！我的綠豆水飯哪！”其聲尖銳悠長，常引得衚衕裡的聽者會心一笑。在各種小吃的叫賣聲中，這些老人會起身四顧，隨後嘿然踱步至槐樹下圍觀棋局。而在老人們的大芭蕉扇旁邊，小丫頭正向發小兒講述爺爺昨晚講給她的傳說，告訴她什剎海其實叫“十窖海”，北京城之所以能建起來都和這裡有關。
酸梅糕玉子的工作地點就在這樣一個迷人的地方——衚衕。它是北京的文化名片，學者的研究對象，老北京的生活空間，以及都市人的鄉愁寄託。如今來北京的遊客，多少會被推薦去什剎海坐一坐三輪車，領略衚衕四合院的文化魅力。“天棚魚缸石榴樹，老爺肥狗胖丫頭”，這是老北京人對四合院的慣性表述。而四合院外的門當戶對，院裡的物件擺設，則默默言說著老北京的規矩與閒適，又都點到即止，使日常匆忙的人們浮想聯翩。
當我們談論衚衕生活時我們在談論什麼？除了上文的印象與想象外，往往還有瓜果梨桃，豆汁滷煮，烤肉涮肉，點心小食。有潞河的鯉魚，灤河的鯽魚，寶坻的銀魚，天津的黃花。有香片、龍井等茗茶，“大前門”、“大三炮臺”等香菸。在這些吃食玩物之上，是“手裡揉核桃，耳聽蛐蛐叫，缸底金魚穿水草”的逍遙，“茶七飯八酒滿為十”的講究，還有熱心局氣的鄰居，四世同堂的家族，其情也殷殷，其樂也融融。
不過，我們在偏重這般想象憧憬的同時，往往忽視了舊京的生活底色。老北京也不總是頓頓烤肉吃魚，天天吸“大前門”、“大三炮臺”。事實上，一支“大三炮臺”的價格幾乎與一斤麵粉相同，不是一般人所敢問津的。對多數北京人來說，“小雞”、“蜜蜂”、“龍雲卷”、“雙刀”這些牌子才是普遍的選擇。上段印象確實存在，不過只是老北京的一個面向。在史料中，它們也是作為被批駁的材料出現。如《北平風俗類徵》中提道：“灤鯽黃羊滿玉盤，菜雞紫蟹等閒看。”“近時宴席重白鱔，即江上白鰻，一條白鱔值數千錢，以為盛饌，用黃鱔則為人恥笑。”
平實來看，老北京的生活底色是苦澀的。根據美國社會學家甘博對北京瓦匠的調查，除年節外，工人根本吃不起肉，肉食消費至多佔食物消費的1.5%。社會學家陶孟和的調查顯示，低收入與中等收入的家庭佔了北京全市人口的75%。這些家庭將70%的收入都用在了食物上。而在食品消費中，糧食則佔到了80%，肉類只佔3.1%。在這消費大頭糧食裡，小米麵佔41.5%，玉米麵佔27%，很少吃到白麵、白米。蔬菜則以白菜和蘿蔔為主，因為“數錢即可滿筐”。有民諺雲“一天到晚大窩頭，老醃蘿蔔沒點油”。周作人在《南北的吃食》中曾將南北兩路點心總結為“北方的點心是常食的性質，南方的則是閒食”，常食意味著還是為填飽肚子而食，基本水平可見一斑。而在喝上，老北京也是苦多甜少。《燕京雜記》載：“京師之水，最不適口，苦故不可飲，即甜者亦非佳品，賣者又昂其價。”由於當時鑿井技術還不能穿過淺層潛水，北京井水水質多是苦而鹹。清末，整個北京只有五座甜水井，為貴族和有錢人享用。至於環境，則更有出入。“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專門形容北京街道之惡劣。梁實秋在《北平的街道》中也大加吐槽“深以為苦”。《舊京瑣記》載：“京城街道除正陽門外絕不砌石，故天晴時則沙深埋足，塵細撲面，陰雨則汙泥滿道，臭氣熏天。”
如果我們將之前關於舊京的想象置於這樣的生活條件與外部環境中，恐怕就不會有本雅明所說的那麼強烈的“光暈”感了。酸梅糕玉子一生以售賣酸梅糕為業，傳為美談。可想到他來去路上的不便，平日飲食的拮据，這份職業也便多了一份苦澀。但不應忽視，恰恰是在這樣的苦澀條件下，老北京人培養出了一套莊嚴肅穆而又生氣勃勃的文化系統，孕育了前文的愜意閒適，可謂“苦中作樂”。逛燈、聽戲、逛廠甸、打冰出溜，其世俗的熱鬧，鋪張而有元氣。哪怕是最窮困的販夫走卒，也會在大柵欄戲園的池座聽上個“大軸子”。而逛天橋時的自在，朝山進香時的投入，都讓我們看到了老北京人對生命體驗的追求。苦也好，樂也罷，每個生命來到世間都有著種種事情去做，去折騰。
這不，酸梅糕玉子這邊剛剛歇下，章慧民就在會賢堂大宴京城文武各會。望著前來捧場的52檔文會，40檔武會，章慧民想起了他的種種絕活兒。
廟會妙峰山
章慧民是“萬里雲程踏車聖會”的首任會頭。所謂聖會就是香會，是北京的小型民間組織。對今天的北京人來說，“香會”或許有些陌生，但在老北京，它是常見的社會基本單位。組織起一個香會，可以因為共同的信仰或愛好，還可以依靠相似的處事準則。在香會之上，有更為基本的民俗事象——廟會。香會靜時分散在北京各處，可一旦動起來，便別開生面。香會的行動叫“行香走會”，其目的地是金頂妙峰山。
妙峰山在北京西北部，以碧霞元君香火興盛聞名。《天咫偶聞》載：“妙峰山有碧霞元君祠，俗稱‘娘娘頂’，歲以四月朔開山，至二十八日封山。還畿三百里間，奔走絡繹，方軌疊跡，日夜不止。”顧頡剛在《妙峰山瑣記》序言中說：“妙峰山是北平一帶的民眾信仰中心。自從明代造了碧霞元君廟以來，直到現在約三百年，不知去了多少萬人，磕了多少萬頭，燒了多少萬燭香，費了多少萬金錢。這著實是社會上的一件大事。”其香火盛，而遊者眾，以致專門有“朝山進香”“行香走會”之說法。
所謂“朝山進香”，便是在妙峰山廟會期間前去朝山。一進四月，從山下遙望，晝則紫煙成蓋，夜則紅光炷天，極具人氣。《燕京歲時記》載：“前可見後者之頂，後可見前者之足。自始迄終，繼晝以夜，人無停趾，香無斷煙，奇觀哉！”其熱鬧情形，不亞於今日火爆的國慶檔。朝山的香客，有的一步一叩首，有的肩放搭袋，腋下夾著衣包，有的挑擔而來，手舉梗香，還有的乘車至山下，又改乘爬山虎（二人肩抬的椅子）。遊人如果眼神相撞，便會互道一句“您虔誠”，顧盼有情。山上桃枝則被製成“桃木棍兒”，帶回家用以護門。還有麥莖編成的草帽花籃，頗受歡迎。從近處看，妙峰山廟會“人人相見問虔誠，桃杖微扶佝僂行。好是夕陽照山角，施茶歌裡磬鐘聲。”廟會展現的不僅是敬拜行為，還有豐富的民眾生活。
在如織的人流中，我們常會看到這樣一群人，他們手持竹夾子，身挑大口袋，專注地撿拾香道沿途的有字廢紙。當布袋裝滿時，他們便在就近的茶棚歇息片刻，將字紙倒出來燒掉。袋子上寫著這樣四個字：敬惜字紙。如果在茶棚坐下休息，喝一碗粥，吃一口饅頭，你還會聽到這樣的聲音：“來參駕唻！”抬眼望去，一路人馬已經站定，青緞靴，青緞靠，鋼叉一亮，準備獻藝。這就是行香走會的香會。
香會有文武之分，像敬惜字紙會就是文會，開路鋼叉會則是武會。妙峰山的武會常為人津津樂道，如中幡會便極具觀賞性。中幡一般三丈高，重達六七十斤。表演時將其單手托起，拋向空中，再用手或頭、鼻、嘴接住，難度之高可想而知。三丈高的大竹竿單是晃動在妙峰山的平地上，遠遠望去也足夠壯觀了。而中幡會流傳下來的勢子竟有幾十個，什麼“封侯掛印”、“太公釣魚”、“懷中抱月”、“鯉魚打挺”，招式繁多，引得叫好無數。
除了開路鋼叉和中幡外，前來行香走會的還有五虎棍、秧歌、槓子等會，共計十三檔，又稱“幡鼓齊動十三檔”。別小瞧這些香會，它們可有著嚴格的會規，講究。對內，每個香會職務分工明確。香首下有各種“都管”，收取會費的是“催糧都管”，負責朝山禮節的是“請駕都管”，採辦供品的是“錢糧都管”，保障伙食的是“車把都管”，還有“司庫都管”、“中軍哨子都管”等等，活像一個小公司。對外，全城文武香會有統一的組織，稱作“會口”。據花會界“隋爺”隋少甫回憶，如果有新香會想去妙峰山朝山，必須先去會口申請，大家批准後再贈“會號”，接著宴請有名望的老會頭來“賀會”，才能正式走會。未登記在案的則是“黑會”，不能打出“金頂妙峰進香”的字樣。這麼看來，又像一個集團公司。本文開頭的什剎海會賢堂，是在給章慧民的“萬里雲程踏車聖會”賀會。這是一個自行車會，表演車技雜耍，號稱為老孃娘（碧霞元君）催討錢糧。自行車在民國時是新鮮玩意兒，年輕人擁有一輛自行車，就跟現在買了輛跑車一樣。不甘寂寞的玩家定會找機會展示車技。搶洋鬥勝，耗財買臉，香會和妙峰山便成了組織和平臺。
學者嶽永逸指出，廟會是社會演進的稜鏡，也關涉個體生命觀、宇宙觀、倫理觀和地方認同。在妙峰山廟會，我們看到市井百姓對秩序規則的強調與精神娛樂的追求，在領會虔誠的同時，也感受到結結實實的生命力。托起中幡時的昂揚，蹬自行車時的得意，同山頂的敬拜、山間的歡笑一齊，言說著老北京的生活世界。
瑣細天橋
楊雙恩失業前吃的是皇糧，他是善撲營的摜跤手。善撲營是清廷的摔跤機構，專為王公貴族和外藩使節表演，進入民國後，就解了散，楊雙恩這批跤手也就失了業。沒了飯碗，跤手除了摔跤外一無所長，謀生並非易事。所以，為了養家餬口，楊雙恩等跤手走向了天橋。
去天橋賣藝並不順利，除了要心理上放下身段外，還要學會怎樣招徠觀眾，演出後怎樣要到賞錢。起初，楊雙恩的雜耍是練武有人看，要錢就走人。直到沈三的加入，有了照應，二人才算正式“撂地”表演，站穩了腳跟。漸漸，摜跤也成了天橋的一個行當。
這是瑣細天橋的一個身影。在天橋，像楊雙恩這樣的藝人不勝枚舉，如聞名舊京的“天橋八大怪”：雲裡飛、大金牙、焦德海、大兵黃、沈三、蹭油的、柺子頂磚、賽活驢，還有變戲法的、耍車輪的、跑旱船的等等行當。20世紀初《最新北平指南》曾這樣寫道：“凡遠方來平旅行者，若不至天橋一睹，實為最大遺憾。”可見，天橋被人們視為老北京雜耍的大觀園。
那麼，為什麼是在天橋？事實上，天橋的民俗歷史並不長。它本是“天子之橋”，是官宦文人吟詩作賦的寶地。只是隨著清王朝的覆滅和民國城市規劃的推行，它被歷史選中了。因為重修公路、清理內城、開放天壇公園、設電車站，以及六大繁榮商業區（即地安門、東四、西單、花市、菜市口和前門）的沒落，天橋逐漸成為新的商業娛樂中心，吸引著全北京的地攤買賣和街頭娛樂。天橋瑣細，是因為其雜。可以說，它是一個完全開放、兼容幷包的野蠻生長空間。“雜”分二解，一是演出的雜耍，二是身份的龐雜。對於逛天橋的人，我們很難給出一個均質的描述，因為實在是太雜了。不管什麼職業，什麼年齡，只要是想來聽聽說唱，看看雜耍，淘淘東西，做個暫時的“有閒階級”，都可以在天橋心滿意足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儘管這裡在夏天是年年積水的沼澤。《天橋一覽》載：“在午間，遊人們是興奮的來到這裡，同時，暴土也飛揚起來，汗的臭味，燻人的氣息，還有下水溝被日光所蒸就興奮的發的惡味是一陣一陣的隨著風飄過來，送到每個人的鼻孔裡。這氣味的難聞，會使人呼吸都感覺著窒塞。可是他們，很多的人，卻似乎未曾感覺出來。仍然在興奮玩樂。”
逛天橋的興奮玩樂，不僅在說唱雜耍，也在消費購物。當下人們追憶天橋，往往將它視為民間雜耍的大本營，卻忽視了這一都市空間首先是作為市場而存在的。學者董玥指出：“天橋是一個賣舊貨的新市場，一個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城市用來訓練消費者的場所。”作為北京最大的廉價二手商品市場，天橋彌散著一種秘密而持久的吸引力。從布攤、估衣攤、鞋攤，到洋貨攤、古玩店、舊書攤，再到瓷器攤、木器市、廢物攤，天橋的商品瑣細豐富，應有盡有。單是估衣攤，就有一百多家，足夠潛伏相當數量的摻假布料，也足夠招攬野心勃勃前來淘寶的自信顧客。
而看罷楊雙恩、沈三的摜跤，人們便會溜達到附近的估衣攤去淘貨，眼睛在夏天的大褂、秋天的夾衣和冬天的大衣間掃來掃去。到飯點了，就來大酒缸吃飯。大酒缸地上放著大壇大罐的酒，牆上貼著清水餃子、削麵和鮁魚的圖紙。吃飯不能講譜兒，因為熱鬧的天橋沒有一張空桌。舊油桌子邊，常坐滿了互不相識的人，雖是陌生人，可幾杯燒刀子入肚，桌上便宏談滔滔起來。大家講起事葷素不避，又藉著雜耍的氣氛，常能交到知心朋友。風塵之中，必有性情中人，這是不講譜兒的好處。遠遠望去，舊京百姓被天橋的種種瑣細所包圍，可又正是在這瑣細中，體味到了人生的種種滋味。
阿城說：“世俗既無悲觀，亦無樂觀，它其實是無觀的自在。喜它惱它都是因為我們有個‘觀’。以為它要完了，它又元氣回覆，以為它萬般景象，它又懨懨的，令人憂喜參半，哭笑不得。”說到底，沒有新北京，便沒有老北京，沒有在新北京裡的處境，也便沒有對老北京的態度。對老北京，我們或俯視，或平視，褒貶不一。但無論如何，歷史上確乎有這麼幾代人，他們居住在封閉且開放的空間格局，共享著變動亦穩定的文化體系，承受著新舊動盪的糾纏，而又試圖在沙塵苦水中把握生命的價值。這價值或許沒有文人來書寫，沒有碑刻來記錄。但它和他們就在那裡。人潮人海中，他們和你我一樣，都在認真地生活著。這一切沒有想象的那麼好，當然，這一切更沒有想象的那麼糟。
而我們還是那隻很大的鳥兒，當我們走出高樓，走出地鐵，走出歷史的掌紋，終於又會看到這樣一些事情：酸梅糕玉子放下空籃，同賣綠豆水飯的在茶棚坐下，不緊不慢地交換著近日見聞；章慧民在妙峰山上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一招“探海搖輪”引得滿場喝彩；而天橋的楊雙恩和他的搭檔沈三結束了一天的表演，望著不遠處揚起的塵土，計劃起什麼時候再去一次什剎海的“烤肉季”。
市井北京便在這些飛逝生命的平凡瞬間裡明白起來。
□劉守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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