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5日黃昏，紫禁城全城戒嚴。
那天，從紫禁城到北平西站一帶接到密令：軍警全員出動，保護國寶出宮。天黑後，大批車伕拉著板車匆匆進入故宮神武門。隨後，2118口貼著封條的木箱從太和門魚貫運出，經過午門，直奔北平西站。
披著黑色斗篷在太和殿前指揮的，是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火車站裡兩列全副武裝的火車，正等他帶著國寶抵達。
火車車頂四周架著機關槍，車廂內遍佈持槍憲警。張學良的東北軍在車外守護——他們要與日軍賽跑。
1933年初，日軍僅用3天就佔領了山海關，北平已失去最後一道屏障。
危急關頭，國民政府批准了故宮文物南遷的決定。秉著“能帶走就絕不留給日本人”的原則，整個乾清宮，包括龍椅、牌匾在內，幾乎全部被打包。
< 文物打包裝箱 >
此時的易培基需要對抗的，並不只有日本人。
雖然早在“九一八”事變後，易培基就曾提出國寶南遷的方案，但一直遭到各界反對。當時全社會基本分為兩派——“主遷派”和“反遷派”。
北平頂尖的文化名流幾乎全都參與了這場耗時數年的大爭論。其中，就包括剛完成《再別康橋》的徐志摩、剛謝絕了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魯迅，以及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
這些人都站出來，強烈反對文物南遷。
1931年，徐志摩給國民政府呈文，請求故宮文物“無論鉅細，概以不出故宮之門”。魯迅寫了一首打油詩諷刺當局：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他們不覺得日本人敢搶國寶。他們擔心的是，敵人還未打來，國寶就已遷出，民心動搖。
民眾多站在他們這一邊，年輕人馬彥祥就在報紙上振臂高呼：“要抵抗麼？先從具有犧牲古物的決心做起！”北平街上游行隊伍也打出了“文物南遷就是逃跑”、“堅決反對政府放棄北平古都”的橫幅。
主遷派遇到的最激烈反對者，是故宮古物陳列所前所長周肇祥。
他不但成立了“北平市民眾保護古物協會”，自任主席，還給支持南遷的工作人員打騷擾電話，順便也給“主遷派”代表、北平駐軍司令于學忠寄去了一封恐嚇信：一旦文物起運，就要在車站、鐵路上安裝炸彈！
易培基身邊的人也勸他多加考慮，因為若出現損壞失竊，責任重大，會“招人閒話”。但易培基反駁：“這全是為私，大敵當前，考慮這些個人問題，就是推卸責任！”
爭議中，1932年的北平政務委員會會議上，甚至還出現了這樣一個議程——各委員簽字，呈請中央拍賣故宮古物，購飛機五百架，以充國家抗敵之資。
當時身在南京的易培基知道後大驚，馬上致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張學良，懇請他阻止。
“故宮所藏，關係全國文化，中外觀瞻所繫。”
最終張學良出面斡旋，拍賣國寶的提議不了了之。
與此同時，易培基開始秘密帶領故宮員工給國寶打包。他反覆叮囑：如果有外人問起，就說是為了修建故宮庫房。
故宮裡的寶貝浩如煙海，易培基按照書籍、瓷器、字畫、珠寶等多個門類，委派多位專家篩選，最終選出書畫9000多幅，瓷器2.7萬餘件，銅器2600餘件……共13491箱。每件南遷文物都有對應的“身份證”，比如“天”字打頭表明來自乾清宮，“地”字打頭來自坤寧宮。
< 文物整理 >
文物打包的方法也極為講究，不同品類的打包方式全然不同。
易培基派人去琉璃廠請來大古董商號的專家，一起研究江西景德鎮運送瓷器時的捆紮方法，甚至還有人反覆做摔落實驗，確定無一損壞，才開始正式打包。
山海關失陷，易培基和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商議後，決定馬上安排文物南遷。
但出發當天，周肇祥帶著眾人在太和門高喊“誓與國寶共存亡”，並鼓動裝運文物的工人舉行罷工。
那天誰也沒走成。
< 準備出宮的文物 >
易培基不得不求助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宋立刻派人秘密逮捕了周肇祥，關押10天。期間，南遷之日再度定下，為2月5日。這才有了開頭黃昏戒嚴的那一幕。
沒想到，周肇祥被捕的消息走漏。抗議的學生們圍堵了火車站，甚至還有人臥軌阻攔。混亂中，張學良趕到，並以人格擔保：“
北平一旦安定，文物就一定原樣送回。”
第一趟列車終於駛出北平。故宮文物前後五批運走，一起運走的，還有頤和園、國子監等處的6066箱文物。
20位故宮工作者匆匆告別家人，跟車出發。易培基對他們說：“人在文物在。”
他們當時的信念只有一個：國家滅亡，終有復國之日；中華文化一斷，永無補救之舉。
沒有人料到，他們開啟的，將是世界文物史上一次最偉大的遠行。
國寶南下，沿途各火車站一律優先放行。白天封存，晚上押運，通過重要關口時，火車內熄燈。特殊路段，均有武裝馬隊在專列兩側追隨守護。
此時，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已經暗中派特務偵查情況，準備在文物南遷途中派飛機轟炸。
易培基早有預防，設計路線時沒有直接走京滬線，而是捨近求遠，繞道鄭州，再轉徐州，最後兜圈上京滬線。保密工作實施得密不透風，日軍轟炸計劃最終落空。
在徐州一帶，文物專列遇到了當地土匪攔截。約幾百人的武裝力量在鐵路附近埋伏，地方政府發現後，派出軍隊開火，才護下國寶。
第一批倉皇運出的國寶，一路有驚無險，終於在2月10日來到上海。但當時南京國民政府還沒有確定文物的安放地點，導致這批文物在火車上存放了二十多天。
衛隊、憲兵一步都不敢離開列車，故宮隨行人員擔心文物受潮損壞，更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終於在3月3日，運送隊接到命令，分批送文物渡過長江。
其中，大部分文物暫存於南京行政院大禮堂，其餘的1054箱運往上海外灘金利源碼頭，隨後送往法租界一處洋行的地下金庫。
此時，易培基坐鎮紫禁城。從2月到5月，他督促剩下的4批文物裝箱運出。
但他沒想到，這是他為國寶南遷做的最後一件事。
5月，南京最高法院檢察官來到故宮查封會計科，有人控告易培基盜賣古物。故宮院長瞬間淪為“大盜”，舉國譁然。
控告易培基的，是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張繼，他還同時兼任司法院院長。這一身份，預示了易培基凶多吉少。
易培基和張繼同為同盟會元老，但進入故宮後，張繼一直不滿易培基在人事上的安排。後來商議南遷的過程中，張繼主張部分文物西遷至西安，由自己負責，以此掌管三分之一的預算。宋子文否決了西遷路線，預算落空，張繼把這筆賬算在了易培基身上，認為是他在背後使絆。
新仇舊恨積累，張繼終於找到報仇機會。
最後一批國寶安全抵達上海時，易培基面對莫須有的指責，被迫辭職。
但對手並沒有就此放過他。張繼先後派人抽查南遷文物，凡發現贗品、損壞，一律記在易培基個人名下。
抽查持續了三年，易培基財產被沒收，多次上訴無果，最後他意識到此案背後是“派系鬥爭”，不得不逃到上海法租界避難。
1937年，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易培基在上海抑鬱而終，終年57歲。直至1949年後，這場誣告才被易培基在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生、新政權的締造者平反。
去世前他曾託老友轉交國民政府一份陳情書：“惟是故宮一案，培基個人被誣事小，而所關於國內外觀聽者匪細。”
易培基含恨消失在滾滾歷史洪流中時，馬衡接過了國寶南遷的接力棒。
時間倒退到1924年11月5日。那天上午，末代皇帝溥儀和妃子有說有笑地吃著水果。幾小時後，他坐上了馮玉祥派來的汽車，被軟硬兼施“請”出皇宮。
< 末代皇帝溥儀 >
從此，紫禁城文物全部收歸國有，500多年來第一次對民眾開放。後來溥儀回宮參觀，還被告知：要先買門票才能進。
為了清點故宮物品，十多位社會名流組成“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會里的易培基和馬衡，一年後分別成了故宮博物院院長和古物館副館長。
< 清室善後委員會合影 >
馬衡之前在北大任教，後來叫了幾個北大的學生進宮幫忙，其中一位叫莊尚嚴。
莊尚嚴能幹負責，每次清點的文物量都數一數二，馬衡很喜歡這個小夥子。不久，其他幫忙的學生都回了學校，馬衡對莊尚嚴說：你留下來吧。
莊尚嚴感慨：溥儀出宮我進宮，此後就是故宮人。
在易培基的帶領下，馬衡和莊尚嚴都成了南遷的一員。
易培基受冤時，因為涉及派系鬥爭，少有人為他出頭。只有馬衡寫了一篇《關於鑑別書畫的問題》的文章，列舉不少帝王買入或臣子進獻的書畫也有贗品的例子，試圖為易培基說話。
可最終南京的法院表示：
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贗品，有則必為易培基盜換無疑。
當時易培基案轟動全國，大報小報都有新聞。馬衡的兒子馬文衝才十三四歲，也在家裡當故事說。馬衡呵斥：“誰和你說易培基盜寶？”
1933年7月，國民政府提議馬衡出任故宮新任院長。馬衡再三推辭後接受，接受的前提是自己不必對“易案”落井下石。
< 馬衡 >
文物儲存上海期間，馬衡帶著故宮駐滬辦事處對每件文物進行詳細登記造冊。
當時，故宮採用 “對冊子”的辦法保證文物數量準確。品名、年代、尺寸、顏色都寫在文物冊上，一份冊子放在箱子裡，一份送主管部門。每運到一處，就兩冊核對，有一點差錯就走不了。
一次，馬衡在視察時，在冊中隨便圈了兩個號，工作人員不到五分鐘就把兩箱文物從幾千箱中找了出來。
< 故宮人在上海 >
考慮到上海天氣潮溼、人員複雜，上任不久，馬衡就提出籌建永久性庫房，提議很快得到批准。籌建期間，故宮文物還出人意料地出了一趟國。
1935年，英國舉辦“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邀請故宮參加。出於安全考慮，反對聲不絕於耳。但馬衡力排眾議：國難當頭，對外參展有助於政府尋求國際政治認同。他帶領專家在南遷國寶中精選了80箱參展。
這次出國事關重大，斟酌半天，馬衡對莊尚嚴說：“你也一起去吧。”
1935年6月7日，馬衡和莊尚嚴登上英國的薩福克軍艦，護送國寶出國。歷經3萬里，於7月25日抵達倫敦。三個月的展期，吸引了42萬觀眾，英國國王喬治五世也帶著王后一起欣賞這些來自古老東方的文物。
< 故宮文物在出國途中 >
故宮的國寶在英國掀起一股“中國熱”。
這趟英國之旅，莊尚嚴西裝革履全程跟隨，收穫極大，他從心底感謝馬衡。很多年後，還稱馬衡為“恩師”。
倫敦展覽期間，故宮選址南京朝天宮修建庫房。1936年底，庫房建成，為鋼骨水泥結構，共三層四庫，還安裝了國際上最先進的“紫外線電光警鐘”。
不久，出國文物和其餘的一萬多箱故宮文物都運到了新建好的南京朝天宮，長達4年的國寶漂泊之旅眼看就要結束。
就在這個時候，“七七事變”爆發。
南京接連遭到日軍狂轟濫炸，國民政府籌備遷都重慶，剛剛安全的文物再度陷入危機。
馬衡與多方商議後，再次啟動文物遷移計劃。
會上馬衡目光堅定：文物分三路遷入西南大後方，做最壞打算，即使某路文物遇險，也有其它路線保證中國文脈不斷。
故宮人在炮火中再次開始打包，他們知道，這是比南遷更困難、更漫長的任務。但所有人都沒想到，這一遷，就是十年。
在馬衡的指揮下，南路文物最先出發。
這批文物包括曾赴倫敦參展的那80箱精品，裡面有甲骨文、鐘鼎、范寬的《溪山行旅圖》、李唐的《萬壑松風圖》。
馬衡再次把任務交給了莊尚嚴。
1937年8月21日，莊尚嚴秘密將這批文物帶到長沙，存放於新建的湖南大學圖書館地下室。
< 湖南大學圖書館 >
還來不及喘氣，日軍就開始轟炸長沙。日軍應該是得到了國寶存放的消息，對著圖書館連發一枚重磅炸彈和七枚燃燒彈。轟炸過後，圖書館被炸出七米深坑，地面上只剩四根石柱。
所幸的是，轟炸前幾天，馬衡已通知莊尚嚴緊急撤離，調出近10輛公交將文物轉運到貴州安順華嚴洞。
莊尚嚴將國寶藏入華嚴洞後，馬衡來視察。師生二人戰亂中相逢，分外高興。興起處，馬衡登高在巖壁上寫下“山靈笑我多事，今夕與君談詩”。
莊尚嚴分外懷念那一天，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
“叔平師因事至安小住月餘，一日酒後忽發逸想，老頭子竟攀梯登三丈許，亟崖大書百餘字，可作紀念。”
< 馬衡華嚴洞題字 >
但“老頭子”馬衡和學生莊尚嚴都沒有想到，這是他們最後一次一起暢快喝酒。
相比中路，南路的兇險只是小巫見大巫。
到1937年11月底，中路工作人員終於打包好近萬隻箱子。但此時日軍已經到達南京城邊，城內一片混亂。
在南京淪陷的最後時刻，負責人之一杭立武通過各種關係找來了一艘英國輪船。
啟程時，英商因為害怕日軍轟炸，一度拒絕開船，除非杭立武跟船走。杭立武毅然決定上船跟到漢口，甚至來不及與家人說一聲。
許多押船的故宮人也是臨時接到通知上船，因為沒時間整理行李，有的拿了一把摺扇就出門，還有的搬了自家的一張方桌登船離開。
這批文物離開5天后，南京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屠殺，許多道別成了永別。
1938年5月22日，中路近萬箱文物歷時5個多月，秘密逆長江而上，抵達重慶。
1939年春天，日軍在重慶開啟了持續數年的“疲勞轟炸”模式。
重慶安達森洋行的老闆是瑞典人，他不但把自己存儲的臘肉和百貨全部搬走，騰出地方存放中國國寶，還在日軍轟炸時，把瑞典國旗插在房頂，甚至把國旗平鋪在空地上。瑞典是二戰中立國，日軍不敢貿然轟炸，存放在這裡的3000多箱故宮文物得以倖存。
躲過重慶大轟炸後，中路文物又轉運四川樂山。在緊急打包裝船過程中，故宮職員朱學侃一腳踏空，墜入艙底犧牲。
剩下的北路，是三路中最為驚險艱辛的一路，由那志良負責。
7000餘箱文物走陸路，11月搭乘專列從南京出發。出發沒多久，就在鄭州車站遭到日軍轟炸，幸得司機沒有棄車逃命，果斷髮動列車，帶著文物專列衝出火海。
此後，那志良一行又用300輛軍用卡車帶著文物，翻越3000米高的秦嶺，於1939年6月到達四川峨眉縣。
< 南遷文物在運輸途中 >
誰都沒想到，存放好的文物又遭到火災威脅。
1943年6月8日，峨眉縣鴉片館著火。四川農村的房子多為竹木結構，沒多久，鴉片館附近一片房子都燒了起來，火勢向西門蔓延，西門外就是存放國寶的武廟。
搬走幾千箱國寶肯定來不及。
負責人那志良立刻找來了當地保長，勸說家住西門前的村民把自己的草房拆掉，以抵擋火勢蔓延。村民們都不願意。最終那志良向大家承諾：“武廟裡都是故宮國寶，不能有閃失，如果火燒不到西門外，故宮給大家賠償！”
聽到是國寶，村民們沒有多說，轉頭就把自己的房子給拆了。這片倒下的草房形成“防火線”，最終保護了這批文物。
紛飛戰火中，三路共計19557箱文物輾轉大半個中國，一箱都沒少，簡直就是一個 “奇蹟”。
而那些沒來得及從南京、北平搶運出來的文物，損失慘重。抗日戰爭期間，南京朝天門庫房被日軍徵為傷兵醫院，其中未能帶走的1000多箱文物被日軍佔有。北平文物總計損失2953箱。
1945年10月10日，故宮太和殿廣場舉行華北區侵華日軍投降受降典禮，北平各界20餘萬民眾參加。
抗日戰爭勝利了。
在故宮主持工作的馬衡，開始張羅文物迴歸。他極力主張按照先前承諾，將文物全部運回北平。在大西南住了幾年的北方人莊尚嚴，也期待回去。
但不久，內戰爆發，國民政府最終決定將文物遷往南京。
< 1947年故宮職員在重慶合影 >
1947年11月27日，一萬多箱文物經過大半個中國的漂泊，重聚南京。距離上次倉皇一別，剛好十年。
馬衡在《抗戰期間故宮文物之保管》的演講中暗示過：
“這一批文物能夠回到南京分院，只算做到一般復員工作，假使運回北平，回覆到‘九一八’之前的狀態，那才是完成復原工作。”
1948年底，平津戰役打響，南京行政院自感平津不保，決定將中國文物精華分三批運往臺灣，同時發電報命令馬衡儘快將北平故宮裡剩餘的國寶裝箱，運到南京。
馬衡回覆照辦，但轉頭就拖延時間，他要把國寶留在故宮。他一邊佯將文物編目造冊報備南京，一邊再三交待手下：
“包裝一定要細緻謹慎，古物館的藏品都很嬌嫩……要保證不損壞，不要求快，記住，不要求快！”
除了搶運國寶，南京國民政府也大力“搶救”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鼓勵北平文化名流南遷赴臺。被列入“搶救”名單的有大學校長、文化界人士、知名學者等，馬衡也在其中。
國民黨青年部部長陳雪屏甚至匆匆飛抵北平，遊說“搶救”對象儘快南下，教育部也允諾派飛機前來接運，但馬衡拒絕登機。
1948年12月17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發來專電再次催促馬衡南下。馬衡委託即將南下的清華校長梅貽琦代轉：“不能南下。”
1949年1月13日晚，馬衡的兒媳林裴宇從南京打來電話，轉達了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兼故宮博物院理事王世傑敦促南飛之意，馬衡當即回絕：“決不南來！”
在國民黨上海衛生局工作的三女兒馬晶來電勸他南行，馬衡忍不住痛罵“婦女之見！”。
1月14日，馬衡又致函杭立武，婉拒南下邀請。他在信中說：
“弟於十一月間患動脈緊縮症……實難從命……醫生誡勿乘機。只得謹遵醫囑，暫不離平。”
馬衡雖能暫時保全北平文物不被運走，但對於南京文物，他完全沒有辦法。直到他得知，負責第一批文物運臺的，是學生莊尚嚴。
他當即滿懷希望給莊尚嚴致電，告訴他務必攔下南京文物。但不想，莊尚嚴婉言拒絕。馬衡再去一信：如果不願阻攔文物赴臺，就斷絕師生關係。
一邊是國民政府的命令，一邊是多年恩師的託付。最後，莊尚嚴選擇聽從“政府命令”。
文物赴臺的消息傳到北平，馬衡當即宣佈二人決裂。
始終，馬衡沒有離開北平。
從南京運到臺灣的文物共計2972箱，佔南京所藏文物的四分之一。因為馬衡，北平的文物一箱也沒有運出。
莊尚嚴帶著文物在臺灣安頓下後，收到了一封馬衡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話：“此後故宮文物在臺，兄須好自為之。”
莊尚嚴見信，感慨叢生。抵禦外侮的年代，師徒二人尚可一起“談詩”，如今日本早已投降，兩人卻無話可說。
他後來成為了臺北故宮副院長。
< 莊尚嚴 >
1949年新政權成立後，馬衡繼續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52年，調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委員，直至1955年去世，享年74歲。
莊尚嚴帶著文物離開後，馬衡再也沒有去過南京。對他來說，那是一個傷心地。
明年，是故宮600歲誕辰。故宮將舉辦大展，其中就包括眾多參與過南遷的國寶。
不知將要排著長隊觀看國寶的觀眾，是否知道80多年前的那場“遠行”，以及背後為之付出的那些人：從易培基到馬衡，和無數無名英雄。
他們在那個時代裡所做的，正如魯迅在100年前的《新青年》上所寫的那樣：
願中國青年都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那志良
《戰時的故宮人》，中華讀書報 ，2019年2月13日
《天涯共此時-臺海記憶：故宮文物南遷路》，2013年10月1日
《讀書-故宮文物避寇記》，2011年8月4日
PS. 哈嘍~大家好，我是叉少。
叉燒往事，專注於發掘舊時光中的閃光時刻。這裡寫的都是跟時間有關的故事。時光是個魔術師，當年看似無關緊要的事，卻在冥冥之中決定著歷史和人生走向。
看了這些故事，都像是看了一場電影。
關注公眾號【叉燒往事】（ID : chashaows），公眾號對話框回覆【臺兒莊】可提取文章：《遲到20年，這部國產片差點沒過審，上映後改變了歷史》。一部好片，值得收藏。
長文創作不易，如果故事有打動你，希望能分享、點贊鼓勵一下，也歡迎留言互動，叉少會堅持把這件事做下去。^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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