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先公時期是我國曆史從傳說向信史過渡的關鍵階段，這一歷史時段與夏代存在的時間大致重疊。雖然並無同期出土文字可資借鑑，但殷墟甲骨文作為商代後期商人自己使用的文字，其中隱藏著他們對遠古祖先的歷史記憶。可以說，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所能追溯到的關於商人先公時期歷史文化的最早文字記錄。因此，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重現於世以來，先公研究便受到重點關注。但是，由於相關的甲骨文資料多殘斷不全，加之殷人傳說時代特殊的時空背景，其中的不少問題目前尚未得到很好的解釋。值甲骨文發現120週年之際，對這一研究課題作學術史回顧十分必要。整體而言，商代甲骨文中的先公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
初創與突破
這一階段是殷墟甲骨的盜掘期，也是甲骨學研究的草創階段。除少數篇目外，涉及商人先公的探討多分散於著錄書中對甲骨片的具體考釋中，關注重點主要是將傳世史籍與甲骨文中的殷先公名號進行比附和對照。研究成果主要以1917年王國維發表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為代表。在兩文中，王國維不但考證出《史記·殷本紀》所載帝嚳、相土、冥、振、微、報丁、報乙、報丙等在甲骨文中的名號，還利用甲骨文訂正了其中報丁、報乙、報丙的世次之誤。這一考證產生了巨大影響，隨著甲骨文研究的逐漸深入而不斷獲得學界的讚譽和認同。事實上，1910年羅振玉於《殷商貞卜文字考》一文中，就已經對證出《史記·殷本紀》所載主壬、主癸兩位先公在甲骨文中的名號。可以說，在這一階段，王國維和羅振玉實際上已經解決了《史記·殷本紀》所載成湯以前的六世先公近祖在甲骨文中的名號問題。這一階段雖是甲骨學研究的草創階段，但甲骨文中的先公研究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進展。
在這一階段，國外也有學者從事相關研究。例如，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博士曾撰《王亥》《續王亥》兩文。不過，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中曾敘及，“甲寅歲末，上虞羅叔言（羅振玉，字叔言——引者注）參事撰《殷虛書契考釋》，始於卜辭中發現王亥之名。嗣餘讀《山海經》《竹書紀年》，乃知王亥為殷之先公，並與《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辭·天問》之該、《呂氏春秋》之王氷、《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垓，實系一人。嘗以此語參事及日本內藤博士……博士亦採餘說，旁加考證，作王亥一篇，載諸《藝文雜誌》”（王國維：《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409頁）。若此，則內藤虎次郎所作《王亥》之文，雖先於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刊出，其實亦採王說。
擴展與熱潮（1928—1948）
1928年，殷墟甲骨文進入科學發掘期，甲骨文材料的著錄進一步走向科學化。這一階段，學者繼續進行甲骨文與史籍中殷先公名號的對照和考證工作，但考證的先公範圍進一步擴大，研究內容也得以拓展，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除對王國維曾經考證過的殷先公提出各自意見外，學者也集中關注他未曾考證過的先公昭明、昌若、曹圉等在甲骨文中的名號問題。有關考釋見仁見智，新說迭出。二是學者開始關注並討論甲骨文中河、嶽等致祭對象的屬性問題，或主張其為商人的先公，認為對河、嶽的祭祀實為祖先崇拜；或主張其為大河之河、山嶽之嶽，認為對它們的祭祀實為對自然存在的山、嶽的崇拜。
在這一階段，研究力量進一步壯大，研究成果逐漸增多。與先公研究相關的專題論文有吳其昌《卜辭所見先公先王三續考》、朱芳圃《曹圉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再續考》等。也有不少論著中旁及商人先公者，如郭沫若《卜辭通纂》、丁山《宗法考源》、金祖同《殷虛卜辭講話》、於省吾《雙劍誃殷契駢枝》及其《續編》《三編》等。可以說，這一階段的商人先公研究是當時甲骨學商史研究的一個熱點。
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中亦有論及甲骨文中的先公者，如加拿大學者明義士《甲骨研究》、日本學者林巳奈夫《帝舜考》、池澤優《甲骨文字和殷的祭祀》等。
在這一階段的相關研究中，有些影響頗深的見解問世，如郭沫若對“河”的文字考釋以及於省吾對先公河的研究，均得到了多數學者的支持。從整體上看，這一階段對商先公名號的探索和求證工作，尤其是《史記·殷本紀》所載上甲微以前昭明、昌若、曹圉等先公與商代甲骨文的對照研究，雖出現不少新說，但尚未形成學界共識。
檢討與深化
由於學者對上甲以前先公遠祖的意見分歧頗大，故20世紀50年代後，學界開始對商代甲骨文中先公的研究進行檢討與反思，出現了兩種趨勢。
一種趨勢是對部分先公提出懷疑與否定。有學者認為《史記·殷本紀》所記上甲以前的先公遠祖大多難以考證，甚至無以為徵。例如，1953年，董作賓在《五十年來考訂殷代世系的檢討》一文中，除了對王國維考證的諸位先公予以基本肯定外，對上甲之前其他先公遠祖的考訂則持懷疑態度，認為傳說時代的先公遠祖要重新考證，似乎並不能存太大希望。1958年，周泓翔在《商殷帝王本紀》中進一步提出上甲以上無徵說，認為甲骨文中沒有上甲以上諸先公之名。還有學者對《史記·殷本紀》所記某些先公的存在表示懷疑或否定，認為昭明、相土、昌若、曹圉等先公名可能是誤入史籍所致。例如，1985年，鄭慧生《從商代的先公和帝王世系說到他的傳位制度》認為：“‘昭明相土昌若曹圉’是一句典誥古語，與《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是一類的話，古人不慎，將其變做人名羼入《世本》，太史公不察，將其摭入《本紀》。”1998年，蔡哲茂《契生昭明辨》又提出，昭明乃是“被誤解採入《殷本紀》”。
另一種趨勢是調整研究思路，轉變研究方法，使相關探討持續走向深化。這種調整和轉變主要從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開始。在研究方法上，他與之前學者相比有了重要轉變，不再拘泥於將傳世文獻與甲骨文中的商人先公名號相對照，而是更加註重通過對甲骨文辭例的分析來探討商人先公。在研究內容上，他除了對上甲以前十位先公遠祖名號進行分析外，還通過對甲骨文中河、嶽等的研究，開始注意傳說中人王與神帝的互相轉化關係，並指出早期甲骨學者“或執著於自然崇拜，或執著於與典籍先公的對照。這種看法是要糾正的”。這一看法使更多學者意識到甲骨文中河、嶽之類致祭對象屬性問題的複雜性，除了以往的祖先崇拜說、自然崇拜說外，也出現了二重性質說。
這一階段，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中也有涉及商人先公者。如日本學者御手洗勝《上甲微和殷王朝的先公系譜（正）》《上甲微和殷王朝的先公系譜（續）》、伊藤道治《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以及美國學者艾蘭《早期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等。
綜上所述，120年來，商代甲骨文中的先公研究獲得了重要進展，極大地推動了對我國早期文明的探索。目前，學者對上甲以下先公近祖的認知有著比較高的共識度，但對上甲以前先公遠祖的意見卻仍然分歧很大，甚至連某些先公的屬性、是否存在等基本問題也沒有達成一致。可見，上甲以前先公遠祖中的很多問題遠未解決。一方面，這固然是由於傳說時代人神雜糅而令人難以判從，加之古今文字差異，甲骨片多殘斷，傳世文獻常多失載等諸多原因而致考證困難。另一方面，對於殷墟甲骨文中上甲以前商人傳說時代的先公遠祖，究竟能否用今天的邏輯思維標準去評判他們？這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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