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相關史籍記載，漢城百濟滅亡的原因是當時的統治者輕信了錯誤情報而受到了誤導從而採取了錯誤的政策與路線，並且在其

國家內憂外患之時，還大肆興建大型工程損財損力，兩者最終導致了國家的滅亡。

而百濟與劉宋兩者滅亡的時間十分接近，這從另一個角度上來分析體現出劉宋的存亡對於當時世界格局的一個關鍵影響與作用，同時百濟的滅亡也並不是一個獨立發生的事情，並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事件，而是當時世界格局發生演變這一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本文筆者將通過對百濟滅亡內外因素的研究，展現劉宋衰亡的東亞影響。

一、漢城百濟興建大型工程

夢村土城西邊沿著漢江建成，而其他有關的大型工程同樣也都是靠著漢江建造的，修建的王陵也是取石於鬱裡河，即今日的漢江。可見，蓋滷王所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建造的三個大型工程都是靠著漢江的。

在研究過夢村土城所具備的軍事防備功能之後，我們可以推斷出這期間修建的大型工程其實有著建造水上防線、防禦高句麗入侵的功能與性質。而早在國家滅亡的前三年，蓋滷王便已經有了亡國的預感，並向以前從未朝貢過的北魏上表請求軍事支援，甚至作出了貢獻土地的表示。

在迫至眉睫的局勢面前，但凡是一個正常的國家統治者都不會不分輕重地虛耗國力來興建大型工程。那麼蓋滷王在其繼位的第十五年開始進行的這一系列軍事工程建設，其發生的時間節點必定有其特殊意義。

二、蓋滷王的政策轉變與百濟大姓豪族的動向

泰始七年(471)十月，在青州淪陷兩年多以後，百濟使者首次朝貢劉宋。此次百濟朝貢的具體細節已難知曉，但是根據次年百濟給北魏的上表內容可以推知百濟定是先向劉宋請求軍事支援，未果後轉而向北魏朝貢求援。

472年的朝貢是百濟有史以來對北魏的第一次朝貢。故其表文開篇更言“臣建國東極,豺狼隔路，雖世承靈化，莫由奉藩睛望雲闕，馳情罔極"，將此前未曾朝貢的責任推到高句麗身上。百濟從向劉宋朝貢轉而向北魏朝貢, 不能據此判斷百濟的外交方向出現了根本性的轉折，而是表明百濟已到危機存亡關頭走投無路。

文周王重建百濟時，史籍僅言“移漢北民戶”，不言漢城民戶，可知長壽王所俘獲的男女八千人當是漢城絕大多數的倖存人口”。

660年，唐朝滅百濟時統計百濟總人口是七十六萬戶。雖然5世紀後期百濟人口或不至於達到七十六萬戶，但是漢城八千所佔百濟人口比例不至於太高當無太大疑問。尤其值得探究的是，漢城覆滅後“漢北民戶”尚存，並且成為百濟復國的重要力量。

按《隋書百濟傳》所云，“(百濟)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弱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首氏"。領導漢北民戶集團的解氏燕氏及其政治軍事上的對手貞氏，皆屬於百濟“八族”。

在大明二年(458)蓋滷王所上請除授表中，列舉其統治集團的核心成員11人，孝武帝予以應允。蓋滷王統治集團核心成員以百濟王族餘氏為主。這份名單是蓋滷王在位的第三年提出的基本上排除了“八族”，“八族"中受打擊最大的是在腆支王毗有王時代任職佐平的解氏。

蓋滷王在給北魏上表中所言“財殫力竭，轉自孱跟”。所指的其實是

王族、王都乃至中央官倉的財力枯竭，是蓋滷王直接掌控的力量的衰竭，而非百濟國力的衰竭。在外部軍事壓力面前，蓋滷王的對內政策、組織路線使其在469年戰爭開始後第三年便走向了絕境。

三、公元475年:漢城百濟覆滅的時間內涵

公元472年百濟的上表並沒能使北魏出兵解救其危機,反而讓高句麗更加積極地營建有利於己的國際環境。北魏出使百濟的使者邵安為高句麗所阻，

“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同年秋七月，高句麗遣使人魏朝貢，“自此已後，貢獻倍前”。

顯然是試圖以更加對北魏恭敬的態度來消弭百濟上書帶來的副作用。從472-479年，高句麗每年春、秋兩次朝貢北魏,這是前所未有的。這種密集朝貢，發生在滅亡百濟戰爭的前後，或許就是為了協調與此次戰爭有關的國際關係。

公元475年，長壽王決定出兵滅亡百濟,完成其戰略中的最後一擊。這個決策的形成或許有來自北魏、劉宋兩個方面的因素。延興五年(475)，北魏使者邵安再次出使百濟，這次不再借道高句麗，轉而從東萊出海。

這種道路的選擇表明北魏決定繞過高句麗，直接與百濟交通。雖然邵安“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但是這一事件意味著高句麗並不能左右北魏的半島政策，因而對長壽王是有刺激的，促使他當年出兵。但同時，長壽王決定在475年對百濟出兵，是建立在對劉宋情報掌握準確的基礎上的。

四、總結

由此可見，百濟和劉宋的滅亡在同一時間並非偶然，而是反應了五世紀中期東亞諸政權之間的連環盛衰關係。如果從因果上考慮，則是劉宋的滅亡打破了諸政權之間的勢力均衡，從而演化成一系列的戰爭與滅國。

反映在朝鮮半島上，則是導致百濟失去了對抗高句麗的有利國際環境，蓋滷王在軍事壓力之下走上了依賴王族的集體路線，造成的結果事與願違——百濟境內的大姓豪族離心離德，其與高句麗合力滅亡了百濟。

參考文獻：

1.《三國史記·百濟本紀》

2.《舊唐書》中國書局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