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 華盛頓會議（4）

1.4.2 華盛頓會議

一戰結束後，表面上和平已姍姍來到，但世界並沒有風平浪靜。隨之而來的，就是列強各國為角逐海上霸權所掀起的軍備競賽。美、英、日三國在這場如火如荼的競賽中表現尤為突出。

美國在巴黎和會上憋了一肚子火，其根本原因就在於軍事實力還沒有達到“會當凌絕頂”的地步。鑑於美洲大陸獨特的地理位置，美國決定率先發展海軍，其仰仗的就是自己急速膨脹的工業和金融實力。早在1916年8月美國威爾遜總統就宣佈，在三年內建造10艘超級無畏艦和6艘戰列巡洋艦，打造一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軍”。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快的造艦計劃。此舉也等於是向世界海軍霸主大英帝國發出了挑戰書。威爾遜曾經這樣說，“我想在去參加和平會議時，往口袋裡塞進所有能裝下的武器以贏得公正。”

在一戰中受到重大消耗的大英帝國此時早已力不從心。面對咄咄逼人的美國人，世界老大當然丟不起面子，英國立即不甘示弱地提出要建造4艘超級戰列艦。英國首相勞合.喬治表示：“大不列顛寧願花盡最後一分錢，也要保持海軍對美國或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優勢。”話說的似乎鏗鏘有力，但底氣已略顯不足。此時的英國已經開始走下坡路，昔日的日不落帝國輝煌不再，再也不提保持海軍的兩強（即海軍力量要超過排名第二、第三之和）優勢了。

在一戰中同樣發了橫財的日本為了與美英一爭高下，也雄心勃勃地大力推進早已制定了的“八八艦隊”計劃，即建立以八艘戰列艦和八艘裝甲巡洋艦（後改為戰列巡洋艦）為核心的強大艦隊，還提出主力艦每8年要更新一次。

有紅花也就會有綠葉。緊接著法國和意大利也興致勃勃地加入了競賽行列。一時間各大海軍強國的造船廠內叮叮噹噹、人聲鼎沸，好一派繁忙景象。大家你造一艘我造兩艘，從大西洋、地中海到太平洋，一場看不見硝煙的軍備大戰悄然興起並愈演愈烈。

牛好吹活難幹。海軍不像陸軍那樣發杆槍就能上陣，水兵的腳下是甲板不是陸地。一定程度上來說打造海軍跟燒錢差不多。時隔不久，大家都逐漸嚐到了軍備競賽的苦頭。伴隨著一艘艘戰艦的下水，各國的軍費開支陡然大增，財政紛紛捉襟見肘。

被一戰折騰得財力匱乏的英國首先就奉陪不起，現在硬撐著加入軍備競賽真是苦不堪言。雖然在一戰中發了財，但國力最弱的日本也逐漸感到力不從心。為了實施“八八艦隊”計劃，海軍撥款已佔了整個國家預算的三分之一以上。美國雖然財大氣粗，但要真正壓倒英、日也絕非易事。況且作為民主國家，來自國內民眾的反軍備壓力巨大。列強們的軍備競賽逐漸陷入了困境。

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1921年7月，美國總統沃倫.哈定正式向英、日、中、法、意、比、荷、葡和中國等國發出了召開華盛頓會議的邀請。會議有兩個主要議題，一是限制海軍軍備問題，二是討論遠東和太平洋的秩序問題。為此除由9國代表參加的大會外，還設立了由美、英、日、法、意五國組成的“縮減軍備委員會”和由9國組成的“遠東和太平洋問題委員會”。看上去來的國家不少，真正說了算的不多。會議實際上是在美、英、日三國的操縱下進行的。

參會各國為了在會議上爭得對已有利的條件可謂是煞費苦心。在前文提到日本1907年出臺的《帝國國防方針》中，除了將美國作為假想敵和打造“八八艦隊”兩項主要內容為，還有一項就是“在戰略上按照美國海軍70%的標準保持實力”。

有關日本海軍必須保持在美國水平70%這一數據，是1907年由日本海軍兩大戰略家秋山真之和佐藤鐵太郎經過多年潛心研究得出的結果。這一計算的前提是：入侵的敵軍艦隊需要比防守的艦隊擁有至少50%的優勢才有可能打贏戰爭。如果日本海軍有美國70%的實力，相應地也就是美國有日本143%的實力，美國就不能確保對日本進行一次成功的進攻。如果日本只有美國60%的實力，則相應美國就有對日本166%的優勢。日軍如果按照70%的比例和美國開戰，秋山認為日軍獲勝的機會在50%左右。佐藤則樂觀一些，他認為日軍稍占上風。綜合結論是沒有70%就沒有絕對的安全。也就是說，60%和70%之間的差異決定著未來戰爭的最後勝負。

這一理念逐漸成為日本海軍的共識：70%是安全指標，攻不足則守有餘。為了驗證這一數據，日本在幾十年裡進行了無數次的兵棋推演、桌上演習和海上操練。——我們之後多次要提到兵棋推演。1902年秋山真之到海軍大學任教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引入美國先進的“兵棋推演”和“桌上操練”。可以說，70%這個數字折磨了日本海軍足足三十年之久，直至珍珠港事件爆發。

但是這個70%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美軍的進攻必須從珍珠港出發。如果美國在關島和菲律賓建成了大型海軍基地，那70%對於日本將變得毫無實際意義。

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大洋彼岸那個最偉大的海軍戰略家馬漢也認為，菲律賓距離珍珠港是3000英里，如果美國艦隊從珍珠港出發，由於受到磨損、船底汙泥、沿途敵人的侵擾、官兵士氣不斷下降等因素的影響，每前進1000英里，戰鬥力就會下降10%。等到了西太平洋，美國海軍就只剩下70%的戰鬥力和日本交鋒，只能有“成敗參半的機會”。高手不愧為高手了，隔著一個大洋都能想到一起。

日本對於華盛頓會議的準備從1919年6月就已經開始。其主導者就是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大將。大家可能還有印象，他就是日俄戰爭時聯合艦隊的參謀長，關鍵時候曾經帶領參謀把受傷的東鄉平八郎抬進司令塔內。我們之後稱友三郎為大加藤。從第二次大隈重信內閣開始直到他擔任首相的五屆內閣共七年十個月，他一直擔任或兼任海軍大臣，時間之長在歷史上居第二位，僅次於齋藤實大將。難得的是，大加藤被譽為日本海軍中最傑出的“將軍政治家”，後來甚至被日本史學家稱為海軍中唯一的政治家。英國人也稱他為“一個領先於世界的政治家”。

大加藤深知日本國力與美國的巨大差距。作為“八八艦隊”的主要倡導者，視野廣闊的大加藤綜合考慮了經濟、政治、外交關係等諸多因素以及與美國改善關係的迫切需要，希望能夠停止危險的軍備競賽，力爭避免和美國作戰。作為溫和派的海軍官員，在接到美國邀請參加華盛頓會議的通知時，頭腦清醒的大加藤認為這不啻為一個“天賜良機”。

幸運的是，大加藤得到了內閣首相的全力支持。當時任首相的就是日本歷史上第一屆正式政黨內閣的“平民首相”原敬。原敬成功地以政黨政治取代了之前的藩閥政治，成為日本“大正民主”的象徵。原敬認為在戰後國際社會中，與英美特別是美國建立良好關係對日本來說至關重要。他甚至在日記中寫道，“日美英三國進行合作對國家的將來極為有利。反之，如果日本與美國關係疏遠那將是十分危險的”。為了減少與歐美各國間的摩擦，他把日中友好做為對華的基本政策，甚至出現歸還山東權益的動向。考慮到日本的財政狀況，始終認為“政治應高於軍事”的原敬認為大規模擴軍是無益的，美國總統哈定呼籲召開裁軍會議無異於給了原敬一個很好的臺階。

原敬當即對美國提出的裁軍提案表示歡迎。原敬認為只有從海軍中選派實力派人物加藤友三郎才能說服海軍方面接受可能簽訂的條約。由於具有相同的觀點，原敬首相肯定會無條件地支持大加藤。會前，原敬曾經跟大加藤承諾讓他不受任何國內政治的影響。可惜的是，在華盛頓會議召開前一週的11月4日下午7點多，原敬在東京火車站被鐵路搬岔工中岡艮一刺殺，成為明治維新之後第一位被暗殺的首相。不辱使命的大加藤最後頂著巨大的壓力完成了條約的簽訂，出色地完成了原敬交給的任務，也算告慰了原敬的在天之靈。

就像那句話所說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原敬和大加藤這樣的覺悟。日本代表團的首席海軍顧問就是海軍大學的校長加藤寬治中將，我們之後稱之為小加藤。小加藤是“海兵”第16期的首席,日本海軍中首屈一指的炮術專家。作為一個純粹的海軍軍官，小加藤強烈反對縮減軍備。儘管當時職位並不太高，但小加藤卻代表著隊伍龐大的反裁軍隊伍。在隨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大小加藤分別代表了日本海軍內部的兩大派別。

純粹從軍事角度看待日本國防問題的小加藤素以強硬著稱。有人形容他，“不是那種會耐心等柿子熟透掉下來，而是等不到柿子成熟就會一杆子打下來的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海上武士”。與大加藤的理性和冷靜相比，小加藤可以說是性情中人。明治時期唯一的元老西園寺公望的秘書原田熊雄說小加藤是一個“頭腦簡單和衝動的人”，鈴木貫太郎對小加藤的評價更絕，“任性、衝動、很難對付”。小加藤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軍人干政”的危害性。後來的歷史證實，正是這個莽夫用20多年的不懈努力把日本海軍一步一步地帶到了珍珠港。

能有這樣“作為”的小加藤當然不可能是等閒之輩。他認為，“日美海軍為爭奪太平洋的支配權，以及日美兩國圍繞‘中國寶庫’引發的經濟戰，必然導致日美海軍的爭霸戰，而日本不利於持久戰。美國工業實力雄厚，平時沒有必要保持大軍備，即使使用與日本同等或劣等的常備兵力，仍能在戰爭爆發後及時擴充艦隊，保持安全。而像日本這樣在資源和工業上都居於絕對劣勢的國家，平時不擁有強大的常備兵力，一旦危急就無所依靠。”小加藤對70%立場的堅持已經超越了軍事層面，其根源在於其“軍備平等”和“國家榮譽”的概念。他聲稱，日本作為主權國家本應享有與美國同等的軍備，保持70%已是最大的讓步，這已經損害了日本的“國格”。

1921年11月12日，參加會議的與會各國代表齊聚美國華盛頓獨立紀念館，繼巴黎和會之後又一次規範國際秩序的華盛頓會議勝利召開。近千名來賓濟濟一堂，美國代表、顧問、外國使節太太、國會議員和其他客人擠滿了包廂。——這是迄今為止在美國舉行的最為盛大的外交會議。

為了渲染和平氣氛，會場內裝飾了許多棕櫚葉，擺設了“U”字形的會議桌，桌上覆蓋著綠色的檯布。大會選舉美國首席代表、國務卿休斯為大會主席。美國海軍的首席顧問就是當時只有39歲的海軍部長助理、後來的美國總統羅斯福。這時候的羅斯福還並不十分顯山露水。

會議開幕第一天美國就先發制人，國務卿休斯率先拋出了一個事先早已謀劃好的有利於美國的限制海軍軍備方案：

一、一個為期十年的“海軍假日”所有國家停止建造主力艦；

二、以主力艦總噸位為標準計算海軍實力，確定各國的比例，美、英兩國的主力艦各為50萬噸，日本30萬噸，即5∶5∶3，輔助艦則參照主力艦的規定比例。

三、按照立即停止的原則，列出拆除艦隻的詳細計劃。

美國的意圖很明顯，就是用這個方案確立對日本的海軍優勢，同時分享英國的海上霸主地位。

九國首席代表：美國國務卿休斯，英國樞密院大臣貝爾福，法國總理白里安，意大利前財政大臣卡洛·香澤，日本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荷蘭外交大臣柯尼碧克，比利時駐美大使卡德，葡萄牙駐美大使阿爾戴，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

休斯的發言“一石激起千重浪”。據英國記者沙利文報道，當休斯提到英國應停止建造“喬治五世號”主力艦時，英國代表、海軍上將貝蒂勳爵“在靠椅上向前一趴，活像一隻躺在門口太陽下打盹的猛犬被一個粗魯的過路人踢了一腳似的。”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科洛內爾.雷平頓寫道：“休斯先生在35分鐘內擊沉的軍艦，要比全世界的海軍將領幾個世紀中所擊沉的軍艦還要多。”

美國海軍部長助理小羅斯福一直在觀察大加藤的表情，他後來在日記中寫道，大加藤“直視前方，臉一動不動”。

臉不動不一定表明就贊成。美國的方案立即遭到日本的強烈反對。11月28日，日本政府提出三個方案，密電指示日方代表在會上討價還價。首先提出第一案，爭取英美同日本的主力艦比例為10：10：7，也就是前面提到的70%。如不行則提出10：10：6.5第二案，倘必須退至10：10：6第三案時，則要求各國保持“維持太平洋防務現狀”。

日本這一密電被美國情報部門破譯。李鴻章在日本馬關談判時的尷尬角色這次落到了加藤友三郎頭上。由於已經對日本的企圖和最後底限瞭如指掌，當11月30日大加藤正式向大會提出10：10：7的要求時，遭到美國斷然拒絕。美國代表聲稱，如果日本堅持它的主張，那麼日本每造一艘軍艦，美國就用造四艘來回答，反正咱有的是錢。美國甚至威脅日本，如果會議達不成一致意見，美國將開始大規模的造艦計劃，在五年之內日本海軍力量將會遠遠低於美國的60%。

作為反擊，12月2日大加藤向休斯提出在夏威夷、關島、菲律賓停止建設海軍基地。休斯立即排除了夏威夷，但是認為“保持關島和菲律賓的現狀沒有問題”。12月6日，英國首席代表亞瑟.貝爾福向日本提出了妥協案：日本接受5：5：3的比例，英國則不在西太平洋建築和加強海軍基地。對於英國的提議美國隨後也表示接受。

大加藤認為，英國是支持美國的，自己原來的盟友已經倒向了美國人。如果把同人種同語言的英美算做親兄弟的話，那黃種人的日本最多隻能算是遠房的表弟而已。這樣日本在與英美的對抗中完全陷入了孤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2月15日，美、英、日三方達成了有關主力艦的協定，確定日本與英美的主力艦比例為3：5：5。

美、英達到了限制日本海軍力量的目的。作為對日本的讓步，大家規定了美、英、日要維持太平洋西部區域海軍基地現狀，美、英承諾在該區域不再建設新的海軍基地。每個國家對這條禁令都有例外。美國能加強它的本土基地、夏威夷和巴拿馬運河區，包括阿留申群島、菲律賓群島和關島被禁止加強或擴大超出簽字日現存的規模。英國被允許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建造基地設防，但不包括香港。日本也同意在千島群島、小笠原群島、奄美大島、琉球群島、臺灣和澎湖列島上不設防。這一舉措實質上承認了日本帝國海軍在西太平洋的區域統治地位。

關於不設防的條款意味著美英不能在距日本本土5000公里以內新建或加強海軍基地，特別是限制了美國在菲律賓和關島加強防務。美國所屬菲律賓和關島在開戰之初就被日軍佔領。美國海軍著名歷史學家佈雷斯特德就這樣說，“從華盛頓會議之後美國海軍在心理和物質上都出現了累累傷痕”。

　紅花唱完了戲，輪到綠葉出場。美、英、日三強主力艦比例剛剛搞定，法國和意大利又開始漫天要起價來，要求擁有超過日本標準的35萬噸主力艦。經過一番激烈的討價還價，最後總算是打了個對摺，17.5萬噸。

擺平了主力艦，海軍五強又在限制潛艇問題上吵得不可開交。英國最忌怕別人的潛艇，英倫三島所需的大量物資全靠海外供應，僅糧食一項就有超過60%依靠進口，保證海運的暢通極為重要。一戰期間神出鬼沒的德國潛艇已經成為英國人刻骨銘心的痛苦記憶，因此英國主張完全禁止潛艇。法國人針鋒相對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議，聲稱如果不準海軍弱國使用潛艇，就等於是把它們交給海軍強國任意宰割，提出根本不應對潛艇作任何限制。

一方要求完全限制，一方要求全部放開，簡直是南轅北轍，於是雙方再度開吵。最怕法國獨霸歐洲的英國代表氣勢洶洶地說：“英國決不能允許擁有80萬陸軍的法國再擁有頭等的潛艇艦隊！”法國代表反將一軍：“如果英國願意取消主力艦，那法國就同意立即取消潛艇。”這話基本相當於“你如果保證不吃飯，我絕對保證不吃肉”。

英國代表立即回擊：“基地遍佈世界各地的法國如果再擁有大量的潛艇，那對英國的威脅可能要比德國對英國的威脅大許多倍。”法國代表反唇相譏：“英國建造主力艦想必是為了打撈沙丁魚？那麼，何不讓可憐的法國也造幾艘潛艇來研究研究海底植物呢？”美國見英、法的“潛艇戰”陷入僵局，趕緊出來打圓場。但是由於雙方分歧太大，限制潛艇問題最終沒有達成任何協議，最後只好暫時擱置。

經過近三個月的明爭暗鬥，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五國簽訂了歷史上著名的《五國海軍條約》。條約規定：

美、英、日、法、意主力艦噸位比例為10:10:6:3.5:3.5的比例。

各國航空母艦噸位總量的限制是：英、美135000噸，日本81000噸，法、意各為6萬噸。

締約各國不得建造排水量超過35000噸的主力艦、排水量超過27000噸的航空母艦、排水量超過 1萬噸的巡洋艦及其他艦艇。

主力艦主炮口徑不得超過406毫米；艦空母艦、巡洋艦及其他艦艇不得超過203毫米。

在西太平洋特定區域，美、英、日不能修建新的海軍基地。

條約最後強調：10年內締約國不得動工建造新的主力艦。這就是史稱的“海軍十年假期”。

《五國條約》使得美國在未來和日本的戰爭中只能以夏威夷作為基地，在西太平洋向日本發起進攻變得十分困難。日本有足夠的力量來保護自己，但顯然也沒有力量對美國進行跨洋攻擊。隨後簽訂的《四國條約》預先防止了英美海軍成為日本的對立面，這兩個條約一道讓日本海軍成了遠東水域的主宰者，這也是一個巨大的成功。

原敬被刺殺後，他的繼任者是高橋是清。高橋內閣批准締結了華盛頓裁軍協議。不過相比原敬而言，高橋的結局也好不了多少。曾多次出任大藏大臣的高橋由於竭力抑制軍費開支引起軍方的不滿，在1935年的“二二六”事件中被殺。此乃後話，將在後節中詳細論述。

華盛頓會議美國坐鎮主場，可謂取得的了一次勝利。日本原來要求的比例在美、英的壓力下只得屈從，肯定不那麼舒服。英國也是失意者之一，它被迫承認了美國與英國海軍實力的平等地位，原來的海軍老大變成了並列第一。可以說，華盛頓會議對戰後美國在全球勢力的迅速膨脹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美國的收穫還遠不止於此。除了《五國協議》之外，會議上還簽署了其他兩個協議，分別稱作《四國條約》和《九國條約》。

《四國條約》由美、英、日、法四國於1921年12月13日簽署。這一條約的關鍵點在於拆散了自日俄戰爭開始之前就簽訂的《英日聯盟》。對於日本來說，原來的“哥倆好”變成了“四季發財”，日本人吃了一個說都沒法說出來的啞巴虧。華盛頓會議之後，日本在名義上似乎朋友多了，但是真正盟友英國的疏遠導致日本隨後在國際上逐漸陷入更加孤立的不利局面。

《九國條約》由與會國於1922年2月6日簽署。其實質是確認各國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在美、英斡旋下，中日兩國就山東問題於1922年2月4日在會外簽訂了《解決山東懸案的條約》，在尊重日本在該區域內既得利益前提下恢復了中國對山東的主權。日軍撤出山東，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由中國向日本贖回，前屬德國人的煤礦由中日合辦，否定了日本在一戰時所取得的在華優越地位。這樣在巴黎沒辦成的事，美國在家門口辦成了。

事實上就國力而言，日本接受3：5：5的比例屬於比較現實的選擇，日本政府包括軍界一些頭腦還算清醒的人士均持此觀點。自1920年實施建造“八八艦隊”計劃以來，經濟尚不發達的日本已暴露出國力難以承受的跡象。僅1921年度政府撥給海軍的費用就佔國家總預算的三分之一。如果再加上陸軍的費用，總軍費開支達到了國家預算的六成以上。日本代表團成員堀悌吉認為，這一比例無論是從國際角度還是從國內經濟角度上來說，對日本都是合適的。

這一比較現實的選擇卻遭到日本海軍內部強硬派的激烈反對。以海軍首席顧問身份列席華盛頓會議的小加藤在會議期間就與大加藤有過無數次激烈的爭吵，有時候大小兩加藤的辯論甚至通宵達旦。大加藤曾經回憶說，在一次激烈的爭吵之後，他不時悄悄地留心小加藤所住的房間，——他擔心情緒激動的小加藤想不開自殺。後來的歷史證明，如果小加藤自殺了對於日本倒真是一件大大的幸事。

在簽署協議那一天，痛苦萬分的小加藤泣不成聲，高聲呼喊：“對美國的戰爭從今天開始，日本一定要對此進行報復！” 即使回到國內，小加藤在見到東鄉平八郞海軍元帥時又禁不住失聲痛哭。他沮喪地向元帥道歉，為自己沒有完成70%的比例而羞愧難當。此時東鄉應該還屬於“條約派”，60%之所以能夠被接受是因為大加藤事先得到了東鄉的支持。看著哭得梨花帶雨的小加藤，東鄉安慰道：“該條約沒有限制演習，對吧？”

小加藤回國後發表了堅決反對會議決議的觀點，得到了海軍中眾多少壯派軍官的支持。很多日本年輕軍官認為，一戰期間英國把日本當做忠實的看門狗對待，戰後在華盛頓會議上很快拋棄日本投入了美國的懷抱，簡直是豬狗不如，美英那就是狼狽為奸。在他們的心目中，仇恨英美的情緒在不斷滋生、蔓延。

這樣華盛頓會議就產生了一個副產品，日本海軍內部出現了兩大對立的派別:反對擴軍備戰贊成華盛頓條約的“條約派”以及贊成擴軍反對條約的“艦隊派”。

大加藤是“條約派”的總瓢把子。他的支持者大部分在海軍省，也就時被稱為擅長行政工作、掌握著海軍省要職的“案頭官吏”，他們是贊同停止軍備競賽的穩健派。這一派別最後的思想變成了避免和美軍開戰。按照通俗的解釋，他們屬於“軍政派”、“鴿派”、“親英美派”或者“理智派”，今後我們按照通常的說法稱之為“條約派”。在華盛頓條約簽訂之後的一段時期，“條約派”稍占上風。但隨著大加藤的去世以及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不斷深入，“條約派”日漸式微，在海軍中淪落為絕對孤立的少數派。大加藤的思想遺產傳承到戰前，已經變成了屈指可數的幾個鬥士，其中最傑出的就是號稱反對對美開戰的“三駕馬車”——米內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他們處境險惡，連海軍次官的山本五十六都時刻面臨被刺殺的危險。無奈之下米內光政只好讓到聯合艦隊任職，這才有了之後的珍珠港之役。憑著這樣微弱的力量他們根本無法阻止戰爭的爆發。

以小加藤為首的反對《華盛頓條約》的一幫人統稱為“艦隊派”，大部分是軍令部和聯合艦隊的軍官。與“條約派”相反，他們認為日本遲早要和英美作戰，反對限制軍備條約。相對應的解釋就是“軍令派”、“鷹派”、“反英美派”、“激進派”，今後我們統稱為“艦隊派”。當時還是年輕少壯軍官的南雲忠一、山口多聞等都屬於之一派別。

並不是所有海軍省的官員都屬於是“條約派”。曾經的海軍大臣大角岑生就是地地道道的“艦隊派”並組織了對“條約派”的清洗。曾經的軍令部部長、聯合艦隊司令官鈴木貫太郎，軍令部次長、後來開戰前美日談判的“和平大使”野村吉三郎就是不折不扣的“條約派”。對於某一個人，在不同的階段也會發生變化。華盛頓會議之時，東鄉平八郎就是贊成簽約的“條約派”。之後由於受到小加藤和小笠原長生的影響，成為“艦隊派”的幕後中堅人物。還有一位大家更熟悉的，倫敦會議之前的山本五十六就是堅定的“艦隊派”，為此差點打了贊成簽約的大藏省官員、理財聖手賀屋興宣耳光。但是之後，受到好友“條約派”堀悌吉的影響，深據戰略眼光的山本逐漸轉變為鐵桿的“條約派”。

可以說目前日本海軍內部的兩大派別才剛剛形成。在1930年的倫敦會議之時，兩派之間開始變得界限分明。兩派的決戰將因為《倫敦條約》而爆發。

原敬遇刺身亡後接任的高橋是清首相很快辭職。多年擔任海軍大臣並在海軍內有很高威望的大加藤接任了首相，並繼續兼任海軍大臣。大加藤立即按照《華盛頓條約》大幅度地削減海軍預算。日本海軍預算1921年是31.6%，1922年降為26.5%，到了1923年更降至20.01%，1924年就到了15.8%。此後一直在15%左右的水平徘徊，一直到1933年才攀升至17.4%。1934年之後都超過了20%。預算減少使得國家財政避免了破產。

日本海軍中止了六艘戰艦的建造。包括1700名中高級軍官和超過5800名士兵被裁減，14000名海軍相關工人失去了工作。當指定的戰艦作為炮術和魚雷訓練的靶子被擊沉時，那些曾經在艦上服役的軍官和水兵含淚為他們舉行了最高規格的葬禮。當時軍令部作戰課的“艦隊派”強硬分子高橋三吉海軍大佐這樣形容，“很自然，我們的官兵對英美抱有刻骨的仇恨。”

即使作為溫和派的井上成美海軍少佐也感到委屈，因為他很多的“海大”同學被迫離開了海軍。1922年“海大”招生人數不到前一年的五分之一，學校建議學生們重返平民生活，趁回家過暑假的時候和父母商量此事。這對官兵的士氣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四名海軍青年軍官後來參加了1932年刺殺首相犬養毅的“五一五”事件，他們都畢業於受到華盛頓會議影響的那一屆，這絕對不是偶然。

陸軍也進行了大規模裁軍，從大正十二年至十四年共裁減了60000人，日本陸軍著名的“宇垣軍縮”就發生在這一時期。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日本陸軍很多還是使用日俄戰爭時的舊武器。由於軍費一再壓縮，陸軍軍費已經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整個日本陸軍的軍官坐騎被削減到了10匹，以至於許多將官不得不徒步上下班。在整個二十年代裡，日本陸軍生產的彈藥只能保證當年的訓練演習，毫無庫存。陸軍的士兵在演習時甚至必須隨手揀起地上的子彈殼，將其統一上交，再送回兵工廠。這一習慣在日本陸軍中變得根深蒂固，以至“九一八事變”關東軍士兵在進攻中國軍隊時，仍時不時不由自主停下腳步彎腰在地上揀起那些彈殼。

遺憾的是這一現象並沒有持續很久。出任首相的大加藤很快就被檢查檢查出患有大腸癌。1923年7月27日，加藤友三郎開完最後一次內閣會議後倒下了，8月25日去世。大加藤死後，在重新修訂的《帝國國防方針中》，他倡導的不和美國作戰的原則很快被否定，代之以小加藤與美國戰爭不可避免的方針。從此之後，“艦隊派”開始逐漸打壓、驅逐“條約派”併成為日本海軍的主流，最終將國家引向戰爭、引向毀滅。“條約派”的著名人物山梨勝之進海軍大將曾經說過，“如果加藤友三郎能夠多活幾年的話，日本很可能就不會陷入太平洋戰爭。”

根據日本帝國海軍制定的“八八艦隊”計劃，日本最初作為“天城級”戰列巡洋艦的二號艦已經於1920年12月在吳港海軍船廠開工建造。由於華盛頓海軍條約的簽訂，1922年2月5日這艘艦被迫暫停建造。1923年，日本將這艘停建的戰列巡洋艦改建成航空母艦，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赤城號”。1928年12月10日， 山本五十六海軍大佐登上了這艘名艦，出任該艦第三任艦長。

1935年-1938年改裝完成後的赤城號

同樣道理，“加賀”號航空母艦也是華盛頓條約之後改建航空母艦的產物。它的出身比“赤城”號還要輝煌，原始設計是一艘戰列艦。“加賀”號可謂命遠多舛，這艘根據華盛頓條約被迫停工的戰列艦本來是準備解體的，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挽救了它。原來準備改造為航母的“天城”號因地震龍骨扭曲導致報廢，“加賀”號因此死裡逃生被免於解體並頂替“天城”號，最終成為二戰太平洋戰場叱吒風雲的名艦之一。

“加賀”號航空母艦

你改我也改。美國同樣根據條約將1920年已經陸續開工的戰艦進行改造，兩艘進度最快的戰列巡洋艦“列剋星敦”號和“薩拉託加”號分別改建成航空母艦，舷號為CV-2和CV-3。它們都成為開戰之初美國海軍的核心打擊力量。

順便說一聲，“CV-1”的光輝排名並不屬於什麼名艦。他是美國的第一艘航母“蘭利”號，1942年2月27日在支援東南亞盟軍作戰時受到日機攻擊失去動力，後被護航的驅逐艦自行擊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