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第一回跋瘋道人所唱《好了歌》雲：

世人都曉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甄士隱聽了《好了歌》後頗有感悟，併為之作注曰：陋室空堂，當年紡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樑，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今宵紅銷帳裡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梁，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辨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這一段注贏得了跋瘋道人“解得切，解得切”的讚語。這兩首歌謠一向受到研究者的重視，認為其“總收古今億兆痴人共歷此幻場幻事，擾擾紛紛，無日可了”。“好了歌，醒世最為曉暢，惜恆河沙中，絕少領悟人。”從文化學角度看，它們在文本結構上預設了佛道的話語語境。

首先，體現了佛家的色空觀念。

它否定了世俗的價值追求，具象地演繹了頑石與僧道的對話內涵：“瞬間則又樂極生悲，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脂硯齋在書眉上批道：“四句乃一部總綱。”由此可看出，作者在進行總體構思時就已賦予作品佛教的兩個主要思想，即諸行無常與四大皆空。諸行無常指過去、現在和未來三世中的萬事萬物流於盛衰輪迴的變換之中。此即《涅槃經》十四所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又《般若經》強調“空”並不是說萬法不存在，而是說存在的萬法都不真實，因而都不可執著。經中用“二諦義”來解釋：萬法性空是宇宙真諦，認為色有是俗諦，通過有俗諦，方能顯空之真諦。因此，認識到“色”之假有，也就把握了性空的“真”，即不離萬法之假而觀空。

其次，體現了道家思想的主要內涵，如老子的對立轉換規律和循環運動規律。

如果說《好了歌》是用總括性的話語揭示紅塵中樂事的不足恃，那麼甄士隱的注則具體形象地描述了榮辱興衰、篤情薄義、生死窮通、兒孫命運相反相成的轉化運動，道出了世事盛極必衰的對立與轉化。老子說：“反者道之動”（《老子》第四十章）。他認為，事物向相反的方向運動發展，同時，事物的運動發展總要返回到初始狀態。“反”既作“相反”解（走向對立面），又作“返回”解（返本復初）。它蘊含了兩個概念：相反對立；返本復初。甄士隱的注一方面反映出對世俗人生的無奈；另一方面主張否棄“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生存狀態，對“反認他鄉作故鄉”的迷執進行反思，目的在於引領人們走出這紛亂嘈雜的現實人生，勿要再為功名所奴，身心不得自主，精神不得獨立，返回人之本初虛靜、澄明的生存狀態。

《莊子·天道》篇說：“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庚桑楚》中說：“貴富顯嚴名利久者，勃志也。……此四六者不蕩於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無則無為而無不為也。”由這兩則材料可看出，莊子所言的由慾望之心得到解放的虛靜之心，其效果是明，而明則是“‘一知之所知’的知。……即‘靜知’。所謂靜知，是在沒有被任何慾望擾動的精神狀態下所發生的孤立性的知覺”。即擺脫慾望的困擾，對萬事萬物採取靜觀默察的態度，“妙機其微”。它與《好了歌》中的“了”的內涵基本是吻合的，二者均主張擺脫塵世間“功名”、“金銀”、“嬌妻”、“兒孫”的羈絆，了斷世俗的情慾與情緣，追求一種精神的超脫與個體生命的高度自由。

《紅樓夢》的主人公寶玉由一僧一道攜入紅塵，又由他們渡出紅塵，最後以出家作為擺脫痛苦的方式。這一方面蘊含有佛家通入佛門，尋求靈魂避難之意；另一方面還有莊子的悲劇意識和自由精神。陳鼓應先生認為，莊子的悲劇意識是“對於苦難的體認以及從苦難世界中所作的精神提升”。表面上看，莊子與佛家一樣有著出世思想，他們均倡導出離世俗價值網，如功名、利祿、美色、尊位等。然而二者出離後的歸宿卻截然不同，佛家寄希望於彼岸世界，莊子則並不捨棄這個世界本身，他的逍遙遊是寄沉痛於悠閒之中。“在逍遙的背後，在莊子生命的底層，未嘗不奔騰著憤激與焦慮之情。”曹雪芹在經歷了人生大不幸之後，同莊子一樣對於時代的災難有痛切的體會，對於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有敏銳的感受。

他借《紅樓夢》中的人物甄士隱、賈寶玉等人的心路歷程對俗眾所汲汲的社會價值提出了批評。賈寶玉在精神境界上與莊子十分相似，他熱愛生命，卻不肯把精力耗費在立功立名的仕途經濟上；他情趣高遠，創造了一個有情的世界，然而這個世界並不能消解他內心的焦慮，更無法使他的心靈迴歸寧靜與自由，他與莊子一樣在悠閒中痛苦而絕望。甄士隱的注在具體闡發的基礎上，還補充了人生中的“美中不足”與“好事多磨”，即缺憾也是生命的真實狀態。指出人對生命、財富、官爵、婚姻的貪婪與不知反省是禍端的開始，而以心為源泉產生的慾望一個接著一個，永沒有盡頭，從而對人的貪慾進行了反思與警示。

表面上，它以一個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已露出下半截光景”的頹敗之人的心境感嘆著世事的空幻與無奈，並無深意，有學者認為它“了無意趣，淺俗得很。甄土隱為表達自己的學習心得與深刻領會而誦的曲文也沒什麼意思”，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小說的主線及其文本結構正是按照《好了歌》所傳達出的精神意旨設置的。這兩首歌謠不僅含有佛家的因果輪迴思想，而且含有道家的“反者道之動”的思想。在作者看來，最佳解脫方式則是出家，如甄士隱、柳湘蓮、賈寶玉、惜春、紫鵑、芳官等都選擇了這一方式。正如王國維先生所說：“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出世者，拒絕一切生活之慾者也。”而自殺者，乃是“求償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別之生活，而對生活之為物，則因欲之而不疑也。

故此書中真正之解脫，僅賈寶玉、惜春、紫鵑三人耳”。寶玉與惜春、紫鵑出家的精神境界又有區別，這留待後文論說。由此可見《好了歌》中蘊含有以人生存境界的詩意化為旨歸的道家哲學（莊）和以追求精神自由為根本目的的佛教哲學（禪）的思想緣由，而莊禪思想則作為文化底蘊構架起了《紅樓夢》的話語語境。此外，《好了歌》及其注雖然極力言說在世的虛妄，即如“太虛幻境”兩邊的對聯所云“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但換個角度看，它又從一個側面清醒地認識到人慾是人本身固有的，難以割捨，尋求解脫之路乃是一個不斷出離自己的超越過程，一個不斷去除執著的醒悟過程。即不斷從情的羈絆與牽掛中脫出，從塵世的網器與知識的繫縛中脫出。

這一脫出過程中充滿著靈與肉的撕裂之痛，必須親身經歷大不幸的人生苦難，才有醒悟的前提。而《好了歌》中尚未經歷大悲痛的世俗人“忘不了”塵世間之人情，辨識不清真假，不能捨棄“假”與“有”的迷惑，無法迴歸精神自由的本真存在。因而便有賈瑞不惜以死而追“假”舍“真”，反覆照“風月寶鑑”的背面，直至最後“兩個人走來，拿鐵索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還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賈雨村在中進士一得官一革職後，面對智通寺那幅“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的對聯也未能大徹大悟，當新的機會來臨時，他又開始新一輪的“奮鬥”歷程：復職一獲罪一遇赦。

而甄士隱尚有平穩生活時，將和尚所說英蓮“有命無運，累及父母”之言視為瘋話，斷不肯將女兒舍與和尚；黛玉父母亦認為癲頭和尚瘋瘋癲癲，聽說要化黛玉出家，“固是不從”。《好了歌》及注對脫出塵世功名、利祿、美色的束縛，追求精神自由與人格獨立的艱難有著清醒而冷靜的認知。這一認知為小說預設了諸多的世俗人生的畫面，即我們常說的寫實主義的特徵。小說並沒有以理想的精神自由的追求而簡單否決世俗眾生的庸凡生活，而是將它們客觀真實地展現出來，讓世人在“觀看”中對比、感悟。同時，企盼著人們的“理解”與“明白”。第一回那“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的篇首詩中，“誰解”二字中既有企盼，又有預感後人無法真正解悟的絕望。

《好了歌》及其注預設的莊禪話語語境和世俗話語語境與小說開頭那個美麗的神話交織並行，使小說既有強烈的寫實特徵，又有濃郁的浪漫色彩與宗教性的神秘色彩。它們像一場多聲部的合唱，而曹雪芹就像一個智慧的指揮，“他並不粗暴地用自己的聲音淹沒所有樂聲，而是按照一個整體設計，把各種不同的樂聲和諧地組織成一首動人樂曲”。以莊禪為核心的佛道思想在後文中隱隱約約時有印證，或以籤語，或以讖言，或以悲音，或以詩詞，滲透於人物命運及情節發展的方方面面。下面具體分析《紅樓夢》對於《好了歌》中所蘊含的佛道隱意的貫穿與傳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