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6年，大思想家孟子來到魏國，面見當時的梁惠王。梁惠王久仰孟子大名，他原以為對方會和他講一番如何富國強兵的道理，就像今天政府聘請的那些戰略顧問那樣。
“先生遠道而來，有什麼利於我們國家的建議嗎？”梁惠王問。
沒想到，孟子非但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還反駁了梁惠王，“王何必曰利？”孟子說到，“我這裡只有仁義而已，如果國君天天想著什麼對我國家有利，那麼士大夫和老百姓也會跟你一樣想，如果人人都只為自己考慮，國家可就危險了！”
這是《孟子》第一章裡的經典對話，每個中學生都讀過。換到你做梁惠王，你會對孟子的回答滿意嗎？我相信不會，你大老遠請人家過來，不是為了聽這些大道理。別忘了，那可是群雄紛爭的時代。如果我是梁惠王，我一定會反問孟子：“您叫我仁義當然可以，但如果別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我能勸人家對我仁義一點嗎？”
1/5 義利之辨與囚徒困境
這便是我第一次讀到《孟子·梁惠王上》的感覺，當時孟子給我的印象，就是個滿嘴跑火車的道學先生。而他與梁惠王的這番對話，則開啟了中國長達兩千年“義利之辨”的序幕。
以前我總覺得孟子很迂腐，他周遊列國，一生不得志，其政治主張始終不被諸侯們接受，這和孔子的經歷非常相似。但仔細想想，在戰爭歲月，讓大夥拋開切身利益，空談仁義道德，誰會聽你的呢？
但今天回過頭來再讀這段對話，我有了新的發現，不得不承認，孟子有他的偉大之處。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如果每個人只為自己著想，那到頭來每個人都過不好。無論在國家內部還是國與國之間，類似的悲劇都會發生。
設想你現在生活在一個部落裡，你的部落要去征服其他部落。打仗需要士兵，士兵得從部落的所有成年男性中挑選，你也是其中的一員。請問你的最優策略是什麼？
倘若你是個“聰明人”，最好的辦法是打斷自己一條腿，這樣就不必上戰場了。等軍隊凱旋歸來，你再分享戰利品。別人做出犧牲，你摘現成的桃子。這在經濟學上叫做“搭便車”。
問題是，假如人人都“搭便車”，整個部落就沒人當兵了，一旦別的部落打過來，你們就只能束手就擒。所以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就實行了徵兵制，每家至少出一位壯丁，以組成常備軍與外國作戰。個別國家甚至規定，有的家庭必須世代為國家提供兵源，未經允許，不得隨便轉業。
除了“搭便車”以外，還有個普遍的治理難題叫“公地的悲劇”，它是在1968年由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提出的，哈丁想象了這樣一個場景：有一座牧場，上面水草豐美，你是周邊的牧民之一，牧場的面積有限，但每個牧民都想上去放羊，結果會怎樣呢？可以想象，用不了過久，牧場上的草就被吃光了。
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亂局，也可視作“公地的悲劇”的另類版本。各國之所以兵戈不息，是因為大家都想爭奪公共資源，這些資源包括山林湖泊，農田礦山，甚至還有優秀的人才。從各國自身的角度出發，最優策略是把所有資源都搶到手。但每個國家都這麼想，天下就永無寧日，公共資源也得不到有效利用。為什麼呢？因為你今年搶了一塊地，明年就可能被人奪走，你還會在上面苦心經營嗎？你只會竭澤而漁，反正這個便宜不能讓別人佔了。
以上這兩個故事告訴我們，在社會中，自利行為對個體是最優的，可對於整個群體卻是毀滅性的。最終甚至會造成“人人為己，人人遭殃”的結局，這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
2/5 對自利行為的制約
因為“囚徒困境”的存在，儒家思想對自利行為持批判態度。在古人看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始終存在無法調和的衝突，到了某個臨界點，兩者就會陷入此消彼長的關係，這個社會離天下大亂也就不遠了。
對此，儒家的解決方案有兩種，一種是“克己復禮”，藉助自我修養與道德約束來壓制個人慾望。還有一種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希望通過強有力的政府來維持社會秩序。
不止中國的儒家，在西方世界，曾經也盛行著對慾望和自利行為的敵視。典型代表就是對待商人的態度。不錯，除了中國，西方人也有歧視商人的傳統。在古希臘，經商被視為不光彩的事情，貴族以做生意為恥，手工業者和商人連公民資格都沒有，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奴隸沒什麼兩樣。
到了中世紀，這種傾向就更為明顯，神學家奧古斯丁認為，對金錢與財富的貪婪是墮落的標誌。他將物質欲、權力慾和性慾視為人類的三大罪惡。很多人都知道《聖經》裡的那句名言：“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天堂還容易。”形象地說明了基督教對商人的態度。
儒家認為，若社會放任個人追逐私利，整個社會就會分崩離析。古今中外這樣的例子有很多，以古希臘為例，希臘人曾為他們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而自豪，但自由的反面就是放縱，希臘耗盡了自然資源，道德開始敗壞，政治秩序也日漸混亂，最終被比他們更具集體主義精神的羅馬人給打敗。
與儒家持類似觀點的，是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霍布斯假想了一種“自然狀態”，在自然狀態下，人擺脫了社會約束，就會像野獸那樣陷入自相殘殺，從而導致“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為了避免這種狀況發生，就需要一個集權國家來壟斷暴力機器，霍布斯稱之為“利維坦”，霍布斯認為，一個強大的第三方是遏制個人慾望氾濫的前提條件，這個第三方只能由政府承擔。
托馬斯·霍布斯
從中國儒家、中世紀基督教到近代的霍布斯，他們對人性都持比較悲觀的態度，要解決個人與社會間的矛盾，要麼訴諸道德與宗教，要麼求助於集體主義或強制管理。在這些思想家的語境裡，慾望即便談不上罪惡，至少也是有損社會利益的，一個社會無論如何都不能鼓勵逐利行為。往小處說，這會腐蝕淳樸的民風。往大處說，這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
然而，僅僅依靠壓制，並不能徹底消滅慾望，因為那是我們的生存本能。再往前想一步，即便我們的確把個人慾望給壓制了，社會真會變得更好嗎？很遺憾，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裡，人類始終沒找到讓兩者實現共贏的最優解。
3/5 找到破局點
1776年，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出版了他的《國富論》。如今，《國富論》被視為經濟學的里程碑著作，但很多人忽略了這本書對人性的解讀，從某種意義上，這才是斯密最最了不起的地方。
亞當·斯密
提起《國富論》，大家馬上會想到“看不見的手”，斯密有句話被大家反覆提及：“我們的晚餐並非來自屠夫、釀酒商或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
這句話的特別之處在於，斯密首次肯定了自利的價值。不僅如此，斯密還說，我們平時所得的一切，都是別人“自私”的產物，對他人如此，對自己也一樣。沒有金錢的激勵，就沒有大規模的物質交換，我們絕大部分人只能過自給自足的生活。社會得以有效運行，靠的不是大家的無私奉獻，而恰恰是每個人的利己之心。
《國富論》不再將個人利益置於社會利益的對立面，它開始替利己主義正名。更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已經在個人利益與社會繁榮之間找到了破局點。
斯密的學說打開了個人慾望——這個道德家眼中的“潘多拉魔盒”，還提出了一個關鍵假設：如果人類利己心不被刻意壓制，而是充分釋放，只要我們能把它引到一個正確的軌道上，每個人就會比原先活得更好，整個社會都會因此而進步！
而這個正確的軌道，就是自由市場主導下的商品經濟。
其實在早些時候，另一位英國哲學家曼德維爾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曼德維爾寫了一本書，名叫《蜜蜂的寓言》，在書中，曼德維爾就大膽地提出，自私自利與公共利益並不矛盾，不僅不矛盾，還有助於公共利益的改善，增進全社會的福祉。
《蜜蜂的寓言》的出版時間比《國富論》早了半個多世紀，在當時，曼德維爾的觀點不受待見，遭到了歐洲學術界的不斷抨擊，也許這就是思想先驅需付出的代價。
放到今天，你會肯定覺得這些思想稀鬆平常，這不就是我們生活的常態嗎？市場經濟不就是這回事嗎？那我們不妨再問一句，如果這個道理如此顯而易見，為何過去的哲學家沒有想到？難道他們都蠢嗎？
所以，背後的事實沒有這麼簡單，《國富論》首次提出了市場的價值，但斯密沒有告訴我們的是，“市場”本身並非天生就存在於人類社會。換句話說，所謂“互惠互利”的市場經濟，不是人們自古以來就擁有的，它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
4/5 市場秩序的建立
為了理解這一點，讓我們回到亞當·斯密之前的年代，看看人類過去的經濟活動是怎樣展開的，以及為何我們的傳統思想總是排斥個人利益。
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提出了近代市場經濟誕生前的三種經濟形態。第一種是互惠型，比如原始社會的物物交換，不同的部落結成一個政治同盟，定期將貴重物資贈送給對方，中國古代的朝貢體系與此非常類似。不過請注意，這種互惠關係不同於今天的市場經濟，因為它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穩固的政治合作，無論是交易的規模還是頻次，都無法與近代市場經濟相提並論。
第二種形態是再分配，這在世界各國的古老帝國中都很普遍。所謂再分配，就是拿出國民收入中的一部分給另一部分人使用或消費。比如在中國，古代政府會建立糧倉，以便在災年救濟民眾。當然，再分配最大的受益者是特權階層，比如到了明朝後期，社會上存在大量的皇族後裔，他們被分封在小小的土地上，不事生產，專食皇糧，成為社會的寄生蟲。
第三種形態就是自給自足，早期人類文明都經歷過這一階段。中國的小農經濟，歐洲中世紀的封建領主，都是這種經濟模式的代表。自給自足最顯著的標誌，是隻為使用而生產，我用多少，我就做多少。自給自足環境下不可能有精細的分工，家庭成員往往身兼多職，生產效率極度低下。
以上這三種經濟形態，都曾長期存在於人類社會，它們是在生產能力低下，市場規模較小的背景下產生的。因此，它們都受制於社會的存量，一旦對存量的消耗大於存量的增長，整個經濟體入不敷出，社會就會瀕於崩潰。
從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到中國曆朝歷代的興衰，從根本上都遵循著這一規律，社會初期，生產力蓬勃發展，國家欣欣向榮，可到了中後期，隨著人口增長與特權階層的膨脹，對存量的消耗漸漸增加，如果再遇到天災或者外族入侵，政府財政吃緊，久而久之就會形成惡性循環，很多大帝國就是因此而滅亡的。
在近代市場經濟出現以前，人類文明無法走出這個困境，因為長距離的貿易網絡尚未建立，國與國之間無法通過大規模的商業交換髮揮比較優勢，在各自的文明圈裡，大家仍處於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
在嚴重依賴存量的經濟體中，就會出現一種批判私慾，抵制享樂的文化。我們不難看到，全世界很多古老的宗教，都是奉行禁慾主義的。因為有限的存量經不起過多消費，當一個社會的上層出現奢靡之風時，往往以蠶食或掠奪大部分人的收入為代價。所以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才會說：“一個國家生於禁慾，死於享樂。”物質匱乏的年代，利己主義就是洪水猛獸。
5/5 企業家與市場經濟
那什麼是市場經濟呢？前面已經說過，僅僅有了交換，不足以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市場。市場是一種特殊的制度設計，不過，它既非統治者自上而下的安排，也不是全靠人們自發地形成。確切來說，它是兩者結合的產物。
卡爾·波蘭尼認為，市場經濟的物理前提是大範圍的遠距離貿易。只有市場足夠大，經濟互利才能觸達到每一個人，而不是少部分人。
但光有這個前提還不夠，為何近代歐洲能夠崛起？很多人會想到大航海時代的殖民掠奪。的確，遠洋貿易幫助歐洲國家建立了全球性的貿易體系，但這個體系不是免費的，它需要高昂的成本，從過去的西班牙和英國，到今天的美利堅，這些海上霸主都是通過軍事實力來維持世界秩序。因此，所謂的全球市場，並不是大家心平氣和坐下來商量就能搞定的，它其實是霸權的衍生品。
還有一個因素不容忽視，那就是金本位。這涉及到金融史的話題，本文不做贅述。簡單來說，金本位能夠將不同的貨幣放在統一的尺度下衡量並兌換，這使得跨地區的貿易大大方便了。設想一下，在物物交換的年代，人們根本無法準確衡量物資交換的具體價值，統一標準的出現，不僅意味著交易成本的降低，更有助於凝聚商業共識，金本位是市場經濟得以運行的制度保障。
市場經濟是經濟與權力運行的共同結果。它以價格為槓桿，增進了資源的流通，使人類打破了過去的存量限制，將區域間的存量給盤活，使每個人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激發出來。你想獲得更多的財富，可以不靠偷，不靠搶，不靠特權的庇廕，而是正大光明地給別人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你為社會創造了多大的價值，社會就會給予你多大的回報。
當然，除了經濟回報，市場經濟也離不開競爭。為了讓資源更有效地聚集和流通，市場就需要企業家。市場的規模越大，企業家作為調配生產要素的樞紐才顯得越重要。只有當分工產生的專業化水平越高，企業家的創新才會更有價值。
這也是為什麼，人類一直到19世紀末，當西方的全球貿易與工業化初見雛形，我們的思想家才開始讚頌商人，崇拜企業家，從馬克斯·韋伯到熊彼特，商人不再是自私自利的吸血鬼，而是成了勤勉、剋制、責任感乃至創新精神的代言人。
一個社會推崇什麼，反對什麼，往往是由它的生存模式所決定的。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看清歷史對我們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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